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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谢志浩】我看人看我——老外眼中的中国人类学史 [打印本页]

作者: 代启福 时间: 2009-5-5 18:31 标题: 【谢志浩】我看人看我——老外眼中的中国人类学史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卞之琳《断章》

（一）

意大利文艺复兴黎明期的诗人但丁的一句话，“走自己的路，让人们去说吧”好像非常雄壮。这一名言有一种不言自明的解释：坚持自己的道路，不能听从别人的流言蜚语，否则，自己怎么会走一条独特的路呢？
我自己一向是这么理解这一名言的，但是，有一天我突然有一种新的理解。为什么非得把别人的谈论当成一种恶意呢？走了一段路程后，比方说小憩的时候，为什么不回头看一下自己走的路是否正确呢？况且人生还不仅仅是一条路，所以，需要不断反省自己。别人的言说往往可以成为一种参照，不管方向如何。这个时候，我想到了学术评论。得到了别人的表彰，固然欣喜；获得别人的批评，完全应该择善而从。有必要「一触即跳」吗？学术人物，在我们这个社会还非常稀少，所以学人之间的相濡以沫，是必需的；但也不能说成为一个圈子，而且是一个特别庸俗的圈子，只允许圈子里面的学人互相吹捧，那么常此以往，学术界该会多么肮脏。孔子老人家早就说过：友直、友谅、友多闻。君子交往，应该群而不党、和而不同。但是我们见得太多的事情是：学术评论特别是书评，几乎全是谀辞，好话连篇，通常也是废话连篇。因为是哥们，学术讨论会低头不见抬头见，在一个学术单位更不用说。如果有谁写了批评文章，有些人就会追究文章背后的险恶用心，就会变成仇敌。批评、被批评双方都会意气用事，认为对方良心大大地坏了。
民国时期的老辈学者，好像多有这种雅量。那时候，学术空气非常浓厚，学人的人格气象比较恢宏，他们的学术争论似乎都是出以学术公心。燕京大学的顾颉刚先生亲手接到钱穆先生与自己争论的著作，这位顾先生认真看过以后，觉得钱穆若总是在中学教书，就会耽误前程，于是花力气把钱穆调到燕京大学，一颗学术巨星就这样升起了。顾颉刚先生的弟子谭其骧，做作业的时候，写文章批驳顾先生的学术观点，顾先生立刻回了一封几千字的长信，申述自己的观点，同意弟子的几个观点，但是还反对几个观点。师生之间的辩难成为一段学术佳话，谭其骧日后成为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
我们现在的学术界，具有学术胸怀的学人，好像很少。许多学者，甚至已经成为所谓的名家了，但是对待学术批评，好像还有一种类似红卫兵似的你死我活的劲头。只是文革当中护卫的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现在护卫的是正确的学术路线。其实，对待真理，我们总是欠缺容忍异己的风度，总以为只有自己才能拥有真理，有些人学问不大，但是霸占真理的态度，蛮横十足。这样，我们的学人既然不能容忍学术批评，剩下的就是学术表扬。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友人、弟子对自己的著作进行表扬，自己对自己的学术工作进行评估，往往都能说成是世界领先的。如此的「自恋」难道不是一种病态？所以说，当代中国的学术生态圈呈现一种畸形的病态。既不会推己及人，也不会推人及己，只会对镜自怜。这个镜子不是别的，而是哈哈镜。哈哈镜中的学者，形象自然是高大的，几乎完美无缺的。
其实，在中国，学术研究是一种可怜的职业，出人头地，也就是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跨世纪人才……，其实，一本学术著作，充其量也就是五千册的印数，五千册中或许会有好多册，几乎没有人阅读。我算是河北省图书馆的忠实读者，经常翻一些社会科学总论类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文集，从挥之不去的尘土可以看出，这些书在石家庄市很少有读者的。文集的作者都是百年中国历史上极有名的大人物，有我一向崇敬的蔡元培先生、潘光旦先生，就是没几个人看。一些小个头的人物更是没人阅读。有几个人真正认真地读一本书呢？所以，书的命运，真是让人揪心。如果有认真读了自己的书，还给你挑了很多错，在我看来，是一件很可庆幸的事情。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在看你。人活在世界上，是非常有趣的事情。街头经常有时髦美丽的女郎，气愤地对一个素不相识的小伙子说：“德性！你看我干什么？”小伙子回敬道：“你不看我，怎么知道我在看你？”如果一位女郎没有一位小伙子看她，平心而论，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至少证明自己没有任何魅力。

