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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曹国选]乡村·乡景·乡情——母亲举丧的日子 [打印本页]

作者: karin 时间: 2008-10-1 19:46 标题: [曹国选]乡村·乡景·乡情——母亲举丧的日子

乡村 .乡景.乡情（上）——母亲举丧的日子

转自：红网

[ 2008-9-30 11:15:00 | By: 曹国选 ]

散文：

乡村 .乡景.乡情

——母亲举丧的日子

曹国选

变化中的故乡（代序）

墨水——一个文化气息相当浓厚的名字。她座落在五岭腹地永兴县一个偏远山区，“要想墨水到，四方要爬坳，雨水留不住，泉水地下逃”，因而是个十年九旱的“没水”地方。祖先忌讳“没水”，又难以割舍风水宝地，故谐其音取名“墨水”，对穷山恶水的乡村寄托美好的希望。由于地势较高，好多田土都环绕在山坡上，形成“巴掌丘”、“斗笠丘”、“裤带丘”。有一圈水田足足100丘，称为“百石丘”，可有人数来数去只有99丘，原来自己站脚的那一丘总是没数到，故墨水还有一个名字叫“小田”。全村现有420多户人家，1800多口人，以曹、李、谢、王四姓为主的乡亲们，分别居住在14个小村子里。每个村子都是一公之后，几乎没有杂姓。2005年，墨水村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按统计还不到3000元，刚刚走出当地“贫困线”的水平。

2006年4月25日，笔者陪同病危的母亲回到了阔别20多年的故乡，直到5月15日将母亲安葬完毕，整整20天。在这20天里，目睹故乡复杂的经济、社会、文化现象，不由引发出笔者对故乡的强烈思念和沉重思考。

故乡的变化不能说不大，只是这些变化有喜有忧。

故乡有了通村公路。尽管接通县级的5公里简易公路崎岖不平，只能单行一辆车。然而，乡亲们眼下买东卖西，进城回村，坐上那车辆没有牌照、“司机”没有驾照的“龙马车”、摩托车、手扶拖拉机，或者从外面廉价买来的、早已过了“退休”年限的吉普车，既方便，还显得潇洒。比及我们先前挑肩磨脚挑煤炭，挑化肥，送公粮，送木材，“享受”好多了。

故乡也有了农贸市场。尽管市场的设施之简陋、设备之简单，在繁华的都市、富裕的乡村是绝对见不到的。然而，随着市场的建立，人流物流活泛了，商家店铺增多了，乡亲们购买生产农资农具、日常生活用品，交易剩余产品，方便多了，市场经济气息也在山村形成了。而且，在弹丸之地的墨水村，还建了两个农贸市场，令不知情的人们难以理解。

故乡的村庄大格局没有变化，每个小村子变化却比较大。新楼房多了，质量高了，只是布局乱了。

故乡的人员数量结构变化最大，人数似乎少多了，老人家增多了，陌生的面孔更多了。……

总而言之，故乡的经济社会发展了，而文化却喜忧参半。据我20天的观察，文化内容的某些方面进步了，以电视为主要载体的文化生活，传播的自然是先进文化。再以母亲的丧事为例，传统的祭祀仪式增添了现代文化成分，现代文艺形式也穿插了民间文化内容。但是，乡村的文化设施和载体对比我们小时候却落后了许多。那时每个公社有一支电影放映队，各大队轮流放，乡亲们每个月能够看上三、四场电影；每个大队有一支业余文艺宣传队，公社、县里经常组织文艺汇演、调演和巡回演出，过年过节，大事喜事，乡亲们还能够看上文艺演出；地方地境还有“隔纸戏”、“舞狮队”、“龙灯队”，乡亲们有兴趣时，便可以请来唱几天，耍几场；每个大队还有图书室、合作医疗点，乡亲们看书、看病都算方便；……而眼下，电灯、电话、电视、家用电器虽然进入农户，大部分村民收看电视，还是采取一家一户的“数字接受器”。墨水村有一个体户出资建设了“接受卫星传送广播节目”点，大大提高了全村电视收视率。但尽管如此，墨水村的有线电视入户率也只有24%左右。除电视传媒载体之外，墨水村当前再没有其他的文化基础设施和文化载体，文化娱乐、图书科普、体育卫生等方面的设施或载体，村组都是空白。

以上算是笔者的感官印象。通过更多地参加一些活动，更广泛深入地接触乡亲们，当前乡村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便展现出来，甚至震撼笔者的心灵。回城数月了，笔者的心思还是没有平静下来。于是，笔者只好把这些在故乡的所见、所闻、所思，真实地记录下来。

遗言与格言

清晨，母亲把我叫到床边，痛苦地呻呤道：“满崽，我‘病已当了真，回家一身轻’。你今天送我回去，我不想变孤魂野鬼。”母亲的突然决定，叫我有些措手不及。

老母亲身体一向较好，前年因病住院做了全面检查，除了几年前患有风痛病，住院时患的肠梗阻之外，其他各项身体指标都正常。只是这次旧病复发，沾任何东西都往上面出，不从下面拉。母亲急了，说“有反病，没反药，这次死不脱”。本来，母亲患的是多发性肠梗阻，只要动个小手术，便能够相安无事。可是，母亲已是87岁的高龄，且病情已经很严重，谁都担心下不了手术台。然而，母亲倒是同意做，这叫亲人、病友都感到很惊讶。

其实，我倒并不十分惊讶。

母亲一辈子没跨过书房门，“铜锣大的字认不得一谷萝，”但她却有“出口成章”的天赋，往往一句简单的话，就能解释一种复杂的现象，让人笑口常开。因此，她是一位心胸豁达、性格开朗、崇尚文明、追求新生活的老人。她几十年生活在土生土长的山村，欣喜地把一个个儿孙送出山外后，孤身一人还是守着老家那几块土砖头，说是“六十不留宿，七十不留餐，八十多了还把坟头往外搬”。直到两年前那次病，治愈后才感悟到自己是死脑筋，“生在哪块天，死在哪块地，上天注定的。”勉强接受我们的心情，与我们生活在一起。

城市里的一切，母亲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窗口观景，是母亲生活的大部。高耸入云的楼，通宵达旦的灯，川流不息的车，彻夜不眠的人，时常引出母亲的奇思异想，我们家里经常充满欢声笑语。家中的日用电器，她学着使用；家里的活儿，她争着去做；看电视时，她总想看中央台的“花鼓戏”，还总希望我讲解。儿孙的每一处新居，她都得去住一住；亲朋好友留餐留宿，她从不回绝。家里来熟客，她总得把所见所闻的“新鲜事”讲半天，带着客人这里看那里看。母亲不习惯的事只有一件，“整天关在屋里，不会饿死也会闷死。”而我们劝她出门走走，与院子里的老人聊天玩耍，她说“长得人不象人，鬼不象鬼，人家见了不笑痛肚子也会笑歪嘴。”闷得慌时，就翻出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反复讲给我们听，说是“老人家不讲古，后生家会失谱。”

去年除夕，母亲与儿孙们吃完团圆饭，从心里发出一声感叹：“死在花果山，化灰心也甘。”对母亲思想观念180度的大转变，我当时倒感到很惊讶。母亲却有她的道理，“人死变坨泥，好丑鬼不知。只要你们心不亏，管他变土还是化灰。”

然而，母亲的观念还是没有彻底改变。手术安排好后，她突然变卦了，说“生来一坨好肉，死后五马分尸，见不得阎王，见不得祖宗。”没办法，母亲只有依靠注射“白蛋白”、“脂肪乳”等营养药品维持生命，住院半个月不见好转。两天前，母亲突然自己拔下针头，红黑不肯打针了，闹着出院回家，说是“但求死的快，萝卜当肉卖。”

回哪个家？她没有讲。把她接回我们家，母亲没有反对，似乎想再看一眼享受过天伦之乐的家。可今天算是又反常态，我们哪怕留她多住一两天，她也红黑不肯，“看来娘注定要归祖的。你们留了两年多也没留住，再留只会拖出祸。娘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一坨肉身还得见阎王。”

真诚挽留不住，母亲态度坚决，我只好联系车辆。

一路上母亲精神特别好，有说有笑，笑后又说：“今日哈哈笑，明日铜锣叫。”转眼却说：“管他铜锣叫不叫，在活不孝，死了狗叫。你们这么孝顺，我死后哪有不安心？”颠簸了几十里路，回到乡亲们中间，精神更好。乡亲们络绎不绝前来探望，母亲有说有笑，眉飞色舞。“金窝银窝，当不得自己的狗窝。真是回家一身轻，见了阎王也开心！”我站在母亲床边，深深领略故土乡亲的深情厚意，深深领略“落叶归根”的深层涵义。我陪着母亲笑，笑中含泪，是喜？是悲？

