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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新林]文学地理：文学史范式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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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放牛班的课堂
时间:
2009-4-26 09:20
标题:
[梅新林]文学地理：文学史范式的重构
文学地理：文学史范式的重构
梅新林
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兴起，就是力图从一个新兴交叉学科的崭新平台，从文学空间维度与形态的崭新视境，重新审视中国文学现象、形态与规律，重构一种时空并置交融的新型文学史研究范式。这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催化中国文学研究视野、理论与方法的重大变革，为其注入新的精神养液与活力。
人类与地理的天然亲缘关系，不仅激发和塑铸了人类的空间意识，而且也为文学与地理学之间的有机融合提供了潜在的可能，因而以文学空间形态为重心的文学地理研究，实为一种回归于这一天然亲缘关系之本原的学术行为。进入20世纪以后，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学地理思维成果与西方人文地理学的碰撞、融合，促进了文学地理研究的现代转型。至20世纪80年代，得益于改革开放与“文化热”的有力推动，文学地理研究在沉寂数十年后再度复兴，并逐步臻于理论自觉阶段。这既是当今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空间意识高涨的时代产物，同时也是中国文学研究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回溯一下中国古代学者对文学地理的关注与阐述，可谓源远流长。最早的两部诗歌总集——《诗经》与《楚辞》，都有鲜明的地域色彩，也由此可见编著者浓厚的地理意识。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评论文学家与文学作品，在历代的文集、诗话、笔记中时有出现，尤其到了明清时期，随着大量区域性文学流派的产生以及诸多区域性文集的问世，区域文学的意识与研究开始受到学界重视，相继出现了一些有关区域文学的论述，但从总体上看，大多随感而发，缺少必要的逻辑推绎与论证。
近代以来，由于西方人类学、文化学、考古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与方法的传入，许多学者在借以改造与重建人文社会学科的同时，也力图对包括文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作出新的解释。其中包括两大研究队伍的双重取向：一是以地理为本位的人文地理（或称文化地理）研究，其中多包含文学研究；二是以文学为本位的文学地理研究。在近代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中国学者在推动传统地理学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逐步接受了西方地理学划分为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或称文化地理学）的学术范式，梁启超、丁文江等学者的论著基本上都是引入西方人文地理学而结出的重要成果。其中也多包含文学地理研究，但无疑是以地理为本位而非以文学为本位，与刘师培、王国维、汪辟疆等的以文学为本位而非以地理为本位的学术取向迥然有异。
世纪之交，反思中国文学史研究模式之缺失，以及“重写文学史”的争鸣与讨论，曾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据初步统计，自第一部中国文学史著作——林传甲《中国文学史》于1904年问世以来，百年间先后产生了1600多部文学史研究著作，可谓成就斐然。然究其不足，一是时间断裂，即人为设置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分属不同学科的壁垒，治现代文学者不知中国文学源自何处，而治古代文学者不知中国文学流向何方。二是空间缺失，即囿于传统线型思维，过于注重时间维度而忽视空间形态，由此导致大量文学资源的流失以及整体文学生态的萎缩。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兴起，便是以此为逻辑起点，以期达到学术“矫正”与“拓新”的双重目的。文学地理学对于文学空间研究形态的拓展与深化，既在理论层面上更符合构建一种时空并置交融的新型文学史研究范式的内在需要，同时也可以在现实层面上反思与补救当前中国文学研究现状的明显缺失。
文学地理研究是在反思中国文学史研究诸多局限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对中国文学研究传统的重要变革与创新。对于中国文学史研究而言，具有范式重构与意义重释的双重意旨。
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指出：“苟今世之编著文学史者，能尽取当时诸文人之作品，考定时间先后，空间离合，而总汇于一书，如史家长编之所为，则其间必有启发，而得以知当时诸文士之各竭其才智，竞造胜境，为不可及也。” 这里，陈寅恪特别强调编著文学史中如何做到“时间先后”与“空间离合”的结合，也就是要求臻于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时间形态与空间形态的有机交融，的确是很有启示意义的。然而反观百年以来的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一直难以臻于这一境界。而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兴起，就是力图从一个新兴交叉学科的崭新平台，从文学空间维度与形态的崭新视境，重新审视中国文学现象、形态与规律，通过对文学场景的还原与文学版图的复原，重构一种时空并置交融的新型文学史研究范式。这不仅可以克服中国文学史研究过于注重时间一维的单向度的线性范式，而且将直接或间接地催化中国文学研究视野、理论与方法的重大变革，为其注入新的精神养液与活力。
意义重释即透过种种文学现象直趋精神内核，着力探寻文学本原的生命形态，重新发掘和阐释文学世界的深层意义。比如《红楼梦》中为何反复出现金陵或南京（全书多达42处），如果对其加以统计、分析，就会发现在作者曹雪芹的心灵深处有一个由特定地域凝结而成、永远难以释怀的“金陵情结”，其中又叠合着童年、家族、民族、历史等种种精神意涵，是“金陵”之于作者“价值内涵”的艺术升华与结晶，可见意义重释比之一般的勾稽、描述文学地理现象、形态更为重要，当然也更为困难。“范式重构”与“意义重释”两相合一，分别从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进一步凸现了文学地理研究的固有价值与功能。
世纪之交，许多学者在致力于文学地理研究的同时，一直怀有建构文学地理学这一新兴交叉学科的学术理想与使命，并为此在学科意识、理论创新、体系建构以及方法整合等方面进行了不懈努力。文学地理作为一种跨学科研究，从学科意识的自觉到明确的学科定位，确是一个重要飞跃。笔者曾将文学地理学定位为“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的新兴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研究方法”，旨在强调其逐步成长为相对独立的一门综合性学科，而陶礼天认为“文学地理学既是人文地理学的子学科，即文化地理学的一个分支，也是美学的分支即文艺社会学的一个支脉，因而文学地理学实质是一个边缘学科”，胡阿祥认为他提出的“中国历史文学地理”是“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中的文学因子之空间组合与地域分异规律，可以视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同时，中国历史文学地理以其研究对象为文学，所以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这些都体现了学界对于文学地理研究越来越自觉的学科独立意识。
文学地理研究在世纪之交日趋多元化的学术格局中异峰突起，当有“矫正”与“拓新”的双重意义。相信由此激发的文学地理“大发现”，必将极大地改变固有的文学史研究传统，通过“版图复原”与“ 场景还原”，实现重构中国文学史范式与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之双重目标，同时也将赋予文学地理学更为高远的学术理想，使之从跨学科研究理论与方法逐步发展、成长为相对独立的新兴交叉学科，以推进中国文学研究的学科交融与学术创新。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本网发布时间：2009-4-7 14:3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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