（二）

老外顾定国先生写出一本《中国人类学逸史——从马林诺斯基到莫斯科到毛泽东》，这本书给我的惊喜，简直是惊人的。这的确是一本有所见的书，的确是一本有趣的书。
我们这一讲为什么将题目定为“我看人看我”？这里面别有一种人生况味。顾定国先生（Gregory
E. Guldin）是美国太平洋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和人类学系教授，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中国通，这些中国通以中国为对象进行田野调查，往往带有深厚的感情，用一句时髦的话语是“充满着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顾定国的太太是中国人，所以「老顾」是中国姑爷，据著名人类学家黄淑娉教授介绍，老顾的两个千金思华和思明在家中必须说中国话、而且还会讲流利的粤语，可见老顾的汉语水平之高，和对中国的深厚情感。「老顾」和一般中国家庭的区别是比那些中国人更「中国」，家中摆设出了中国文物和工艺品外，还有一个老顾不远万里从中国抱着飞越太平洋的重达几十斤的东汉说唱俑模型。可见老顾的家庭模式就是一个跨越国界的「席明纳」。老顾从来不把自己当成外人，真有点海外赤子的感觉，办公室居然悬挂中国国旗。
但是我们不要把老顾仅仅当成一个诚心归化的外国人。老顾还是一个研究中国人类学历史和都市人类学的人类学家。《中国人类学逸史——从马林诺斯基到莫斯科到毛泽东》就是老顾对中国人类学这一学科进行田野调查的结晶。老顾选择的调查基地是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重新创设人类学系的关键人物，也是第一任系主任梁钊韬先生作为调查的线索。为此，「老顾」于1986年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作一年访问学者，和中山大学的研究生们混得极熟，特别铁，够哥们。这本书是写这些中国哥们所学的人类学学科的社会史，可以说中国人类学学科的历史，比老顾熟悉的并不是大有人在，能够写成一本趣味盎然的著作，在大陆学术界，还是仅见。老顾的中国哥们把这本书译成中文，这本身就有着丰富的意味，耐人寻味。学术史特别是学科史在中国并不是真正的学术工作。我在北京大学访学时，曾注意到这方面的资料，令人满意的图书还没有出现。当我看到老顾这本《中国人类学逸史——从马林诺斯基到莫斯科到毛泽东》，眼前的确一亮。老顾能够成为中国人类学史的专家，决不是偶然的。首先老顾对中国有高度的热爱，这种热爱不是一种做秀，而是充满着一个人类学家的高尚境界，对中国有同情的了解和温情的敬意。能够做到这一点，对于一个来自「中心社区」的美国人类学家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更为难得是，老顾并不因为对中国抱有特殊的深情厚谊而降损学术工作的品质。老顾对中国人类学学术史的理解把握，既能够入乎其内，又能够出乎其外。既有宏观的视角，又具体而入微。层次感、分寸感，非常到位。
一位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南方的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在1986年一年之内，到底能够看到多少「田野」上的事情呢？又能够看透多少风雨沧桑中的学人的心思呢？

（三）

通过中山大学的梁钊韬先生将中国人类学所经历的四个阶段（模仿西方、向「老大哥」苏联学习、毛泽东化阶段、重新开始的阶段，当然，我对这样的分期并不是特别的反对，但是我觉得如果这样，1949年前中国人类学者的贡献就会被大大地淡化。尽管老顾对历史非常尊重）非常生动地展示出来。这本书之所以有趣，就在于它似乎是梁钊韬先生的传记，似乎是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系史，似乎是中国人类学的历史，结果成为一种合力，变成了一个人——一个系——学科的内史——学科的外史的整合。完成这样一个工作，勤奋自是不必说的，但老顾的学术方法论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中国大江南北的书房中，有多少文化耆宿，他们的经历本身就是一个学科的活化石。但是许多先生没有留下回忆录，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有的先生晚年留下了一部回忆录，但是许多鲜活的东西，已经被作者本人过滤掉了。我们在阅读此类回忆录的时候，总感觉有些地方语焉不详，但只是通过感觉。我们一般的「外人」若没有一个学科的巨大储藏，我们是体会不到那些语焉不详的地方的「潜台词」的。仅仅有一个学科的「台词」，对于想登堂入室的学子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已经进入一个学科的人，是否就已经把握了一个学科的潜台词了呢？回答是否定的。我们翻阅当代中国的学术著作，发现有一个总体的特点，那就是许多著作对这个学科的那种「感觉」，并不贴切。什么意思呢？我们在这样的著作中，没有一种学科给我们带来的「发现的愉悦」，就我的阅读体会来说，评说一本学术著作有两个标准，当然都是非常个体化的标准：第一，这本著作是否「出活」？第二，这本著作是否「好玩」？「出活」指的是这本书写出一些真正的「台词」，「好玩」指的是这本书是否蕴藏着一些「潜台词」。老顾这本书就有丰富的潜台词，所以才使人觉得妙语解颐。一本没有潜台词的书，会让人觉得这本书的作者写得好辛苦，把自己所有的储备都用上了，才凑足了篇幅。具有潜台词的书，好像作者对这个问题游刃有余，写起来风清云淡，有那么一种沉潜把玩，优游涵咏。我们想一想，老顾采访了多少中国人类学家，准备了多少资料。但是也就写了不到三十万字。

