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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刘晓春乞巧拜仙金针度人：宋以来广州地区的“七娘会” [打印本页]

作者: cfngroup 时间: 2019-8-7 10:02 标题: 刘晓春乞巧拜仙金针度人：宋以来广州地区的“七娘会”

乞巧拜仙金针度人：宋以来广州地区的“七娘会”

近十年来，每年的七夕期间，广州地区的天河、黄埔、番禺等地妇女的乞巧传统，经媒体宣传，其影响越来越大。期间虽然多有政府主导的各种宣传展示活动，但与七夕有关的习俗却一直在民间鲜活地传承，该传统其来有自。旧时，农历七月初七日，广州地区未婚女子为七娘会，陈花果作供，于庭中拜仙，对月穿针乞巧。是夜，鸡初鸣时分，担江水或井水储存起来，此为天孙水，亦谓之圣水，沐浴可治疗热病。

一

　　早在宋代，广东即已盛行七夕乞巧，宋代诗人刘克庄即有“粤人重巧夕，灯火到天明”［1］诗句。明清时期，岭南地区七夕拜会乞巧习俗依然繁盛。地方志及文人笔记多有记载。

　　七月初七为七娘会，乞巧。沐浴天孙圣水，以素馨、茉莉结高尾艇，翠羽为篷，游泛沉香之浦，以象星槎。——屈大均《广东新语》［2］

　　七夕，汲华水贮之，以备酒浆，曰圣水。儿女陈瓜果乞巧，有喜蛛网则为得巧。——（乾隆）《番禺县志》［3］

　　七夕，女儿乞巧。名媛刘兰雪诗云：堪笑东邻各女儿，声喧檐外斗蛛丝。经年未识回文锦，试问天孙巧与谁？又名媛孙蕙兰诗曰：乞巧楼前雨乍晴，弯弯新月伴双星。邻家有女都相学，闹取金盘看五生。七夕遇雨，余五娘诗曰：乞巧传杯不暂停，人间天上两关情。西风吹断牛郎泪，洒落檐前作雨声。是夕鸡初鸣，汲江水或井水，净器贮之，味久不变，且益甘香，谓之圣水，专疗百般热病。此夕水独重于他夕，若鸡二唱汲之，即不然矣。——（清）范端昂《粤中见闻》［4］

　　明清时期的文人诗歌也多有描述。

　　银河鹊尚未成桥，花果陈筵迓碧霄。儿女心忙先乞巧，分明七夕是来宵。七月初六夜，为七娘会，儿女以花果作供乞巧。（《乞巧》）

　　七日良宵鹊驾成，空庭拜罢夜三更。劝君欲汲天孙水，莫待鸡啼第二声。（《天河水》）——（清）陈坤：《岭南杂事诗钞》［5］

　　清代学者汪瑔（1828—1891）更以十首《羊城七夕竹枝词》，详尽描述清中晚期广州地区的七夕盛况，设长筵陈设瓜果，香奁器具俱备；直径数尺的梳妆盘，盛满女儿们梳妆打扮的各色衣服、镜子之类；在翠绿的稻苗、豆荚掩映中的玻璃灯，翠色冷光相照，澄明透彻；各种巧艺制作，精巧绝伦；新嫁娘们则忙着“谢仙”，从此告别乞巧；是夜姑娘们盛水于盆，第二日早上起来，观看浮在水面的落叶等所成影像，占验所得之巧。

　　越王台畔雨初停，几处秋光到画屏。好是罗云弦月夜，家家儿女說双星。

　　绣闼瑶扉取次开，花为屏障玉为台。青谿小妹蓝桥姊，有约今宵乞巧來。

　　十丈长筵五色光，香奁金翠竞铺张。可应天上神仙侣，也学人间时世妆。

　　乞巧设长筵，用方几数十。其所陈设，自瓜果灯烛而外，香奁缕箱中器具，几于无一不备。又有织女梳妆盘，圆径数尺，中盛镜匣衣扇之属，皆用杂彩及砑金五色等笺制成。或出自闺中，或购诸市上，虽巨费不吝也。广州诸邑皆有此风，而会城为最。

