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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甲型H1N1流感凸显灾害史研究价值 [打印本页]

作者: karin 时间: 2009-5-14 09:40 标题: 甲型H1N1流感凸显灾害史研究价值

甲型H1N1流感凸显灾害史研究价值

本报讯（记者袁华杰）瘟疫给社会带来灾难的同时，也推进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国内灾害史研究专家认为，对瘟疫等灾害史的重视及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甲型Ｈ１Ｎ１流感目前仍在多个国家蔓延。４月３０日，一名乘ＡＭ０９８直航航班来华的墨西哥公民在香港被确诊感染甲型Ｈ１Ｎ１流感病毒，成为中国首例确诊病例。为此，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严密的防控措施。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院长李怀林日前表示，目前虽尚无预防人感染甲型H1N1流感疫苗，但是“中国完全有能力、有技术对人感染甲型H1N1流感病毒进行监测。”境外出现人感染甲型Ｈ１Ｎ１流感疫情后，我国农业部立即组织相关部门专家研制开发快速有效的诊断试剂。农业部新闻办公室5月３日发布消息称，农业部组织专家开展联合攻关，已成功研制出相关检测试剂盒，可在５小时内完成甲型Ｈ１Ｎ１流感病毒快速检测。

　　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抗灾救灾成了我们生存、发展所面临的极其重大课题。“从某种意义上讲，一部中国通史，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抗灾救灾的历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赫治清告诉记者。有史以来，瘟疫一直与人类相伴而行，并成为人类生存的主要威胁之一。在人类刚刚迈入21世纪时便遭遇到SARS的袭击。这些瘟疫的肆虐极大地冲击着不断进步的人类文明，不过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科学家的不懈努力，人类在预防和控制这些有着瘟疫之称的传染病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瘟疫的频繁来袭，凸显了灾害史研究的重要性。如何从过去的灾害中寻求规律，是我们面临的一项新课题。曾主编八卷本《中国灾害通史》的郑州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袁祖亮教授认为：“灾害肯定有它发生、发展、施威的变化规律，为了生存，我们必须认识它、应对它、揭示它，只有这样才能趋利避害。”

　　赫治清研究员正在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中国历代自然灾害与对策研究”。他认为，我们祖先应对自然灾害的思想、制度、政策措施及其实践，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中极为珍贵的一部分。开发这部分宝贵历史资源，对其进行系统整理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从中总结中国历代自然灾害的规律和历代政府及民间因应对策得失、经验教训，为今天我国防灾减灾对策提供历史借鉴，同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甲型H1N1流感的继续蔓延无疑为我国的预防瘟疫与紧急应对带来更大挑战，而加强灾害史研究既为我国当今防灾、减灾、救灾提供了可资参考的历史借鉴，又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增强全民环境意识和灾害忧患意识、坚持科学发展观、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CASS网发布时间：2009-5-5 11:46:37

作者: 放牛班的课堂 时间: 2009-5-14 17:48

瘟疫与人类社会的历史和现实

作者：□本报记者袁华杰

中国社会科学院报时间：2009-05-08

　　编者按

　　2009年4月，甲型H1N1流感疫情由墨西哥爆发，目前已蔓延至23国，其中10国已有确诊病例。甲型流感原本是猪的一种呼吸道疾病，常在深秋和冬季爆发。感染了甲型流感的猪死亡率较低，但是如果传染到人身上，则会引发较为严重的流感，成为一种死亡率较低但传染速度极快的疾病。

　　当一种流感爆发，人们总是本能地想在历史中寻找答案。美国在1976年就曾经爆发过甲型流感，到1976年底，大约30%左右的美国居民专门注射了甲型流感疫苗。而上溯到1918年，当时一种新型流感的肆虐夺走了5000万人的生命，已被大战折磨得精疲力竭的世界各国心力憔悴。

　　显然，人类已经战胜了天花，甚至逐步控制了癌症，这会让人产生一种幻想：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富有和健康。我们有时想当然地认为，瘟疫的威胁已成为历史。但是，一旦一种瘟疫爆发，人类就会变得和以前一样脆弱。同样，每一次瘟疫都更增加了世界的不确定性，甚至有可能削弱人类的自信，但毫无疑问，人类在承受瘟疫带来的损失和痛苦时，也同样在创造着文明。

　　一位瑞典病理学家说：“人类的历史即是疾病的历史。”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一次又一次的瘟疫流行，让人类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同时人类也取得了进步，瘟疫和科学此消彼长，永远在彼此竞赛和征服。即使欧洲历史上最可怕的一次瘟疫——“黑死病”—— 也在相当大程度上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成为人类社会摆脱中世纪的黑暗、走向现代的契机。