（四）

在这部有着中国人类学生态史意义的著作中，把中国人类学的历史写得特别人格化。他写到了中国多学科之父蔡元培先生最早提倡民族学。中国有句老话：大树底下好乘凉。蔡元培先生就是这样的一棵百年中国教育史、科学史、学术史、艺术史的参天大树。这样一位瘦小的先生却是现代中国文化教育的荫蔽者。他以自己伟大的人格、恢宏的心胸、卓越的见识而为后人遮风挡雨。如果说中国现代意义上的人类学学科的发轫，以1926年蔡元培先生的《论民族》为标志，到1949年被取消，人类学发展成长的时间仅仅是23年的事情，这中间，历史偶然地为人类学家提供了一个田野调查的机会，而且长达八年。1949年之前，中山大学、清华大学、厦门大学都有人类学系的单独设置。中山大学的主力阵容是杨成志、卫惠林、黄文山、梁钊韬、岑仲勉，厦门大学的首任系主任是林惠祥先生，他的弟子陈国强帮助自己的老师。清华大学的人类学系首任系主任是吴泽霖先生。清华大学是1948年才成立人类学系的，主要的教授来自社会学系，这样社会学系的吴景超先生、潘光旦先生、费孝通先生，都会担任人类学系的课程。「老顾」在这样一部全景式的著作中，难免有所纰漏。《中国人类学逸史——从马林诺斯基到莫斯科到毛泽东》一书说“1948——1949学年开始的时候，也是清华大学四大学科的人类学系羽翼刚刚丰满的第一年。9月，该系招收了首批4名本科生。”〔1〕手头正好有些史料书，查《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四卷学生名录，发现1948年首届清华大学人类学系，只有一名学生，名字叫余绳孙。一年以后，人类学这一学科就没有了。厦门大学的人类学的精神资源比较丰厚，王铭铭先生回到母校——厦门大学进行学术讲座的时候，坦言厦门大学有一个很好的学术遗产，这份遗产甚至是令别人感到羡慕的。王铭铭接着说：“遗产体现为一种精神。而我们可以说，厦门大学人类学的精神，是林惠祥先生的精神，林先生是东南地区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我们都是他的学生。”〔2〕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学术界从整体上来说，遭受的损失，远远大于所得。首先从搬迁来说，首先丧失的往往是学术资料。战争打破了与西方学术界的正常的学术交往。但是历史也许在一个民族受难后有所补偿。人类学这一学科，在战争时期，不仅没有停顿，还历史地提供了人类学家进行田野调查的空间和舞台。1937年以前，中国的学术中心在北平、上海、南京、广州。战事一起，学术中心便往西南转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迁到昆明。云南和四川不仅是中国战时的政治中心之一，而且还是学术中心。在抗日战争时期，从欧美留学回来的「海龟」，开始自己的学术工作，人类学家进行较为自觉的田野调查。费孝通在云南大学，主持云南大学和燕京大学联合调查工作站。在他的身边，聚集了张之毅、史国衡、田汝康、谷苞、张宗颖、胡庆均等，加上云大的教授许琅光先生和燕京大学硕士研究生李有义，形成了一个研究队伍。1940年，为躲避日军的频繁轰炸，云大燕京工作站疏散到昆明郊县呈贡的古城村南门外的一个古庙——魁星阁，简称「魁阁」，「魁阁」是中国社会人类学史上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团队。费孝通的燕京大学同学林耀华留学哈佛大学，回国后，1943年任成都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当年夏天，前往凉山彝区进行田野调查。《中国人类学逸史》第86页，说林耀华1944年回到国内，不确。对于一般人来讲，凉山彝区是一个异常神秘恐怖的所在，这次考察，真可以说得上是九死一生。但收获颇多，《凉山彝家》便是重要的学术创获。中山大学一迁云南澄江，第二次迁往广东北部的坪石。中山大学的杨成志先生，带领学生在那里进行瑶族的田野调查。动荡不安，对于理论的思考也许是有害的，但是辗转迁徙，有可能造成人类学家空间不断扩展。所以，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许多人文社会科学科遭受了致命的一击，但是，社会人类学却有许多出色的成果。问题的关键是，这些学者对事业有信心，对人生怀抱无限的希望，保持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考。
但是战争也没有使这门学科停止发展，1949年和平时代来临了，这门学科却在中国大陆消失了。学科的生存空间没有了，但是学人的生活还要继续，这种生活当然是没有保障的，是否可以这样说，“你是我永远的痛”。

