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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潘天强]论英雄主义 [打印本页]

作者: collector 时间: 2009-4-28 10:09 标题: [潘天强]论英雄主义

论英雄主义

作者：潘天强

《人文杂志》2007年第3期

　　内容提要英雄主义是人类社会不断由野蛮向文明演进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具有集体意识的精神价值观，是属于意识形态层面的价值判断。它通过社会群体中具有崇高、悲壮、不屈和进取品格的具体人物作为摹本或榜样，旨在弘扬某一特定时期这一社会群体所追寻的最完美、最高尚、最能代表整体利益的宏大目标，并以此号召、鼓动和激励社会所有的人模仿这一人物，以达到或完成这一事业的最终目的。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对于英雄主义的理解也从两个方面发展。一是代表全人类具有人道主义的精神价值观逐渐代替了过去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价值观，英雄主义越来越具有全人类的广泛的精神意义。另一方面是代表各种文化和各种不同民族的价值观的英雄主义在相互碰撞中不断地相互理解相互学习，形成一种具有多元色彩和民族个性的并能相互尊重的英雄主义价值观。英雄主义和其他众多主义一样，多民族、多文化的价值观和人类趋向统一的英雄史观永远是一对矛盾。当今世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体系总是以全人类代言人的身份并以其强势的经济实力和推广他们的文化价值观，方法就是宣扬英雄主义的理念，塑造感人的英雄形象，以确立西方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因此在全球化的今天，除了经济的强势以外，强调文化的多样性，强调多种价值观的共存，强调各种价值观的优势互补显得尤为重要。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文化优势和代表中华民族优秀品格的英雄形象是正在强盛的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化财富，是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不败的法宝。
　　关键词英雄主义民族精神英雄文化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 X(2007)03-0020-06
　　
　　一、西方社会英雄史观的由来与发展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标榜英雄，塑造英雄形象，或将某一人物的品行加上英雄的光环，使之成为人们模仿的对象，以此规范人们的行为和追求，凸显社会主流意识的正义性和崇高性。英雄史观在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中一直占据着重要位置。
　　从古希腊开始，英雄人物就是当时人们刻意追求和塑造的形象，无论是在雅典还是在斯巴达，为了使城邦中的公民区别于奴隶以及在战争中能够战无不胜，希腊的统治者和思想家不断地宣扬从身心到体魄的英雄意识。于是在人格塑造上，要求青年人具有勇敢的品格和爱美之心，在艺术作品中不仅创作了希腊神话中的无数超凡脱俗的神，还在希腊悲剧中塑造了具有崇高精神和伟大人格的人物形象。言必称希腊的西方文化从此把英雄主义作为基本的理念和价值崇拜，虽然在中世纪英雄的光环被宗教的阴影所遮蔽，但是到文艺复兴以后，英雄主义的理念再一次迸发出岩浆，它以希腊的英雄为典范，把伟人作为世界历史的创造者。英国文学家、思想家卡莱尔1840年在他的演讲中开宗明义地宣布：“世界历史就是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所取得的种种成就的历史，实质上也就是在世界上活动的伟人的历史。他们是民众的领袖，而且是伟大的领袖，凡是一切普通人殚精竭虑要做或要想得到的一切事务都由他们去规范和塑造，从广义上说，他们也就是创造者。我们所见到的世界上存在的一切成就，本是来到世上的伟人的内在思想转化为外部世界的结果，也就是他们的思想的实际体现和具体化。可以恰当地认为，整个世界历史的精华，就是伟人的历史。”（注：〔英〕托马斯•卡莱尔《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第1页，商务出版社2005年3月。）卡莱尔的英雄史观对西方社会的影响非常大，他把人类的历史统统归结为英雄和伟人的历史，为了论证他的观点的正确性，他实际上把英雄的概念扩大了很多，思想家、诗人、先知、教士、帝王和领袖都被纳入到英雄的范围，实际上它将一切能够影响历史进程的人都称之为英雄。但是即使这样，卡莱尔的具有强烈唯心主义倾向的英雄史观也只能描绘历史的偶然性，并且为后来强权人物、独裁人物以至于法西斯主义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英雄主义光环下的阴影
　　