乡亲们走后，母亲便又给我讲起她的人生一本经。讲她5岁时被背到曹家做童养媳，“别个嫁老公吹喇叭坐轿，我出嫁时两脚翘翘”；讲“人家生崽吃鸡吃蛋，我养崽天天野菜和稀饭”；讲她“三根头发扎个记，不争穷气争饿气。穷人盼崽大，崽大有世界”。随后嘱咐我们：不要“饭饱眼珠光，记不得当年喝米汤。”“树要根正，人要心正，官要身正。”“不怕人欺负，不要欺负人。”“今世多修缮，来世好相见。”“小事莫认真，家和万事兴，天上落雨地下流，两口子打架不记仇。”之后又讲算命的不灵，说她“过了五十九，阎王老子请吃烧酒。过了六十六，万贯家产都得丢。”如今是“七十三，八十四，不死不好意思。”交代我们从简办事，“三件衣服两条裤，保佑崽孙大发富。”……

我知道，母亲似乎是在留遗言。这一句句格言，汇集成母亲人生的一本经，也是留给我们的巨大财富。此时此刻，我想起一位乡亲的玩笑话，你妈若是一个男人，是个好“官”才。我却在想，母亲若是读过书，真是个大秀才。

山村的变迁

改革开放前后的山村变化真大！好些年里我回家都是做的 “过路客”，这次扎扎实实陪着母亲住几天，便有时间和精力来欣赏回味故乡的建筑文化。

据传，我们曹家湾村最早建于清朝乾隆年间。村庄充分体现了湘南民居的特色，依山傍水按天圆地方而建。四方青砖绿瓦房,根根掾头雕刻着福禄兽，将天赐福禄通过天井送到各家各户；外侧“山”字垛逶迤参天，四面蓝灰墙，白灰线，一幅幅古朴书画更加凸现出传统文化；雕梁画栋的“文”字门楼龙凤呈祥，中门顶端骇然三个大字：“七步第”，让人未进门便知这里居住的是“建安七子”曹植之后人。开山祖宗养六子，分上下左右移次而住，秩序井然，相处和睦，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令人不解的是，墨水村4姓族民都没有建立祠堂，最大可能他们都属于同宗的分支，每逢清明祭祖、修族谱等宗族盛事，他们只管出钱出粮，参加祠堂里的全部活动。然而，他们参加宗族活动，只能做些杂事，只能获得坐末席的待遇。更难容忍的是，有一年同宗人公然闯进曹家湾，在众目睽睽下杀死一人，扬长而去。案件不了了之，族人终于反目成仇。加之新中国建立后，封建宗族观念淡化，宗族活动随之消失，祠堂的凝聚力大为削弱。因此，尽管近些年来宗族意识又呈泛滥之势，他们再也不想受此窝囊气，不再参加类似活动，各自在村子里摆酒设宴，处理本村本族事务。由此可见，墨水人身上多少还存在着历史传承的反叛精神。

1958年，永兴县决定堵住墨水唯一的出水口，修建造福香梅公社的水库，墨水洞里的乡亲们分别移居他乡。可一年后县里又撤销水库恢复农耕，乡亲们又从四面八方聚拢来，建成墨水新村。新村上下整齐两排，俨然一段街道，活象一个等号，既可看出长幼有序的传统观念，亦可领略平等待人的处世理念。墙上至今还留着“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标语、图画痕迹，依稀可见“大干、苦干、巧干”社会主义的场面与氛围。

近20多年来，乡亲们的居住条件大为改善，墨水村半数以上的农民建设了新民居。充满时代气息的新民居与铭刻传统文化的旧民居形成鲜明的对比，折射出新旧文化的鸿沟。新旧建筑所表现的风格和文化内涵，深深地打下了不同历史阶段的烙印。

然而，某些方面与其说是进步，还不如说是倒退。

一是民居建设的有序和无序。旧民居体现了“君臣父子”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前栋不得高于后栋，超高便是欺祖；长幼次序分明，次序混乱视为乱伦。新民居则充分显示出独立意识和竞争意识，单家独院，朝向不一，高矮不论，个性突出，打破了传统民居文化的统一性和严谨性。

二是村民感情的亲近与疏远。传统民居基本上是一个姓氏一个村庄，一个村庄一统天下，谱写着族民世代生存繁衍的历史，乡亲们生活显得和谐相处、亲密无间；新民居一道道围墙隔断了彼此往来之路，淡化了亲情氛围，影响了和谐性。而且，新民居是后生们的专利，旧民居则是老年人的归宿，多少有些伦理失落的感觉。

三是环境资源的负面效应。新民居因规划滞后、建设无序，土地占用量急剧增加，且为良田沃土。墨水村建设同样面积的新民居，比及传统民居至少增加用地一倍以上，造成了乡村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不仅如此，因新民居建设缺乏整体性，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管理面大，管理措施不完善，农机农械农具乱堆乱放，生产生活废水废气废渣乱排，有机废弃物处置不科学、处理不完全，致使农村卫生环境十分恶劣。与此同时，旧民居因其居住人口急剧下降，逐步成为“空心村”，甚至成了家禽家畜的饲养场所，因而与新民居一同构成环境的“双重污染”和资源的“双重浪费”。

山村居住条件的改善与乡亲们居住环境的反差显得极为明显，亲情、友情与人情逐步显得淡薄。今年台风“碧利斯”袭击郴州，“五百年一遇的特大剧烈气候事件” 给郴州市造成了数百人死亡、数十亿元经济损失的悲惨后果。墨水村也倒塌了几间房屋，而且“屋漏偏逢邪风雨”，遭灾的都是孤独老人。一天，村支书给我打来电话，欲借我家全部房屋安置灾民，我二话没说满口答应。放下电话一回味，其中有一位80来岁的老人，他的侄儿建有一座“别墅式”宅院，为什么不把亲婶娘接过去住呢？细想一点也不奇怪，生活浓如蜜，人情淡如水呀！

“赤脚医生”早穿上“皮鞋”

好些年来，我们担心孤独老母住在乡下，不是吃和穿的问题，主要是医和药的问题。不讲80多岁的老人家，就是水里打出火的后生，也难免出现伤风感冒。因此，每次接到母亲的电话，听到母亲痛苦的呻呤道：“赤脚医生又不晓得到哪里去了，打针吃药都不见效。”我心里总是酸楚楚的。

母亲说的“赤脚医生”是20多年前的大队合作医疗站的医生。在我的记忆中，那时的合作医疗站有五六间房子，三四个“赤脚医生”，中、西、土药齐全，以土药为主。合作医疗站日夜有人值班，看病拿药特别方便，打针吃药也很便宜，一次只须交5分钱。“赤脚医生”的待遇由大队下拨工分到生产队参加分配，男医生每年3500分，女医生每年2800分，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特殊待遇。

我们生产队当时有两个“赤脚医生”。一个男医生叫曹华州，他虽然没有正规学过医，可祖传的、加上自己60多年的积累，满肚子的密方偏方，方圆十里都称他为“土郎中”。一个女医生叫萧亚凡，她是由大队推荐到公社卫生院经过正规培训的西医“赤脚医生”。

如今村里早已没有了村部，村部与小学在一起。也没有了合作医疗站，“赤脚医生”这一特定的职业身份早已面貌全非，“土郎中”已经做古人去了，其他几位见政策好转，有的也早已穿上皮鞋到县城、乡镇政府所在地或人口密集的墟场上设点摆摊、行医卖药去了。如唯一“正规”的“赤脚医生”萧亚凡，把药箱传给了儿子曹明辉，自己随退休丈夫到县城享受新生活、追求大财路去了。曹明辉加上一个与某市医院医生有点沾亲带故关系的后生和一名原先的兽医，三个人便成了村里并不穿白大褂的“白衣天使”。

农村就这么个医疗条件，难免会发生医疗事故，听说我们村也确实发生过几起未定性的医疗事故。只是山里人善良厚道，人死不能复生，何必得罪活人，而且是农村少有的医生，抬头不见低头见。再说，医生是医“生”，不是医“死”，命不该绝的人医不死，阎王勾了簿的人也医不生。要不然，城市里的医疗条件那么好，城里人都会长命百岁呢。因此，乡亲们也就显得宽宏大量，一般没有想过打医疗事故官司，因为即使能打赢官司也沾不了光。

