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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李久昌]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洛阳古都研究 [打印本页]

作者: 放牛班的课堂 时间: 2009-5-1 23:05 标题: [李久昌]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洛阳古都研究

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洛阳古都研究（一）

作者：李久昌　来源：拙风文化网

　　摘要：洛阳古都研究在学界向来受到重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洛阳古都研究成果丰富，精彩纷呈。从学术史角度比较全面地总结和评述这方面已有的学术成果，指出其不足，对洛阳古都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洛阳；古都；研究综述

　　洛阳古都研究在学界向来受到重视。自先秦时期就有不少学者进行研究，及至现代，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更多，成果丰富。苏莘最早采用现代科学理论与方法对洛阳古都做了开拓性的考察，李健人所著《洛阳古今谈》是民国时期第一部通史性的洛阳都城史研究著作。进入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来，学界对洛阳古都的研究逐渐步入高潮，成果较多。概括起来，这一时期的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50－70年代，主要是结合考古发现，对一些洛阳古都城址性质和形制的研究。其中，阎文儒的《隋唐东都城的建筑及其形制》、宿白的《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迹辑录之三》和《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做了许多开创性的探索，初步建构了北魏和隋唐洛阳城研究的学术体系，其学术原创性十分突出。第二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由于考古学者的不懈努力，大量相关的考古资料成为洛阳都城研究的重要基础，学界对洛阳古都研究的关注点逐渐增多。这一时期的研究特点，一是表现出对洛阳古都在中国古都发展史上地位的宏观把握；二是对都城形制和规划布局的分析，基础性的微观性复原研究以及古都政治、经济、里坊研究都取得进展；三是受国内文化史、环境史兴起的影响，洛阳古都文化和生态环境研究得到人们的重视，洛阳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也受到人们的注意。第三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洛阳古都研究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以往研究着力的都城形制和规划布局研究继续受到重视，并逐步深入；二是河洛文化概念的提出及其研究的进展，大大推动了洛阳古都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当然，从时段上学界对洛阳古都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但每个阶段的研究重点中，又不乏其他研究内容的介入，因此，本文拟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洛阳古都研究成果的简要介绍，仍按内容分类概述。

　　一、洛阳都城建都朝代研究

　　对洛阳古都的研究，首先涉及对洛阳建都朝代的界定。据笔者所见，目前已形成了7种主要观点，并且在诸说中实际上还有多种见解。这7种观点是：(1)九朝说。陈桥驿认为，自东周以来，先后有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炀帝)、唐(武后)以及五代的后梁、后唐等九个朝代在这里建都。(2)十朝说。史念海认为，在洛阳建都的朝代有10个：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炀帝)、唐(武周)、后梁、后唐、后晋。(3)十一朝说。有两种说法。李先登认为历史上有11个朝代在洛阳建都，但未指明具体朝代。韩忠厚则认为在洛阳建都的11个朝代是夏、商、周、汉、曹魏、晋、北魏、隋、唐(含武周)、后梁、后唐。(4)十二朝说。赵芝荃认为，历史上有12个朝代在洛阳建都：夏、商、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炀帝)、唐(武周)、后梁、后唐、后晋。(5)十三朝说。也有3种说法。苏健认为，历代王朝在洛阳建都的13个朝代是：夏、商、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含武周)、后梁、后唐、后晋。史为乐认为以洛阳为都城的朝代包括夏、商、周、汉、魏、晋、北魏、隋、唐、武周、后梁、后唐、后晋13朝。史念海认为，东周、河南王(秦末申阳)、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魏(李密)、郑(王世充)、唐、后梁、后唐、后晋等是在洛阳建都的13个朝代。(6)十五朝说。孟令俊认为，在洛阳建都的有夏、商、西周、东周、西汉、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武周、后梁、后唐、后晋15朝代。(7)十八朝说。李振刚、郑贞富《洛阳通史》认为，从黄帝开始，帝喾、夏、商、西周、东周、西汉、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郑、唐、武周、后梁、后唐、后晋等18个朝代在此建都。由于这一问题主要涉及对古都概念的理解和对古都历史内涵的判断，争鸣还会继续下去。学术界认为在洛阳建都的不仅仅是九个朝代，比此数目要多得多。“九朝古都”中的“九”不是具体数字，而是言其多。