　　英雄主义具有鲜明的民族和国家特色，有强烈的历史感、时代感和人格的震撼力，它是某一时期社会群体整体思维的最高形式，是时代精神的人格体现。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伟人和英雄人物是和他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联系在一起的。在全球化的今天，各个国家和各个不同的文化体系都以自身的价值观来设定英雄主义的含义，并以此向世界推行代表自身利益的价值理念和英雄观。于是代表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不同利益集团的文化冲突此起彼伏，对于英雄的解读也各不相同。在西方历史上，原本自古希腊神话开始的英雄形象具有极其浪漫和神秘的色彩，能够激起人们无限的遐想和崇敬，能够激起人们的悲壮和崇高的感觉。因为在古希腊神话中像普罗米修斯这样的英雄总是为人类的幸福而与强权抗争，最后牺牲自己。但是当卡莱尔将英雄的范围扩大到一切影响历史进程的人物之后，英雄的标准显然也有变化。因为创造历史的人物中有人们普遍认同的伟人，如凯撒、亚历山大、拿破仑、克伦威尔都是历史的创造者，虽然这些人物也是从血泊中杀出来的英雄，所谓“一将成名万骨枯”，但他们毕竟还是推动了历史走向文明的进程。然而卡莱尔的英雄史观也成为后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之所以能够在一个民主国家实行法西斯统治的一种思想基础。所以作为一种历史观，英雄主义的光环不仅可以闪耀出夺目的色彩，而且在耀眼辉煌下，英雄主义的光辉还可能产生法西斯的阴影。当下的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中的甲级战犯就是从狭隘的民族主义出发，崇拜那些在历史上犯下弥天大罪的战犯，用所谓民族英雄来挑战人类的良知。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曾经制作了一系列为军国主义招魂的电影：《啊，海军》《山本五十六》《日本海大海战》《军阀》等。这些影片极尽歪曲之能事，从塑造人格魅力入手，把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肆意屠杀无辜百姓，犯下滔天罪行的甲级战犯描写成意志坚强，个性刚毅，为人和善，为了国家利益面对死亡毫无惧色的民族英雄。这种毫无人道主义良知，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上塑造的所谓民族英雄就是在英雄的光环下投射的罪恶的阴影。
　　即便英雄主义有一定的负面因素，无论在哪一个历史时期，无论是统治者还是平民百姓都还是把崇尚英雄作为弘扬时代精神，激励人们的崇高意识联系在一起，形成这一历史时期具有集体意识的精神价值观。历史进入到21世纪以后，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化之快让人耳目一新，而英雄主义的理念不但没有消失，反而越发变得引人注目。21世纪最明显的变化就是经济全球化、传播数字化和文化产品市场化。各个国家都趁此机会利用数字媒体具有传播迅速、国际化的市场影响广泛等特点，把文化产品作为英雄主义的载体，把自己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向全世界推广。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在这方面就引领风气之先。但是由于西方社会以西方中心论为核心的文化傲慢，和美国近几年推行的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激起世界范围恐怖主义的浪潮，使得英雄的概念又在考验人们的智慧。那些在西方人眼中是恐怖分子的自杀式爆炸者，在一些阿拉伯国家却是反抗美国强权压迫的英雄。
　　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对于英雄主义的理解也从两个方面发展。一是代表全人类具有人道主义的精神价值观逐渐代替了过去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价值观，英雄主义越来越具有全人类的广泛的精神意义。另一方面是代表各种文化和各种不同民族的价值观的英雄主义在相互碰撞中不断地相互理解相互学习，形成一种具有多元色彩和民族个性的并能相互尊重的英雄主义价值观。英雄主义和其他众多主义一样，多民族、多文化的价值观和人类趋向统一的英雄史观永远是一对矛盾。当今世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体系总是以全人类代言人的身份并以其强势的经济实力和推广他们的文化价值观，方法就是宣扬英雄主义的理念，塑造感人的英雄形象，以确立西方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因此在全球化的今天，除了经济的强势以外，强调文化的多样性，强调多种价值观的共存，强调各种价值观的优势互补显得尤为重要。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文化优势和代表中华民族优秀品格的英雄形象是正在强盛的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化财富，是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不败的法宝。

　　三、英雄文化的异同
　　
　　英雄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由来已久，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能够反映东西方基本意识形态的文化现象。中国的英雄文化和西方的英雄文化有很大的不同。如陈独秀所说：“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 （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新青年》第1卷第4号。）所以中国有侠客，西方有骑士。中国的英雄史观着重于守卫国土，维护皇权；而西方的英雄史观着重于塑造人格，创造历史。但是两者的共同点就是英雄的理念首先是创立具有当时人们可以效仿的榜样，是某一个历史时期人们崇拜和追随的对象。中国的英雄文化诞生于混沌时期，盘古开天、夸父追日以及三皇五帝的传说都包含着英雄主义的浪漫色彩。在此后的漫长岁月中，从诗歌到戏剧，从说唱到小说，一代一代的英雄和伟人成为一代又一代人崇拜和追随的目标。在西方文化中，英雄往往站在天意的对立面，一次又一次地通过自身的抗争挑战宿命。