　　稻苗豆荚绿成丛，费尽滋培一月功。嫩绿几层红一点，羊镫光在翠秧中。

　　一月前，以水浸谷豆之属，俟其发芽，约高数寸，即移置磁盎，至七夕陈于筵际。中燃玻璃镫，空明四照。宋人词所谓“翠色冷光相射”者，庶几近之。

　　小品华蕤制最精，胡麻胶液巧经营。不知翠袖红窗下，几许功夫作得成。

　　用胡麻小粒及碎剪镫心草黏砌盘盏镫檠之属，又或作小队仪仗，如旗伞牌扇之类，大仅数寸，精巧绝伦。曩皆制自闺中。近年市肆亦有制就出售者矣。

　　排当真成锦一窝，妙偷鸯杼胜鸾梭。何须更向天孙乞，只觉闺中巧更多。

　　约伴烧香历五更，褰裙几度下阶行。相看莫讶腰支倦，街鼓遥传第四声。

　　姊妹追随上下肩，个侬新试嫁衣鲜。娇痴小妹工嘲谑，明岁何人又谢仙。

　　乞巧皆女郎。其新嫁者预于会，则谓之“谢仙”。

　　几盏清泉汲深夜，铜盘承取置庭心。今年得巧知多少，水影明朝验绣针。

　　是夜以盘水置庭中，俾受风露。次日浮小花针或豆叶于水面，观水中影所成物象。为得巧之验。

　　升平旧事记从前，动费豪家百万钱。昔日繁华今日梦，有人闲说道光年。

　　道光中乞巧之风最盛，豪门盛族一夕之费或数百金。往往重门洞开，外人入而纵观，无呵止者。咸丰甲寅以后，此风顿衰。近十余年，乃渐复旧观。然多闭门以拒游人，非相识者，无由阑入矣。［6］

　　汪瑔记述乞巧之盛，尤以道光年间的广州城区为最，豪门巨族有些竟然为家中女儿“摆七夕”花费百万钱，也许是夸大之词。那些平日重门关锁的高墙大院，此时皆重门洞开，任由外人入内品鉴家中女儿的巧艺。只可惜咸丰甲寅年间（1854年）广东天地会“洪兵”之乱后，此风顿时衰落。此后虽旧观渐有恢复，但豪门巨族皆闭门谢客，不再供外人欣赏了。

　　1934年8月15日《越华报》发表作者蒲剑的文章，回忆光绪年间广州乞巧之盛况，大户人家，争相竞奇斗丽。

七夕节巧琐谈

蒲剑

　　吾粤女郎，每年七月初六七两夕联合诸姐妹在厅堂之上。陈列纸通芝麻制成之各种故事扎作，刺绣丝织手工品及灯色瓜果等类。各出心裁，争奇斗巧。或唱女伶八音以助庆。名曰拜仙。到夜诸女郎傅粉涂脂，列座厅前。惹得一般狂蜂浪蝶，铸立门外，评头品足。在富有之家，每次所耗之金钱，多则数千，少亦数百。其贫乏者则瓜果香烛，虽少亦花费一元数角。……曩昔乞巧，不过陈设瓜果针线之类而已，乃后则有诸种女儿制品出焉。向忆光绪年间，周某以库书起家，给数千元与其女拜仙。其时物价甚平，布置得穷奢极侈。一般人街谈巷议周家拜仙如何奢华，如何声势。闻者皆以得一睹为快。故初六、七两晚，把一条宝华坊挤拥得水泄不通。是时富豪之家，与官宦小姐们，不甘落后。效尤竞奋斗富。投机者每届七月初一日，即赁铺擢列乞巧品物，供人采买。有用纸通芝麻等砌成各种戏本故事一座。内藏机器，上錬即能行动者，每座价值百数十元。其余砌成各种器皿用具，五光十色，奇形怪状，美不胜收。业此者多获厚利。其市以上下九甫，宝华路，高第路，河南洪德路等处为最繁盛。因其地点适中，且多殷户，其余则零星小贩，不足与论。近年因世界不景气所影响，已不若尔时热闹矣。