　　二、洛阳都城规划与布局研究

　　基本上是围绕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周都成周与王城、汉魏洛阳城、隋唐东都城等五大都城遗址展开的，由于开展比较早，成果也相对较多。

　　二里头遗址。1959年徐旭生在偃师二里头村调查“夏墟”，发现了二里头遗址。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二里头遗址的性质及其夏文化内涵方面，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掘、研究，二里头遗址为夏代都城遗址，已获得学术界的普遍认可。赵芝荃、陈旭、方新庆等进一步提出二里头遗址即为斟寻。随着二里头遗址性质的基本解决，20世纪末以来，其形制与布局研究，逐渐引起注意。杨鸿勋的《宫殿考古通论》第三章对二里头遗址第1、2号宫殿进行了详细的复原。张国硕的《夏商时代都城制度研究》是“迄今研究夏商时代都城制度最全面、最系统、最为深入的学术专著”，它用较大篇幅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充分的论述，颇有新意。许宏等根据二里头遗址最近的考古发掘成果，对其聚落形态的研究提出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由杜金鹏、许宏主编的《偃师二里头遗址研究》一书，收集了二里头遗址发现以来所有的调查与发掘简报简讯，并精选有关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的论文40余篇，集中体现了目前有关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的最高、最新水平。

　　偃师商城。20世纪90年代中前期，受考古发掘的限制，对偃师商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年代、性质及其与郑州商城的关系诸问题上，对该商城的布局形制的研究较为薄弱。赵芝荃、徐殿魁的《河南偃师商城西亳说》，蔡运章、郭引强的《汤都西亳略论》，方酉生的《论偃师商城为汤都西亳》，安金槐、杨育彬的《偃师商城若干问题的再探讨》等，根据考古发掘的文化遗物、墓葬、地层关系，同时依据文献有关汤都西毫的记载，认为偃师商城的位置与西毫的地望相合，应为商汤所都的西亳城。上船，对此学术界在肯定偃师商城是早商都城的同时，也有一些不同意见，如桐宫说、陪都说。许顺谌近年又提出偃师商城与郑州商城同为早商的两京。12列对偃师商城形制布局研究比较早的是贺业矩的《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他根据当时考古发掘材料和历史文献相结合，总结归纳了偃师商城规划布局的7个要点。王学荣根据新近考古发掘成果，对偃师商城的形制、规划布局、发展阶段及其影响等进行了较详细的论述，认为偃师商城布局建设的发展经历了建城阶段(小城阶段)、扩城阶段(繁盛阶段)及中兴时期三个大的阶段。其“择中立宫”即对称性布局的严格、规整程度，在商代前期还属特例。[踮’杜金鹏等则论述了新发现小城的形制、布局、年代、性质及其在都城制度史上的意义。[孙这方面的论文还有王学荣的《河南偃师商城第二号建筑群遗址研究》、赵芝荃的《偃师商城建筑概论——1983至1999年建筑遗迹考古》、董琦的《偃师商城发展阶段论》及《偃师商城布局剖析》、张立东的《偃师商城布局刍议》、徐昭峰的《从偃师商城始建时的布局设计看其性质》、杜金鹏的《偃师商城王宫池渠的发现及其源流》等。新近出版的《偃师商城遗址研究》一书，收录了该遗址发掘20多年来全部发掘简报及40余篇有代表性的研究文章，较全面地反映了目前偃师商城遗址研究的现状。

