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美国民俗学家芭芭拉·克什布莱特-吉布莱特（Barbara Kirshenblatt-Gimblett）所言，“遗产”概念中包含有一个时间悖论——即当下的我们“拥有作为现代性标志的（过去的）遗产”（the possession of heritage as a mark of modernity）。正是历史时间、遗产时间与惯习时间（尤其是那些不同的事物、人和事件之间的差异性时间）三者的“非同时性”制造了这一悖论，而它却表征了当今全球遗产事业的真实处境。[1]就中国而言，回顾新时期以来三十年的社会发展，现代化进程的空间分布始终是非均质性的。东部与西部、沿海与内地、城市与乡村、汉族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关联与对立，在相当程度上成为这种非均质性的空间表征。遗产议题的日益升温，也恰恰体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这个重要时间悖论：现代性话语往往在现代化进程最薄弱的环节寻找到自身快速挺进的突破口——只要见过丽江古城里鳞次栉比的酒吧和充满暧昧意味的招贴，或者大昭寺前商贩兜售的廉价复制唐卡，又或者中甸峡谷坡地上开业揽客的“香格里拉”高山滑雪场，便不难领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