几年前，有一中年妇女病死，家属推测是因为用错了药所致，便以医疗事故控告了这个医生，得到了几千块钱的赔偿。然而，以后这户人家再有人生病，怎么也请不动当地医生了。不仅如此，村里出现了危急病人，医生也不敢贸然用药，只能采取保守疗法，一味地将病人往医院推。即使病人家属要求用特效药，医生们也会把丑话讲在前面，“若出现不测，我可担待不起。”待到病人家属有了明确的答复，医生们才会试着用药。

墨水村就这么几个土生土长、自学成才的医生，近2000名村民的痛痒全靠他们抚平，忙得一塌糊涂。两个“人”医不在时，为了救命，兽医也披褂上阵，说是医人医畜生医理一样，只是药量大小之差而已。

抱病在身的母亲当然不会请兽医治病，死也不会请。只是风痛病发作时，却又见不到医生的面，真是生不如死。熟悉病情的医生到了，也不多看多问，便使用“老三篇”，打针，发药，收钱走人。有一次我正好在家，见状问道：“你也不检查，怎知什么病？”血气方刚的医生满有把握，一言以蔽之：“老人病。”

乡村的医生真假难辨，使用的药物真假更难辨。眼下，一些药贩子把假冒伪劣药品的推销重点放在了广大农村，因为农民素质普遍较差，对药品的识别能力更差，特别是用惯了“土方子”，对西药、新药的识别能力更差。有几次母亲犯同样的病，我们根据母亲住院的药方，打电话要医生用同样的药，其结果要嘛没有这些药，要嘛用这些药也不起作用。于是，我们的嘴巴磨破了几层皮，总算做通了母亲的工作，到我们家安度晚年，免得儿孙心挂两头。

如今母亲卧病在床，已是在天的日子不多、在地的日子临近了，只是没有告诉她，其实她自己也心知肚明。说句心里话，在母亲弥留的这些日子，能够让她老人家尽量减少些痛苦，就是我的最大心愿。要达到这个目的，医生就是关键。母亲疼痛时，就得打针止痛，叫做“脚痛医脚，手痛医手”，如此而已。我真想花钱把几个医生都包起来，可是不能这么自私，也不可能做得到，数以千计的乡亲随时都可能出现伤风感冒的。

因此，当母亲疼痛（到后来只有呻呤）而找不到医生时，我的心也在痛，而且会产生一串渴望的联想：原来的农村合作医疗多好！但愿农村的医疗条件迅速变好，切实改变“就医难”、“看病难”、“医不起病”的现状，拯救千千万万的无辜生命。

彩民百态

母亲已经病入膏肓，我彻夜难眠。进入寅卯时分，实在顶不住了，便想靠着床边打个盹，却被一阵穿透晨曦的叫喊声惊醒。

“今日特码××号，买了发大财，不买吃大亏。”一个衣衫不整、神经质十分明显的壮年人，挨家挨户擂着门叫喊。

开始我不知道这是卖什么的，一问才知道是“地下六合彩”跑“信息”的。从乡亲们口中得知，这个壮年人是一个退休在家的矿山工人，几年前开始买“地下六合彩”，也赚过几回小钱。1：40的回报率深深吸引了他，他下注越来越大，可是几乎没有再赢过。微薄的退休工资输光了，就借钱买；债台高筑，无人敢借钱给他，他就卖家当再买；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卖光了，老婆离家出走了，他也疯疯癫癫了。每天清晨便象幽灵一样在山里游逛，传播所谓的“特码信息”。如果谁果真中了“特码”，他便会找上门去，死皮赖脸地还想“分赃”。

真是可悲可叹！眼下乡村居民的文化娱乐生活好象除看电视之外，一部分人的大部分时间专注在两个方面：一是打牌。男妇老幼，三五成行，便是玩扑克、字牌、麻将，借以消磨时光。虽然只有极小部分赌瘾成性，有的赌得天昏地黑，债台高筑。然而绝大多数是“过日子”的业余活动，输赢基数不高，金额不大，一场牌局下来，也就三、五元钱，但这种现象却相当普遍存在。

再就是买码。

近年来出现的“地下六合彩”，简直就是一场瘟疫，遍及城乡，乡村似乎尤盛，形成了一张有严密组织、有严格运作方式的网络。即使象墨水这样偏僻的贫困村，也有10来个小庄家，他（她）们每天把山里人所买的号码或生肖、赌注搜集登记起来，报送给上线；又按照中码情况与各个买码者结帐兑现，然后得到上线发给的10%左右的手续费用。可以说，这宗买卖比及耕田作土效益好得多。只是，小庄家也无不参与买码，到头来还是颗粒无收。

乡亲们每天闲聊的一个主要话题，便是传播、议论买码的事。好些人都成了事后诸葛亮，悔恨自己猜中码而没有大胆下注，悔恨自己没有信奉神灵送的梦，悔恨自己没有信奉手机中的信息。接着又开始猜测、争辩下一期特码的号码或生肖。

每逢双日傍晚，大小庄家成为山里人的凝聚点，人们相互之间都能够听到急促的心跳声，耳边充塞的还是猜码的议论声和争辩声。直到晚上8点半钟，人们才会从梦中醒来，有喜有忧，喜者寡，忧者众，个别中码得金者自然欣喜若狂，放爆竹，酗烈酒，以示庆贺。绝大多数退财者便是唉声叹气，只能带着沮丧之气、抱着“退财消灾”的宽慰早早入睡。好得乡亲们大多数谨慎小心，每次丢进水中没有泡泡出现的也就只有三五几块的小菜钱，庄稼人大部分还睡得着，只是睡不香，梦多一点。

对于“地下六合彩”这种骗人的把戏，我真有些为乡亲们担心，多次劝说“‘地下六合彩’搞不得，这是非法活动。好些老板因买码而导致倾家荡产，一些买卖双方因经济纠葛闹得不可开交。”还给他们反复讲过城里发生的一件事：有一个小老板打电话向庄家买了10000万块的特码，结果没有中码，却舍不得将这一大笔血汗钱付给庄家。他拨动了如意算盘，向公安局举报了庄家。结果，庄家落入了法网，他自己也带上了手铐。

谁知乡亲们听后只是淡淡的笑笑。他们不久不相信会出现这样骗人的事，而且一直认为这种买卖相当讲诚信，高额回报率是“发家致富”的捷径。他们似乎忘却了那一个个美梦破灭、倾家荡产的悲剧，心里一直被“发家致富”的黄粱美梦占领着，而且还有着美梦成真的典型事例驳斥我。说是本村有一个年轻人，买了几十次“地下六合彩”没有中，输了几千块钱。然而他死不服输，那天他倾其所有买了4000块钱。傍晚，他炒了两个菜下酒，桌子上还摆了一瓶农药。声言“倘若没中，服毒自尽。倘若中码，洗心革面。”结果中码得了16万块钱。他砸飞了农药瓶，洗手不干了，在县城买了一套房子，做起了小生意。

可见，山里好些人都在做这个年轻人做过的梦，每每希望美梦再成真，弥补小损失，发一笔横财。

[ 本帖最后由 karin 于 2008-10-1 20:02 编辑 ]

作者: karin 时间: 2008-10-1 19:49

乡村 .乡景.乡情（中）——母亲举丧的日子
[ 2008-9-30 11:15:00 | By: 曹国选 ]

“碰大贰”其人

玩字牌是乡村的传统娱乐生活，也是一部分人从事赌博的重要方式。有了三个会打牌的人碰到一起，心里便会发痒，“怎么，来几手”。我在小时候就学会了打牌，为以后的搓麻将打下了基础。

字牌的玩法与搓麻将差不多，尽管各地不完全相同，但大同小异。说明这一据传是诸葛亮发明的文化娱乐形式（后来演化成赌博形式）渊源流长，影响广泛。

一副字牌，从一到十分大小各四张，加上一张写着“老三友”的换底，总共八十一张牌。其中大小“二、七、十”为红色，其余均为黑色。每人手中抓二十张牌，分成七组，三张一组，仅缺一张。完全相同的组合，叫“碰”或“煨”，算和子；字数不同但相连贯的组合，叫“吃”，大多不算和子；每组均相同或相连，算停牌等和。补上“缺”字，和子够了，就算和牌了，赢钱了。字牌中最特别的牌是大“贰”小“二”，它不仅可以“吃”成“壹贰叁”（或一二三）组合，而且可以“吃”成“贰柒拾”（或二七十）组合，而且都算和子，而且与自摸“煨”的和子相等，为“碰”的两倍。因此，大“贰”小“二”可以说是关键牌，倍受“老三友”青睐。有时从底牌中补出了急须的大“贰”或小“二”，给对手“碰”了，这一手牌可以说是被碰“死”了，除非变换章法，另辟溪径寻求圆牌和牌。