　　周都洛邑。西周初年武王灭商之后即着手在洛阳兴建东都洛邑。传统观点认为，周公营建的洛邑分为王城和成周两个城邑。史为乐通过对成周的营建及其名称变化的历史考察，认为西周初年所营建的王城和成周实质上是一城，王城是成周的一部分，周公所营洛邑即成周，西周的王城应在今洛阳王城遗址附近。[283叶万松等则从考古学的角度，根据洛阳一带发现的西周遗存分布，论证了洛邑一城说，提出洛邑城址可能在湟河两岸。12鲴李民、曲英杰、杨朝明等也从不同的角度对传统的两城说提出了质疑，也认为周东都洛邑只有一座城，传统说洛邑有两座城是误传。”。纠1984年，考古学家在汉魏洛阳故城下发现的周代城墙，在今汉魏洛阳故城中部发现有始建年代不晚于西周中晚期的两周城址，且地望又与许多文献中记载周公所建的成周有关，因此被推测它可能就是文献记载的西周初年营建的成周城。看来，西周时期的洛邑究竟是一城还是两城的争论还会继续下去。洛邑作为与宗周并列的国都，在西周时期，兼具有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重要地位。杨宽的《西周初期东都成周的营建及其作用》、陈公柔的《西周金文中的新邑成周与王城》、杜勇的《周初东都成周的营建》、王晖的《周武王东都选址考辨》等，分析了洛邑的营建原因、过程及其所起的重要作用。关于洛邑规划布局，先秦的古籍《考工记》记载了西周城邑制度，其中包含了对王城布局等的描述，现在一般认为，《考工记》的记载虽带有一种理想模式，但不能排除其中有对洛邑某些实际情况的反映。贺业矩的《(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从城市规划的角度，对此进行了分析、评价。他还根据《逸周书·作雒》及《考工记·匠人》勾勒了西周王城的规划概貌，并探讨了它与王畿规划的结合问题。杨宽从都城制度角度，分析了洛邑的规划布局，认为周公在洛阳建设东都成周，其布局开创了西面小城连接东面大郭的制度。曲英杰从营建东都、东迁洛邑、王城城址和都城建制诸方面论述了周都洛邑的相关问题。13妇卢连成的《论商代西周都城形态》则探讨了包括洛邑在内的商至西周时期都城形态的特点及其演变，研究的结论也颇有新意。石井宏明的《东周王朝研究》，从春秋时代人们的思维方式角度探讨了东周王朝的王都问题，其视角独特、新颖。

　　汉魏洛阳城。历史上相继有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定都于此，四代王朝相沿使用同一城址，时间长达330年，其间迭经建设，城市布局随之发生了不少的变化。自1954年以来，考古学家对该城址进行了多次调查与发掘。王仲殊利用考古资料，对东汉洛阳城形制布局及其影响进行了综合研究，并绘制了复原图，是东汉洛阳考古的奠基之作。杨宽较早地研究了东汉洛阳城的性质，认为东汉洛阳城的布局虽然与西汉长安城有明显的不同，但城的性质没有改变，依然属于内城性质。姜波依据东汉洛阳礼制建筑考古资料，指出它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目前已知将左祖右社纳入都城规划设计的最早实例。张鸣华对东汉南宫的位置及其与北魏都城布局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曹胜高认为东汉洛阳城参考了《考工记》的营国思想，东汉将明堂、辟雍、灵台作为洛阳的标志性建筑即意味着东汉政治文化对礼乐教化的高度认同。纠潘民中考察了曹魏重建洛阳的三个阶段。徐金星主编的《汉魏洛阳故城研究》一书，收录了有关学者近50年来关于汉魏洛阳故城的考古调查、发掘简报、报告及有代表性的研究文章近百篇，集中体现了目前该领域研究的最高、最新水平。学者们普遍肯定了北魏迁洛后实行的汉化政策对城市规划建设产生的影响，并充分肯定北魏洛阳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历史地位。宿白以考古资料与文献相对比，就北魏洛阳城的城墙位置、城内宫廷、太仓、衙署等建筑及里坊分配与管理、工商业区安排、佛寺设置等问题作了详细探讨，认为从北魏洛阳城郭城的设计可以看出，北魏“汉化”并不是简单地恢复或模拟汉魏制度，而是加入了新因素后的一次发展。俞伟超认为汉魏洛阳城所示中轴线的萌芽和形成，是都城规划的一次转折性变化，表现出了从先秦城市向隋唐城市的转变，并影响后代达千年之久。赵启汉认为北魏时期的洛阳，上承东汉魏晋，下启隋唐盛世。它不仅是北魏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而且也发挥了继往开来的作用。段鹏琦认为洛阳汉魏故城经历有三个重要的发展时期，最终在北魏实现了洛阳城市布局的一次历史性转变，就此，他还绘出了我国自己测绘的第一张比较可靠的实测图。孟凡人认为北魏洛阳城市布局的重要特点是将外郭城居民区与内城宫苑、主要衙署隔开。外郭城作为北魏的新建筑，形制上具有承上启下的特点，而影响外郭城形制和布局的主要因素，是北魏迁洛后，在利用改造魏晋故城规划新都市，主要从安置人口、控制居民、加强防御、活跃经济等方面加以考虑的结果。骆子昕认为北魏洛阳城外郭城并非是兼括洛水南北两岸，其形制基本上是个东西宽、南北窄的长方形，其范围在邙山以南、洛水以北大约30平方公里的地域之内。王铎、刘曙光也对洛阳外郭城及洛阳小城进行了研究。孟凡人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角度，探讨了6世纪前今巴基斯坦北部地区和前苏联中亚地区古代城市与北魏洛阳城等的关系，认为其形制渊源不能排除外界的影响。钱国祥根据北魏宫城正门阊阖门遗址的发掘，对洛阳城由汉代南北宫到曹魏单一宫城形制的演进提出了新的看法，复原了东汉洛阳南北宫平面及魏晋洛阳城平面布局。金大珍以洛阳城市风貌的视角，分析了北魏洛阳城城市规模、特点及其对城市风貌的影响。