　　无论如何，没有人会为了一种不确定的进步而希望瘟疫的发生。但当瘟疫突入而来，人类在顽强地与瘟疫作斗争的同时，必须更彻底地反思：反思生活方式，反思发展模式，反思是否丧失了敬畏之心。

　　人们一般将由各种集中爆发且对人类社会造成较大损害的传染性疾病视之为瘟疫，其实瘟疫也就是传染病，由于诸多导致疫病的病原体广泛存在于自然界，故可以说，瘟疫与人类社会是相伴而行的。瘟疫在人类社会出现的方式，除了爆发性流行以外，更多的是经常性的散发和小规模的流行。自人类社会出现以后，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瘟疫就不曾停止过，即使是小规模的瘟疫，也一直不时出现。

　　就国外的情况说，像6世纪发生在罗马帝国的“查士丁尼瘟疫”、中世纪欧洲的“黑死病”、1918年席卷全球的西班牙流感等等，都是对人类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大瘟疫。而中国历史上，虽没有像“黑死病”这样严重的瘟疫，但其他严重的瘟疫也时有发生，就比较晚近的历史来说，诸如明末华北的大疫、嘉道之际的霍乱、清末东北的鼠疫等等，也都是颇具影响的疾疫。不仅在历史上，就是现实社会中，SARS、禽流感乃至当前的甲型流感，仍在不时纷扰着人类社会。

　　有鉴于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报》记者专访了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余新忠，从社会史的角度对历史上的瘟疫进行解读。

　　瘟疫是历史的决定因子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报》记者（以下简称记者）：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曾在1970年代出版了一本《瘟疫与人》的名著，他认为瘟疫“是人类历史中的一项基本参数以及决定因子”。可以说，瘟疫在人类历史变迁和文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瘟疫对人类历史进程及其文明的存在状况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余新忠（以下简称余）：瘟疫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关乎人类的迁移、民族的盛衰、战争的胜败、社会的荣枯、文化的起落、宗教的兴灭、政体的变革、产业的转型、文明的发达和科技的进步等等，几乎无所不包。大而言之，瘟疫对人类的历史进程和文明的格局具有重要的影响。比如，非洲是最早出现人类的地区，但现在与温带地区（或者美洲的热带地区）相比在文明的发展上却显落后，原因何在？实际上，这与疫病有着极大的关系。非洲热带雨林和邻近大草原温暖湿润的气候与丰富的食物十分有利于人类的最初成长，但同时也孕育着极其复杂多样的致病微生物。在这片生态体系严峻而多样化的地区，人类为缩短食物链所做的尝试仍未臻成功，依然以不断感染疾患的方式，付出高昂的代价。又如，14世纪欧洲“黑死病”的肆虐，夺去了数千万人的生命，使得“黑暗”的欧洲中世纪变得更加的恐怖与“黑暗”。而在欧洲人发现“新大陆”后，正是得益于生物杀手——天花的帮助，才让欧洲人相对轻松地征服了遥远的美洲大陆。

　　记者：其实瘟疫的影响也不完全是负面的，它在给人类带来恐怖和灾难的同时，也会因为人类的积极和理性地应对，而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某些正面的影响。

　　余：是的，瘟疫对人类社会来说，其实也是一把双刃剑，典型的就像欧洲的“黑死病”。中世纪的“黑死病”在让世人经受前所未有的灾难和“黑暗”的同时，也催化了人文主义、世俗主义和理性主义在欧洲的兴起，促动欧洲迎来了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这样的例子并不少。又如，19世纪三四十年代，全球性的霍乱流行，进一步促成了近代公共卫生机制在欧洲的建立，特别在英国，还直接推动了城市下水道的建设。中国宣统年间的东北鼠疫大流行，也为中国在防疫上展开国际间的合作和推进近代卫生防疫制度的建设提供了契机。当然，更为直接和明显的，还是瘟疫促进了近代医学的发展。

　　瘟疫改变人类的精神状态

　　记者：中华民族的历史多灾多难，各种瘟疫更是频繁发生，它的影响，不单单在于政治经济方面，甚至包括思想观念。

　　余：就中国的历史来说，瘟疫的作用亦不可小觑。比如，奠定三国鼎立局面的赤壁之战，孙刘联军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瘟疫的助阵。而魏晋时期，中国的瘟疫频仍，不仅导致了民间宗教盛行，而且极大地推动了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的佛教的传入。又如，明末的大疫，对国运日蹇的明朝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也进一步促成了它的败亡。就小的方面来说，它也深刻而细致地影响到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我们日常生活中，保持环境的清洁卫生等众多关乎卫生的生活细节，其实都与瘟疫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而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很多节日习俗，也多与瘟疫有关，最为典型的就是端午节，习俗中的遍洒雄黄之酒、熏苍术之烟等行为，明显具有消毒防疫的目的，而像重阳节的登高习俗，本意也与避疫有关。