二

　　此俗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1923年，上海广益书局出版的胡朴安所辑《中华全国风俗志》，其中有《广州岁时纪》《广州之七夕》，皆详细描写民国初期广州地区七夕习俗，为今天的七夕民俗传承留下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七月初七日，俗传为牛女相会期，一般待字女郎，联集为乞巧会。先期备办种种奇巧玩品，并用通草、色纸、芝麻、米粒等，制成各种花果、仕女、器物、宫室等等，极钩心斗角之妙，初六日陈之庭内，杂以针黹、脂粉、古董、珍玩及生花时果等，罗列满桌，甚有罗列至数十方桌者。邀集亲友，唤招瞽姬（俗称盲妹），作终夜之乐。贫家小户亦必勉力为之，以应时节。初六夜初更时，焚香燃烛，向空礼叩，曰迎仙。自三鼓以至五鼓，凡礼拜七次，因仙女凡七也，曰拜仙。礼拜后，于暗陬中持绸丝穿针孔，多有能渡过者，盖取“金针度人”之意。并焚一纸制之圆盆，盆内有纸制衣服、巾履、脂粉、镜台、梳篦等物，每物凡七份，名梳装盆。初七日，陈设之物仍然不移动，至夜仍礼神如昨夕，曰拜牛郎。此则童子为主祭，而女子不与焉。礼神后，食品玩具馈赠亲友。拜仙之举，已嫁之女子不与会，唯新嫁之初年或明年必行辞仙礼一次，即于初六夜间，礼神时加具牲醴、红蛋、酸姜等，取得子之兆，又具沙梨、雪梨汁果品，取离别之义。惟此为辞仙者所具。他女子礼神时，则必撤去。又初七日午间，人家只有幼小子女者，咸礼神于檐前。礼毕，燃一小梳妆盆，曰拜檐前，祈其子女不生疮疥。俗以檐前之神为龌蹉神也。复有一事，即于是日汲清水贮于坛内密封之，尝久贮不变臭味，曰七月七水调药，治热性疮疥，极有特效。
　　广州风俗，綦重七夕，实则初六夜也。诸女士每逢是夕，于广庭设鹊桥，陈瓜果，焚檀楠，爇巨烛，锦屏绣椅，靓妆列座，任人入观不禁，至三更而罢，极一时之盛。其陈设之品，又能聚米粘成龙眼、荔枝、莲藕之属，极精致，然皆艺事，巧者能之。惟家家皆具有秧针一盂，陈于几，植以薄土，蓄以清泉，青葱可爱，乃女伴兼旬浸谷，昕夕量水，屏炎热天时酝酿而成者。睹此觉中土“谷雨浸种，芒种莳秧”之说，犹滞古谚，拘于地、囿于时也。广州盛暑时，昼皆衣单稀衣，夜较凉，可衣复稀衣。其天时如此。粤稻岁两熟，七月莳秧，十一月刈稻，以为常。［7］
　　从上述描述可知，民国期间广州一带七夕会，实际上初六日即在庭中陈设各种用通草、米粒、芝麻等日常用品制作的奇巧玩品，以及女儿缝纫用的针线工具、化妆用品等，初六夜初更迎仙，三更、五更时分，拜七仙，然后“金针度人”，并焚梳妆盆，是夜，新嫁女辞仙。初七日童子拜牛郎，家中有幼小子女者焚小梳妆盘，祈求小孩不生疮疥。另外，贮清水，密封，以备调药之用。综合宋至民国的文献记载，可知七夕是广州一带非常重要的节日。
　　1929年3月，时任广州特别市党部委员的蒲良柱发起组织成立“广州市风俗改革委员会”，当年7月11日正式成立，翌年2月份仓促结束。该委员会以“改良风俗，破除迷信”为宗旨，成立之时适逢临近一年一度的七夕拜仙烧衣习俗时日，连日在《广州民国日报》以记者名义，刊发文章痛陈妇女之“伤风败俗”。足见民国时期某些官员对于民俗的态度，其观念还是非常陈腐。文中对于当时七夕拜仙举市若狂的描述，虽不乏种种贬义，倒可一窥民国时期广州一带七夕的盛况。
　　改革风声中举市若狂之妇女拜仙运动
　　民众视法令如牟髦丑态百出恬不为怪
　　满坑满谷都是凡夫牛郎织女并未光临
　　登徒子大显神通妇女们扬眉吐气
　　这才是伤风败俗此之谓冶容诲淫
　　夏历七月七日即八月十日。俗传双星渡河佳节，一般妇女多陈列鲜果、饼饵、生花暨各种刺绣小工装作品，到坛迎仙，藉以邀□。千百年之习惯，牢不可破。本市风俗改革委员会□□此怪诞不经之事，特规定消极积极两种禁止办法。消极的，则派员劝导。积极的，则请公安局严禁售卖拜仙用品。惟记者昨晚细视十二甫等富户聚居之街道，但觉禁者自禁，迎者自迎。妇女之迎仙兴趣，不减昔年，在将所见情形，略述于后。
　　粉市。是晚十一甫暨十二甫之三凤、美丽、丹凤、金玉、泰生各粉庄，妇女之往购粉者，络绎不绝，门限为穿，各粉庄大有应接不暇之势。而各粉庄亦善于营业，更于是晚预以香水嗔地，香沁心脾，一般登徒狂且之流，徘徊于粉庄之间，藉以饱其眼福，其至上下其手，丑态百出。妇女因购粉拜仙之事，被狂且所夺者，大不乏人。故呼哀之声，时随香气送入耳鼓。
　　花果。市内花王以此日为发财机会，尽力搜罗各种生花发售。凡花俗卉，亦细大不捐，陈列于观音大巷等处，高声眩售。一般迎仙妇女趋之若惊。是晚七时，各生花摊均有售罄，大有求过于供之势。十八甫及十五甫马路之生果摊，亦将价格抬高数倍，各妇女之购生果者，携篮挽袋，取价争益，声振遐迩。种种怪状，非记者之秃笔所能形容。
　　细工。十一甫、十二甫、十八甫、高第街、务洋货店以及纸料纸扎店，均预仙桥暨巧小器具售卖。投机小贩，更待兴顾，妇女之往购者，摩肩擦背，马路上妇女手挽肩托此种仙桥纸扎物品者，触目皆是。尤可怪者，身穿漂亮西装，胸悬襟章之少年，拖其爱人往购迎仙用品，代其爱人双手捧着仙桥，高视阔步，一路软语温声，回家迎仙者，为数不少。此中情形，又非记者秃笔能形容也。
　　迎仙。西关之富户，仍于是晚，于大厅内以台数张或十余张八仙木，陈列迎仙物品，应有尽有。姨太太、小姐、少奶辈，髻辫光滑，面涂粉脂，坐于厅事，以候牛郎织女之降临。一般浪子阔少，则逡巡门前，评头品足，冀以一亲香泽。而粉白黛绿之少奶、小姐、太太等一早预备以色相示人，不以为忤，且有得意色。她如小家碧玉，平日结其同心若干人，每月预蓄金若干，尽行购置生果饼饵等物，更制备新衣，靓装艳服，集合一堂，以迎仙子者，情形亦与往年无异云。［8］
　　1934年七夕节，番禺鹿步司茅岗乡（今广州黄埔区茅岗社区）循例备办慕仙会，村中自梳女带领小家碧玉、富家小姐置办各种七夕手工，除千篇一律、陈陈相因的七夕故事之外，还有中山纪念堂、1932年淞沪抗战等反映社会现实的手工作品。