　　隋唐东都城。20世纪50年代以来，隋唐东都城作为重点遗址，考古学者对之进行了长期的、大规模的勘察和发掘，结合历代丰富的文献资料，使我们对该城的平面布局、坊市形制、宫殿分布等均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阎文儒较早地探讨了东都洛阳的形制及城垣建筑和城门形状，认为东都城把宫城、皇城设置在城中西北隅，并非是受到了外族的影响，而是由于自然地理北高南低的形势和政治上防守便利的需要所致，从而导致了洛阳城的不对称。宿白则认为这种布局是特意设计的，是为了下京城长安一等的做法。洛阳城的设计规划“既影响了当时国内新建和改建的地方城市，也影响了一些地方政权甚至邻近国家的都城建设”。董鉴泓认为建成的洛阳城，对最初的规划者来说，只是个半成品，它本来应该和大兴城一样也是东西对称或基本对称，但因汉代河南县城和洛河河床的存在，对称布局才未完成。贺业矩则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探讨了隋唐洛阳城总体规划和分区规划中的若干问题，认为洛阳城的布局已经是东西对称了。杨宽分析了洛阳城的“城”、“郭”布局和重大变化过程、原因及其与礼制的关系。[4阳王仲殊的《中国古代都城概说》、马得志的《唐代长安与洛阳》和徐苹芳的《唐代两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综合了历年考古发掘的成果，结合文献资料，对古代长安、洛阳的城市形制、布局等作了全面的概括。曹尔琴也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对洛阳从汉魏到隋唐的历史城市变迁进行了综合研究。辛德勇的《隋唐两京丛考》在徐松的《唐两京城坊考》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考古发现及实地考察研究了长安、洛阳两京城坊、宫阙建置等问题，纠正了前人许多不确切甚至是错误的看法。杨鸿年的《隋唐两京考》从“城”、“市”、“街”、“坊”、“官府”等五个方面38个问题，对长安、洛阳进行了较广泛深入的研究。其《隋唐宫廷建筑考》则对隋唐宫廷建筑作了详尽的考察。姜波的《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讨论了这一时期礼制建筑的建筑结构、分布状况、分布规律、祭祀对象等。傅熹年从建筑学的角度探讨了隋唐洛阳城的规划手法，提出坊与宫城和皇城之间存在某种模数关系，是中国古代都城规划中的一个重要特征，而洛阳城就规划中模数运用而言，明显比大兴(长安)成熟。随后，他又对这种规划手法的象征意义进行了阐述，认为来源于皇权至上，象征皇权统率一切，化生一切。王维坤等分析归纳了隋唐洛阳城有关设计思想的五点主要体现。杨焕新的《试谈唐东都洛阳宫的几座主要殿址》、霍宏伟的《隋唐东都应天门建筑略论》、王岩的《关于唐东都武则天明堂遗址的几个问题》、姜波的《唐东都上阳宫考》、杨旭辉的《唐东都宫城正门考》对东都洛阳内部的一些职能建筑进行了考察。程存洁的《唐代城市研究初篇》，就唐东都洛阳城市的历史变迁、人口变迁、城市建制、坊里问题等作了较系统的考察，提出了不少有新意的观点。

