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李丽琴]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综述 [打印本页]
作者: apple 时间: 2009-5-9 06:40 标题: [李丽琴]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综述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综述
李丽琴
光明网－光明博客 李丽琴 发表于 2009-4-27 15:38:00
摘要当文学、政治学、哲学和历史等领域的女权主义理论兴起与蓬勃发展起来，女权主义者认为，传统文学批评方法常常推崇男性价值观和利益，从而使得男性偏见制度化和机构化，女性主义者因此必须提高女性对于性压迫这一事实的觉悟，揭露在文学这种父权意识文化产物中的性别偏见和性暴力，解构经典文学作品中被贬损的女性角色塑造。女权主义者力图通过提倡对于文学中女性形象的重新评价来唤醒人们对于女性价值的再认识。论文从历史的角度梳理了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发生与发展，以此强调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世界性影响。
关键词 文学批评；女性文学；女性主义文学理论；
并不是所有的女性写作都是女权主义的，但许多女性主义文本反映了女权主义所关注的问题。在文学批评界，传统的文学批评因为倾向于以男性经验为基础进行普遍性的阐述而受到攻击。传统批评方式认为文学经典作品表达永恒不变的真理，而这种真理不受性别等世俗问题的影响。女权主义者则认为，这种批评方法拒绝承认经典文学作品常常推崇男性价值观和利益，从而使得男性偏见制度化和机构化，女性主义者因此必须提高女性对于性压迫这一事实的觉悟。这一时期的开拓性文学批评作品《性政治》选用了男性经典文学作品作为性政治分析的依据，披露了在文学这种父权意识文化产物中的性别偏见和性暴力，解构了经典文学作品中被贬损的女性角色塑造。女权主义者力图通过提倡对于文学中女性形象的重新评价来唤醒人们对于女性价值的再认识。第二次浪潮中早期的女权主义者在揭露文学作品中父权偏见的同时，还努力挖掘和定义女性自己的文学传统，包括寻找和再版那些被湮没被遗忘的女性作家及作品，以及对于女性生活、创造力、风格、体裁、主题、形象等性质的重新定义。随着性别意识的不断加深，女权主义者大力提倡一种抵抗性阅读，其目的在于揭露女性是如何被迫去认同文本中压迫女性的性别偏见的，并且培养一种真正从女性视角进行阅读、拒绝与自己的压迫者合作的女性读者。这种观点在朱迪丝·菲特利(Judith Fetterley)的作品《抗拒性读者》(The Resisting Reader，1976)中得到极为充分的表达。
女性主义质询在人类社会中，妇女为什么总是扮演从属于男性的角色。它关注在历史中妇女的生活是怎样变化的，探讨女性的经验与男性的有什么不同，不管是作为一种实质性的本体论或者心理差异的结果，还是作为历史印迹和社会结构的结果。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女性创作的文学是怎样表达或表现女性生活与体验的特点的。它也研究男性主宰的法则，以了解男性是怎样运用文化来推进他们对女性的主宰的。
从总体上讲，女性主义有一个漫长的政治史，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至少在英美发展成了一种实质性的力量。照玛丽·伊格尔顿(Mary Eagleton)的说法，弗吉妮娅·伍尔夫(Virginia Woolf)是“当代女性主义论争开创之母”，她宣布了许多后来的女性主义者们争论不休的问题，而且她本人也成了某些论争展开的场地；伍尔夫的两个关键文本对女性主义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即《一间自己的屋子》(A Room of One’s Own, 1929)和《三个畿尼》(Three Guineas, 1938)。她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女性与男性相比在物质上的不利，第一本书集中讨论女性文学生产的历史与社会语境；而第二本则讨论男性权力与职业(法律、教育、医疗等领域)之间的关系。