茅岗慕仙会之盛况

老骨

　　番禺县茅岗乡，乃范黄董李四姓聚族而居。人丁约三千余以范姓为最多，已占全村十分之六。其男子多数出外谋生，年中寄归之欸极多。族中女子又能勤于纺织，日中所醵亦不菲。故其族之殷富，殊非别姓所可及也。该族妇女习于勤俭，因其愚守旧道德，头脑未免陈腐，迷信色彩因而颇深。举凡一切神诞莫不作热烈之庆祝。犹以每年二月十九日之观音诞，及七月七夕之女儿节，为最高庆。乞巧节时，妇女向有慕仙会之设。会之组织，每份基金壹元，按月各供两角，会份无限制，多多益善。入会者不拘何姓，亦无乡界之别也。惟男性与已嫁者不许参加。会务由一二富有积蓄自梳不嫁之老姑婆主持，办理颇臻完善。附近各乡之小家碧玉及富户之小姐多有加入，每年会份多至数百。份金既多，则其开销，当可尽情挥霍矣。各家女儿，每于纺织之余，必独运匠心，以纸通芝藤等物，砌成各种器具，或砌出剧本故事。近年能利用干电池及各色小电泡。所制成之洋楼大厦，其中电炬齐明，模型贱小，能与真者无异。所砌之人物，暗配钟练于内，使其自能行动。惟妙惟肖，栩栩若生。其手艺之织巧，见者无不称赞。
　　该会之陈设，向在祠中，公开展览，任人参观，愿得与众共乐之旨趣。是届余承友约得一饱眼福。今年所摆之方桌共一百十二张，陈列之品，除各众所藏之古董外，手工品占十之七八。即供仙之斋菜鲜果，亦皆染纸制成。骤然观之，多不虞其为赝品。所列之纸制建筑物，以广州市之中山纪念堂为最出色。其外观既酷肖，而内部亦完备。即一砖一木之微，其间格与髹色亦无异于真者。其所制之人物故事，则以淞沪抗敌一座为最脱俗套。所制成之我国官兵，皆奕奕精神，杀敌致果，且有机簧暗藏其中，各能挥刀向敌。见者之心，多为兴奋。于娱乐中不忘救国，制此者其亦庶几乎。余外所列者多七夕故事，手工虽巧，惟陈陈相因，千篇一律，殊不觉其精彩也。是夕观者人多如鲫，红男绿女，白叟黄童，挤逼祠中，肩摩臀并。幸各人皆能谨守秩序，尚无揽窃非礼之事发生。会友数百人，或招待戚友，或欢迎来宾，或监视品物，或指挥香烛，各司其职，忙个不了。而观众之赞许声，谈论声，泯成一片。亦足与祠外唱八音之弦歌声，互相响应也。时至三鼓，更在祠外旷地，大放烟花，金蛇吐焰，光耀数里。热烈情形，堪称一时之盛。闻是届所耗之资，数在三千金以上。在此世界不宁，农村破产之当中，得此点缀，殊足稍破吾人愁闷。然以有用之资，作无为之举，余固不敢赞同也。［9］
　　1934年8月19日广州《越华报》曾记当年禺南石壁（今广州市番禺区钟村镇辖区）乡民环请乡长准予筹备七夕并请梨园演戏一事，乡长因怕担责而不愿呈准告官，不料有人却曲径通幽，获得当局批准。乡人遂以乡长不具担当之名而罢其职，七夕之日乡民极尽狂欢之能事，尽情释放。

