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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茅盾的神话研究及其他（下） [打印本页]
作者: 边缘人    时间: 2019-3-24 15:20     标题: 茅盾的神话研究及其他（下）

茅盾的神话研究及其他（下）


刘锡诚


除了哲学家和文学家们保存了很多神话材料外，他还提到史家左丘明和一些野史的作者。关于左丘明，他说：“左丘明也好引用神话传说，然而在他以前的史官早就把大批神话历史化而且大加删削，所以禹、羿、尧、舜，早已成为确实的历史人物，因此左丘明只能拾些小玩意，例如说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关于野史作者，他举出采用了“南蛮”的开辟神话的三国时徐整；把盘古列为三皇之首的宋胡宏（《皇王大纪》）；《路史》的作者宋罗泌和《绎史》的作者清马驌。此外，茅盾辟出一节的篇幅专讲《山海经》这部保存神话最多的书以及历代学者对其进行的研究，对《山海经》神话学多有建树。
茅盾提出中国神话的“再造”（重建）之后的80年间，许多神话研究者都在以不同的立场从事着这项工作，迄无间断，其间许多考古发掘，包括在长沙子弹库发现的楚帛书创世神话、马王堆发现的楚帛画等重要材料，但至今仍然没有把断裂了的和失落了的中国神话系统重建起来。

（四）神话时代的宇宙观

原始人的宇宙观问题，从来是发生学、史前艺术学、神话学、哲学等领域关注的问题。茅盾的神话研究触及并论述了原始人的宇宙观问题。他认为，不论如何落后野蛮的民族，都有代表他们的宇宙观的开天辟地的神话，尽管这些神话在我们现代人看来太浅陋可笑，但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他们的宇宙观。他写道：“原始人的思想虽然简单，却喜欢去攻击那些巨大的问题，例如天地缘何而始，人类从何而来，天地之外有何物，等等。他们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便是天地开辟的神话，便是他们的原始的哲学，他们的宇宙观。”[url=file:///D:/Documents/%E6%88%91%E7%9A%84%E6%96%87%E6%A1%A3/%E6%96%87%E5%AD%97/%E6%B0%91%E9%97%B4%E6%96%87%E5%AD%A6/%E3%80%8A%E5%8F%8C%E9%87%8D%E7%9A%84%E6%96%87%E5%AD%A6%EF%BC%9A%E6%B0%91%E9%97%B4%E6%96%87%E5%AD%A6+%E4%BD%9C%E5%AE%B6%E6%96%87%E5%AD%A6%E3%80%8B%EF%BC%88%E5%85%A8%E6%96%87%EF%BC%8C2-14%EF%BC%89.doc#_ftn22][22][/url]
（1）与宇宙同生的盘古，是南方民族的原始宇宙观；而“盘古死而后有天地”和“四极五岳”则是北方民族的原始宇宙观。古籍中记载的盘古神话，无论是徐整在《三五历纪》中的记载，还是在《五运历年纪》中的记载，都“是北中南三部民族的神话的混合物”，也都是经过文人不同程度地加工过的，已经能够附丽上了一些后世的思想。茅盾一方面以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方法，一方面通过比较研究，对徐整笔下的两段神话资料进行了剥离辨伪，使盘古神话的原始面貌得以显露出来：

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
（《三五历纪》——《太平御览》七八所引）

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理，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珠石，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
（《五运历年纪》——马氏《绎史》所引）