比如希腊神话中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希腊悲剧中始终无法摆脱轼父娶母命运的俄狄浦斯，以及中世纪英格兰的不断挑战自身命运的英雄罗宾汉等。而在中国，英雄则替天行道，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孙悟空护送唐僧去西天取经，水浒英雄造反杀贪官保皇帝都是替天行道。东西方英雄文化都是宿命论，但西方的宿命包含着对命运的挑战和不屈，而东方的英雄往往赋予命运一种妥协和变通。西方英雄是绝对个人英雄主义，他们虽然也讲义气重友情，但始终以自己的利益为最高利益。特洛伊王子出于个人的欲望不顾可能的后果强行拐走海伦，这在西方社会属于小节，无损英雄的形象，而在东方确实不能容忍的自私行为。在东方，英雄意味着比常人更严格地恪守道德规范，所以桀骜不驯的孙悟空还是逃不脱如来佛的手心，还是要做唐僧的门徒；而打虎的武松，粗野的李逵也必须心服口服地服从宋江的领导。英雄文化的共同特点是善恶分明，嫉恶如仇。但是在西方，“恶”的标准是有限制的，一般是恶龙、巨兽或是极端残暴者和异教徒。而两位君主之间的争斗并不被当作善恶之争，人们往往把争斗双方同时当作英雄歌颂，即使一方是自己的敌人。法国大仲马的《三剑客》和波兰显克微支的《十字军骑士》都有这种倾向。西方英雄文化强者为王的观念较为明显，对西方人而言，英雄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即使是对手的英雄行为也值得歌颂。但是这种观念在长期大一统观念下植根而生的中国文化表现为胜者为王败者为匪，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手就是异类，对手的英雄不仅代表自己，还是敌人的象征。所以与西方领主经济下形成的文化不同，中国文化中对于对手的英雄气概一般都是贬低和挖苦，不能灭自己威风涨敌人志气。《三国演义》虽然有开头的曹操煮酒论英雄，但最终还是把曹操描绘成奸雄。英雄爱美人是英雄文化的共同点。但是江山和美人的选择上，中西文化也有不同。为了美人舍弃江山，在西方文化中仍然是英雄行为，比如特洛伊王子和海伦的故事。而在中国却要遭到无情地指责，并且将责任推到美人身上，斥之为红颜祸水。在漫长的男性为主体的古代社会，东西方的英雄绝大部分都是男性，女性只是男性的陪衬。但是，西方偶尔也会出现一些让人们肃然起敬的女英雄如圣女贞德，而中国的女英雄必须要男扮女装才能成为英雄，如花木兰、穆桂英。可以看出，东西方英雄文化中的同一性和差异性是随着文化的不断交流和进步也在发生变化。比如中国的反封建运动和西方的女权主义兴起，使得东西方女性英雄和伟人不断增加。东西方在英雄标准和英雄行为的认识上有逐步接近的可能。
　　
　　四、中国历史上对英雄人物的作用的解读
　　
　　中国自古以来对英雄主义的解读与西方有所不同，中国长期以来的封建体制以皇权为唯一的政体，宗教的影响较小，所以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宗教色彩和神话色彩较少。儒学中精忠报国的传统思想成为中国英雄主义的主要理念。中国古代的英雄类型大致分为四类：民族英雄、帝王英雄、民间英雄和武侠英雄。以岳飞为代表的民族英雄是中国长期战乱造就的结果，国土的分分合合，为了维护中国大一统的家国理念，每一次与外族的抗争都会造就一批民族英雄，即使现在看起来那时候的战争只不过是大中国内部的战争，但是只要是维护中国大一统地位，反抗分裂的英雄都将留名千古。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这些帝王英雄是维系大一统中国的象征，中国历史上虽然也有对纣王、隋炀帝这些暴君和昏君的批判，但是丧失国土是帝王最大的罪孽，维系统一是帝王最大的功绩，这是中国历来划分英雄的标准。民间英雄在《水浒》中表现得最出色，杀富济贫、除暴安良是这些民间英雄的共同本色，但是无论是刺秦王的荆轲还是砍贪官的李逵，他们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维系一个封建大一统帝国。武侠英雄实际上是民间英雄理想化的结果，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文学作品中，民间英雄具有了中国特有的武功，便具有了超人的特点。
　　抗敌御侮的爱国精神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无尽源泉，是维护和保卫国家民族利益的永恒动力。中华民族历来有极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强不息的民族意志，对于任何外敌的入侵，有宁死不屈的抵抗精神。而且愈是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自强不息、抗敌御侮的民族精神表现得愈为强烈，从而凝聚成一股不可战胜的强大力量，足以克服一切困难，直至最后的胜利。“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悠久的古训是中华民族爱国精神精粹的概括，而文学中的英雄主义永远是现实生活和作者深沉情感的表达。在战国时代，有屈原的《国殇》，歌颂为国捐躯的勇士：“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汉代除苏武北海牧羊十八载外，还有贾谊“国而忘家，公而忘私”，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宋代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飞“以身许国，何事不可为”，陆游“位卑未敢忘国忧”；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这样的爱国精神代代相传，中华民族始得根深叶茂，能够抵御任何狂风暴雨。几千年斗争的精神积累，终于筑成了一座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的长城，造就了一座汹涌激荡的民族情感的火山。历史证明，每当民族生存受到威胁的危急关头，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就能凝聚起全民族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坚忍不拔地为捍卫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为救亡图存而斗争。这时民族内部虽有激烈的矛盾斗争，也能在民族精神感召下，“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捐弃前嫌，共同赴敌。
