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的生活(vita activa),亦即处于积极行动状态的人类生活,总是植根于人与人造物的世界之中,这个世界是它永远不可能脱离或彻底超越的。人与物构成了人的每一项活动的环境,离开了这样一个场所,人的活动便无着落;反过来说,离开了人类活动,这个环境,即我们诞生于其间的世界,同样也无由存在。人的活动创造了环境(如制造品),照应着环境(如耕地),通过组织建立起环境(如政治共同体)。离开了一个直接地或间接地为其他人的存在作见证的世界,人类生活,即便是栖居于旷野里的隐士的生活,也都是不可能的。
一切人类活动都要受到如下事实的制约:即人必须共同生活在一起。一旦超出了人类社会的范围,行动甚至是不可想象的,并且也唯有行动是如此。尽管一个在绝对孤立状态中劳动的生物不可能是人,而是劳动的动物(就这个词的最直接的字面意义而言),然而劳动活动本身并不需要他人的在场。尽管人或许仅仅创建、制造和构筑了一个唯有他自己才栖居于其间的世界,但他仍不失为一个制造者,即使他还不能算是一个灵巧的人。也许可以说,他已经失去了他那特殊的人的品质,而变成了神――自然并不是基督教的造物主上帝,而是柏拉图在他的一篇神话中描述过的禀有神性的造物主。唯有行动才是专属于人的特权,无论是动物还是神都不具备行动的能力;同时,也唯有行动才完完全全地依赖于其他人的恒久在场。
由于行动与人之间存在着这种特殊的共在关系,因此亚里士多德的“zōon politikon”(政治的动物)一词在最早的时候被翻译成“animal socialis”(社会的动物),似乎就是很有道理的了。这个译名早已见于塞尼加的书中,后来经过托马斯・阿奎那的阐扬更是成了一个标准译名:homo est naturaliter politicus,id est,socialis(人按其本性便是政治性的,亦即是社会性的)。这样一来,他们便用社会性置换了政治性。这种无意识的置换比任何精心建构的理论都更加明确地透露出,希腊人对政治的原初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丧失。就此而言,值得注意的是(但并不具有决定性),“社会的”一词源自拉丁文,在希腊文里没有对等词,在希腊思想中也没有对等的观念。然而,拉丁文里的societas一词最初也具有一种尽管有限、但却十分明确的政治涵义,它指的是人们出于某一特定目标而结成的联盟,例如为了统治他人或实施犯罪而组织起来。以后出现了societas generis humani(society of man-kind)的概念,只是到了这时,“社会的”一词才开始获得了“基本的人类状况”这个一般涵义。并非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不明白或不关心人不能离群索后这个事实,而是他们根本没有把这个条件列为人类的独有特征。恰恰相反,这是人类生活与动物生活的一个共同条件,仅仅由于这个缘故,它就不能成为人的某种根本性的东西。人类的天然的、仅仅具有社会属性的伙伴关系被看成是出于肉体生存的需要而强加在我们身上的局限性,而肉体生存的需要无论是对人这种动物来说还是对其他动物种类来说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