茅盾认为，在出自徐整的这两段文字里，较为可信的是《三五历纪》的记载。徐整所引的这段文字里记述的盘古，是与宇宙同生的神，“大概更接近南方民族的开辟神话的本来面目；然最后一句‘后乃有三皇’大概是徐整所加添的。”而在同一个徐整的《五运历年纪》里的另一段记载里，“却是把盘古拟作未有天地时之一物，盘古死而后有天地”，故而是与《三五历纪》里的记载相矛盾。但茅盾指出，这一段记载里增补修饰之处一定很多，但由于其中出现了“四极五岳”这样的字样，而“四极五岳”无论作为原始意象，还是作为原始观念，都是只有中部及北部民族的神话里才可能有、而在南方的神话如《离骚》中所没有的，故而可以断言这段神话资料“流露了中部及北部民族之宇宙观”。
（2）茅盾认为，天地创造之后，经历再破坏和再创造，即“创造——破坏——再创造”，也是远古神话中所记述的原始人的宇宙观。女娲补天的神话所反映的，就是这种宇宙观。他说：《淮南子·览冥训》里的这段文字——“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种死，颛民生。”——“很明显地可以抽绎出天地曾经一度毁坏而由女娲再造的意义”，而从其中的“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则“可知这个神话的断片实是大洪水神话的一部分”。
把盘古创造天地神话与女娲再造天地神话合起来，便是中国原始先民创造的一个完整的开天辟地的神话，这是茅盾神话研究的一个基本论点。[url=file:///D:/Documents/%E6%88%91%E7%9A%84%E6%96%87%E6%A1%A3/%E6%96%87%E5%AD%97/%E6%B0%91%E9%97%B4%E6%96%87%E5%AD%A6/%E3%80%8A%E5%8F%8C%E9%87%8D%E7%9A%84%E6%96%87%E5%AD%A6%EF%BC%9A%E6%B0%91%E9%97%B4%E6%96%87%E5%AD%A6+%E4%BD%9C%E5%AE%B6%E6%96%87%E5%AD%A6%E3%80%8B%EF%BC%88%E5%85%A8%E6%96%87%EF%BC%8C2-14%EF%BC%89.doc#_ftn23][23][/url] 但他在对这两个神话的文本进行了比较研究之后又指出，在这两个神话之间是“脱了榫的”，“《五运历年纪》云云大概是徐整因女娲氏补天的神话而私造的，或许不是徐整所造，也该是盘古神话流传到中部以后由民间所增的枝叶。”[url=file:///D:/Documents/%E6%88%91%E7%9A%84%E6%96%87%E6%A1%A3/%E6%96%87%E5%AD%97/%E6%B0%91%E9%97%B4%E6%96%87%E5%AD%A6/%E3%80%8A%E5%8F%8C%E9%87%8D%E7%9A%84%E6%96%87%E5%AD%A6%EF%BC%9A%E6%B0%91%E9%97%B4%E6%96%87%E5%AD%A6+%E4%BD%9C%E5%AE%B6%E6%96%87%E5%AD%A6%E3%80%8B%EF%BC%88%E5%85%A8%E6%96%87%EF%BC%8C2-14%EF%BC%89.doc#_ftn24][24][/url] 而在《风俗通》（《太平御览》七八引）中所记载的女娲抟土造人神话，把所造之人分为“富贵贤知者”（“黄土人”）和“贫贱凡庸者”（“引縆人”）两种，并“不是原始人民应有的原始思想”。
（3）原始人设想神们是聚族而居的，他们住在极高的山上，如同希腊神话里的奥林帕斯山一样。中国神话也有这种观念。《山海经》中所说的昆仑，是“帝之下都”，是众多的神们居住的一座神山。昆仑山上居住着西王母，陆吾，开明兽，猛兽、怪鸟、奇树等众神，“尚可想见中国北方（后来也加入北中部）人民的原始宇宙观”。茅盾论道：“大概中国神话里的昆仑的最初观念，……正好代表了北方民族的严肃的现实的气味”；而昆仑神话一旦传到南方民族中，便加上了许多美丽梦幻的色彩，于是在《离骚》里就被塑造成了“昆仑玄圃”。北方民族重现实，而南方民族重玄想，这既是民族性格，也是形成宇宙观的基点。
（4）原始人受了自然界的束缚，活动范围十分狭小，因自然界的阻隔而不能到达的地方，便是他们产生好奇心和驰骋幻想的地方。茅盾认为，不同生活环境、气象条件以及不同生活经验的民族的神话，不仅有着不同的幻想，甚至表现出不同的宇宙观。茅盾举出烛龙的例子。《天问》：“日安不到，烛龙何照？”王逸注曰：“言天之西北，有幽冥无日之国，有龙衔烛而照之也。”而在《山海经》中却把“烛龙”作为神名：“钟山之神，名曰烛阴（郭注曰：烛龙也；是烛九阴，因名云），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身长千里，在无晵之东。其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钟山下。”对于钟山之神的神名，王逸和郭璞的解释是不同的。“根据了《天问》的王逸注和《淮南子》，我们可以想象北方民族对于辽远的北方的观念是如何了。这个日光不到的地方，不论是名为烛龙也好，章尾山也好，钟山也好，总之，是等于北欧神话的尼非赫姆那样凄惨阴森的地方。……反之，气候温和地方的原始人，对于辽远地域的想象便不同了。” 在那里，也许是乐土或仙乡、福地，如中部民族设想的远方的终北、华胥、列姑射，就是这样的乐土。[url=file:///D:/Documents/%E6%88%91%E7%9A%84%E6%96%87%E6%A1%A3/%E6%96%87%E5%AD%97/%E6%B0%91%E9%97%B4%E6%96%87%E5%AD%A6/%E3%80%8A%E5%8F%8C%E9%87%8D%E7%9A%84%E6%96%87%E5%AD%A6%EF%BC%9A%E6%B0%91%E9%97%B4%E6%96%87%E5%AD%A6+%E4%BD%9C%E5%AE%B6%E6%96%87%E5%AD%A6%E3%80%8B%EF%BC%88%E5%85%A8%E6%96%87%EF%BC%8C2-14%EF%BC%89.doc#_ftn25][25][/url]