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她还争论说，女性写作理应发掘女性经验，而不应该只是对两性经验的比较和对照。因此，这篇文章成为探讨女性写作传统可能性的一个早期宣言。伍尔夫对女性主义的主要贡献是，她认识到性别、身份是一种社会建构，能够受到挑战和发生形变。她拒绝“女性主义”意识，要求自己的女性性(femininity)处于无意识状态：“象女人那样写，但是象一个忘记自己是女人的一个女人。” (伍尔夫：114)，她挪用了布鲁姆伯里文人圈子里“双性同体”(androgyny)的性伦理，希望在“男性”的自我实现与“女性的”自我消灭之间实现一种平衡。在这一点上，一些女性主义批评家，特别是伊莱恩·肖沃尔特认为伍尔夫在两性冲突中采取了一种被动的撤退立场，但托里尔·莫娃（Toril Moi）则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解释，她认为这是伍尔夫的一种策略。莫娃借取了克里斯蒂娃把女性主义与先锋派写作结合在一起的观点，提出伍尔夫的兴趣并不在男性与女性写作的平衡上，而在固定的性别身份的彻底移置上，她在自己的现代主义小说中打散了那些固定的观点，从而拆解了本质主义的性别观。莫娃争论说，伍尔夫反对的只是那种颠倒了大男子沙文主义的女性主义，她对女性写作的独特性有十分清醒的意识。她认为，女性写的之所以与男性写的不同，并不是因为她们在心理上与男人不同，而是因为她们在社会地位上与男人不同。因此，她要写作女性经验的意图就是要发现描写女性生活受到限制的语言表达形式，她相信，当女性最终获得了与男性在社会经济地位上的平等之后，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她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才能了。
照哈姆(Maggie Humm)的说法，波伏娃及其《第二性》则成为“第一潮”女性主义的终结。《第二性》显然充塞着第一潮阶段的“物质主义”，但它也认识到两性之间在利益上有广大的不同，并严厉抨击男人在生理、心理与经济上对女人的歧视，从而召示了第二潮女性主义的到来。此书极为清晰地确立了现代女性主义的根本问题。当一个女人试图界定自己时，她开始时一定说“我是一个女人”；而没有一个男人会说“我是一个男人”。这一事实揭示在“男性的”(masculine)与“女性的”(feminine)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不对称：男人界定的是人，而不是女人，这种不平衡可以追溯到《旧约》。女人散布在男人中间，没有自己单独的历史，没有自然的团结；她们也不像其他受压迫团体那样结合在一起。女人被铆进了一种与男人不平衡的关系中：他是“一个人”，而她只是这个人的“他者”。男人的主宰巩固了一种屈从的意识形态气候：立法者、牧师、哲学家、作家和科学家竭力说明，女人的从属地位是上天的意志，对人世是有利的。按照伍尔夫的说法，女人作为“他者”的假定被女人自己进一步内化了。
波伏娃的著作仔细辨析了性(sex)与性别(gender)的差异，而且看出了社会功能与自然功能之间的互动关系：“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在生理、心理或经济上，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的表现形象。决定这种……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是整个文明。只有另一个人的干预，才能把一个人树为他者。”（波伏娃，309）正是与生理学、心理学、生殖、经济等相关的阐释系统建构了那“另一个人”(男性)的在场。波伏娃对“是一个女性”(being a female)与“被建构成‘一个女人’”(being constructed as‘a woman’)作了重要区分，由此她能够在女人只要求打破她们的客观化处境时彻底摧毁父权制。与其他“第一潮”女性主义者一样，波伏娃要求摆脱生理差异获得自由，她也同样不信任“女性性”，这样她也就与一些当代女性主义者划清了界限，后者更多地强调女性身体与无意识的重要性。
