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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坐飞机来的“欧洲早期汉学” [打印本页]

作者: collector    时间: 2009-4-28 05:04     标题: 坐飞机来的“欧洲早期汉学”

坐飞机来的“欧洲早期汉学”

张 治

2009-4-26 1:24:13




  

无论是文献解读和运用、学术背景知识,还是专题史的结构与眼光,张西平的这本新书都难以承当这么堂皇的一个题目。


  

      

  《欧洲早期汉学史——中西文化交流与西方汉学的兴起》

  张西平著

  中华书局

  2009年1月第一版

  710页,56.00元

  张西平先生的新作《欧洲早期汉学史——中西文化交流与西方汉学的兴起》,皇皇七百余页。从题目、篇幅来看,这部书意义很大,非有笼罩全局、通览中西古今的气魄不能办也;但从内容上来看,我感觉颇有些失望,理由是我以为写这类通史,固然不见得要处处资料全面、观点新颖,至少要能够驾驭得起所使用的资料,做到稳妥、合体,便已是中等水平以上了。这部大书读下来的感觉,却是难以承当这么堂皇的一个题目。从文献解读和运用上看是如此,从学术背景知识上看是如此,从专题史的结构与眼光上看,也是如此。纵然我们现在可以借用西方先进文明的喷气式飞机,一下子冲到高空中,俯视整个大地,但如果没有细致的地面扫描技术,没有科学的地貌分析仪器,那么绘制出一幅庞大混杂的地图,又有什么益处呢?在此,我举出几点意见,以供参考和商榷。      

  首先,我以为作者对“欧洲早期汉学史”这个题目的理解,过于受其“汉学史”三阶段说所局限了。此前,张西平先生曾提出,西方汉学经历了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专业汉学三个阶段。故而所谓“早期汉学史”,便是专业汉学建立之前的头两个阶段了。本书以第1章论西方早期的游记汉学,第23、24章述德、法两国专业汉学的兴起。其间的二十一章主要篇幅,则全是传教士汉学阶段的内容。我觉得如此便不能算是合乎题旨的写法了,好歹作者自己也在后记中说,要 “梳理欧洲早期关于中国知识和形象的形成”。对所谓“游记汉学”阶段的简单化处理,实际上表现了对古代传统的轻视与忽略。

  而“游记汉学”这个概念,我个人以为也有可议之处。不可否认,文明交流初期,关于异域的认知有一部分内容是来自于个别的旅行者之记述,但凿实为以“游记”这样的书写文本为载体,便无形中排斥了道听途说的另一组成部分内容。举本书作者所熟悉的戈岱司《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且不言所采用的耿昇先生译本中有多少“美丽的误会”)来看,大部分材料都属于“道听途说”,极少数才是“游记”,而且那游记作者往往也是在东方世界旅途中“道听途说”而来的知识而已。比如作者未译出其绰号的旅行家Cosmas,其名号中的Indicopleustes,意即“到过印度的人”,他可能是除了亚历山大大帝军队之外,足迹最远的一个西方人了。他笔下的中国,也是听说来的。再如作者论述较多的中古西方的“游记汉学”,所使用的文献资料都是中华书局中外关系史译丛中的书,我以为若是谈中西交通史、关系史,我们不妨仅以可信之游记资料作为依据。但这里研究的是“早期汉学史”,关注的是“欧洲早期关于中国知识和形象的形成”,那么就不当局限于历史类的材料,还要纳入文学中的信息,比如今天大家都知道是虚构作品的《曼德维尔游记》,其书对东方世界的描述都影响到了莎士比亚,难道不能进入此书关注的视野么?

