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本学期“当代人类学思潮”课程的特邀讲演嘉宾，著名女人类学家郭于华教授于2007年11月24日至2007年12月18 日莅临我中心，为来自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在京高校的研究生讲授了系列课程。此次系列讲座共有四讲，围绕“民族志研究的反思与口述历史研究”这个主题，先后探讨了“社会学的想象力与民族志的洞察力”、“民族志反思与写文化”、“《世界的苦难》与‘受苦人’的讲述——苦难如何成为历史”和“历史民族志研究示例——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四项具体内容。
在第一讲中，郭教授从米尔斯（C. Wright Mills）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开始谈起，着重谈了何为社会学的想象力，以及人类学民族志应该怎么激发洞察力这两个关键问题。何为社会学的想象力？郭教授指出，它实际是一种“心智品质”，能在理论宏观层次与微观经验层次之间有条不紊地穿梭，也即能在个人困境（the person troubles of milieu）与社会结构公共议题（the public issues of social structure）之间建立联系的一种能力。米尔斯之所以谈这个问题，一方面与他写作此书时面临的巨大社会变迁有关。当时正逢二战结束，社会的急遽转型产生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这本书反映了米尔斯希望社会科学能有学术承担，使更多的人去除蒙昧。由此，社会学应作为一种公共智识的工具，其使命是使人类的理性和自由常存于心。另一方面，这本书也有方法论上的反思，尤其针对宏大理论（grand theory）和抽象经验主义（abstracted empiricism），提出应该以问题为中心做研究，开启对情境与社会结构之间因果关联性的探究。郭教授认为，结合中国社会的现实，社会学的想象力可理解并拓展为至少三个层次的含义：在微观事实与宏观结构之间进行穿梭的贯通能力；穿透历史与现实的能力（贯穿传统社会、共产主义与后共产主义社会的洞察能力）；对一种文明的独特逻辑和微妙运作的解析能力。
社会学的想象力与人类学民族志的洞察力实际上异曲同工，但对人类学来说，后者涉及到更为具体的问题。作为人类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和表述形式，民族志呈现了人类学者对他者的理解，其洞察力体现在几对关系的贯通中：小地方与大社会的关系；实践与理论的关系；过程与结构的关系以及对民族志中虚构（Fiction）与事实（Fact）这两者关系的反思能力。
其中，对民族志的反思是郭教授在第二讲中要详细讨论的问题。80年代以来人类学出现了三个倾向：一是探讨民族志田野研究方法的局限；二是关注人类学与殖民情境的关系；三是由文化解释的问题，引发了对人文科学实践性质的重新探讨。反思的浪潮瓦解了传统民族志的权威，人类学家认识到必须承认自己所书写的只是部分真相，并且所谓科学本身亦是一种文化书写和建构的过程，才能走出困境。这些问题的讨论带来了民族志研究方法上的重要转向：由注重所见转向注重所闻，由注重观察转向注重理解，由此，口述历史（oral history）成为田野工作及民族志撰写的新焦点。郭教授以实验民族志的代表作Marjorie Shostak 的《尼萨：一个昆人妇女的生活及诉说》（Nisa: The Life and Words of a !Kung Woman）为例，说明口述历史的特点在于关注个人自身的经历，从中体现了他与社会的各种勾连；而不同于口述传统（oral tradition），后者是一代代传承的集体记忆和表述。在此基础上，郭教授进一步指出口述历史的内涵在于，它通过发出沉默的大多数的声音，来挑战现有权力支配下的历史存在状态，在中国情境下，就是要对共产主义文明进行解析性研究。郭教授还谈及自己参与的“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口述资料收集与研究计划”的一些情况。最后，郭教授谈到了口述历史的真实性这一关键问题。她指出，“感情的记忆”固然与经验事实有所区别，但是不能因此否认感情的真实性，及其所能够承担的复杂的历史内容。在具体研究中，可以借重社会记忆和社会认同理论，并将口述历史与民族志方法结合起来。
承接这两次讲座的内容，郭教授接下来的两讲分别围绕“一本书”和“一个个案”，讨论了口述历史研究中的具体问题。第三讲通过布迪厄《世界的苦难》一书来回答什么是苦难、它的根源是什么、苦难何以成为历史以及书写苦难的意义这四个问题。郭教授指出，涂尔干和克莱曼（Arthur Kleinman）等人已谈到，苦难是个人的行为和经历，但同时也是社会事实；布迪厄更谈到“社会巫术”，即以貌似科学的手段和集体性的话语制造出掩盖社会疾苦的政治幻象；因此展示不为人知的社会痛苦、揭示社会苦难的根源及制造苦难的机制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那么，突破书写霸权和话语霸权的方式之一就是去发现和书写普通人的历史。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来说，他们的生活与历史充满了“身体之苦”和“心灵之苦”，他们将之归因于宿命论。革命声称解救苦难，在其话语下，通过诸如“诉苦”等一系列权力技术，引导和发掘“苦难”意识，来进行革命动员和社会改造。然而另一方面，由国家主导的、以革命运动的形式推进的社会工程和社会试验却可能带来新的苦难体验。郭教授认为，我们应致力于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构建历史（making history from everyday life of common people），即记录和重现“苦难”的历史，并从中洞悉文明的运作逻辑。这不是要为底层制造一种历史，而是要让无声的底层发出自己的声音。
为此，郭教授在第四讲中，以自己参与的一项口述历史研究为例，说明如何通过分析一个西北农村的妇女们所讲述的关于农业集体化的经历、感受和记忆，讨论宏大的社会工程对女性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的重新建构，来洞悉农村日常生活中的国家治理模式和国家—社会关系及共产主义文明的逻辑。在国家改造和重建乡村社会结构的宏大社会实验中，广大农村妇女不仅深入其中，而且是这一革命的特性、意义和成功程度的重要表征。郭教授运用了好些形象生动的民族志材料，简明地介绍了由家庭劳动变为集体劳动在女性记忆中留下的印象，如何从人的集体化与心灵集体化的相互建构中理解这一过程，又是怎样挖掘出其中符号暴力的治理功效及其对象的主体性发挥的作用，并总结了历史民族志探索的独到之处。包括：1. 对他者时间观念的关注：不同于我们叙述中采用的政治时间，当地使用的是身体时间（生活时间）来记忆；2. 对身体记忆和情感记忆的特点的关注；3. 要有问题意识，现实和理论貌似获得问题的两个分开的进路，但实际上相互依存；4. 将文明落实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这是社会学的想象力与民族志的洞察力的共同效用和目的；5. 揭示社会生活的隐密，即对共产主义文明过程、机制、逻辑和技术进行解析。上述五点同时也是郭教授这四个讲座核心内容的综合概括。
郭教授精彩的表述、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思考使同学们每次课都获益匪浅，常引起同学们的热烈讨论；在最后一讲结束之时，大家报之以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以感谢郭教授的启发和鼓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