第二潮女性主义继承了第一潮女性主义在所有领域为争取妇女权益而进行的斗争，但它的强调重心却转向了生殖的政治、女性的“体验”、性的“差异”和“性性"(sexuality)，把这些作为一种压迫的形式和一些要赞美的内容。在性差异中讨论最多的集中在五个要点上：生物学、体验、话语、无意识和社会经济状况。强调生理差异胜过社会化作用主要是男人们的论点，目的是让女人们“安分守己”，古老的拉丁俗语说“女人不过是子宫而已”(Tota mulier in utero)是最早确立这种态度的一个证据。一些激进的女性主义者赞美女性生理上的特征，把它们作为优越性而非低劣性的来源；而另外一些女性主义者则欢呼特定的女性体验，认为这些体验是生活与艺术中正面的女性价值的来源。这种论点说，因为只有女人经历过那些特别的女性生活体验(排卵、行经、分娩)，只有她们才能够讲述女人的生活。进一步说，女人的体验涵盖了不同的概念与情感生活；女人看问题的方式与男人不同，对于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她们与男人有截然不同的观点。肖沃尔特的著作为这一方法提供了一个很有影响的例子，它集中讨论的是女作家的文学作品中如何再现性差异。在话语方面，女性主义者对此也给予了大量的关注。戴尔·斯彭德(Dale Spender)的《男人创造的语言》（Man-Made Language，1980），正如其标题所示，认为女人一直被男人控制的语言从根本上压迫着。假若接受福柯的论点，即什么是“真实”取决于谁控制着话语，那么，就很容易看出，男人对话语的控制把女人诱入男性“真实”的陷阱中。然而，多数女性主义者认为，女人确实被这种父权制的意识形态洗了脑，这种父权制意识形态生产了强大的男人与羸弱的女人的定型形象。拉康与克里斯蒂娃的心理分析理论为第四个要点即无意识提供了解释。一些女性主义者与生物主义彻底决裂，她们把“女性”与那些瓦解“男性”话语权威的无意识过程联系起来。女性的性是革命的、颠覆的、异质的、“开放的”，它拒绝界定女性的性：如果说有女性原则的话，那一定是在男性对女性的界定之外的。从伍尔夫以后，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者都把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状况与两性之间权力平衡的不断变化联系起来，这样就对女性主义拒斥一个普遍的女性性观念表示了首肯。
值得注意的是，在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中，出现了所谓的英美批评，一种以肖沃尔特的“女性批评”(genocriticism)为门面的经验主义批评，它集中讨论女性写作的特别性，复元女性作家的传统，详细探索女性自己的文化。不过，稍后出现的“法国”女性主义批评观点与此不同，，它强调的不是作家(“女性”)的性别，而是文本(“女性的”)的“写作效果”——也就是女性写作(l’écriture feminine)。这里要指出的是，在第二潮女性主义的发展中“英美”和“法国”两派运动区分的主要是自60年代末以来批评理论中两种主导和有影响的运动。
美国的第二潮女性主义是从民权运动、维和运动和其他种种抗议运动获得动力的。 60年代后期，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的出版表明第二潮女性主义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明确自我意识的、高度显著和活跃的运动。从题目看，这本书继承了有意义的政治遗产，尽管有不足，它依然是一部进取心十足的、渊博的、机智的、对男性文化大不敬和具有摧毁力的著作，就此而论，它也许是那个时代的一个里程碑。此书涉及了历史、文学、心理学、社会学和其他许多领域，其核心表明意识形态上义理的灌输和经济上的不平等是女人受压迫的原因。这个论点开启了第二潮女性主义关于生殖、性和再现(特别是语言和视觉的“女性形象”以及色情作品)的思维。米利特的标题说明她要讨论“父权制”问题，在她看来，父权制是无处不在的，需要作为一种政治体制进行“系统的全面考察”。父权制使女性屈从于男性，或者把女性看作一个低劣的男性，父权制权力在公众和私人生活中直接或间接地施展约束女人的作用。米利特借鉴了科学中区分“性”与“性别”的重要观点：“性”是生理决定的特征；而“性别”则是一个心理学概念，它指文化上要求的性别身份。她和其他女性主义者一起抨击那些把文化上习得的“女性”特征(被动性等)看作是“自然”属性的社会科学家。她认识到，女人同男人一样会使这些态度永久化，而在控制与从属的不平等与压抑关系中扮演这些性角色。 (未完)