（五）民间文艺：民族的“深土”的产物

作为作家和文艺批评家，除了在神话研究上的理论贡献之外，茅盾一生热心关注民间文艺。在上海文学界讨论国防文学的时候，他曾写过一篇《民族的“深土”的产物——民间文艺》，阐述他对士大夫文学与民间文艺的观点：他还写道：

几乎是中国各地都有自己的独特作风的民间文艺，贯穿在这些“俚俗”的民间文艺内的，是老百姓的对于他们所爱所憎的人物的赞扬和讽刺，他们给这些人物创造了典型。而作为这些民间文艺的灵魂的，还有老百姓的从生活里得来的人生的真理和对于生活的积极的态度。
民间文艺中没有悲观和颓废的。民间文艺的男女关系描写，粗野则有之，然而决不是颓废，决没有病态，恰恰相反，——是健康。[url=file:///D:/Documents/%E6%88%91%E7%9A%84%E6%96%87%E6%A1%A3/%E6%96%87%E5%AD%97/%E6%B0%91%E9%97%B4%E6%96%87%E5%AD%A6/%E3%80%8A%E5%8F%8C%E9%87%8D%E7%9A%84%E6%96%87%E5%AD%A6%EF%BC%9A%E6%B0%91%E9%97%B4%E6%96%87%E5%AD%A6+%E4%BD%9C%E5%AE%B6%E6%96%87%E5%AD%A6%E3%80%8B%EF%BC%88%E5%85%A8%E6%96%87%EF%BC%8C2-14%EF%BC%89.doc#_ftn26][26][/url]