　　记者：瘟疫与人类社会一直处于较量中吗？

　　余：我想可以借用麦克尼尔的话来说，瘟疫与人类社会，古往今来，一直处在“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较量之中，在人类出现之前就业已存在的瘟疫将与人类自身同在，并一如既往，将仍然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所以，我们对于瘟疫，对于人类掌控瘟疫的能力，显然不应再像上个世纪中期那样信心满满、盲目乐观。对此，恐怕需要我们多一些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少一些现代性的骄傲和过度自信。

　　历史上应对瘟疫的成功经验

　　记者：在《瘟疫与人》中，麦克尼尔认为在近代医学和公共卫生制度出现及确立之前，人类与微、寄生物之间形成的稳定关系基本是依靠生物自然调适机制完成的。也就是说，人类对瘟疫的应对，总体上未能对瘟疫的抑制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余：这一说法尽管在细节上还有待商榷，但大致是正确的。在近代以前，不同时空的族群和社会积累了不少行之有效的应对具体疫病的经验。但毋庸讳言，在19世纪近代公共卫生制度确立以前，人类对瘟疫几乎没有真正有效的控制能力，其应对大多属于个人行为，即使是公共行为，也基本局限在降低瘟疫损害的范围内。我曾对清代政府和社会对江南瘟疫的应对作过专门研究，当时无论是官府还是地方社会力量，普遍采取的行为不外乎延医设局、施医送药、刊刻医书以及建醮祈禳等，这些活动对于减缓瘟疫的伤害，固然不无成效，但对总体上控制瘟疫，似乎都无能为力。欧洲早在14世纪“黑死病 ”爆发期间，就在意大利出现了隔离检疫制度，这一制度一直沿用至今，不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其实也未能对瘟疫的控制起到关键作用，并且还有不够人道之处。人类对瘟疫的控制能力，是19世纪以降，随着以清洁、消毒、检疫、隔离为基本内容的近代防疫机制的逐步完善以及国际间的合作的不断加强而日渐提高的。

　　记者：与过去相比，我们控制疫病的能力虽然已有了质的飞跃，但在瘟疫面前，我们的应对能力还是相当有限的，人类离真正意义上的控制瘟疫还路途遥远。

　　余：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来说，应对和控制瘟疫最为有效的仍然是在近代欧洲逐步建立与发展起来的以清洁、消毒、检疫、隔离为基本内容的近代防疫机制，不过我们也需要看到，在具体的推行过程中，这一制度并不全然是以追求全人类的健康和福祉为唯一目标的。与此同时，实际上也是社会中存在的性别、国籍和财产等各方面的优势者，基于自身的利益，以科学和文明的名义，将相关的举措推行于社会整体的权力秩序。这一机制的发展和完善，还任重道远，我们不仅需要继续在技术上进一步提高控制瘟疫的效能，还有必要对其背后的权力关系保持警觉，从更加平等和人道的角度来省思及完善这一机制。

　　1918年流感的历史不会重演

　　记者：这次的甲型流感让我想起了1918年那次流行广泛、造成大量死亡的流感。令人担心的是，在人类医学进步、对传染病有更深刻认识的今天，人类能否避免这次流感会带来向1918年流感那样大的死亡和损失？

　　余：对于这样的现实问题，我缺乏研究，只能谈点粗略的感想。我觉得这次甲型流感和1918年流感的最大区别，就是时局的不同。1918年正处在一战期间，而战争对瘟疫的传播和伤害的加剧，影响是极为明显的，而现在正处于和平时期。另外，当时也缺乏现在这样的国际间密切协作，这也是一个根本性的差异。至于说，能不能避免大的伤亡和损失，我想首先伤亡和损失的大小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同的时空范围内，标准应该是不一样的。其次，虽然现在国际间的协作已经大大加强，但不同国家和地区对疫病的防控能力并不平衡，其对不同地区造成的损害也是不同的，对局部地区造成较大伤亡和损失，我想仍是可能的。最后，就中国而言，我觉得基于前几年应对SARS的经验教训，我们的防控意识和能力已有了很大的提高，应该还是可以审慎乐观的。

作者: whensee 时间: 2010-1-3 13:09

这种研究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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