作者: apple 时间: 2009-5-9 06:41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综述(2)
《性政治》精彩地分析了历史、社会、文学中男性主义的女性形象，在现在的语境中，堪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部建构性文本。米利特用文学作为材料的来源，将写作、文学研究和批评确立为特别适合女性主义的领域。女性性的社会构成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文学价值和规约本身由男性建构的方式，以及女性无论以多么不适合的形式表达自身关注而斗争的方式。例如，在叙述中，追求冒险和浪漫之类的形成规约常有“男性”的动力和目的。而且，男性作家在对读者讲话时好像这些读者永远是男人。然而正如在伍尔夫和波伏娃的论述中所看到的，女性读者也(无意识地)在这种父权制框架中与之共谋，像“男人”一样阅读。为了抵制对女性读者进行这种义理灌输，米利特揭露了男性小说中对性的压迫式再现。通过刻意凸显女性读者的观点，她鲜明地揭示了弥漫在劳伦斯、亨利·密勒、诺曼·梅勒、让·热奈等人小说性描写中的男性控制，例如，劳伦斯作品中就往往出现那种对男性生殖器专制的、欢闹的、劫掠式的紧缩分析。
第二潮中影响最大的美国批评家伊莱恩·肖沃尔特在《她们自己的文学》中勾勒出了女性作家的文学史，表明了她们的物质的、心理的、意识形态的决定因子的形构；还提出了一种(与女读者相关的)女性主义批评以及(与女作家相关的)“女批评家”(gynocritics)。从女性经验的角度探讨了从勃朗特姐妹以来的英国女作家。肖沃尔特的观点表明虽然不存在固定的、固有的女性的性或女性想象力，但毕竟女性写作与男性写作之间有深刻的差异，而整个写作的传统都被男性批评家忽视了。在肖沃尔特看来，瑞贝卡·韦斯特(Rebecca West)、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和多萝西·理查逊(Dorothy Richardson)是最重要的早期“女”小说家。在乔伊斯和普鲁斯特写作表达主观意识的长篇小说的同时，理查逊同样写出了表达女性主观意识的长篇小说《朝圣》。她的写作观预示了最近的女性主义理论，她的 “多元的接受性”(multiple receptivity)这个概念弃绝了那种确定的观念与见解(她称之为“男性的事物”)。理查逊刻意要生产省略的、零碎的句子，意在传达她认为的那种女子心灵的形状和组织。在伍尔夫之后，一种关于性的新的坦诚(例如通奸、同性恋等)进入了女作家的小说，特别是让·莱斯(Jean Rhys)的小说中。后来又出了受过高等教育的新一代女作家，拜伊特(A．S．Byatt)、玛格丽特·德莱布尔(Margaret Drabble)和布里奇德·勃洛菲(Brigid Brophy)，她们感到不再有必要表达那种女性主义的不满了；但是到70年代早期又发生了转向，一股更加愤怒的声音出现在潘尼洛普·默蒂摩尔(Penelope Mortimer)、默丽尔·斯巴克(Muriel Spark)和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的小说中。肖沃尔特还批评伍尔夫“撤退”到双性同体中(否定自己的女性性)。
在肖沃尔特的著述之后，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在那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阁楼上的疯女人》中争辩说，从简·奥斯丁以来，重要的女作家们都取得了鲜明的女性“表里不一”的两种声音，她们一方面颠覆父权制的文学标准，另一方面又与之保持一致。定型的女性形象“天使”和“魔鬼”(疯女人)被接受同时又被解构。莫娃又补充说，这种对父权制压制女性“故事”的不断复述，把女性主义批评锁进一种与父权制批评强制的、成问题的关系中，在这种关系中，女性主义寻求克服的正是独裁的父权制批评。