石壁乡乞巧节之易长潮

　　番禺石壁乡，交通四达，人烟稠密。乡中富户，尤以区姓为一乡大族，平日乡事，多归其主持。历届乡长多能护慎从公，故乡中甚少风潮发生。近日乡人以七夕已届，乡中不演戏已久，际此乘平时候，欲趁兹机会大演梨园，铺陈七夕物品，以与乡人共乐。当此消息传出后，乡中妇女尤为兴高采烈，一致赞成。事先即联会姐妹辈就本姓祠堂砌作乞巧品物，以备届时陈列。好事之徒，又议盖搭戏棚，出省雇请梨园，以备回乡开演。惟近日乡村演剧须有负责者出而担负责任，呈准官听，始能开演。于是众乃环请乡长区柏江出面办理，区以此种有抄家无封诰之事，意殊不欲。乃向众诸多留难，使将此举打消。众人于是当堂鼓噪，谓乡长自私太重，弗顾舆情，一时议论纷起。然卒以无人负责，势将中辍矣。其中有一部分人，以各专已整备，事如不成，未免扫兴。乃转而之省，丐得留省之有面子者，向当局呈准人情。遂不动声色，雇妥演寿年戏班，并联合留省乡人之有势力者，水陆浩浩荡荡，回去开演。当戏班未抵步之前，乡人中尚有故意向该乡长再三求情，愿允其所示条件，不意议商既竣。而红船已扬帆入口，留省之有面子者亦尽归来，一时乡人欢呼震天，妇孺亦雀跃而出。该乡长登即愕然，知自己弄糟其事，不敢见人，乃伏匿不出。惟时乡人见其身为乡长，而不能负责守法为乡人造事，乃一唱百和，要将其撤换。立即聚祠堂集议，卒议决以区天任暂代其职，盖代期尚有一月，区以众怒难犯，亦愿早日卸事得身轻矣。乡人见目的已达成，为增加热闹起见，更发起赛龙船之举，又有某坊将其祖遗古玩古画等古物尽数检出陈列，任人参观，而妇女之筵戚接友以尽此一夕以欢，尤为忙个不了，是兴七夕节乡村中少有之闹热矣。［10］
　　以上三则民国时期报纸所记七夕拜仙之消息，今天读来颇为有趣。由此可知，民俗的惯性并非一纸行政命令即可禁止，与其压制禁行，不如疏导放行，尊重其传承规律。