（五）

1949年是中国人类学历史上惊心动魄的一年。厦门大学的林惠祥先生，中山大学的杨成志先生，燕京大学的吴文藻、林耀华先生，云南大学的杨堃先生、江应樑先生，清华大学的吴泽霖先生，都选择留下来。吴文藻先生1949年政权鼎革的时候，还在日本。后来决定回来看看，一看就是34年，一直看到1985年去世，似乎也没有看到人类学的希望。中央研究院系统或是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学者凌纯声先生、芮逸夫先生、卫惠林先生、黄文山先生，前往台湾。有些学者留在了美国，享有“非汉语语言学之父”美誉的国际杰出的语言学大家李方桂先生，1949年本来已经启程回国，在西雅图中途停留时，华盛顿大学有人劝说李先生留在当地，结果，李先生这一留就是二十年，直至1969年退休。考古学家郑德坤先生1949年结束了在剑桥和牛津大学的访问启程回国，在香港停留后就再也没有继续他的旅程，他又折回英国，接着在东南亚和世界各地讲学并从事研究。退休后，在香港中文大学大学的考古学与人文科学研究中心任职。语言学大师赵元任先生、心理人类学家许烺光先生（“烺”字读作“朗”）接着呆在美国。
中国的人类学在1949年后的遭遇，坎坷自是不必说了，关键是这一学科被取消得实在突然。毛泽东和莫斯科都不喜欢人类学这一学科，很快人类学在中国大陆消失了。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人类学的被取消，其实也不是很不好的事情。假如人类学不被取消，那么是否这门学科就不被扭曲呢？回答是否定的。既然如此，人类学既然不能“生如闪电之耀亮”，只有“死如彗星之迅忽”。学术传统其实是一个奇怪的事情，在一个正常的学术生态圈中，学术自然是越古老越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论年龄已经老迈，但是它们又是那样年轻，为什么，有一种一脉相传的学术精神。但是在特殊的历史时代，政治的无理安排，使得一个学科沉寂了，甚至表面上消失了，但是人类学的四大学科——体质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其实一样都没有消失。体质人类学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古人类研究所；考古学有专门的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学巨擘夏鼐，甚至认为五十年代是考古学的黄金时代；北京大学因为收编了中山大学的语言学的师生，所以成为语言学研究的重镇；民国时代的文化人类学家，许多人被安置在中央民族学院和各地民族学院，作用被有限度地发挥。上世纪五十年代曾进行过轰轰烈烈的民族实地调查和民族甄别。所以由此看来，人类学在中国大陆只是被撕成四个碎片。如果人类学的四大学科都被铲除，那么，中国人类学的传统就死亡了。人类学的部门学科存在不均衡的发展，考古学因为关系到中国祖宗的历史，其实也是关系到现代人的荣誉，所以曾经有过被政治安排过的畸形的繁荣。人类学家还能够以体质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的学科作为一种掩护，进行一种「地下学术工作」。这种「地下学术工作者」当然都是被历史和时代扭曲的。因为人类学的所属学科都没有被铲除，所以，他的历史传统似乎成为「地下河」，沉潜在一段历史之中。
中国的学术生态圈，呈现着一种有趣的状态。1949年以后，新生的政权采取了一种全能主义的政治，政治对社会的安排空前权威起来，经济、文化、学术、教育、社会、宗教，所有这些领域，学人的自主性空间突然消失了，学会、团体、刊物、报纸的民间性都被铲除了，新的社会生态圈迅速形成了。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原本就没有根深蒂固的自由理念，加以市民社会的弱小和不成熟，知识分子对新政权的适应性是非常高的。也许这是他们都比较看重国家的独立，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爱国主义者，政治的安排再不合理，好像也没有人进行自觉的思考和行动。中国五十年来的新的学统，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建立起来的。没有足够的证据说知识分子在新学统中的不适应，潘光旦先生、吴文藻先生、费孝通先生这样懂得别人心思的人类学家，对新学统的适应性更是高得出奇。所以，1949年以后的人类学家的工作，看似游离于他的学术理念和教育背景之外，但是，也不会是空穴来风。对国家的挚爱使这些知识分子，放弃了自己信从多年的学术精神和自由的人格。在某种意义上说，新学统的建立是老一代学人半推半就的结果。政治化的社会生态圈一旦建立起来，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种新学统的最大特色是学术政治化，在这种情况下，学术为国家服务，其实就是学术最大限度地为政治服务，为政府服务，为政党服务。因为全能主义政治的随意性，所以不同的时期政治会对学术进行不同甚至迥异的安排。自然，学术的自主和自治便无从谈起。为政治服务的人类学家和其他学科的学者都被政治进行了格式化，自身的特色和风采自然便荡然无存。这种历史时期所诞生的新学科，可以说出奇的新。「民族学」就是这样一个「学」科，因为学科的自主性极差，在严格的意义上，很难说是一个「学」科。但是中央民族学院以及各地民族学院赖以安身立命的就是「民族学」，但是，给我们的感觉，这些地方仅仅是进行民族干部培训，学术的品位和传统，都让人很是怀疑。而且，最大的问题是，民族学院，所要培养的目标并不是对少数民族的历史和传统进行自觉研究的人，体现着高度的「大民族主义」，民族学院存在中所遇到的最大矛盾，便是发扬民族自觉性，到底发扬哪一个民族的自觉性？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但是我们对「多元」的认识是否达到了一个文化自觉的程度？这是很可怀疑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民族学」又可以称作「文化人类学」，但是民族学院系统的学者普遍采用「民族学」这一称呼，体现了一种复杂的历史韵味。