乡亲们围在一起打牌，我有时也去看热闹。偶见一位堂兄把两组“壹贰叁”、“贰柒拾”中间的“贰”拆了碰别人的“贰”，我不由得惊叫出声：“你在搞乱的，这不碰死了自己？”牌友们就打趣道：“你怎么忘了，老师傅的名字就叫‘碰大贰’呀！”

“啊——碰大贰！”我回味了很久，才想起当年我们给他取的一个绝妙的外号：碰大贰。

这位老兄应该是墨水村有“墨水”的人之一，而且绝顶的聪明。只是一生似乎怀才不遇，几十年一直当着小学教书先生。本来，教书先生历来是受乡亲们尊敬的职业，“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多么崇高伟大！然而，他却认为在山沟里教书没出息，好长时间当的还是民办教师，因而经常唉声叹气，唉叹之余又自吹自擂：哪个比我强？只是老子命不好！按说既然命运不济只能怨自己，找差距，求上进，努力奋斗去改变命运。然而，他却没有把心思完全放在升华提高自己、教好书育好人方面，而是自恃清高、怨天尤人，甚至疾贤妒能。

地方地境有人会出息了，他眼睛定会血红，心里很是不服气，好象别人是吃了他那一份粮食，他又会低别人一等。于是乎，他就四处讲怪话，有时还起坏心，利用他肚子里有些“墨水”的特长，与人谋划编织些莫须有的罪名，往上面告上一状。尽管这些招法往往难以显灵，他心里的闷气出不了，只有躺在床上往天上喷。

再就是消极怠工，打牌变成了他的第二职业。几十年的磨练，这位老兄可谓精通牌术，算计高明。玩牌时，他十分关注底牌出大“贰”小“二”。有时尽管自己手中有“壹贰叁”、“贰柒拾”（或“一二三”、“二七十”）两大圆满的组合，也会不惜牺牲两个宝贵的“贰”（或“二”），欲将对手的牌碰死。其结果，有时也能遂心所愿，可经常与他的人生追求一样，作茧自缚，自作自受。因为，对手并非每一手牌都需要“贰”（或“二”），碰“贰”者往往没有碰散对手的牌，反而碰死了自己的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对手和牌，赢钱。

天长日久，这位老兄“碰大贰”的牌性，往往与人生相似，每场下来，总是不遂人愿。“老三友”们讲他“历史上没赢过几次。”他却脑壳一甩，血眼一鼓，反问道：“历史上我输过好多给你们吗？”“老三友”们于是心里暗笑：这个“碰大贰，”死不服输。

这位老兄认可了“碰大贰”的名号，更深信“碰大贰”的牌术——致人于死地而后生，而且有时也验证了它的正确性。记得有一年我在家过年时，与他对局通宵，他几乎输到了天亮。突然他来了手气，抓出了难得的“天牌”。庄上停牌，补一张，一条大“龙”；再补一张，再一条大“龙”；还补一张，还是一条大“龙”。于是，他受宠若惊，心中祈祷着“大贰”！“大贰”！……异常颤抖的手又摸出一张底牌，猛然大笑了。“哈哈哈哈！四十二和！”

你敢和？！我们惊愕了，四长两短——棺材和呀！可是阻拦不及，这位老兄那一口气差点儿没有再提上来。待到他回过气来再上牌桌时，我们便笑道：“好险啊老兄！我们准备送你挽联了呢。”这位老兄这次破天荒没有生气，硬要我们把挽联念给他听听。于是，我便一个字一个字地念起来：“但见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何碰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一，横批：缺一碰二”。他沉默了一会儿，而且似笑非笑道：“放心，还不会三缺一。先付钱，再碰死你们的‘老二’！”

……见这位老兄十足的玩牌精神气，我无奈地摇着头，心里笑道：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已过花甲的人，看来个性是难以改变了。

山里“鸡叫”

尽管时代变迁，乡亲们早睡早起的生活习惯似乎没有改变。早睡，过去是为了节省松明子、煤油，现在就是节约用电了。因此，“白日听鸡叫，夜晚听狗咬”，还是乡村的主旋律。然而，墨水村的夜空总是飘荡着一个奇特的音符，这个音符在寂静的夜晚显得相当清脆强烈。那就是我家对门屋里传来的基督教的功课声，乡亲们戏称为“鸡叫”。

据称这种不和谐的“鸡叫”声有了近20年的历史了。改革开放后，过惯了“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生活的人们，思想还没有从“计划经济”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对于搞“市场经济”，走“资本主义”道路，好些人想不通，看不习惯，认为中国已经变修变色了。墨水村党支部的老书记退下来以后，倒是第一个“解放思想”，走上了中峰仙庵子，信奉了佛教，并当起了香会庙会的会首。其他普通党员似乎也感到信仰危机，个别党员便信起教来，而且信奉的还是“洋教”。

曹家湾有一位堂兄，是一名年过花甲的老共产党员，曾经担任过多年基层干部。他是父辈三兄弟延续下来的一缕香火，从小因特别受宠酿成了柔弱的身体和性格。加之房脚人丁不旺，一生总是受人欺负。上世纪六十年代“社教”时期，社教工作队培育他入了党，当上了“管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贫协”主席。然而，我们的曹“主席”还是稀泥糊不上墙，“文革”结束，他的政治生命随之结束，又回到了原来的受人欺负的地位。

其实，按说他家现在在村里也不能说没有地位。他一生栽下的虽然是5朵金花，可大女儿比他争气，考上了“吃国家粮，住工人房”的国家干部，还是县里一位不大不小的科级干部。可是，这位老兄总是萎靡不振，对社会上的好些事总是消极看待。不知何时，他竟信奉了基督教，并且显得十分虔诚。村党支部经常对他进行教育，就象对牛弹琴；大女儿回家做过不少工作，甚至要与他断绝父女关系，他没有半点回头之意；我在家这段时间与他谈过几次，他好象没有听进我一句话，反而向我大肆谈论起“亚当”、“夏娃”、“天堂”、“地狱”来，真叫我哭笑不得。

而且，山村信奉“洋教”的还不止这位老兄，也不全是中老年人。随着各种宗教文化形态向广大农村的自由传播，年轻的基督教徒时有出现。

母亲仙逝后，按照传统风俗，必须首先向娘家（外门）人报丧，一家一家地跪拜，一个一个地报告。谁知母亲娘家最亲的、年仅30岁的侄孙媳妇也是一个基督教徒，她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下高谈阔论起“天堂”、“地狱”来，劝说我将母亲用基督教的方式进行安葬，让老人家能进“天堂”。这又叫我苦笑不得。

不仅如此，几乎与我母亲同时辞世的还有一位本村的姑妈。这位老人膝下5个儿子，其中就有一个儿子信奉基督教。他们为了母亲的安葬方式争执不休。信奉基督教的儿子扬言，如果不按基督教方式安葬母亲，他一分钱也不会出；如果按照基督教方式安葬母亲，其他兄弟只管戴现成的“孝帽子”。气得另外4兄弟决定将他“除丁隔会”，不认他是母亲的儿子、他们的兄弟。最后还是乡亲们苦口婆心地劝合，信奉基督教的儿子不出钱算了，不拜路也行，祭母文中还是要写上他的名字，只是在他的名字两旁，毫不客气地加上了重重的双引号。这更令人啼笑皆非。

事后我沉思了很久，这些看似个别的消极现象、简单的家庭争论，实质上是一场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或者说是中华文化与西洋文化之间发生的激烈冲突。尽管前者无疑战胜了后者，因为我国广大农民群众一向以勤劳朴实著称于世，崇尚健康有益、积极向上的文化，千百年形成的、一代一代传承的传统文化渊源流长，有着深厚牢固的根基，这个基础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是难以撬动的。但是，外来文化对我国本土文化的冲击程度，由此也可见一斑。

墟场风波

离别20多年的故乡，不能说变化很大，也不能说没有变化。房屋多了，好些熟悉的身影都不知藏在那一栋阁楼里；人变少了，好些后生崽和后生媳妇的面孔是陌生的，对后生崽的认识只能通过遗传基因来判断是谁家的后人。当然，显而易见的最大变化是多了一条坎坷崎岖的简易公路，两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墟场。

对这两个墟场的建立，我一开始便就感到奇怪。墨水村才几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420户人家1800多口人，农民人均纯收入不到3000块钱，还处于贫困线上；村里并无什么特产，交通不便，流动人口不多，商品交易量也不会很多；而且，两个墟场还都是同一天开墟，逢“3”逢“8”。我观察了家门口这个墟场的交易，开不了两个时辰，赶墟者不足50人，仅杀一头猪还剩下一个肘子。象这样的墟场，墨水村建一个不就足够了，为什么建两个唱“对台戏”呢？这不是明摆着浪费资源吗？

