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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周策纵]"五四"本质：一个过渡性运动 [打印本页]

作者: 放牛班的课堂 时间: 2009-5-1 21:06 标题: [周策纵]"五四"本质：一个过渡性运动

"五四"本质：一个过渡性运动

中国网时间：2009年04月30日文章来源：海南新闻网 |

　　这场运动在某种意义上看来有些像西方在过去三四百年间所经历的思想进化的一个缩影。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它无疑是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和社会政治历史上的一条分界线,同时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就像辛亥革命标志着一个确认的政治制度的废除那样确定无疑。

五四运动实际是思想运动和社会政治运动的结合,它企图通过中国的现代化以实现民族的独立、个人的解放和社会的公正。本质上,它是一场广义的思想革命,所以说它是思想革命,是因为它是以思想的变革是实现这一现代化任务的前提这一假设为基础的,它所促成的主要是思想的觉醒和改革,同时还因为它是由知识分子所领导的。这种思想革命又进而促进了各种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变革。五四运动最重要的目的是维护民族的生存和独立,实际上自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所有重大的改革和革命都是由这个目的所引起的。

为了实现这一点,"五四"时期的改革者与前几代改革者不同的做法是,提倡中国在所有重要的文化领域,包括从文学、哲学、伦理到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以及风俗习惯等各面的现代化和西方化。他们从批判旧传统和以西方文明重估中国人过去的态度和实践开始,他们认为西方文明的本质是科学和民主。因此,五四运动的基本精神是抛弃旧传统和创造一种新的、现代化的文明以"挽救中国"。

个人解放是"五四"时期,特别是其初期最流行的观念之一。1915年以后,大多数年富力强的思想改革者开始认识到,为了使民族振兴,必须使个人摆脱传统陈腐的伦理和制度的束缚。使所有个人从旧的被动思考和以农业社会为基础的自给自足家长制的家庭和氏族制度下解放出来,将使民族的力量得到增强。因此,通过破除偶像和开展批判以打破旧传统和旧习惯,成了五四运动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它攻击流行的儒家学说、攻击文言文和旧文学、暴露民族性格和习惯的缺陷、嘲笑东方的"精神"文化、推翻古老的传说,同时青年们开始反抗旧的包办婚姻和家庭生活——所有这些都体现了这种破除偶像、大批判和无情摧毁的精神。虽然改革的领导者所宣称的目标是建设一种现代文明,但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与他们摧毁旧事物的活动相比则远为逊色。结果,保守主义和传统主义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失去了吸引力。

在这种对旧传统作批判性重估的开始阶段,唯心主义、自由主义、实验主义、理性主义、功利主义、实在论、未知论等五花八门的理论充塞着青年知识分子的头脑。改革者一般都认为在物质的和社会政治的改革之先,必须有一个思想意识和制度的变革。在批判传统束缚这个问题上,他们认为个人自由比一致性更为重要。此外,尽管他们按捺不住冲动和爱国的激情,但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却是理智的和合乎逻辑的,至少他们宣称是打算这样做的。这种现象尽管还只是初步的显露,但比起他们的先辈、清末以来那些士绅们(除了少数例外)所特有的思想方法来说却是不寻常的,他们在思想活动上力求达到思维的清晰。他们向权威挑战,对现行的社会制度和道德原则表示怀疑,并以功利主义的态度对所有这一切加以重新评价。他们的口号是"证明一切"、"请给出证据",虽然他们在行动上有时并没有彻底贯彻。对于一切在他们看来可疑的旧传统,几乎无不提出挑战。

但是这种个人解放的潮流与西方所宣扬的个人主义并不是一回事,与西方所提倡的自由主义意义也不尽相同。在中国许多年轻的改革者看来,对于救国的目的来说,个人解放与维护个人权利的作用差不多。"五四"时期对于个人和独立判断的价值确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视,但同时也强调了个人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这种情形与西方个人主义的兴起不同,因为面对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列强,民族与国家始终是不能忘记的。因此,中国所提倡的个人从传统特别是从大家族制度下解放出来的要求,很快就被一个有良好组织的社会和国家、有一个强大的政府的要求所平衡。此外,这个时期各种有不同思想意识倾向的派系还宣扬一种广义的自由主义。除了有受18、19世纪英法思潮影响的自由主义者及实验主义者外,还有无政府主义者、虚无主义者和各种社会主义者,所有这些人在当时都自视为争取自由的斗士,他们有力地激发了破除旧传统和旧习惯的活动。

除了来自国内外的政治干预的影响,这些派系的差异以及它们对国家最首要问题强调方面的差异,促使了五四事件后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势力的兴起,这两种势力压倒了个人主义的潮流。现代西方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以及一个独立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观念在中国迅速发展起来。知识分子们不久便意识到,要挽救民族和使其强大,他们必须使民众觉悟到民族的危机和他们自身的利益,并率领他们前进。因而青年知识分子们把群众运动、宣传、组织和革命纪律看作是他们反对强权政治和与军阀斗争的重要和合理的方法。而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宣扬的贫困阶级和殖民地的解放,以及未来的国际主义和睦邻友好关系,为这些观念和实践提供了道义上的根据。结果,从西方观点看来是反自由主义和反个人主义的潮流在"五四"末期发展起来,这种发展很可能为后来的民族主义者的家长制和共产主义者的极权制开辟了道路。但是在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看来,在五四事件后那些年的形势下,直接的和有组织的活动,及群众的示威游行,是在中国推进民主可能采取的最好的方式。他们的目的是通过民众的行动对政治施加社会压力。这类有组织的活动看来是对那种对内欺压人民、对外软弱无力的政府进行抗议的最理想的方式。因为在现有的条件下,另一个唯一的选择可能是一场流血的革命,而这不是大多数运动参加者所追求的目的。

总地来看,过渡性是运动的基本方面。如果对"五四"前后的中国作一考察的话就不难发现,它经历了一场带根本性的、彻底的思想和社会政治变革。这场变革是在对旧传统进行批判后迅即展开的激烈辩论和有组织的斗争中进行的。在这个过程中,古老的中国经历了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和社会诞生的阵痛。改革活动的不同阶段显示了不同的特点。除了某些侧重点和结果的不同外,这场运动在某种意义上看来有些像西方在过去三四百年间所经历的思想进化的一个缩影。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它无疑是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和社会政治历史上的一条分界线,同时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就像辛亥革命标志着一个确认的政治制度的废除那样确定无疑。

摘自《五四运动史》 (美)周策纵/著江苏人民出版社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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