　　宋代以洛阳为西京，金代又以洛阳为中京。近年来，在发掘隋唐洛阳城时，又发现宋代西京西城墙、宫城西墙、宫殿建筑及衙署庭园遗址，显示宋代洛阳城仍多有兴作，维持相当程度的繁荣。杨焕新的《略论北宋西京洛阳宫的几座殿址》分析了太极门、太极殿、天兴殿、殿阁、东西长廊等夯土基址，认为宋代宫城中轴线上殿宇的位置与隋唐时期各殿的旧址已不尽相同，其正殿的起始位置，已由原来隋唐时位于洛阳城南北线的前三分之一处，改为二分之一处，这种加大正殿狭长空间序列的做法，在后代的都城建设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金代中京洛阳城研究成果很少。李永强的《金中京城东垣及相关问题浅析》根据考古发现，结合文献记载，勾勒了该城的基本轮廓。（待续）

作者: 放牛班的课堂 时间: 2009-5-1 23:05

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洛阳古都研究（二）

作者：李久昌　来源：拙风文化网

　　三、洛阳都城经济与市场研究

　　关于洛阳都城经济与市场，20世纪50年代，阎文儒的《隋唐东都城的建筑及其形势》曾对东都洛阳的城市经济状况及其特点作了很好的分析，但很长一段时间，这方面的研究还很薄弱，专题性研究缺乏。某些经济专史和通史体例论著涉及的洛阳都城经济与市场的状况，有代表性的著作有：李剑农的《先秦两汉经济史稿》、胡如雷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研究》、傅筑夫的《中国经济史论丛》和《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相关专题研究逐渐增多。张玉石通过对东周时期洛阳金属铸币的流通情况，分析了东周王朝危而不亡的原因，认为是洛阳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东周王室特殊的社会地位，促进了洛阳以金属铸币广泛流通为标志的商业经济的繁荣，造就了古代洛阳自由贸易港的商业贸易中心地位，从而使之成为打破诸侯割据的封闭状态、各国商贸往来、互通有无的政治中立区，多次避免了覆灭的命运。王珍的《东汉首都洛阳工商业的畸形发展》认为，奢侈的生活方式和奢侈性产品的大规模生产，是东汉洛阳城衰亡的一个原因。她在《略论北魏首都洛阳的工商业》中认为，北魏迁洛后，洛阳重新成为北方的商业和贸易中心，市场极为繁荣。但随着统治阶级对奢侈品的追求，其商业呈畸形发展之势。张振玉则认为由于受地理条件、时代原因以及其本身所负担特殊历史任务的影响，洛阳城市经济形成了自身的特点。工商业的发展始终摆脱不了封建制度的控制，从而导致资本主义因素的难产和难以成长。马厚生分析了《洛阳伽蓝记·法云寺》中的一个片断《洛阳大市》，认为它是描写当时洛阳商业区之一洛阳大市全貌的一幅生动画卷，完整地再现了我国古代城市商业区的布局。隋唐洛阳都城经济与市场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阎文儒认为隋唐洛阳城市的商品货币关系很发达，表明东都洛阳处于商品货币城市的状态。宿白认为唐东都是工商业繁荣的城市。徐苹芳的《唐代两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也是一部研究唐东都经济的力作。陈有忠的《隋唐时期的洛阳商业》按照商业贸易的情况，将隋唐时期的洛阳商业划分为两个时期，认为唐前期(606－755年)是洛阳商业繁荣期，后期(755－907年)是洛阳商业衰落期。吴涛的《盛唐时期的东都洛阳》和《唐“安史之乱”至五代时期的洛阳》两文，对这一时期洛阳都城经济与市场作了概略介绍，认为安史之乱时洛阳经济正走向衰落，但因洛阳的都城地位，因而仍保持着大商业都市的地位。贾广兴的《龙门石窟群中的商业石窟》一文认为，唐贞观初至武周时期洛阳商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市内出现了商业组织“行”。宋金时期的论述相对较少。主要有吴涛的《北宋时期的洛阳》、周宝珠的《北宋时期的西京洛阳》等。近年来对古代洛阳市场的系统研究可以薛瑞泽所著《汉唐间河洛地区经济研究》为代表。他在该书第五章《城市与商品流通》中，对汉唐间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的商业及商业市场做了较为系统的分析与考证，认为洛阳市场的变迁经历了五个历史发展阶段，即西周的发轫期、东周至西汉的发展期、东汉的兴盛期、魏晋南北朝的徘徊期、隋唐的鼎盛期。屡毁屡建成为洛阳市场变迁的明显特点，并认为洛阳市场的变化折射出中国商业发展的盛衰起伏。

