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20日，是钟敬文教授诞辰一百一十五周年纪念日。24日下午，第29期敬文沙龙在北京师范大学民间文学研究所举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高校的四十余位师生，及部分热心民俗学的社会人士参与了本次活动。
本期沙龙分为上、下两场。上半场由北京师范大学万建中教授主持，研讨主题围绕着“实践民俗学”展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户晓辉以“再谈实践民俗学”为题，详细阐述了实践民俗学的治学初衷与研究路径。在回顾了钟敬文教授倡导“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的初衷与期待之后，户晓辉认为，实践民俗学的提出，正是秉持钟敬文教授期望中国民俗学能与国际民俗学相互影响、彼此借鉴的结果。在当下的社会实践中，中国民俗学需要先验逻辑来进行明确的知识划界，跳出既往对经验界的沉溺，进入理性的“目的王国”，才能真正以实践民俗学的方式论证并维护普通人的自由、权利和尊严，由此成为一门现代学科和伟大的学科。而实践民俗学将符合普遍的人权原则和人格需求作为其基本理想型，这样才能实现从“实证民俗学”向“实践民俗学”的转向，从根本上改变民俗学在面对社会尖锐现实时的盲视和无助的状态。在此基础上，户晓辉梳理了中国民俗学在与西方民俗学进行比较时表现出的特殊性：第一，中国民俗学在学科诞生之初，其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处于既分离又认同的状态。第二，中国民俗学的田野应当是“由我之径”，遵从内心，从“我”的感受通达到“我们”。第三，作为研究“民”的学问，中国民俗学有必要关注包括学者在内的中国普通民众是否实现和实践了民主的问题。
在讲座中，户晓辉介绍了他的新作《日常生活的苦难与希望》。该书正是以实践民俗学的方式对个人和家族的日常生活进行了理性反思。他认为这种试验民族志式的书写与探讨习俗模式化的民俗学研究是有所区别的，其重点是通过个人和家人的回忆与个体讲述，探讨一旦缺失了理性的言说能力和理性讨论的制度保障，会给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带来何种苦难。最后，户晓辉以电影《十二公民》为例，展示了普通人参与民主实践的路径。他认为影片中陪审团的设置实际上是一个理想模型，它使得普通人能够通过参与实现个体的理性实践。这一成功案例启发了实践民俗学进一步追索能够鼓励普通民众进行参与式民主的程序。户晓辉认为，实践民俗学的最终目的是让“民”，即老百姓参与民主建设以便活得更有尊严。
在随后的讨论中，中国传媒大学王杰文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安德明研究员分别就“实践”概念的中西方差异和学者与“启蒙”的关系发表了相关见解。在肯定了与西方理论界进行对话的基础上，提出中国民俗学当前的学术要务是应当仔细梳理1980年代之后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发展轨迹，进而检视在此阶段中国学者对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的交流实践和身体感受的关注。正是这种关注促使中国民俗学者选择朴实地走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从而发现了不同于西方的民俗传统。中国民俗学必须是知识分子结合人民群众的学问，而交流不仅是民俗学的研究方式，也是其最终目的。
下半场的讨论由北京师范大学杨利慧教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后张志娟围绕着“重建西方现代中国民俗研究史（1872-1949）”的主题，细致梳理了1872-1949年中国现代民俗学史。她指出，中国现代民俗学史研究应当有两条推进线路：第一，是以中国学者为主体的本土研究路径；第二，是关注西方搜集者与研究者以中国民俗为对象或在中国发生的民俗研究历史。这两条路径应当是并行不悖的，但在研究实践中，后者因材料的散落和语言的阻碍，长久以来鲜少为人注意。实际上，西方的中国民俗研究生发较早，但与中国本土语境的关联极为有限。1872年，《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 or Notes and Queries on the Far East）在香港创刊。在其第二期上，主编戴尼斯（Nicholas Belfield Dennys）就刊发了一则题为“中国民俗学”（Chinese Folk-lore）的启事。基于“folklore”专名的应用、倡导者鲜明的学科立场及活动后续影响，张志娟认为戴尼斯启事刊发的1872年，应当被认定为西方现代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起点。在考虑学科意识及其与中国学界关联的基础上，张志娟将西方现代中国民俗研究史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确立期（1872-1892），延伸期（1893-1923）和交融期（1924-1949）。在详尽地梳理了每一阶段的参与者、实践初衷与研究特点之后，张志娟特别强调了发掘并建构出这被忽略的第二条路径，不仅能够丰富我们对中国民俗学学术史的既有认知，亦可从两条线的分离与聚合看中西文化交流，关照本土民俗学的立场，还有助于考察学科内在理路发展的诸多可能性。她认为，只有本土与西方的发展线路都得以充分呈现，中国现代民俗学研究史才会如钟敬文教授所说，是真正意义上“包括本国学者和外国学者的研究在内”的民俗学史。
在场学者在肯定张志娟所做的学术史钩沉之细致和翔实时，也与她进行了相关学术要点的讨论。北京师范大学岳永逸教授认为，如果要进一步证明1872-1949年中国民俗学研究史三个分期的合理性，需要更充实的资料积累。北京师范大学万建中教授认为，要探讨中西两条民俗学研究线索时如何互相影响，以使学术史更系统和富有深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尹虎彬研究员提出，进行各国学术史对比时，应当更进一步注意某国在某一时期使用特定理论的合理性。中央民族大学邢莉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黎敏教授则就学术史研究中的概念界定和西方各派立场观点的梳理提出了需要更深入研究的建议。杨利慧教授在最后的总结中，特别强调了学术史研究对于民俗学学科建设的重要，以及在研究中应知其然，还应知其所以然的必要性。
各位专家学者畅所欲言，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对话，体现了敬文沙龙的活动宗旨。活动在一片掌声中结束。（程瑶）http://www.cssn.cn/wx/wx_xszx/201804/t20180417_4153879.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