他说“诗赋词曲骈文四六乃至诗钟文虎之类”，不过是“民族的上层浮土所曾长育的文艺之花”，把它们比作一座大建筑上的“斗拱”；而民间文艺则是从民族的深土里长出来的：“不过中国民族的深土里自来也不是竟然毫无所出。这就是流行于口头的民间文艺”，“它的基础是全民族民众的情绪和思想”，不仅形式应当被取来“实用”，“就是‘内容’方面也有许多能帮助我们更了解中国农民性格上的优点，发生民族自信力的！”
他还引用鲁迅关于绍兴戏《母莲救母》的一段话，说：“这些故事都表现了民众的对于世事的观察，——他们的所爱与所憎，他们的‘哲学’，——他们的智慧。”他说，他“没有见过泥司木匠所演唱的真正的民间文艺的《目莲救母》绍兴戏”，是一大遗憾。他的这番议论文字，使我们想起他的散文《乌镇的香市》对少年时代家乡乌镇每年举行的“香市”的盛况和江南民俗风情的深情的描写。
20世纪40年代，茅盾到了延安，为陕北和边区喜闻乐见的民间文艺所吸引，就边区文艺工作者帮助民间艺人改造说书、秧歌剧的成绩，以及民众中流行的快板、“吆号子”等民间文艺及其变化，曾为苏联《星火》杂志写过一篇《中国民间艺术的新发展》的文章，[url=file:///D:/Documents/%E6%88%91%E7%9A%84%E6%96%87%E6%A1%A3/%E6%96%87%E5%AD%97/%E6%B0%91%E9%97%B4%E6%96%87%E5%AD%A6/%E3%80%8A%E5%8F%8C%E9%87%8D%E7%9A%84%E6%96%87%E5%AD%A6%EF%BC%9A%E6%B0%91%E9%97%B4%E6%96%87%E5%AD%A6+%E4%BD%9C%E5%AE%B6%E6%96%87%E5%AD%A6%E3%80%8B%EF%BC%88%E5%85%A8%E6%96%87%EF%BC%8C2-14%EF%BC%89.doc#_ftn27][27][/url]在盛赞之余，他以学者的慧眼和视角指出抗日战争如何“有力地推动了”民间艺术的发展和变化。

（六）新中国成立后对民间文学一往情深



1949年7月，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在北京召开，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中国作家协会前身）的机关刊《人民文学》月刊于1949年10月25日在北京创刊，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创刊的第一家全国性文学刊物。首任主编由全国文协主席茅盾兼任。同年9月份某日他为《人民文学》撰写的发刊词中开列的办刊宗旨有五点，大意是，不仅发表和促进文学创作，也发表和促进各文学门类的文学理论批评和研究。其中有言：“要求给我们专门性的研究或介绍的论文。在这一项目之下，举类而言，就有中国古代和近代文学，外国文学，中国国内少数民族文学，民间文学，儿童文学等等；对象不论是一派别，一作家，或一作品；民间文学不妨是采辑吴歌或粤讴，儿童文学很可以论述苏联马尔夏克诸家的理论；或博采群言，综合分析而加论断，或述而不作；——总之，都欢迎来吧。”应该说，发刊词所表达的，不仅是茅盾个人的文学观，也体现和适应了全国文协成立初期的人员构成及其文学观。
茅盾在《人民文学》主编任上三年多，由诗人艾青作副手，严辰当编辑部主任。茅盾在《人民文学》任上，尽管未能实现其“采辑吴歌或粤讴”的设想，却陆续在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民间文学的理论文章，诸如严辰《论民歌》（第2卷第2期，1950年6月1日）、何其芳《论民歌》（第3卷第1期，1950年11月1日）、严辰《试谈民歌的表现手法》（第3卷第1期，1950年11月1日）、柯蓝《杂谈搜集、研究民间故事》（《人民文学》1950年第8期）、钟敬文《<现代歌谣>引言》（第4卷第2期，1951年）、严敦易《古典文学中的梁祝传说》（1953年第12期）等。茅盾提出的办刊宗旨，显然是延续了1921年他参与发起和组建的文学研究会的文学理念。历史地看，文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中，有不少人是接受了李大钊提出、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处同仁们付诸实践的“到民间去”，重视提倡辑集、研究、发扬被旧制度下的圣贤文化所压制和被士大夫所鄙视的民间文学，如郑振铎、许地山、王统照、郭绍虞、周作人、孫伏园、朱希祖、朱自清、老舍、胡愈之、刘半农、刘大白等等，他们要么是参与过民间文学的辑集、研究和出版，要么是在民间文学的某一方面或某一领域有深入研究和深湛见解，总之是为搜集、编辑、出版和弘扬传统的民间文学作出过成绩的作家学者或学者作家。茅盾更是一个一生都热心关注民间文学的作家和学者，他不仅从青年时代起就广泛研究中外神话（印度神话、北欧神话），先后撰著了《中国神话研究》《中国神话研究ABC》《神话杂论》等著作，还利用编辑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小说月报》，发表了许多作家学者写的民间文学文章，甚至在30年代上海文学界讨论国防文学的时候，他还撰写了《民族的“深土”的产物——民间文艺》（《生活星期刊》1卷19号，1936年10月11日）、《中国民间艺术的新发展》（1936年12月30日，发表于苏联《星火》杂志1947年3月）等文章。只要粗略地研究一下他的文学观的内容和形成史，对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创刊的《人民文学》发刊词里再次提出采辑和研究诸如“吴歌或粤讴”等各地区、各民族的民间文艺，就不难理解了。
他的副手艾青和严辰都是来自解放区的名家，他们是经过延安文艺运动的洗礼的，对民间文艺比较重视。艾青在上海时加入了左翼美术家联盟，在延安这个大熔炉里，接受、实践和积极宣传毛泽东文艺讲话的思想，改变了左翼人士对民间文艺的贵族轻蔑态度。艾青和周扬、萧三曾编过一本《民间艺术和艺人》（1946），影响颇大。艾青写过《汪庭有和他的歌》（《解放日报》1944年11月8日），评论民间诗人汪庭有的歌谣；收集和出版过陕北的《窗花剪纸》。严辰在陕北时就到乡下收集过信天游，他的《信天游选》1951年就由海燕书店出版了。他们都是熟悉民间文艺的作家。