　　四、洛阳都城里坊研究

　　里坊制度是中国古代城市中最重要的基层行政组织制度，历来受到学者的关注。杨宽认为，北魏洛阳城是中国古代都城建设史上第一次有计划地把居民的“里”整个建成，做出了整齐的布局，规定了统一的规格。徐金星认为汉魏洛阳故城开创了我国古代城市最大规模的先例，将内城南郊、外郭城大规模地辟为规整的里坊区，是北魏洛阳城的创举。赵福如认为洛阳的里坊排列不甚规整，分布也不均衡。坊墙的出现，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陈长安的《邙山北魏墓志中的洛阳地名及其相关问题》通过对北魏墓志的整理，列举出北魏13个乡和50个里，为研究北魏洛阳的行政区划提供了资料。张剑的《关于北魏洛阳城里坊的几个问题》着重探讨了北魏洛阳里坊的辖县及坊里与乡里、里坊居民等相关问题，并对北魏洛阳城里坊数目等问题进行考证。张金龙分析了以选取反映儒家文化所倡导道德准则的褒义词作为里坊命名的基本原则。洛阳现存的乡、里名称，反映了其地方基层行政组织承袭晋制而向隋唐变迁的趋势。其《北魏迁都后官贵之家在洛阳的居住里坊考》分析了北魏后期洛阳城的居住特点，认为官位相从和聚族而居、等级差别、四民异居是主要方面。任重则从城市管理的角度，分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里坊制度，其中洛阳也是其论述的重要内容。朝陈长安的《隋代洛阳政区改革与墓志中洛阳乡里初探》列出了隋代洛阳的部分里坊，并对隋朝河南县、洛阳县、河阴县的乡、里、村作了排列，划定出其相当于今的大致位置。陈久恒的《唐东都洛阳城里坊之考证——从唐代墓志看东都坊里名称及数目》，从1415方唐代墓志中择出东都坊名的562方来检验唐坊名称和数目，发现“建春”、“遵教”、“徽安”三坊应为东都里坊，并得出唐坊总数为113坊3市，与《唐两京城坊考》所记总数相同。赵超的《唐代洛阳城坊补考》亦根据洛阳出土墓志，列补不见于文献的8个坊名，指出“里顺”、“万岁”、“行修”应是东都里坊，并分析了唐代洛阳坊里的关系，还通过墓志找出了城内河南、洛阳两县的界线。辛德勇的《隋唐两京城丛考》一书的下篇《东都》对洛阳某些里坊作了订正，对东都坊数、河南洛阳两县分界等问题作了考订。张枕石的《唐两京坊宅补遗》、刘汉忠的《(唐两京坊宅补遗>再补》、张剑的《唐代东都里坊的几个问题》等，也分别依据有关出土墓志考察、补正了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一书的部分内容。李健超的《增订唐两京城坊考》利用100多年里出土的数以千计的隋唐墓志和文献中遗漏的资料，据元《河南志》与《唐两京城坊考》的体例和顺序对东都里坊进行了广泛、系统的增补、考订。其中，洛阳部分占了相当数量。这方面的论著还有阎文儒、阎万钧的《唐两京城坊考》、杨鸿年的《隋唐两京城坊谱》等。

　　五、洛阳都城与生态环境关系研究

　　洛阳都城的发展与生态环境之关系，是近年来学者研究的热门话题。李润田的《自然条件对洛阳城市历史发展的影响》、黄一柱的《河洛地区历史经济地理简论》、赵启汉的《得天独厚帝王州——略说古代洛阳作为国都的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陈昌远的《先秦河洛历史地理及河洛文化历史地位》、刘家和的《说洛阳为“天下之中”》等，分析了洛阳地理环境特征，认为洛阳之所以长期为都，就其自然环境来说，主要是其地理位置适中、地理形势险要、河流纵横、土地肥沃、气候温和等优越条件。洛阳在宋代以后的衰落，除了政治、经济条件决定外，同样可以从自然条件中寻找到原因。钮仲勋等《伊洛河水利开发的历史研究》探讨了这一地区水利开发的历史过程，认为伊洛河水利开发的历史，其趋势与这一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基本是一致的。水利开发中以漕运最有影响，开发地区主要在伊洛河水中下游的河谷地带，尤其是洛阳附近，这样的情况主要是受社会经济，尤其是洛阳城市发展的影响。段鹏琦的《汉魏洛阳与自然河流的开发和利用》认为汉魏洛阳对涧谷、洛等河流的开发、利用，不但提供了城市用水的水源和良好的水运航道，也加强了城市的防卫。孔祥勇、骆子昕、刘曙光等考察了汉魏洛阳对城区水系的开发利用及对洛阳城市建设的影响。谢虎军的《隋唐时期东都洛阳自然环境之考察》通过对这一时期洛阳自然环境的复原，考察了自然环境变化对洛阳城市发展、兴衰的外在影响。勾利军从气候因子的影响上分析了长安和洛阳分别成为首都和陪都的原因。古代洛阳都城曾四次迁移城址。史为乐的《简论洛阳古代都城遗址的变迁》、段鹏琦的《洛阳古代都城城址迁移现象试析》、赵天改的《洛阳古都的城址转移及原因探索》对城址的迁移趋势及其原因作了较周详的探讨，认为自然地理环境是导致古代洛阳都城城址逐渐向西迁移的重要原因。城址转移体现了城市建设方面对地理条件的利用能力。洛阳古都城址愈转移，地理条件愈优越。