“给你猜对了，还真是唱‘对台戏’唱成的。”近60岁的村党支部李支书便与我讲起了这一个近乎荒唐的故事。

5年前，村里为了方便群众、搞活流通，决定建一座小型墟场。开始选址定在曹家湾，因为曹家湾本身就形同一座墟场，在此基础上改建投入少；位置处于全村中心地带，方便群众。然而，李姓村民集中的3个大组不同意（其实村党支书也是姓李，只是不在那3个大组），联名写信摁手印往乡里、县里反映。县乡有关部门不好强行规定，神仙下凡问土地，但强调只能批准建一座。

这下可苦了村党支书，若按原决议建设，李姓村民群起而攻之，扬言要拉他下马。即使拉他不下，村主任、会计都在那3个组，今后他这个党支书怎么当？若改变决议，曹姓村民更不服气，他们质问党支部威信何在？与此同时，村里两堆干柴已经燃起了熊熊烈火，他们也不等上级批不批准，各自摆开架式建起来，争抢头牌。其结果，两座墟场几乎同时建成，既成事实，县乡有关部门也无可奈何，只有走“中庸之道”，默许了事。

正说着，村主任也来看望我母亲。闲聊了几句后，他说有事抽身走了，我们继续谈。“不过，那一把火没有烧着我，倒把他烧了一下。”李支书望着村主任背影说。“去年，村委会改选，他的票数排在应选名额之后，他落选了。”“那……怎么现在还是他的主任？”我不解地追问道。

“这就叫塘里没有鱼，虾米贵重呢。”李支书接着讲起了另一个严肃的话题。“这些年我总是在想一个问题：21世纪的贫困村，干部怎么选？谁来当？你看我年过花甲、力不从心了，不可能累到死，也该退休了。可是，乡党委交给我一个任务，没有选好接班人，就得继续当下去。可是眼下贫困村的干部苗子太少了，后生们大部分外出打工了，没有几个人申请入党。党员的重要来源是退伍军人，可他们也不想当‘贫穷’干部。眼下的农村党员，绝大部分是‘社教’、‘文革’时期入党的，选个合格的组长都难。再说，眼下当农村干部，个人本事再大，还得说话有帮腔的，打架有帮拳的，家里没有几兄几弟，‘跑单帮’是行不通的。”“只是……这个村主任的群众基础……”

“其实，他人品、能力、群众基础都可以，那次选举也只差几票。”李支书这时诡秘地笑了笑。“他们那一片的村民是一公之后，不配备一个主要干部，很难开展工作。没办法，我只有报请乡党委同意，进行重新选举，我们从侧面替他做点工作，他才被选上。”听到这里，我不竟担心地问道。“那……这样做不会违背《村民组织法》了吗？” 李支书无奈的笑道：“老弟呀！街上龙灯街上舞，乡下狮子乡下耍。也不是选市长、县长，选一个穿草鞋的泥腿子干部，选了就行。这就叫做村民自治。”

我终于明白了，“村民自治”就是这样。可是又怀疑，难道“村民自治”真是这样吗？

鱼塘情结

没事时，我坐在自家的后门口，望着眼皮底下的大鱼塘发愁。

这已经不是先前的鱼塘。先前的鱼塘只能在心中再现。

先前是4口小塘，就是在眼下的大鱼塘中间，有一条“十”字路隔开，从我家屋顶上往下看，俨然一个标准的“田”字。那时候，大人们盼尝新，细伢崽盼过年，全村大大小小的眼睛都瞪着这口鱼塘。尝新大节，乡亲们要摆酒宴庆祝丰收，生产队就从塘里捞鱼分给各家各户。新年大节，生产队都得把塘水放干，一则分鱼过年，二则挑塘泥肥田，三则重新蓄水放鱼苗。队里干塘，可喜坏了我们这些细伢崽。我们个个腰系鱼篓，见大人们上岸，便蜂拥而下，捡鱼虾，有时争抢起来便打泥仗，反正上岸时，个个都是泥人。一口塘干完，大人们把塘泥挑上岸，送到稻田里作肥料。这口塘的塘泥挑完后，再干下一口塘。鱼塘一口一口的干，我们便象馋猫一样，天天跟着挖塘泥的大人屁股后面转，摸田螺，找蚌壳，扒泥鳅，寻团鱼。这样，4口塘干完，挑完塘泥，足足需要半个月。我们便废寝忘食地在泥里水里捣鼓半个月，真痛快！

先前的鱼塘，水清的可见鱼儿成群结队，摇头摆尾，喝水，吃食。于是，我们偷偷地将牵着线的、大头针弯的钩子，穿上蚯蚓，抛进水里。见浮标下沉，马上拉线，随随便便能钓上几条鱼来。小伙伴们钓鱼时颤颤惊惊，打平伙时却吃的津津有味。只是要么不被发现，被人发现后，家里会罚工分，家长会受批评，我们呢，免不了挨一顿臭骂或者毒打。如果事情让学校知道了，老师还会抓我们到讲台前，与他并排站半天，羞死人了。以后，我们再也不敢做这样的“破坏集体生产”、“损公肥私”的事了。

一到热天，门口鱼塘更是我们全村的男人们、特别是细伢崽心驰神往的热闹场所。它是一座天然“游泳池”，一天到晚可见人鱼共舞。我们兄弟学会游泳，还是爷爷用长帕捆住腰教的呢。

眼前的大鱼塘，看起来可怕，乌黑的水面飘动着垃圾杂物，根本见不着鱼虾的影子；闻起来恶心，分不出什么气味，胃不好的人一呼吸便想呕吐。

大鱼塘变成了臭水沟，说来一点也不奇怪。先前的农民把农家土杂肥当成“宝”，心怕少了农家肥，庄稼长不好。人粪尿、禽畜粪便、沟泥、塘泥……都是优质肥；连煤渣柴灰都会堆积起来，浇上粪尿污水，沤制成肥料；农作物秸秆一部分用作垫猪圈牛栏，一部分踩进田里沤制。我们小时候，有几个没有捡过狗屎猪屎、牛粪羊粪的？而眼下，“种田为糊口，养猪为过年”已经成为乡亲们的格言。袁隆平发明杂交水稻之后，随便撒下一些种子，产量也不会很低，足够填饱肚子。产量再高也无益，农产品价格太低，在家辛辛苦苦种一年的田，还不如到外面轻轻松松赚半年的钱，谁还会做这些费力不讨好的傻事。因此，当前农村荒芜的田土举目皆是，好些乡亲连小菜都是买来吃。于是说农民苦，连我都有些不相信了。

只是，老队长的出现，还是让我改变了一点看法。

先前的生产队长曹戊苟来探望我母亲，见他一身黑红黑红、油光闪亮的，我就俏皮地问道：“看样子老兄还是泡在油锅里？”老队长憨厚地笑道：“做事的命，就得做。”

乡亲们于是告诉我，他几年前就上山了，把一面自留山开成了桔园，桔园里见不到一根杂草。桔子快成熟时，他就住在山上不下来。他走狗屎运，乡干部免费帮他建了沼气池，安了灯、灶全套沼气设备。他用沼气做饭、点灯、取暖，过着神仙一样的日子。

强烈的诱惑不得不挪动我的脚步。我随老队长上了山。但见故乡的山岭确实奇特：这一段郁郁葱葱，那一段则是杂草丛生，更多的是杂乱无章。老队长的那座桔园，倒是群山之中独居特色的“自然景观”；土墙屋，茅草顶，连同沼气设备，更是故乡其他地方见不到的、难得的“人文景观”。

“真是了不起！”我激动地观光了一圈后，拉下一条已经挂果的、长长的桔枝，对老队长说：“不过，老兄还得拜拜师，学会给它们‘剪头’。果树不剪枝，产量不会很高，丰产期也不会很长。”谁知这位老兄一句话，叫我半天没开口说话。

“管他呢，收一个算一个，好耍。”

“双凤”的晚年

母亲弥留之际，前来看望的乡亲们可谓络绎不绝，母亲都一一记在心上。

来得最早、频率最高的是检凤嫂子，她一来便坐在床边，深情地抚摩着母亲的手，反复安慰道：“老婶娘放心，您做了那么多好事，神灵菩萨会保佑您的。”母亲起初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满足了。能够归祖上神龛，也满意了。只是，怎么得这么个背时的病，上面进不得，下面出不来，20多天没吃没拉了。天收我了，不该做个饿死鬼。”后来没力气了，也不说很多了，却还叮咛道：“检凤呀，你眼睛不好，不要走上走下了，跌倒了可没有哪个管呢。”一句话勾出了检凤嫂子的心病，她饱含悲泪道：“老婶娘呀，您命好，有福气，养的都是孝子。我是前世的罪孽……”