三

　　七月初七“摆七夕”民俗活动，在番禺的石碁、石楼、化龙一带，久有流传。特别在石碁的凌边村，只在“文革”期间有短暂中断，民间一直保有“摆七夕”传统。20世纪80年代，化龙镇潭山村的自梳女们也开始自发组织，恢复“摆七夕”。至今，随着当地政府的重视，以及民间的自发组织参与，两地“摆七夕”传统均得到较好传承，并有新的发展。
　　凌边村的“摆七夕”，在番禺地区颇负盛名。旧时凌边村的乞巧多由各家各户自办，姐妹们多互访品评观摩，看谁做的“七夕公仔”手艺高。“文革”期间，凌边村乞巧中断。据谢权治介绍，1973年，凌边村即恢复摆七夕活动，以女性为主，采用分散自由组合的方式。［11］1978年之后，凌边村的“摆七夕”，即由家庭转到了小集体，“人多好做作”，容易发挥集体智慧，摆七夕的地点也从家庭转变到祠堂。
　　以前呢，摆的范围比较小，没现在规模这么大，现在都好大阵仗。以前就几张台，就在天井头摆三几张。1978年的时候，就已经是以生产队为单位。之前更早的时候，我们村都有拜七姐，整手工。［12］
　　到1978年，我们十五六岁那个时候，就撩起队长说，不如重新摆七夕啰。队长说，你们摆啊！我们就开始摆啰。第二日队长就派我和田妹、洪叔去佛山买东西，买石湾公仔返来摆，那个时候没谁知道摆啊！其实都好简单，也就是简单摆摆，又没钱，只好自己整点手工，主要目的是拜拜神。后来才慢慢整大，个个都摆十几二十围（餐）。［13］
　　到1992年，凌边村的乞巧活动，从原来在祠堂静态展示，在祠堂静态观赏，借用旧时神诞出会巡游的形式，转向动静结合，即既有祠堂的展示，也有动态的巡游，由各生产队精选一板新作的七夕公仔、装上色柜，用人抬着游行，更有真人扮相的牛郎、织女以及六个仙女，一头真人舞动行走的道具仙牛，还有几十只真人头戴鸟饰的喜鹊，随队游行，每到开阔处就停下来表演《银河会》歌舞。参加巡游的有学生鼓乐队、仪仗队、生花果担队、百足旗、八音锣鼓、彩旗队、醒狮等。整个巡游队伍有500多人，浩浩荡荡沿全村大街主路巡游一周，历时两个钟头，行经四公里，盛况空前。每年凌边村七夕期间，外村到凌边看七夕的人特别多，加上本村的亲戚、外嫁女拖男带女回来，村内大街人潮涌动，川流不息。家家户户当刂鸡杀鸭，喜气洋洋。［14］
　　1992年那次游村，那时候还没有环村路，就沿村游行，后来镇政府知道我们有这么大规模的巡游，就要求我们去长隆、去英东体育馆、去石碁镇巡游。“非典”前我们村的摆七夕都好隆重，七月七那天，来我们村参观的人多到人山人海，家家户户都摆几十围，二三十围，请亲朋好友食饭。那个时候小孩还没结婚，他们的同学啊，到了这个时候就来了。人多到有一年我崩（缺）3围，有一年崩（缺）5围，惨啰！我只好随街揾餸（去街上到处找菜式）。以前三月份，这里周边的小食店全部订完，间间都满座。
　　“非典”那年，虽然有拜神，但是没有请人食饭，以后就再没有请饭了。不再请饭，不是钱的问题，主要是太辛苦啦，要搞家里那份，又要搞生产队那份，好辛苦！［15］?
　　凌边村的七夕从初六下午开始，初六晚起一连三夜演大戏，初七各家请客吃饭，初八继续摆一天，初九全部拆除，保存放好，留待下一年添新去旧再摆。
　　凌边村的乞巧多取材于古典戏曲故事，旧时多纸通公仔，人物高尺许，多穿着针线刺绣服装，做工精细，仿照舞台造型，似无声大戏。在每一个摆七夕的祠堂里，可欣赏到五百多个不同人物、造型各异、千姿百态的古装公仔，其传统供案有“薛丁山三擒三纵”“穆桂英大战洪州”“梁红玉击鼓退金兵”“天姬送子”“武松打虎”“牛郎织女渡鹊桥”“六国大封相”“拜月记”“杨门女将”“郭子仪拜寿”等。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
　　我们做的公仔都是大戏当中的人物。我们都中意睇戏，睇古装戏，买碟返来睇，去会堂睇，去到市桥睇，还去广州睇，以前我们到处去睇戏，走路都去。看了之后不就记住了嘛，记住之后想想，不就接着做啰，做一场戏，不是做整出戏。以前我们村有私伙局，那个掌板的去世后就散了，没人玩了。“文革”的时候村里有个剧团，自己会做大戏，属于文娱组。［16］
　　此外，还有花灯、蜡制仿真花果等工艺品，其中灯饰就有菱角灯、莲花灯、走马灯、宫灯等。另有一种在瓷砵上以谷秧围成圈状的油灯最具特色，取“五谷丰登”之意。还有不少供奉牛郎织女的手工艺品，如绣花鞋、花衣裳、妆奁、笠帽等纸布制品，再加上五彩灯饰，琳琅满目。［17］
　　与旧时文献中记载的乞巧一般由待字闺中的未婚女子参加不同，凌边村现在的乞巧参与主体主要是60岁以上的老年妇女。从她们接触乞巧开始，参与主体都是老年人。
　　我们小时候看到的都是我们这些几十岁的人摆七夕。我家姐八十几岁啦，现在在新桥（石碁镇另一条村）那边都还有参加。摆七夕的事情，一路都是老人参加得多，有稍微后生点的，都四五十岁了。［18］
　　2015年七夕期间，凌边村再度巡游，有7个生产队参加此次沿环村公路的游行，巡游的仪仗队伍与1992年大体类似，村中各大祠堂也有摆放。尽管巡游很热闹，但拜七姐依然是七夕期间最重要的仪式。
　　摆七夕都有装香，就是在祠堂那里，初六晚十一点开始拜，三更拜七姐，初七晚又拜一次。每年的手工主要都是做拜七姐的那些东西，其他都是次要的，主要是每年都要给七姐烧那些衣衫、鹊桥、七娘盘，其他做公仔就一套套戏。［19］