　　六、洛阳都城文化研究

　　洛阳都城文化内容丰富，繁荣发达。20世纪90年代以前，在对洛阳都城的研究中已经有学者间或涉及。90年代初，洛阳一些学者提出了“河洛文化”的概念，国内外许多学者参与了讨论，对河洛文化的研究逐渐升温，召开了若干次研讨会，也出版了若干文集和专著，如《河洛文化论丛》第一、二辑和《河洛文明论文集》、《河洛文化通论》等。学者从不同学科领域对河洛文化的空间与时间概念、定义、性质与地位等问题进行研究，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李学勤的《河洛的历史地位与河洛文化的性质》认为，河洛文化的性质，是和河洛地区在历史上的地位分不开的，河洛居天下之中的特殊地位，决定了河洛文化性质具有传统性、开放性、综合性、先导性这四个特点。许顺谌认为“河洛文化的最大特点是，它不仅具有地域性，而且具有王都文化的风范，历代王都文化都包含在河洛文化之中，这是其他地区所望尘莫及的”。“河洛文化除了民间风俗文化外，可以说是几千年来的‘帝都文化’，是一种带有统治性的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奠基石”。徐金星认为，河洛文化“是中央文化、国家文化、国都文化、传统文化，长期占据着主导和统率地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和核心，它构成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韩忠厚认为，洛阳“在全国六大古都中，是建都最早、建都时间最长、建都朝代最多的城市。河洛地区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漫长时朗里，一直是我国古代文明的核心，是黄河摇篮的心畦，中原文化的象征”。分朝代探索洛阳古都文化的专论文章，相对不多。史龙身的《洛阳文化地理特征论纲》研究了这一地区文化发展的诸特征。孙家洲拘《论河洛古俗对东周秦汉社会风貌的影响》考察了河洛文化在洛阳都城的总体反映及其对秦汉社会的影响。吴少珉分析了北魏迁都洛阳后，以京师洛阳为中心的河洛文化，认为其吸收、融合了鲜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优秀成分，吸收了宗教及其与外来文化的精华，形成以儒学为基础的多元文化。金大珍也认为北魏的洛阳时代，是魏晋南北朝最为兴盛的时代，并认为北魏洛阳城市风貌的独特地位体现为三个交会点，即民族融合的交会点、南北文化的交会点和中外交流的交会点。宿白、徐苹芳、马得志等对唐宋洛阳都城文化的状况和特征作了论述和总结。郭绍林的《唐五代洛阳的科举活动与河洛文化的地位》特别强调洛阳和河洛文化对科举制的影响。苏小华论述了洛阳职官制度的特殊性在洛阳地区形成了有利于文化发展的条件，认为这是唐代洛阳文化繁荣的部分原因。周宝珠、马华民、程民生分别论述了北宋时期洛阳都城文化的表现及其特点。分文化要素论述洛阳古都文化的文章较多，内容涉及洛阳都城教育、宗教、文学艺术、民风民俗等。如李馥明、边家珍、郭灿江之于古都洛阳教育的研究，葛红、董延寿、黄新波、徐金星、陈瑞之于古都洛阳宗教的研究，赵建梅之于洛阳唐中期诗坛的研究，温玉成、李文生、阎文儒、常青、张乃翥之于龙门石窟的研究等。洛阳与丝绸之路的关系是近年的热门学术话题。来学斋、薛瑞泽的《丝绸之路东端起点洛阳研究综述》对有关研究情况进行了回顾。洛阳地方志办公室编辑的《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收集了韩国磐、李学勤、朱绍侯等的30余篇论文，多角度、多侧面、全方位地探讨了古都洛阳在丝绸之路形成和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及洛阳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和中心，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强烈反响。