建国后，文艺界的领导人周扬曾于1950年4月在燕京大学作了一个题为《怎样批判旧文学》的讲演，对“左联”的错误偏向作了痛切的反思：“五四运动在总路线上是正确的，但也有些偏向。当时有一部分过‘左’的人，说西洋一切都好，对整个中国旧文化采取一种完全否定态度，认为所有的旧的只能进博物馆。这种倾向后来被左翼文学继承下来。左翼批判了五四运动的不彻底，批判了胡适等人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但是这种否定一切旧文化的偏向却没有克服。我当时也在左联，当时我们是坚决摒弃一切旧东西，反对旧戏，就连《水浒》也不主张叫人看的。”在左联的主要领导者和有过重要影响的成员中，除了周文一生坚定地提倡重视民间文学，且对民间文学作过搜集与研究[url=file:///D:/Documents/%E6%88%91%E7%9A%84%E6%96%87%E6%A1%A3/%E6%96%87%E5%AD%97/%E6%B0%91%E9%97%B4%E6%96%87%E5%AD%A6/%E3%80%8A%E5%8F%8C%E9%87%8D%E7%9A%84%E6%96%87%E5%AD%A6%EF%BC%9A%E6%B0%91%E9%97%B4%E6%96%87%E5%AD%A6+%E4%BD%9C%E5%AE%B6%E6%96%87%E5%AD%A6%E3%80%8B%EF%BC%88%E5%85%A8%E6%96%87%EF%BC%8C2-14%EF%BC%89.doc#_ftn28][28][/url]外，其他的人，很少有人像周扬那样自觉地反思“左联”当年在文艺思想上的偏狭和错误。左翼文学家群对中国现代文学固然有很大贡献，但他们贬斥和否定民间文学的错误偏向，其影响却未可小视。我们可以从解放初期的东总布胡同（中国作家协会）与西总布胡同（工人出版社）的思想对立中得到某些消息。何家栋在接受邢小群采访时说：“作家协会在东总布胡同，虽与西总布胡同这些人比邻而居，双方却是格格不入，西总布胡同认为东总布胡同是小众化；东总布胡同认为西总布胡同只会写一脚落在流平地，一脚落在地流平，登不了大雅之堂。”可惜，在文协变身为作协，《人民文学》编辑权传递到他人手里以后，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吴歌或粤讴”之类的民间文学，便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经一番大战”才争得的“国学”地位，再次从文学的“大雅之堂”中被放逐了。