　　近代中国由于经历了一百多年被凌辱被侵略的历史，所以民族英雄的气节在中国社会显得尤为突出。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由毛泽东起草，周恩来书写的碑文最能说明近代中国对英雄的定义：“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从虎门销烟的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开始，中国近代史上一代又一代的民族英雄谱写了一百多年中国从衰弱到崛起的悲壮历史，也讲述了无数个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有自称“鉴湖女侠”的秋瑾“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恃铁血报祖国”；为反对封建专制建立共和政体献身，留下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豪言壮语的谭嗣同；有不畏死亡奋起抗日的赵一曼、杨靖宇、张治中。甚至还有为中国的抗日而牺牲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主体阐释的却是共同的内容，也就是弘扬民族气节，抗击外来侵略，宣扬牺牲小我效忠国家的理念，这就是英雄主义得以延续的原因。因为它表达了主流社会和大多数人在一定历史阶段的精神需求。非常时期，比如战争、比如天灾祸患，英雄表现为一种生死壮举，战争时期董存瑞、黄继光是英雄；。和平建设时期，英雄表现为一种无私奉献和模范行为，雷锋、焦裕禄也是英雄。改革开放与发展时期，孔繁森、任长霞、牛玉儒和王选同样是英雄。英雄者，是为民族利益、集体利益和历史进步做出超凡贡献的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时代的英雄，那是一个时代中华民族精神的旗帜和杰出的民族精神传承者。
　　鲁迅1934年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注：鲁迅：《且介亭杂文》第9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
　　
　　五、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英雄人物的阐释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英雄观的直接来源和他的哲学基础一样，来源于黑格尔。黑格尔和卡莱尔的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不同，他认为是伟大的时代召唤出伟大的人物。伟大人物从根本上说是这个时代“精神”的代表，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代表，“我们应当把世界历史人物 ——一个时代的英雄——认作是这个时代眼光犀利的人物；他们的行动，他们的言辞都是这个时代最卓越的行动、言辞。”黑格尔《历史哲学》第56页，三联书店19 56年版。。恩格斯称赞黑格尔的历史观是“宏观的历史观”；是“划时代的历史观 ”，同时也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1页。）另一位思想家英国19世纪哲学家，社会进化论的代表人物斯宾塞在谈到伟大人物对于历史的作用时说道“在他（伟人）重新创造社会以前，他先得被社会创造出来。”（注：转引自《美》悉尼•胡克著《历史中的英雄》第4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黑格尔和斯宾塞对待英雄的立场奠定了马克思主义英雄史观产生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历史是由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人类的创造性的社会实践活动造就了生产力的进步和生产关系变革，形成了人类历史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必然性，这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在生产力的诸要素中，生产工具最为重要，每当新的生产工具的出现，便会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所以它是推动历史必然前进的重要因素。马克思主义不否认英雄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只不过是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恩格斯说“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个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代替者是会出现的，——或好或坏，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总是会出现的。”（注：《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518页，人民出版社1962。）虽然西方的学者用许多历史上偶然的例证来否定马克思的历史观，但是当我们从宏观的角度翻阅人类几千年发展的历史，在偶然性和必然性这一对矛盾中，虽然有个别的伟人可以改变历史的进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还是朝着必然的方向前进，无人能够改变，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精髓。