　　每届七夕，外人欣赏的是巧姐们的手工，而对于她们自己而言，这些手工更是一年一度敬献给七姐的礼物。没有亲身参与其中的人们，无法想象这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为何如此热衷于用一些今天看来颇为粗糙的材料，用自己的双手制作一些简单、质朴的衣衫妆奁、亭台楼阁、神佛仙界、戏曲人物、农家生活、田园风光、花草生果等。如果说旧时未婚女子向七姐祈求巧艺与美好姻缘，那么，今天的老人们则更多的是在继承传统拜七姐信仰基础上，出于自己的喜爱，自娱自乐，在自己的辛劳和别人的赞叹中，获得成就感。
　　村里的媳妇也不是个个都会摆七夕。谁中意，谁就去摆啰！主要看你中唔中意，有时间同精神，不就出来摆啰？有的人都说，是你们中意的，咁辛苦！我们不怕辛苦，晚晚都开夜工做的。
　　以前都是跟着村里的老人家一起做的。接大板的乞巧来做，是第一年参加比赛那个时候，大概是2012年、2013年，我同我老公一齐整。那个时候大队通知说生产队可以做，私人也可以做，我就为生产队做一板，自己做一板。去年我做了三板，村委凌主任说做多少都可以，我就多做点。前年没有比赛，我个人没有做，就帮生产队做，做了一板《春到田间》。
　　小的时候不就是看别人摆的吗？读书那时候还不知道摆，后来跟黄家珍学。现在我们队的七娘盘都是我做的，其他人都不会做。以前看摆七夕很开心的，拿张凳就坐在那里看摆七夕，不知道有多高兴！［20］
　　与广州天河等地的摆七夕相比较，凌边村的乞巧更少受到外界关注，无论其内容还是表现形式，都更为原始、质朴，在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是简陋。正因其简陋，而保持了更多质朴的表现手法，比如用材随意，造型不事雕琢，色彩素朴自然，有一种别样的天然拙趣。
　　20世纪80年代化龙镇潭山村的姑婆们恢复“摆七夕”活动，至今已从女性为主到男性、女性共同参与，现在，潭山村的“摆七夕”也是由浩明艺社主持，每年在潭山村许氏大宗祠都有大小规模不等的展示。
　　1980年，恢复乞巧的时候，我们男人是不参与的，是我们村的一班姑婆搞的，现在我们村还有一两个自梳女。为什么会在80年代恢复乞巧呢？因为“文革”十年所有民间的活动都被禁止。80年代改革开放，我们村的这些姑婆们就商议恢复乞巧，摆了一次七姐，当时在整个番禺县引起轰动。之后一直到1988年，都没再摆过乞巧了。1988年，由祺叔（许冠祺）发起，他说现在国泰民安，恢复这些传统的事情，应该都没什么问题。从这一年开始，就由浩明曲艺社出面筹备，有当时尚健在的十几个姑婆参与，当时不是由村委会出面组织，完全都是由我们曲艺社这帮人负责。我们曲艺社的男人当时只是听讲过、见过，但都不知如何做、如何摆，就请这些姑婆亲自示范、口述，这样足足搞了两年。1990年开始，年年都有乞巧了。乞巧的筹款、召集人手，都是由浩明曲艺社出面，村中那些比较热心、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村民，我们就会找他多多少少赞助一点。刚开始搞的时候，村里面也不是说不支持，因为那时候村集体也没什么经济收入，不可能有精力关注这件事。当我们民间自己做这些事情有了成绩之后，村政府发现这些传统的文化好有价值，加上村集体经济收入也比较好，也就开始重视起来。
　　我们乞巧节期间有拜七姐。我们潭山拜七姐的时候，只是自梳女们做一个简单的祭祀仪式，焚香，向上天祈祷，向七姐乞心灵手巧、风调雨顺。潭山以前有好多自梳女，当时的社会受封建礼教约束，男女接触唔多，好多女仔怕出嫁之后老公对她不好，又吃喝嫖赌，所以唔想嫁。受当时风气潮流影响，好多的女仔都选择唔嫁。［21］
　　与潭山飘色一样，因主持者更少受传统约束，潭山“摆七夕”多现代题材，如2015年的“飞夺泸定桥”“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等，用材较讲究，造型用心揣摩，色彩艳丽，场景宏大，善于运用现代声光电技术营造亦真亦幻效果，总体呈现精雕细琢的别致风格。
　　表面看来，潭山村的飘色和乞巧在浩明艺社的主持下红红火火，屡有创新，发展势头良好，实际上，其传承现状与其他民间艺术一样，也存在着隐忧。
　　其实现在的传承都出现好多问题，如果从50年代开始算起，浩明曲艺社到今年已经生存将近60年了，根本上就是一班土生土长的农民，在农闲的时候做的事情。但是到了今时今日，年轻人都在工厂做事，八小时正常上下班，根本就没有农闲的时间安排。我估计20年之后，我们现在搞的乞巧、飘色很可能会销声匿迹了。现在表面上有传承，但实际上爱好的人不多。像舞龙舞狮乞巧扒龙船这些传统，除了扒龙船，村中细佬从小到大一路扒啊扒，应该可以传承下去，但乞巧啊、飘色啊这些好精细的东西，都好难传承噶。比如乞巧的一只公仔，至少要耗时三日，按照现在工厂的工时效益，一只公仔至少应该卖多少钱呢？至少也要六七百蚊吧，但是你做出来哪里有销路呢？仲有，飘色乞巧的各种仪式，大家都没得闲的时间来参加。现在不是农耕社会，有农忙农闲。现在一年四季都要做事，根本就没有农忙农闲的分别。现在珠村之所以还有乞巧，因为还有城中村，如果他们的房子全拆，村民都上楼，我话俾你听，呢样嘢全部都冇晒啦。你走遍广州、番禺，你能够揾到边个小区、边个楼盘整一个乞巧、整一个飘色出来噶？受场地限制，没有生存空间，没有活动场所。［22］
　　不同的民俗现象，其传承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当下的民俗传承，需要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的民俗现象，遵循其传承规律，尊重传承人的意愿，设计不同的传承策略。任重道远！