“文革”后，1981年4月，百花文艺出版社重新出版茅盾早年所撰《神话杂论》、《中国神话研究初探》和《北欧神话ABC》的三本书的合集《神话研究》，茅盾写了一篇短序，回顾了他年轻时为了研究欧洲文学的发展而倾力研究希腊史诗-神话的初衷和成果。他说重印这本书，“是耶非耶，付之读者之公论”。几十年前，他在《<楚辞>与中国神话》中说的下面这段话：“一民族的文学发展，大都经过两个阶段：最初是流传于口头的民间文学——神话传说以及中国的《诗经》，此时的作者都不是操觚之士；其次乃为善于竹帛的文士文学，此事的作者大都是文人，《楚辞》即为中国最早的文人文学。可是初期的文士文学，亦必须以民间文学的神话与传说为源泉，然后这些文士文学有民众的基础，为民众所了解。……中国文人不单从《楚辞》知道了许多现已衰歇的神话传说，并且从《楚辞》学会了应用民间神话传说的方法，从《楚辞》间接得到了许多题材，然后中国的文士文学乃得渐渐建设起来。”[url=file:///D:/Documents/%E6%88%91%E7%9A%84%E6%96%87%E6%A1%A3/%E6%96%87%E5%AD%97/%E6%B0%91%E9%97%B4%E6%96%87%E5%AD%A6/%E3%80%8A%E5%8F%8C%E9%87%8D%E7%9A%84%E6%96%87%E5%AD%A6%EF%BC%9A%E6%B0%91%E9%97%B4%E6%96%87%E5%AD%A6+%E4%BD%9C%E5%AE%B6%E6%96%87%E5%AD%A6%E3%80%8B%EF%BC%88%E5%85%A8%E6%96%87%EF%BC%8C2-14%EF%BC%89.doc#_ftn29][29][/url]他年轻时提出的这个文学理念，经过了几十年文坛风雨，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仍然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附注：本文以《茅盾与中国神话学》为题发表于《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收入本书时，作了较大的修订，吸收了随笔《闲话“大雅之堂”》（《文艺报•副刊》2015年7月20日）中的部分思想和文字，题目也改为现题。



<div style="font-family: "Microsoft YaHei", SimSun, Verdana, Arial, Helvetica, sans-serif; line-height: 1.5; font-size: 14px;">[url=file:///D:/Documents/%E6%88%91%E7%9A%84%E6%96%87%E6%A1%A3/%E6%96%87%E5%AD%97/%E6%B0%91%E9%97%B4%E6%96%87%E5%AD%A6/%E3%80%8A%E5%8F%8C%E9%87%8D%E7%9A%84%E6%96%87%E5%AD%A6%EF%BC%9A%E6%B0%91%E9%97%B4%E6%96%87%E5%AD%A6+%E4%BD%9C%E5%AE%B6%E6%96%87%E5%AD%A6%E3%80%8B%EF%BC%88%E5%85%A8%E6%96%87%EF%BC%8C2-14%EF%BC%89.doc#_ftnref1][1][/url] 茅盾《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第53页，北京；又见《茅盾全集》第34卷第15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北京。

[url=file:///D:/Documents/%E6%88%91%E7%9A%84%E6%96%87%E6%A1%A3/%E6%96%87%E5%AD%97/%E6%B0%91%E9%97%B4%E6%96%87%E5%AD%A6/%E3%80%8A%E5%8F%8C%E9%87%8D%E7%9A%84%E6%96%87%E5%AD%A6%EF%BC%9A%E6%B0%91%E9%97%B4%E6%96%87%E5%AD%A6+%E4%BD%9C%E5%AE%B6%E6%96%87%E5%AD%A6%E3%80%8B%EF%BC%88%E5%85%A8%E6%96%87%EF%BC%8C2-14%EF%BC%89.doc#_ftnref2][2][/url] 最早提出这种观点的是日本汉学家盐谷温所撰《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孙俍工译，1929年）。