我们阅读这方面的文献，只看是否采用「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名称，就可以意识到，学术理念之不同、学术精神之迥异。普遍情况是这样，采用「民族学」称呼的是民族学院出身的学者，观念老派，资料翔实；采用「文化人类学」名称的，理念比较新颖，材料不太扎实。这是我的一个判断。学术政治化，在1949——1979年三十年间比较突出，1979年迄今，似乎是学术越来越市场化，这是一个看似与原来迥然不同的学术生态圈。但是，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学术政治化——学术市场化之间，有一种共同的背景，那就是学术的依附性。原来，学术依附在政治上，学人依赖政府；现在学人除了依附政治，还要依附市场，可以说是一仆二主。所以，现在学术面临的困难，依然严峻。
这也许就是王铭铭先生不愿意与国家学术课题更加密切的一个主要原因。当然，有许多学者，以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作为一种非常自豪的事情，以为是天大的荣耀。在我看来，这恰恰是丧失了学术自主性的一个典型例证。有些学者甚至把国务院特殊津贴作为无上的荣耀，印到自己的名片上，真是有趣之极。我们看到，真正的学者，是以自己的学术魅力取得学术声誉的。当然，政治和市场都是一种可以应用的学术资源，但如果运用不当，那么，首先受到损害的必然是学术，这种道理还需要说吗？一种平常的常识。可是，学术政治化产生的一个后果，就是缺乏独立性格的学术和学者对学术以内的事情没有更大的兴趣，对政治的安排和市场的角逐，真是乐此不疲。这就是当代中国学术共同体的建立之所以艰难的真正原因。走出学术政治化的生态圈，对于不成熟的中国学术界来说，是一个过于艰难的重任。人类学学术共同体并不自外于中国学术共同体，他所面对的困难，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1949年随着全能主义政权的建立，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调配人员、财产、物资，在某些领域，聚集的人才达到了空前的规模。比如北京大学哲学系，几乎集中了全国的哲学家，因为北大哲学系一时成为中国唯一的哲学系。冯友兰、金岳霖……，名流云集。有人回忆这一阶段时，甚至有些甜蜜。中国哲学家云集北大哲学系，也许可以成为学术史的一个佳话，但是从历史来看，这是一个巨大的悲剧。原来已经成型的学者，几乎一夜之间放弃自己信从多年的理念，被迫进行思想洗脑。1949年以后的中央民族学院也是如此。1951年6月11日，中央民族学院正式成立，大多数人类学家在这年十月才来到学院报到。费孝通这时被认为是政治上信得过的人，就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为学者来到这个地方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中央大员乌兰夫是中央民族学院的院长。元史权威翁独健先生主持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史学权威翦伯赞，担任研究部西南室主任，潘光旦先生成为中南民族室的负责人，翁先生也负责东北室，冯家升先生出任西北室的主任，吴文藻先生回国后，担任“中国少数民族概况”研究室的负责人。林耀华被任命为西藏研究室负责人，林先生曾担任过多年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主任，与同事李有义、王静如、王辅仁一起来到中央民族学院。素有“北吴南杨”之称的吴文藻和杨成志两位先生先后来到中央民族学院。杨成志在1949年后，先是被调到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后来才来到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文物研究室工作。民族语文教育家马学良先生1951年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借调到中央民族学院，负责筹建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任系副主任。1953年，马先生正式转入民族学院，1964年，任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主任。马先生积极推动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少数民族研究所，是1980年以后的事情。
全国人类学名家云集中央民族学院，原本是一件很可以欣悦的事情。但是，历史没有给这些人类学家高兴的机会。中央民族学院当然可以说是集中了全国最活跃、最优秀的人物。但是这些人类学家所起的作用，却是微乎其微。这里面有深刻的社会学的韵味，并不是说把优秀的人才集中在一起就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这时候的环境，若从和平的角度看，当然不错的。但是这些一流的学者聚集在一起，并不是学者自由流动的结果，他们所组成的单位——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并没有形成学者自治的空间，加上一直没有止息的政治运动，摧残着一代学者的心智和人格。人类学应该是对漂泊的洞察，但是人类学家，这时候却成为飘零的落叶，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家园，所以，原本自信、自由、自立的一代学人，成为自卑、受到束缚、被养活的一种人，一种中国社会的“少数民族”。由一流中国人类学家组成的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的先生们，除了五十年代初期，曾被安排进行过几年少数民族的调查和民族识别外，似乎进行的主要工作就是批判与自我批判。