  正是由于作者对西方古典时期与中古时期的思考不够充分,造成这部分的内容极为贫乏,而且其中对古典时期的论述漏洞百出。作者对西方古代历史的知识就非常欠缺,他提出这时期划分为两个时代:“希腊时代”和“罗马时代”,但到底什么是“希腊时代”、什么是“罗马时代”,他自己也没有搞清楚。世界史之 “希腊时代”,当止于公元前300年前后,就算连接上亚历山大大帝身后的几个王朝,即所谓“希腊化时期”,也应当止于公元前50年前后。而作者在此时代里涉及的主要文献,不仅有使用拉丁文写作并属于罗马帝国时代的老Pliny和Ammianus Marcellinus,也有使用希腊文写作但生活于公元二世纪的Pausanias和Lucianus(后者还是个叙利亚人),竟还有使用叙利亚文写作且生活于罗马帝国时代的Bardesanes。因此,可知作者不仅混淆了“希腊时代”和“希腊人”、“希腊作家(指以希腊文写作者)”,对于最主要的拉丁文经典作家也全无了解。说起来,只有此节开始征引的希罗多德《历史》是希腊时代的文献,作者不知此书至少竟有中译本可参考,偏偏辗转抄来的引文又有错误,黑海东北隅顿河误作“黑海东北偶”,《历史》第4卷引旅行家 Aristeas长诗,原本是说极北之族居于中亚民族Issedones之外方,却不知为何在此变成了“北风以外”的所在,令人感到莫名其妙。接下来,作者又言希罗多德是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继而说戈岱司以为其知识不可延伸到如此辽远。读之令人愕然:分明上文是在讲希罗多德引用其他旅人之见闻资料的啊。至于“罗马时代”,先以旅行家Cosmas作为“罗马人对中国的地理位置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的代表,本书作者将这位罗马帝国末期的亚历山大里亚人,称为亚历山大时代之人,等于将时间倒退了九百年。而后面重点介绍的Theophylactus Simocatta乃是以希腊文写作的埃及人,属于六世纪后期的拜占庭史家,归为“罗马时代”,古今西方史家都不能赞同。

  此后至马可·波罗的中古欧洲旅行者,书中所用文献都有中译本,梳理起来想必不甚困难。在马可·波罗之后,作者开始写第二章,引出了大航海时代,并提到哥伦布对马可·波罗的崇拜。我以为这里实有必要分析论证的是,为何这些人放弃了原本的陆路而改行海道。作者也在文中顺便提到了奥斯曼帝国的障碍,但航海时代的到来实际上是对所谓“时代精神”的改写,它从根本上大大刺激了人们对异域世界的认知和想象的欲望,这才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实际上,利玛窦时代仍有耶稣会士鄂本笃(Benedetto de Gois)希望经由欧亚内陆进入中国传教,却被旅途上的种种困厄与险诈耗尽了精力,最后在甘肃去世。临终时他致书给已在北京的利玛窦,“力戒以后旅行,不可由彼所经之道,盖危险而无功也”。  

  自第4至13章,处理的是西方耶稣会士在华活动。因为其内容大多耳熟能详,于是也大体不会有什么失误。但是,这些内容其实与本书的题旨有点不合,故而作者需要以涵盖面较大的副标题“中西文化交流与西方汉学的兴起”来大而化之。仔细想来,即使如此,本书的重点也应是通过在华传教士活动来促进西方汉学的兴起才对,可是这十章中所讨论的,绝大多数是西方文化如何通过传教士传入中国。直到第14章,才算回到正题上来。其实,这部分作者可以借重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资料,谈西方传教士对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学习和借鉴,而不是只顾着讲他们拿来了自鸣钟和大炮;也可以借重范存忠、陈受颐、钱锺书、方重、杨周翰诸先生的著述,谈谈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学中的反映和影响,而不是只顾着讲伊索寓言在中国的译本了。近年来还有对中国传统音乐、美术等领域在西方世界传播与影响的研究成果,可惜作者都没有及时吸纳进来。