其实，今年70多岁的检凤嫂子，按说一生命运也算好。老公解放初期就当了小乡的乡长，打土豪，分田地，合作化，出了不少力，也得罪了不少人，其主要对头就是堂弟。那年代政治运动不断，堂弟抓住了堂兄的“辫子”就下毒手，批斗，游洞，跪瓦渣，还剥夺了他的官职，自己取而代之。不过，检凤嫂子虽然老公丢了官，却得到了二男二女四个崽女。女儿都嫁的好人家，大崽一直在部队上当了军官，按理说她吃穿不愁、晚年无忧。却不知满崽小东成家生子后，突然变得似癫非癫，哥哥姐姐给母亲吃的用的花的，他都要；母亲迟给了，他就抢就打，还不准别人扯架。

“造孽呀！前世造的孽。”每讲起这件事，母亲总会摇头叹息。“怎么就没有显圣的神灵菩萨，好人得不到好报？”

母亲讲这句话是有缘由的。在墨水村，谁都晓得“两凤”对烧香拜佛最虔诚，对举办香会庙会最热心，一个是检凤，一个叫丙凤。她俩几十年来，坚持每天早晚烧香拜佛，初一十五吃斋念经。村里举办香会庙会，她俩家景尽管并非富裕，却都会尽其所能，“买”个香首会首成员的头衔挂起。风风火火奔跑几天，佛事做完回家，又得躺在床上十天半月修理筋骨。

“这几天不去中峰仙啦？”母亲想起一件事，突然问检凤道。检凤回答说：“等会天晴了，还真要上一趟中峰仙。”“那……你看我弟弟身体还好不？”检凤明白，老婶娘是想见唯一的同胞弟弟，便爽快地答应：“我就去告诉他来看您。”

检凤走后，母亲问我：“丙凤怎么没有来？”我偶然想起，听乡亲们说，丙凤婶子已经病倒在床一年多了。母亲惊骇了一跳，挪动了一下身体，似乎想去探望。之后叹道：“难道她前世的结，今世还没有解开。”便嘱咐我抽空去看看那个老人家。

丙凤婶子的一生可是包办婚姻酿成的悲剧。她人长得漂亮，聪明能干，还是她们这辈人中为数不多的文化人，唱堂会，做女红，很是里手；又勤快，喜欢帮忙，地方地境有大事喜事，她会不请自到，自始至终忙碌不停。然而，爹娘却把她嫁了一个有些家产，但既无看相、又无心计的男人，婚后不久她闹过离婚，跑回了娘家，却被4个兄弟送了回来。可人回心未回，由于家庭不和睦，家景差，虽然膝下有4个崽，只有一个成了家。但是，她一生最坚定的是烧香拜佛，她想修来世，求个好命运。

按照母亲嘱咐，我抽空来到丙凤婶子家。还未进门，一股难闻的气味便扑面而来。因患脑溢血半边身体瘫痪、一直卧床不起的丙凤婶子一见我来看望她，又给了钱，顿时热泪盈眶。她瞪圆双眼照着钞票，那一只尚能动弹的手将几张钞票拧过来又磨过去，问道：“你妈妈还好吗？”当我把母亲的情况告诉她以后，这位近80岁的老婶娘顷刻间泪如雨下，哼道：“天不平地不平呢！这么有福气的老嫂子，应该多活几年，干脆让我去死！”接下来，她首先狠骂了自己“前世没做好事，今世变猪变狗”之类的话，又将“神灵菩萨”、“祖公祖婆”臭骂了一番，差点儿把我都骂懵了。

一向虔诚的佛教信徒，怎么也会骂出这些恶毒话来？我不好怎么安慰她，只有指着她身边的儿子说：“老婶娘，您也不必太伤心，有这么好的崽，您不会受苦的。”“唉，哪有你妈妈养的崽好，又孝顺，又有钱。”丙凤婶子情绪稍微好了些，接着说：“不过，还多亏养了这个蠢崽，娘拖累了他。只是……久病床前总会无孝子的。”

正说着，门外传来惊呼声：“检凤在中峰仙脚下摔昏过去了！”

我拔腿就往外跑。偶见检凤的小儿子竟然没事一样，还坐在门口悠哉乐哉，我大声叫道：“小东！还不快去救你妈？”谁知为人之子的小东竟伸手过来，“救她？给多少钱！？”

“妈的！”我狠骂了一句。跑在望中峰仙的路上，心里几个沉重的字还在激烈的碰撞：金钱，人情，道德，信仰……之后好长一段时间，“双凤”及其儿子的身影还经常在脑海里浮现。

一颗星的故事

熬到“五一”前夕，母亲只剩下一口气了。我寸步不离地守在床边，问母亲还有什么事情需要交代。母亲已经不能说话，只是把一只张开的手极其困难地伸向我。顿时，《儒林外史》中严监生临终时伸出一个手指头的镜头在我眼前晃起来，但立马被我否定了。母亲心胸豁达，性格开朗，为人大方，乐于行善，不可能心存严监生的吝啬。我双手抱握住母亲那只古树皮般的手，深情地压在自己的胸口上，痛苦地梳理母亲近年来曾经表露的一缕缕心思，全家人对母亲的这一哑谜也绞尽脑汁猜来想去，可半天都没理出个头绪来。突然，只见母亲的眼帘慢慢地撑开，目光饱含着希望；又慢慢地合上了，似乎留下某种遗憾。

夜晚，我着手起草《祭母文》。当写到“母亲与中国共产党一同诞生”时，我手中的笔猛然刹车了。我似乎猜出了母亲临终遗愿的谜底。一只手，五个指头，莫不就是一颗五角星吗？顿时，母亲生前多次讲过的“一颗星”的故事在眼前放起了电影。

母亲出生在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前夕。母亲的童年也是灾难深重。她三岁丧父，随母改嫁后，她难以忍受继父的欺凌，五岁便被背到曹家做了童养媳。十三岁那年秋天的一个清晨，母亲独自挑一担水桶，到离家三里远的田垄里浇菜。她见水库里有不少五颜六色的鱼儿在戏水，便弯腰去抓，一不小心栽进了水中。待她醒过来时，眼前星光灿烂，好多穿灰色衣服的人，头上都戴着一颗鲜红的五角星。她躺在一个兵哥哥怀里，望着兵哥哥头上的红五星，问这问那，一点也不怯生。母亲晓得了，兵哥哥他们是红兵（军），是毛委员带他们上的井冈山。他们这次下了山，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打仗。红兵哥哥救了她的命，她要当红兵。父亲不让她一个人去，要么一起去。祖父祖母不允许父亲去当兵，父亲是他们从亲戚家抱来带大的，是曹家的香火。也不让母亲去，母亲也是他们拉扯大的，要为曹家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母亲无可奈何，含泪央求红兵哥哥把五角星给她。兵哥哥摘下军帽上那颗布质的红色五角星，送给母亲作纪念。

母亲把红五星珍藏在针线包的铜针筒里，再悄悄地藏在神龛上的观音菩萨腹中。在之后的漫长岁月里，每逢初一十五，母亲烧香时总得感谢红兵哥哥的救命之恩，为红兵哥哥祈福求平安。在平常的日子里，母亲一闻见红兵的消息，总要打听清楚才放心。

一九四五年中秋前夕，正在坐月子的母亲听说两个当兵的枪杀门口塘里的鱼，被村里的血性后生缴了枪，并捆绑在祠堂门口的屋柱上严刑拷打。母亲一听是“当兵的”，便急着赶过去，远远看见两颗闪烁着光芒的红星，她不顾一切地挤进去，用身体拼命护住其中的一个，吼叫着阻拦道：“不要打了！他们是红兵”！后生们还是不肯放手，他们告诉母亲：“这不是解放军，是兵痞！是土匪”！母亲红黑不相信，黄军装，红五星，怎么会是假红兵？直到当兵的实在挺不住了，老实交待他们确是白军，为了挑起老百姓与即将过来的解放军的关系，他们奉命四处上演恶作剧。尽管如此，母亲还是疑惑不解，怎么会是白军，明明是红兵嘛，那鲜红鲜红的五角星……