老顾深深懂得，中国的学术史就是政治对学术进行随意安排的历史。所以，从历史生态学的角度，把政治对学术进行随意安排的背景、理念、过程、特色，非常生动地描绘出来了。亏了勤奋认真执著的老顾，要是别人，我很怀疑有没有驾驭这段历史的能力，更不要说如此贴切而传神了。老顾的整部著作，结构非常好，对于整个中国人类学界来说，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仅仅是一个小地方，梁钊韬先生也仅仅是小地方的一个大人物，小地方，也就是小型社区，怎样反映大社会的文化格局，这一直是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困惑。一个小地方可以说是「特殊性」，大社会可以说是「普遍性」，「特殊性」如何成为一种「普遍性」？「多」中如何看出「一」来，在政治全能主义时代，学术政治化是中国人类学界的普遍共性，中山大学梁钊韬先生所遭遇的肯定反映这种「共性」，梁先生和中山大学的具体路径又别有一种风采。所以，在我看来，梁钊韬先生在老顾这本书中，并不仅仅具有穿针引线的作用，还有着人类学意义上的深刻意味。
李工真先生曾经在《今日名流》，回忆自己的父亲——著名数学家李国平，深有感触地说：“我父亲对我讲，他教了那么多学生，凡是解放前教出来的，没有一个人敢走到台子上公开讲你李国平如何如何的，一个都不敢。解放以后毕业的学生，哪怕是1952年1953年毕业的学生，情况就大不一样，而且愈演愈烈，1965年收进来的学生，那就不是文斗了，一个个都用拳头对付他了。”
老顾研究中国人类学史，我们再来看老顾对中国的研究，这是一个人类学意义上的“我看人看我”。同时在1949年以后的人类学界，一直有一个“我看人看我”的人类学问题。人类学家在1949年以前的工作，被政治当局认为是腐朽的、反动的，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从此被认为是一种“异文化”，历次的政治运动中，老运动员总是被认为没有和共产党站在一起，不管这些学者主观上是多么想改造成政治当局所喜欢的。这种情况到了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达到极致。这些老学者，从1949年到文革，不断看到别人看自己，「红卫兵」其实是老学者的学生，但是几乎是一夜之间，老学者就看到一种「异文化」，一天之前还是文质彬彬的大学生，今天就突然成为穷凶极恶的造反派。这种「异文化」是以怎样一种流感的速度在传播，现在看来，比流感的速度要快得多，和SARS 的速度差不多。这种异文化的成长机理是什么？能够培育这种中国特色的异文化的土壤是全能主义政治。政治的安排到了1966年左右，可以说是达到了游刃有余的地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学术的高度一元化，全是在高度的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取得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文革当中真正的异文化，却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分成「天派」和「地派」。当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蔓延到中央民族学院的时候，受伤害最深的是老学者，许多人被关了紧闭。老顾在书中写道：“在位于中央民族学院校园内的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事态的变化更为野蛮，人们——天派与地派之间——动了真家伙，用石头和棍棒（但没有用枪）打了起来。”〔3〕民族学家在文革中被批得最厉害的是费孝通、吴文藻和吴泽霖。1957年三位都是「右派」。吴文藻先生的太太就是冰心先生，在反右派运动中，冰心的丈夫、弟弟和儿子都被划成右派，好友被划成右派的比例非常高，弄得冰心先生也几乎成为危险人物，据说冰心曾给中央高层的人物问过这样的话：他们这些人为什么都被划成右派？回答是他们反党，冰心气愤地说：如果说他们这些人都反党，那么，我更应该被划成右派。1978年以后，历史重新掀开新的一页，冰心老奶奶在与人交往时，特别注意问人家是否右派，如果是右派，那么就可以说是一个好人，如果不是，冰心奶奶就有点怀疑人家了。右派成为冰心划分好坏人的一个标准。这可能是反右派运动唯一的一个好处。
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损失惨重，可以说是高危人群。有人曾进行过统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社会学家被划成右派，费孝通、潘光旦、吴文藻、陈达、李景汉、吴景超、赵承信，都是大右派。社会学家何以成为高危人群？
林耀华在文革当中是活老虎，所以林耀华的失势更有戏剧性。1966年9月，林耀华刚从农村回到北京，在回家的路上就被红卫兵拦截了，马上被戴上「高帽子」，被宣布为「国民党的走狗」。红卫兵指控吴文藻是人类学的祖师爷，散布资产阶级观点。潘光旦先生被迫害致死，费孝通曾经沉痛地说，潘先生是死在我的怀里。云南大学民族学的三位元老方国瑜、江应樑、杨堃度过了一生中最严酷的岁月。杨堃的夫人——纪德研究权威张若名于五十年代已经因为看不到任何希望而自杀。大学者杨堃被分配到系资料室当小管理员，已经是非常不错的待遇了。成都的童恩正先生被关了三年牛棚，语言学家、武汉中南民族学院的副院长——严学窘（该字念“炯”）幽默地说：“没能避免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麻烦”。中山大学的梁钊韬先生，被红卫兵拽到女研究生的宿舍里，在那里被严加看管监禁近一个月。这个系有中国卓越的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陈先生的这一段屈辱的经历被写进《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引发了相当多知识分子的感伤和悲怆。刘节先生代替盲目的老师陈寅恪先生挨批，引发了无数的敬意。梁钊韬先生和全国的知识分子一样，被送往五七干校，从1968年4月20日到1972年10月，他度过了四年多干校生活。砌砖墙、搬重货、赶牛车，从乐昌附近的坪石，转战到粤北的英德。坪石恶劣的条件，严重损害了梁钊韬的健康。儿子梁津受到红卫兵的毒打，梁津的姐姐在一家工厂上班，不久换上了严重的白血病。梁钊韬先生被解放出来之后，女儿的白血病不治。学校在中国的大背景下，于1973年9月迎接了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工农兵学员来到大学，不是以学生，而是以主人的姿态而“上、管、改”的。“上”不用解释，“管”指的是管理大学，“改”是指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学校。这当然是中国历史上最恶劣的一批学生，令梁钊韬先生非常头疼，也非常屈辱。所以1977年邓小平力主恢复高考，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同时也使教师恢复了失落多年的尊严。