[url=file:///D:/Documents/%E6%88%91%E7%9A%84%E6%96%87%E6%A1%A3/%E6%96%87%E5%AD%97/%E6%B0%91%E9%97%B4%E6%96%87%E5%AD%A6/%E3%80%8A%E5%8F%8C%E9%87%8D%E7%9A%84%E6%96%87%E5%AD%A6%EF%BC%9A%E6%B0%91%E9%97%B4%E6%96%87%E5%AD%A6+%E4%BD%9C%E5%AE%B6%E6%96%87%E5%AD%A6%E3%80%8B%EF%BC%88%E5%85%A8%E6%96%87%EF%BC%8C2-14%EF%BC%89.doc#_ftnref3][3][/url] 茅盾《中国神话研究》，原发表于《小说月报》第16卷第1号（1925年1月10日）；见《茅盾全集》第28卷第1—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曾先后收入《神话杂论》（上海：世界书局1929年）和《神话研究》（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

[url=file:///D:/Documents/%E6%88%91%E7%9A%84%E6%96%87%E6%A1%A3/%E6%96%87%E5%AD%97/%E6%B0%91%E9%97%B4%E6%96%87%E5%AD%A6/%E3%80%8A%E5%8F%8C%E9%87%8D%E7%9A%84%E6%96%87%E5%AD%A6%EF%BC%9A%E6%B0%91%E9%97%B4%E6%96%87%E5%AD%A6+%E4%BD%9C%E5%AE%B6%E6%96%87%E5%AD%A6%E3%80%8B%EF%BC%88%E5%85%A8%E6%96%87%EF%BC%8C2-14%EF%BC%89.doc#_ftnref4][4][/url] 茅盾《中国神话研究》，《茅盾全集》第28卷第4～5页。

[url=file:///D:/Documents/%E6%88%91%E7%9A%84%E6%96%87%E6%A1%A3/%E6%96%87%E5%AD%97/%E6%B0%91%E9%97%B4%E6%96%87%E5%AD%A6/%E3%80%8A%E5%8F%8C%E9%87%8D%E7%9A%84%E6%96%87%E5%AD%A6%EF%BC%9A%E6%B0%91%E9%97%B4%E6%96%87%E5%AD%A6+%E4%BD%9C%E5%AE%B6%E6%96%87%E5%AD%A6%E3%80%8B%EF%BC%88%E5%85%A8%E6%96%87%EF%BC%8C2-14%EF%BC%89.doc#_ftnref5][5][/url] 茅盾《五卅运动与商务印书馆罢工》，《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又见《茅盾全集》第34卷第31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北京。

[url=file:///D:/Documents/%E6%88%91%E7%9A%84%E6%96%87%E6%A1%A3/%E6%96%87%E5%AD%97/%E6%B0%91%E9%97%B4%E6%96%87%E5%AD%A6/%E3%80%8A%E5%8F%8C%E9%87%8D%E7%9A%84%E6%96%87%E5%AD%A6%EF%BC%9A%E6%B0%91%E9%97%B4%E6%96%87%E5%AD%A6+%E4%BD%9C%E5%AE%B6%E6%96%87%E5%AD%A6%E3%80%8B%EF%BC%88%E5%85%A8%E6%96%87%EF%BC%8C2-14%EF%BC%89.doc#_ftnref6][6][/url] 茅盾《几句旧话》，《创作的经验》，天马书店，1933年，上海；又见《茅盾全集》第19卷第438—43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北京。

[url=file:///D:/Documents/%E6%88%91%E7%9A%84%E6%96%87%E6%A1%A3/%E6%96%87%E5%AD%97/%E6%B0%91%E9%97%B4%E6%96%87%E5%AD%A6/%E3%80%8A%E5%8F%8C%E9%87%8D%E7%9A%84%E6%96%87%E5%AD%A6%EF%BC%9A%E6%B0%91%E9%97%B4%E6%96%87%E5%AD%A6+%E4%BD%9C%E5%AE%B6%E6%96%87%E5%AD%A6%E3%80%8B%EF%BC%88%E5%85%A8%E6%96%87%EF%BC%8C2-14%EF%BC%89.doc#_ftnref7][7][/url] 《茅盾评论文集·前言》（上册），第3—4页，作于1978年2月6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又见《茅盾全集》第27卷第29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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