  柏应理一章中拉丁文很多,处理多有不当之处,比如页 434,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sive Scientia Sinensis,作者在后面附了括号,注明“意为《中国哲学家孔子》或《中国知识的拉丁文译本》”,显然这里“的拉丁文译本”六字应移出书名号才对。17章第4节的第4部分谈到柏应理译书中的周易图,所标的卦名之拉丁译文,拼写基本都是错的。由此我们很怀疑注释里出现的大量拉丁引文是否为作者所熟悉(其中甚至也出现了乱码)。不仅如此,作者甚至不知道四象中的“太阴”两爻都是二画,居然画得同“太阳”是一样的!我们也就不会奇怪作者说,“关于八卦图的图式有朱熹作和蔡元定作两种说法,从柏应理所介绍的图式来看,他的图很可能来自朱熹所作的八卦次序图”,显然他是以为朱图与蔡图是两回事,而柏应理放弃了“蔡氏”八卦图。

  谈到索隐派汉学,我们大概知道是以基督教义来附会中国上古经典的研究派别。“索隐派”这术语早见于他处,也许不算作者此书的发明,但我读了作者对此学派的描述后,反而感觉不该如此翻译了。此语本是Figurisme这个法文词的翻译,表示对《旧约》隐而未发之义进行揭示,似乎更接近于阐释学的原初之解经方法。如果使用此术语是出于对《红楼梦》的索隐派之比拟倒也罢了,可作者提到,拉丁文figura一词源自对希腊文Typos的翻译,而查罗念生《古希汉词典》,知这个Typos的意思在于指形象、模式等。假若非要联系上《周易》(作者言“索隐”之概念在中国也有来历,即引《周易》的话“探赜索隐 ”云云,误作“探啧索隐”),还不如译作“象数派”合适(何况白晋自己也最重象数),好比谭嗣同《仁学》所说的“若西书中《百年一觉》者,殆仿佛《礼运》大同之象焉”。当然译作“象数派”也未尽合适,不管如何,称之为“索隐”,好像令我们老祖宗的东西从此才有了真义,教人甚是不快。读第20章,我们根本看不出白晋代表的这个索隐派到底怎么“索隐”法,到第21章,作者举出了马若瑟读《说文解字》的文章来,我们才有点“恍然大悟”:这个路数其实在晚清主张“ 西学中源”说的那些人的著作里很常见嘛,假如我们把廖季平的《四益馆经学四变记》和张自牧的《瀛海论》也叫作什么探微索隐派,想必一些似懂非懂的外国人也会佩服起来了吧。固然洋牧师们通过比附圣经来说事儿,给咱们的儒家经典头上套好了光环,真是一片苦心值得赞誉;可当年持西方文明发源于中国说的那些人,不也提出“知其本出于中国之学,则儒者当以不知为耻”么。 

  写欧洲早期汉学史,不消说外语首先得过硬,本书扉页上写的是向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致敬话,想必这方面能力不该是我这等中文系出身的人所可以议论的。但此书中对拉丁文的大量征引与其中的错陋差谬之对比,令我想起最近读到的再版朱杰勤先生译本《大秦国全录》,其中有限的几个古希腊文字也被印错了,找出1964年的旧本来看,却居然没有错误,这个责任显然不在已归道山的译者了。研究欧洲的汉学史料而没有一点起码的希腊、拉丁文字知识和基本的西方历史常识,恐怕如同西方人治汉学而不识汉字、不知中国大体有几个朝代一样可怕吧。如今关注中外交通史者,有的人能解读各种语言的原始文献,这自然是值得尊敬的;也有一部分人致力于现代西方学术的引介,这原本也无可厚非。但既然这是一个历史论题,多少要有一点随着古人长途跋涉、亲历其间每一个脚印、每一处风景的决心吧,假如只是坐上飞机,直奔目的地,其间沿途的山水草木都远离于脚下,如何能够建立起其中的历史感?■
作者: 覃和平    时间: 2009-12-30 18:25

好书一本,有时间找来拜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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