（六）

1980年以后，重新恢复的人类学，精神资源就比较丰厚。同样是被铲除的学科，比如社会学，就没有人类学这样丰厚的精神资源，所以，如果从1979年算起，二十五年来，社会学的成长从表面上看，云蒸霞蔚。许多大学都设立了社会学系，或叫社会工作系。我2003年9月——2004年6月曾在北京大学访学，发现住在圆明园校区的访问学者或进修教师共有154名，其中在社会学系进修或访学的共有12名，应该说，这种比例是不低的。这些人员，既有来自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系的，又有来自宁波大学的；有来自西北遥远的新疆师范大学，还有来自东北延边大学的。社会学是否因时而生、顺势而长，就发展得比较好，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因为社会学比人类学「有用」，所以对待社会学出现「急用后学」的情况，许多人把社会学看成像记者的调查报告那么简单的事情。所以当代中国社会学界普遍出现社会学的学术理念的泛化、学术成果的低品位化、学术评价的鄙俗化。难怪许多社会科学期刊声明“不刊登调查报告”，成熟的社会学学术共同体更是遥不可及的事情。另一方面，中国曾经有一大段时期，许多社会问题都属于国家机密，一般老百姓是不能与闻的，更不要说让专家学者研究了。所以当代中国历史上有大段的时间存在的社会问题是不许研究的。这样社会问题大量积累，而社会学却不得存身。有三十年时间，社会学家赋闲了，「转业」都谈不上。多亏了「社会」「人类」是一家，一时间有业的社会学家都转岗到民族学院进行民族调查了，现在想起来，多亏了当时政府进行民族平等的宣传，在此基础上又创建了民族学院。所以在中国的大段时间里，人类学是「名」亡而「实」存，社会学确实「名」亡而「实」不存了。社会学在很长的时间里，学术传统彻底死亡。这就是当代中国社会学看起来很热闹，其实欠缺学术品位的一个原因了。华人社区的人类学传统，在我看来并没有死亡。一方面，大陆人类学学科被撕碎成四片，这四片都在成长；另一方面，台湾的人类学承继了1949年以前中央研究院的学术精神，通过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的培养人才，人类学在台湾一直薪火相传。1980年以后，两岸的学术交流，通过香港这个学术中转港，李亦园先生、乔健先生都和大陆人类学界保持着密切的学术交往，这对提升大陆人类学的品质，是一个极大的便利。费孝通先生通过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与李亦园先生及海外的人类学界保持着密切的磋商。所以人类学这一学科的成长，我以为，二十五年来成效是明显的，成绩是突出的。也许，费孝通先生在1979年就有很好的自觉，所以对社会学这一弱小学科予以大力扶植，可以说，费先生在八十年代最初的那几年，对社会学可以说是呕心沥血，一边办培训班，一边组织编写教材。但是，事实让费先生异常失望，当代中国的社会学学术品质没能很好地成型，难道是费先生的过错吗？当然不是。在我看来，社会学这门学科与政治安排的民主与自由密切相关，而人类学与平等的理念密切相关。在一个政治民主和自由的社区，自由谈论和研究社会问题，对一个社会学家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中国这样一个社区，社会学没有很好的成长，就不会是令人奇怪的事情了。而中国自古以来，平等的理念向来是不缺乏的，尽管经常被理解为「平均」，这是否中国人类学能够很好成长的一个内在的原因？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当代中国人类学的著作，总是比社会学的著作耐读，有味道。社会学的著作，对社会问题的认识总是欠缺深度，特别让人受不了的是总有那么一股八股气。相反，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清新的田野气息。
1980年以后，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大陆人类学开始重新建设。而这时，台湾的人类学在李济先生、凌纯声先生、芮逸夫先生、卫惠林先生的关爱和护持之下，灿然可观。张光直先生、李亦园先生、乔健先生都已经是国际知名的人类学家。大陆人类学的重建真可以说得上是白手起家。1984年10月，厦门大学人类学系成立，林惠祥先生的弟子陈国强出任复建后的首任人类学系主任，林先生的另一位弟子、也是杨成志先生学生的梁钊韬先生，出任复建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首任系主任，这个1981年成立的系是中国大陆1949年以来的第一个系。梁先生还是大陆第一位人类学博士生导师，1986年培养出了第一位人类学博士格勒。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比较晚出，但是学术的实力反倒较强，这里面，有名誉所长费孝通先生的学术号召力，有北京大学强大的多学科的综合优势。现在中央民族大学的民族学研究所也改成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预示着在畸形的政治安排之下形成的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也开始走向了改弦更张的道路。