四

　　本文结合文献材料和田野调查资料，发现广州地区“七娘会”的核心习俗如乞巧拜仙、金针度人等历经千年，一直传承至今，但习俗的传承主体却由未婚女子逐渐演变为中老年妇女，究其原因，与习俗的中断导致代际传承断裂有较大关系。传统时期，广州地区的“七娘会”为民间自发，改革开放复兴之后，初期由民间自发，现逐渐演变成为政府、学者、媒体、民众等不同力量共同参与的公共节日，功能日趋多样复杂。基于“传承母体”的民俗传承，其人际关系基于血缘、地缘、业缘组成的“熟人社会”，而当今由不同力量共同参与的公共节日，却是“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的奇异交织。由传统的“熟人”“陌生人”相互观赏品评，“看”与“被看”，“各美其美”，到当下的“熟人”“陌生人”共同参与，广州地区的“七娘会”不是特例，而是当下中国民俗文化传承的共同现象。当下的民俗传承从“传承母体”逐渐转变成为利益多元的“异托邦”，对于当下民俗传承的认识，亟须超越传统的“传承母体”幻象，从众声喧哗的多元诉求中寻求利益各方的“美美与共”。

　　注释：
　　［1］宋·刘克庄：《即事四首》，清·吴之振：《宋诗钞》卷九十，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屈大均：《广东新语》（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62页。
　　［3］（乾隆）《番禺县志》，卷十七，风俗，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刻本。
　　［4］清·范端昂：《粤中见闻》，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刻本。
　　［5］清·陈坤：《岭南杂事诗钞笺证》，吴永章笺证，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09-311页。
　　［6］王利器、王慎之、王子今辑：《历代竹枝词》（四），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420-3421页。
　　［7］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7页，第382-383页。
　　［8］《广州民国日报》，1929年8月12日。
　　［9］《越华报》，1934年8月20日第1版。
　　［10］《越华报》，1934年8月20日。
　　［11］谢权治：《微型工艺“乞巧村”》，番禺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番禺文史资料》（第17辑），2004年12月。
　　［12］口述人：周凤英，女，72岁，凌边村人；调查记录整理：刘晓春、程肖力，2015年8月17日，凌边村委。
　　［13］口述人：曾秀妃，女，59岁，凌边村人；调查记录整理：刘晓春、程肖力，2015年8月17日，凌边村委。
　　［14］石碁镇文化站编：《岐山拾趣》，自印本，1993年10版，第95页。
　　［15］口述人：周凤英，女，72岁，凌边村人；调查记录整理：刘晓春、程肖力，2015年8月17日，凌边村委。
　　［16］口述人：曾秀妃，女，59岁，凌边村人；调查记录整理：刘晓春、程肖力，2015年8月17日，凌边村委。
　　［17］石碁镇文化站编：《岐山拾趣》，自印本，1993年10版月，第95-96页。
　　［18］口述人：周凤英，女，72岁，凌边村人；调查记录整理：刘晓春、程肖力，2015年8月17日，凌边村委。
　　［19］口述人：周凤英，女，72岁，凌边村人；调查记录整理：刘晓春、程肖力，2015年8月17日，凌边村委。
　　［20］口述人：曾秀妃，女，59岁，凌边村人；调查记录整理：刘晓春、程肖力，2015年8月17日，凌边村委。
　　［21］口述人：许锯泉，男，1968年生，潭山村人；访谈记录整理：刘晓春；2015年5月15日，潭山村委。
　　［22］口述人：许锯泉，男，1968年生，潭山村人；访谈记录整理：刘晓春；2015年5月15日，潭山村委。

（本文发表于《粤海风》2016年第5期，引用请以刊物原文为准）

https://www.chinesefolklore.org.cn/web/index.php?Page=4&NewsID=16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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