母亲珍藏红五星的事，地方地境的人都不晓得，家里人也不太清楚。可是，母亲自己也没有料到，那颗鲜艳的红五星会毁于一旦。

“社教”刚过，“文革”开始，破四旧，立四新。全大队的红卫兵倾巢出动，挨村挨户搜出“封建迷信”的东西，付之一炬。待到母亲收工回家，家中的神龛、菩萨早已不见踪影。母亲还不甘心，双手扒着滚烫的火堆，企图用汗水和泪水浇活那一颗红色的五角星。

母亲对红五星的情怀刻骨铭心，没有随着时光的流失而淡化丝毫，一直梦寐以求心中存活的那颗星。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垮台后，我正在抓紧复习功课，准备争取参加来年的高考。一向希望我读书出人头地的母亲，却突然提出要我去考兵。我思来想去，尽管我高中毕业回乡已过两年，符合了考大学的条件。但是，大队能否推荐我去考，还是一个梦。我不能坐等人生前途，枉度青春年华，只有遂母所愿，新年过后便换上草绿色的军装，到乌鲁木齐部队警备区当了一名解放军战士。

四年后我退役回家，母亲直打量的是我的绿军帽。我很快明白了母亲的心思，拿出一颗帽徽献给她。母亲如获至宝，不停地抚摸，不住地欣赏，还念念有词：“这才是真的，受皇封的。”原来，父亲前些年曾经多次用红布剪过五角星，希望弥补母亲那颗受伤的心。可是，母亲却总是摇头叹息，说那是假的，没有受过皇封的。然而，母亲今天面对这颗受过皇封的、真正的红五星，尽管爱不释手，却还是要还给我。母亲深知，这颗红五星浸泡了儿子多年的汗水，与儿子的情义更深厚，她怎能把儿子的心爱之物占为己有呢？此时，我也深知母亲的心情，便深情地把帽徽贴在母亲手心里，告诉她我还有一颗。母亲这才会心地笑了，连连夸我“孝子！满崽是真孝子”！……

眼下我真正成了孝子，却一下忘记了母亲的心思。

我丢下笔，赶紧与家人一道翻箱倒柜，寻找母亲珍贵的遗物，终于在裹了一层又一层的红布包里找到了那一颗灿烂的红五星。一家人急忙抬开棺盖，我把这颗帽徽让母亲握在手中，紧紧地贴着胸口。我轻声默念道：母亲啊！就让这一颗红星永远放在您那一颗心中吧，星心紧密相贴，陪您一路走好！

这时，我发现母亲竟然笑了，笑得那么甜蜜，笑得光芒四射。

[ 本帖最后由 karin 于 2008-10-1 19:59 编辑 ]

作者: karin 时间: 2008-10-1 19:51

乡村 .乡景.乡情（下）——母亲举丧的日子
[ 2008-9-30 11:15:00 | By: 曹国选 ]

谁主沉浮

母亲回乡整整一个礼拜，便安详地合上了眼帘。我们开始了紧张的丧事筹办工作。

因为现在我们兄弟俩的身份有点特殊，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国家公务员，既长期生活在城市，又是在乡村土生土长。于是，我们首先找村支书商量，确定了3条原则：一是丧事从简。故乡一带举办丧事，一般是3至7天。考虑到正是“春插”期间，不能因丧事影响农时，从而影响乡亲们一年的收成。再说，我们兄弟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天天跪拜也受不了。于是，决定连出殡只能热闹两天。二是标准提高。考虑到丧事要麻烦乡亲们，准备将生活标准、工资标准提高一些。人家办丧事。3天耗费约15000元左右，我们准备3万元左右。三是不搞封建迷信。那些“请尸入棺”、“请魄送魄”、“绕棺炒粮”什么的，都不能搞，更不准做“道场”。最后，我们请村里的红白喜事理事会全权办理丧事。村支书却建议村红白喜事理事会牵头，曹家湾的长辈参与。我们只有听支书的。

从村里回来，我就去跪请曹家湾的长辈。谁知他们却抛出一句话来：没有这个必要了吗，让村支部主事就行了。

我意识到遇上了麻烦事。当前，尽管农村村民委员会普遍成立了红白喜事理事会，但是传统格局一直没有被打破。红白喜事理事会似乎属于农村文化活动的“官方”组织，仅限于筹办“官方”文化活动。乡村红白喜事、庙会香会的组织筹办，按照惯例属于族长村长、香首会首等“民间”人士及其组织。尽管这种“民间”组织机构并无固定的组织、机构和领导，存在极大的随意性和选择性。但是，这种组织形式在乡村已经形成惯例。

没想到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刹时间风言风语不断传到耳朵里来，说是我们看不起姓曹的，姓李的村干部欺负曹家湾没有人才，没有能力。最后竟出现明显的恶毒攻击，说我家本来就是姓李的，因此才不要姓曹的主事，而要姓李的主事。“看样子他们要挖祖坟！”我心里气的要吐血，真想转身回城，永远不再回到这么一个让人伤感、让人愤怒的村庄！

这是压在我家近百年的一块石头。我家确实不是姓曹的血统。曾祖父没有生下儿子，从姓许的人家抱来我祖父养大继承香火。谁知祖父又只生一个女儿，为传宗接代便从李府把我父亲抱来养大。父母亲倒是盼到了子孙发达，一共生下6男2女8个儿女，虽然一半做了鬼，也有一半成了人。然而尽管家里人丁兴旺，却似乎难以出人头地。有的人见我们的家景稍好一点，就担心“杂树木充栋梁”。因此，父母亲总是教育我们后人勾着头走路、卡上喉咙讲话、夹住尾巴做人。没想到时至今日，在谁主持母亲丧事的问题上，还会生出如此枝节来。

但是，毕竟远亲不如近邻，母亲还摆在公厅屋里，老人家还要上山归祖，需要他们帮忙出力。没办法，我只有用做孝子的耐心去说服乡亲们。经过反复协商，多方协调，最后勉强形成双方各作让步、分工负责、共同参入的意见，而且“官方”组织作出了比“民间组织”更大的让步，丧事的各个主要环节都得严格按照“民间组织”的传统模式进行，不得打破千百年来形成的“规矩”。接下来的具体安排，我们的3条原则也坚守不住了。第一，丧事再简，也不能简单得无边了。考虑我们一家都是吃“活脑饭”的，至少得办3天。第二，标准可以适当提高，但不能高得无边，破坏了“规矩”，以后办不起这号酒的普通乡亲，会觉得没有面子。第三条争论更大。不搞封建迷信，什么叫封建迷信？那就什么都不要搞，把老人家抬上山就行了。我就解释说，这是母亲遗愿：只要在活过得好，死后什么都不搞。他们就说，这是老人家教育你们的。其实，你们母亲生前最担心的就是象她婆婆那样，没有走好“上山运”。再说，这也是做给活人看、教育后生们孝顺前辈的一种形式。

我一默神，其实祭祀活动并非完全是封建迷信，自古以来便是民间原生态文化的集中展示，因而每一次这样的活动无疑都是一场乡村文化盛会。最后敲定，3天之内，能搞的都搞。

好歹才把“盘子”定下来，可是我的心一时还难以平静。没想到封建宗族意识、血统观念在广大乡村还是那么根深蒂固，宗族势力在当前农村生活（包括文化生活）中依然显示出强势的地位和作用。

外门之争

父母亲去世后，直到安葬完毕，整个丧事期间，孝子辈分、年龄再大也是最小。反之，亡人辈分、年龄再小也是最大，连娘家人也是为大。亡人属男性，以“家门”为主，亡人属女性，以“外门”为贵。而且，亡人在活一滴血，死后满山红，“家门”、“外门”不只是几个亲房，同宗人都是，都得拜请参加丧事。

因此，丧事难办，孝子难做，往往一点小事没做好，一个礼节没到位，便会闹起风波，而且在关键时候为难孝子。

听乡亲们议论，就在几天前邻村办的两起丧事便因小事闹出了乱子。一起是出殡前开早餐时，孝子没有给轿夫席行跪拜礼打招呼，轿夫们发难一哄而散回家了。急的孝子六神无主，最后只得挨家挨户跪拜轿夫作检讨，每人还发了一包烟，才把所有轿夫请回来。另一起是因为孝子请母舅路上的“外门”时，只跪拜亲房一家，其他的人和事委托亲房安排。结果母亲摆在家里三天了，还没有见娘家一个亲人来向遗体告别，孝子无奈，只得将母亲入殓封棺。谁知不过一个时辰，母舅村里来了几十个男男女女，哭的哭，闹的闹，说是他们的亲人死得不明不白，要开棺验尸。他们把孝子抓来跪在母亲灵柩前，孝子与“外门”争吵起来，他们便拳打脚踢，将孝子毒打了一顿。而且还亲自动手，杀了孝子家准备办丧事的那头肥猪办餐，吃一半，倒一半，砸了碗，丢了筷，才扬长而去。举丧时再没有来半个人。