　　七、洛阳都城的总体考察

　　对洛阳都城的综合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主要体现在对我国古代都城总论性研究著作中，如前文提到的王仲殊、叶骁军、杨宽、贺业矩、张国硕、曹尔琴等的论著。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出版的几部著作填补了洛阳古都整体研究的空白。其中，苏健的《洛阳古都史》把丰富的历史文献与大量的考古资料相结合，比较全面、系统反映了洛阳古都的历史面貌。李振刚、郑贞富的《洛阳通史》一书，时间跨度上限起于远古，下限到2000年12月，以简要的文字记述了5000年漫长的洛阳发展史，是第一部洛阳城市通史。这些研究洛阳古都史专著的相继问世，无疑都是对洛阳古都研究的重要贡献，同时也都从某个方面拓宽了洛阳古都研究的领域。

　　八、总评与展望

　　对洛阳古都的研究，是众多学者长期致力的研究课题，限于篇幅，以上综述和回顾，很可能挂一漏万。但从中可以看出，洛阳古都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为以后进一步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创造了条件。但是，在过去的研究中也存在一些不足。根据古都研究的学术发展趋势，思考未来洛阳古都研究的前进方向，古代洛阳都城研究的水平才有可能在现有水平上有大的提高和发展。(1)加强对洛阳都城的综合性、贯通式研究。从目前研究现状来说，对洛阳古都及其某一时段、某一方面的研究都作了一定的工作，但综合性的系统的宏观分析研究相对较弱。历史研究的真谛，在于揭示历史演进脉络与发展特征，探索出有关演变的各种规律，对于都城发展的历史来讲，综合系统的宏观研究是必不可少的。今后在增加洛阳古都微观的、局部的、单体的研究的同时，更要努力加强宏观的综合性的系统分析研究。(2)深化古代洛阳都城空间研究，加强都城空问过程与社会过程的研究。以往对洛阳都城空问研究得较少，既有的都城空间形态复原性研究较多，高层次综合性的分析研究相对较少。对物质空间结构形态研究较多，从位置分布与演化的角度，分析都城的空间结构特征，以及这种空间结构所蕴含的特定社会关系的较少。都城空间既是一种“地理空间”，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空间”，二者存在着密不可分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今后还当加强古代洛阳都城空间的研究，并将都城空间过程与社会过程结合起来，深入探讨其辩证关系与互动规律。(3)拓宽洛阳都城发展与生态环境变迁的研究，推进都城空间与生态环境的互动研究。古都发展与地理环境变迁关系问题是探讨古都得以被选建及建成、发展的基础性问题。近年来，虽然开始比较关注都城生态环境的成分，但选题过于集中，有的空白则无人问津。今后还要大力加强薄弱环节的研究和进一步开拓新的研究领域。(4)进一步加强洛阳古都文化研究。朱士光先生在总结20世纪以来的古都研究时，曾将其概括为微观复原、宏观综合以及文化等三个层面，并认为古都文化研究是在前两个层面基础上的深入，也是今后中国古都学与中国文化研究的重点。“通过对古都与古城镇结构、形态的精细探析，深入开掘其历史文化内涵，才能使我们对古都、古城镇的研究得到升华，不致停留在就事论事的浅层次上。”洛阳古都文化是河洛文化的核心或重要组成部分。对它的研究，有助于人们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解读河洛文化与中国文化，进一步推进河洛文化研究的深入。同时，这也是学术研究为社会服务宗旨的具体体现。(5)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洛阳古都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相对于洛阳古都的重要性来说，我们对于它的研究也是非常不够的，涉及的面也不够宽泛。比起同时期的长安，自正面来论述洛阳都城的研究也为数并非太多。许多情况是在论及长安时才被附带提及。对洛阳在八大古都中的地位问题，学术界也还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凡此种种，都是与洛阳古都在我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很不相称的。这也表明，洛阳古都研究领域仍有很大的发掘空间。笔者相信，经过学界的共同努力，今后洛阳古都研究水平一定会有大的提高和发展。

　　原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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