重建以来的中国人类学，呈现着一种复杂的印象。是否还回到1949年以前？历史不可能重现，但历史的文化格局似乎没有变化，所以经常有惊人相似的一幕。人类学作为西方「老大哥」创设的一门学科，是否适应所有「小弟弟」的情况？这些小弟弟都来自边陲社区，不断到西方圣地取经，获取「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种情况正是「海龟」派的一般心境。但是人类学是否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如果有，那么，我们比起1949年之前的模仿西方的状况没有任何进步，需要的是我们不断追赶西方人类学家，特别是我们又经过近三十年的文化断层；人类学若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那么，来自边陲的中国人类学家，对人类学到底能够做出什么样的贡献？好像遇到了佛教来到中国时的类似情况，一方面我们还没有足够多的玄奘，前往西方圣地取得真经，另一方面，我们又没有足够的魄力成就一个六祖慧能，弄出一部《坛经》。中国人类学学者总不会满足于给西方的经典进行注、疏、笺、释。可能的一种路径是陈寅恪先生的理念，陈寅恪先生（1890——1969年）为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所作之“审查报告”中高屋建瓴地指出：“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诏示者也。”〔4〕
梁治平先生指出：“虽然中国的进入现代社会不得不以学习西方开始，但是中国现代化的完成，又必定是以更新固有传统结束。任何一种外来文化，都只有根植于传统才能够成活，而一种在吸收、融合外来文化过程中创新传统的能力，恰又是一种文明具有生命力的表现。”〔5〕
两位先生都强调，中国学人应该发扬文化的自主精神，与费孝通先生晚岁提倡的「文化自觉」正相暗合。
中国强调知识的应用要有益于社会，人类学到底能为中国带来什么呢？「老顾」在本书的第十三章《对中国及全球人类学的一些观察》的结尾部分说道：“中国人类学目前既非任何外国人类学的翻版，但也并非一个完全自立和自我界定的学科。从人类学科学反映国家状况的角度来看，整个中国正是在斗志昂扬地为自由和真正自治而战。人类学作为一个学科体系能清楚地反映中国社会，实现这一点不仅要借助它自身的分析工具，而且还要详细了解它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因为学科史本身就是社会的一部分，它能够揭示颇多社会问题。因此，人类学能够再次——按克拉克洪的话说——为一个民族竖起一面镜子，这一次是为中国人，让他们看清自己的真实形象。”〔6〕
最后的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本书的翻译是由胡鸿保先生和周燕女士合作完成的。胡鸿保先生1948年生，1989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人类学博士，现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1986年，也就是老顾对中山大学进行田野调查时，胡鸿保正好进行中山大学博士课程的学习，热情的老顾与胡鸿保混得极熟。所以由铁哥们胡博士主持翻译《中国人类学逸史》，对老顾来说，是非常高兴的事。但是，把在中国的田野调查由英文回译成中文，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甚至比翻译一本美国历史背景的书还不易。老顾按照自己的理念和习惯，叙述历史，但是回译成中文，就不能不管不顾了，有些地方，甚至还要由于学术以外的原因而进行删节，还要对老顾著作中不准确的地方进行考订，明眼人都盯着呢？若没有胡鸿保博士的翻译，那么，至少我还不知道美国人类学家顾定国曾经深刻地看过中国人类学的历史，不知道“人看我”，怎么能够完成“我看人看我”呢？所以，胡鸿保博士和顾定国先生合作完成了一个关于中国人类学历史的跨文化的沟通。这本身就是一桩有趣的事情，它的人类学意义，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更能够显露出来。老顾成就了如此高保真的一面镜子，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人类学者，不会只是顾影自怜，他们应该蓄势待发，勇敢地前往美国，比如说芝加哥大学，进行一个美国人类学历史的田野调查，为美国人类学者提供一面来自中国的文化镜像，岂不是一桩快事？

（《中国人类学逸史——从马林诺斯基到莫斯科到毛泽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

〔1〕顾定国：《中国人类学逸史——从马林诺斯基到莫斯科到毛泽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第111页。
〔2〕王铭铭：《漂泊的洞察》，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8月第1版，第211页。
〔3〕顾定国：《中国人类学逸史——从马林诺斯基到莫斯科到毛泽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第252页。
〔4〕郑家栋、陈鹏编：《解析冯友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11页。）
〔5〕梁治平：《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修订版，第2页。
〔6〕顾定国：《中国人类学逸史——从马林诺斯基到莫斯科到毛泽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第337页。
文章来源：http://xiezhihao.blog.hexun.com/1709965_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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