　　最近网上流传着一个帖子，《一只母鸡毁掉了中国历史上最强硬的王朝》（注：http://forum.cul.sina.com.cn/cgi-bin /view.cgi?gid=43&fid=1352&thread=65160&date=20060905）这篇文章用几万字的篇幅想论证一个历史规律，也就是说一个偶然的事件会影响一个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这一想法来源于最近在科学界引起震动的“蝴蝶效应”：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能在两周后引起美国得克萨斯的一场龙卷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气象学家洛伦兹（Lorenz）的发现谈起。为了预报天气，他用计算机求解仿真地球大气的13个方程式。为了更细致地考察结果，他把一个中间解取出，提高精度再送回。而当他喝了杯咖啡以后回来再看时竟大吃一惊：本来很小的差异，结果却偏离了十万八千里！计算机没有毛病，于是，洛伦兹认定，他发现了新的现象：“对初始值的极端不稳定性”，即：“混沌 ”，又称“蝴蝶效应”，亚洲蝴蝶拍拍翅膀，将使美洲几个月后出现比狂风还厉害的龙卷风！这个发现非同小可，以致科学家都不理解，几家科学杂志也都拒登他的文章，认为“违背常理”：相近的初值代入确定的方程，结果也应相近才对，怎幺能大大远离呢。 “蝴蝶效应”之所以令人着迷、令人激动、发人深省，不但在于其大胆的想象力和迷人的美学色彩，更在于其深刻的科学内涵和内在的哲学魅力。而恰好就是这一点让人很难理解。这就是现代西方有名的蝴蝶效应理论，它观点是一个小的事情可能会最终引起大的波澜。依照这一理论把它推演到社会历史学领域，就演绎出一个不起眼的小事件就可能彻底改变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崇祯四年（1631年辛未）冬夜的吴桥县，装备精良的明朝军队内部因为一只母鸡的归属引起的内讧，竟让明朝苦心训练的一支军队反叛，而这次反叛又不是一次普通事件，它最终还会影响到明帝国的命运、乃至中国的命运。明王朝政权所代表的中国汉文明，终被落后于自己的满清所征服，汉人成为了在野民族，但这一次民族征服太不是时候了，因为世界再有百年就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科学技术、社会制度都将有质的飞跃，这对于一个刚刚脱离于奴隶社会的满族来说太超前了，他们对刚刚学到的汉文明尚且来不及消化，更别说更加陌生的西方文明，满清夜郎自大心理和征服了中原后的洋洋自得，使他们不会再重视其他文明，（作者完全没有蔑视少数民族意思，这些感慨只是在针对当时的历史背景）这时候只有汉文明才能兼容并蓄的学习好其他文明的成果。此时的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海外贸易的出现，使社会出现了资产阶级萌芽，儒学出现了的王阳明、顾炎武、黄宗羲新的流派，新儒学甚至有了些西方式启蒙思想的影子，徐霞客和李时珍的探索，开始了中国人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徐光启对西方科学的学习研究，明朝廷对西方技术的拿来主义，而皇帝的惰于朝政，甚至也能为君主立宪制创造条件。都将昭示着中国人也能沿着正常途径进行社会、科学的发展，但清军的入关使这一切都化作了泡影，是文明的气数还是天意？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的必然性是辩证的历史决定论。它承认认识历史矛盾的主体；在承认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的同时，也承认政治、文化诸因素的反作用；认为历史的必然性是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的，或者说是通过偶然性实现的。从直觉上看似乎偶然性支配着历史的进程，实际上这些偶然性始终是受到内部的隐蔽的历史必然性的支配。
　　其实关于近代中国的无数可能性早就有无数的人做过无数的假设。比如康梁的变法万一成功，如果慈禧比光绪皇帝早死，如果没有袁世凯的反叛……，这一切如果都是建立在历史的偶然性上，但是历史的车轮还是按照它必然的轨迹向前推进。清朝以后中国国力衰败的总的趋势是任何力量也无法挽回的，所以中国才有了五四运动的彻底革命和选择了走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的道路。所以无论历史作何种评价，孙中山、陈独秀、毛泽东、邓小平这些伟人的功绩就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把中国从20世纪初一个即将崩溃的帝国带向了21世纪的傲立于世界之林的强大和繁荣共和国。就如毛泽东在他的诗词《沁园春•雪》中所描写的：“看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英雄和伟人的业绩必须顺应时代的必然趋势，才能显示他的才智和胆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评价英雄的基本立场。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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