对于西方哲学传统的一个重要的女性主义重读发生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法国，尤其是在露西·伊利格蕾的著作中。伊利格蕾认为，知识和理性的主体在西方传统中总是被界定为男性的。它通过女性的臣服成为现实。而女性则是与不完全、未分化、无形式和世界的不定的物质性等联系在一起。理性主体的观念与表述映照着这个世界，而物质世界只有在它反映了理性观念的时候才有意义。妇女代表了存在于那一主体和它的真理之外的一切东西。她是物质的、不适当的、不确定的、不能控制意识的、没有自我本质的、无区分的、无定形的和多样的。然而事实上，她是镜子，是理性运转其上的镜照场景，它为理性的观念提供材料，而它自己仍然留存在理性的观念世界之外。因此，男性的理性便必然是建立在女性的从属之上的，被理解为在物质中和与物质相连接的原则，伊利格蕾将这种物质性与母亲的有生殖力的身体联系在一起。她认为，男人总是盗用女人的生殖力，以满足自己自我理想化的目标。妇女的生殖力总是在男人之间交换着，以巩固男人之间的联盟。因此，在哲学上，总是将男性精神提在女性身体之上，这种现象与父权制的社会制度之间有着一种强有力的联系，这种联系传统上是从女性的身体上抽象出来的，以便在地位与婚姻的市场上将她们与交易用的商品等同起来。
和英美学派重编文学史不同，法国女性主义批评的目标直指人类文化的历史，意在重审男性建构的父权历史体系。从压抑论的基础看，女性存在于压抑状态（潜意识层面）之中，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重视女性的“不可见性”或“隐性” 。女性被认为是历史传统中的缺席者，甚至缺席于沉默与疯狂中。女性的缺席，进一步使她们成为隐性的物体，男性的声音则理所当然成为历史唯一的真相。
然而，在妇女的从属地位中，伊利格蕾看到了某种反权力的可能性。如果男性特性在起源上与妇女和物质有着一种结构性的不同的话，那么男性特性就必须从它自身驱除无关紧要(或非特性)的起源——与母亲和物质的联系。但是被压抑的母亲，以不恰当的形式和无意义的话语材料，包含了男性的理论(沉思或形成概念的能力)，却永远也不能为它所包含。话语容纳理性思维，但却永远不会为它所把握、所包含——如果它不参与到话语之中的话。在它的多样性与无定型中，女性的物质构建同时又回避着理性的男人，为理性的表述提供材料同时又保留着自己实质上的不可表述。
从宏观角度来看，法国学派关注的问题不是文学对现实的反映和对女性个人体验的再现，而是文学批评中的语言、表征、心理和哲学问题。与法国学派相比，英美学派更关注传统的批评观念，如：主题、母题和人物。她们把文学视为对妇女生活和体验的再现，把细读和阐释文学文本作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主要任务。她们中间也有一些人在试图建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无论这些观点如何千差万别，总的来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共同追求的三个目标在于：第一，反对在文学话语中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父权制预设；第二，探讨妇女文学并建构妇女文学经典；第三，研究种种文化因素，包括社会、历史、政治、语言、生理和心理等因素，对生活、文学和批评的影响。
这里必须指出，英美和法国学派女性观点的差异，其实并非是自然性质的一种对立，而是父系文化显著的压抑实践。使女性在文化、历史、社会和两性关系中屈从于男性之下。不同学派间对于女性自身的差异观点，亦是父系总体压抑的结果。女性主义批评尽管有许多不同的表述，仍然致力于从自然而然的父权文学观念和批评观念中挣脱出来。它意味着拒绝被纳入任何特定的“方法”中，并力图打乱和颠覆一切既定的理论性实践。
面对林林总总的女性主义理论，在文学研究领域，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蓬勃发展起来，成为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中最具活力、最有影响的一种批评理论。
李丽琴 发表于 2009-4-29 10:40:00
| 欢迎光临 民俗学论坛-中国民俗学网 (http://chinafolklore.org/forum/) |
Powered by Discuz! 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