鉴于孝子为“小”，因此，孝子的孝帽子一旁会挂上一朵棉絮，表示能听进去的话，就听进去；难听的听不进，就用棉絮塞住耳朵，不听就是，千万莫发火，得罪了众人会惹是生非的。

母亲咽气后，我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外门报丧。因为按照风俗，娘家亲人不见最后一面，向遗体告别，是不得将亡人入殓封棺的。

请外司人对于别人家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不就是多跪少拜的问题。但是落到我头上却有些犯难。因为母亲出生后才两岁，就遭遇上父死娘改嫁的厄运。外婆改嫁后又生下一个儿子，于是母亲和舅舅两个血亲姐弟，一个姓陈，一个姓李。就是这个原因，我结婚时差点闹出了矛盾。

按照传统观念，“男婚女嫁，母舅为大”。我结婚无疑是舅舅坐上席，即使有姓陈、姓李俩个舅舅，那只有陈府舅舅坐上席。然而，母亲虽然出生在陈府，从小到大也一直姓陈，陈府是她祖宗的唯一所在地。只是母亲在陈府却没有亲兄弟，眼下 3个堂兄也已不在人世，来客中辈分最高、年纪最大的就是一个亲房的侄儿。那么，无论论辈分，论亲疏，还是按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这上席理所应当是我这个虽不姓陈、却是血亲小舅坐的。结婚的酒席刚摆好，小舅也就毫不客气地坐上了首席的第一位，而我那表兄却站在一旁不入座，把村里一大帮知客陪客先生急得团团转。这时只有我那病重的父亲出面调解了，我表兄坐了首席的第一位，小舅坐了首席的第二位。

对这件事，我总是有些想不通。“要讨富，寻血路”，这次请外司人，我先到陈府，而后也到了李府。然而差点儿又闹出了风波，村里主事的，包括红白理事会的都觉得不妥，两个外门肯定会产生矛盾，甚至会闹出大事的。没办法，我只好把外司之“名誉”让给陈府，而给李府享受与陈府相同的“实质”外司待遇。虽然主席的上席只有一个，按照传统风俗习惯，我们还可以安排贵宾席（相当于城里餐馆的雅座）给他们坐，安排贵宾房给他们休息。

然而，小舅却没有来参加母亲的葬礼，这就叫我们兄弟根本想不通了。

我想起那天下午的事。小舅接到病危回家的信以后，他火急急地来了看姐姐，两个老姐弟四只手紧紧地抱握在一起，很久很久没有松开。母亲一口一句“弟弟”，讲起一桩桩、一件件往事，俩姐弟一会儿痛哭流涕，一会儿开怀大笑，真是百感交集。其实我看得很清楚，听得很清楚，母亲是用人生最后的力量，来叙述姐弟俩这一生的深情厚意的。

可是，姐姐就这么一个弟弟，弟弟也就这么一个姐姐，只是没有当成外门，连姐姐最后一次要走了，而且永远也不会回来了，而弟弟却不来送行，把几十年的姐弟全丢下了，于情于理都不合嘛。亲情何在！血脉何存！

当然，舅舅不来，喜事同样办，而且办的还算热闹、体面，乡亲们交口赞誉。只是送客时，我们兄弟毫不客气地对两个表弟说：“我们尊敬的小舅，这一下真的变小了！”

劳力之忧

在老家的日子真有些寂寞，寂寞时我不由自主地走回到过去的岁月。那时候虽然贫苦，却苦中有乐，整个村子充满人气，充满朝气。“出工人等人，做工人看人，收工人追人”的情景虽然显得荒唐，工作效率极为低下，但同样显示出团结友爱，和睦相处，唉声叹气与欢声笑语一道谱写出美妙动人的乐章。

热天的夜晚，全村男妇老幼不约而合，几乎全部聚集到处于风口晒谷坪里，聊家常，传信息，更多的时间是听“老郎中”华州伯父讲古。每逢这时，便有爽快大方的妇人烧一大壶开水、炒一大盘瓜子拿过来，大家啃着瓜子、喝着茶水，专心致志地听“老郎中”讲“三国”、讲“水浒”，“征东”、“征西”、“平南”、“扫北”，应有尽有，其乐无穷。冻天的夜晚，乡亲们便涌向几户舍得烧大火的人家，继续摆龙门阵，融洽如鱼水。

眼下的村庄居住分散，人烟稀少，显得缺乏生机和活力。作为离乡20多年、尚处天命之年的我，甚至感到孤独。见不到几张熟悉的面孔，而且都是七老八十的老人家。偶尔见到三三两两的童男少女，只有通过过去的熟悉面孔来判断是谁家的后人。

偌大的墨水村，人到哪里去了？通过调查，我晃然大悟。乡亲们去向大致有三：一是外出打工。墨水村虽然贫穷，传统的工匠手艺人却比较多，因而门路也多，大部分年富力强的村民便外出打工寻找养家糊口、发家致富之路去了。二是外出定居。打工发了财的部分村民和长期属于“半边户”的家属，眼下再不受出集体工数额的约束，在城里置了房产，也就携儿带女进城安家乐业、享受新生活去了。三是培育后代。这部分人在尽管尚不富裕的墨水村，所占比重却不少。墨水村因为穷，穷则思变，大人们对崽女“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灌输比较多，所以村里学习风气历来比较浓厚。实现计划生育后，尽管“越穷越想多生孩子”的现象还比较普遍，但比政府不控制还是好多了。眼下一对夫妻只有一、两个孩子，父母“望子成龙，盼女成凤”的心情更加强烈。于是，好些细伢崽读书，大人不想放在设备设施不完善、师资力量不强的山村小学，而要千方百计挤到城里去。一个小孩读书，便带去了一家人“伴读”，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由于以上原因，留守乡村的人员，以老年人为主，几乎成为“老人村”，整个村里充满“夕阳西下已黄昏”的沉闷感觉。因而我便有些担心了。办理丧事需要不少人手，特别是出殡更需要劳力。我们曹氏祖山离村子足足15里山路，两班16个轿夫要将这座五、六百斤的灵柩抬上山，而且担子一上肩，不到祖山上便不能放下来，因为灵柩中途若落了地，据说亡魂便要在这里蹲3年，象孤婚野鬼般的生活3年，孝子就得在这里守3年。可见没有年富力强的好劳力，是不可能享受轿夫待遇的，更不可能吃到“轿子肉”的。

我的疑虑很快被主事的乡亲们打消了。丧事开始时，村里在外打工的、定居的都回来了，特别是中、壮年人几乎不缺一个。原来，墨水村有个不成文的规矩，谁家都有长辈，长辈去世都得依靠本村本族的晚辈送上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因此，村里办任何喜事、特别是白喜事，各家各户都必须来人参加，挑定的两班轿夫，没有非常特殊情况，一个也不能缺少。倘若无故缺席，他家出现任何事，村里人可以不搭白。

还有一个因素，未亡人送亡人出殡，实际上是送亡人走上天堂之路，相当于另一个世界的生命再现，故而人们把悲哀的丧事也视同“喜事”办理。出殡这天，将会热闹非凡，人流如潮。灵柩过村庄时，轿夫们定会合着响器、乐器的节拍，踩起“猫儿步鼠”的舞步，把热闹场面推上高潮。好些人也喜欢凑热闹，“抬野丧”也就成为人们取乐的一种方式，有的后生伢崽兴致一旦上来，一肩便会将灵柩抬上祖山。因此，大为不可担心出殡的人手问题。

直到这时，我才找回过去的一些感觉，乡亲们还是那样齐心合力，那样统一协调，村庄依然存在蓬勃向上的生机和活力。

老艺人的呼唤

山里人的生日喜庆、婚丧嫁娶，统称为红白喜事。乡亲们求雨求子、祈福祈寿、还愿感恩等等，少不了举办庙会香会。每逢这些喜事善事之类的大事，乡村便离不开祭祀、娱乐和酒宴等活动。

祭祀活动自古以来便是民间原生态文化的集中展示，因而每一次这样的活动无疑都是一场乡村文化盛会。我在未考上干部以前，曾经担任过公社文化辅导员，参加过一些乡亲们巧妙安排、深藏着“封建迷信”内容的“追悼会”。至今回味起来，那些形式和内容并非完全都是“封建迷信”，其中大部分是原生态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一方水土育一方人，我国有着历史渊源的民间原生态文化，内容极为丰富，风格异彩纷呈，各地的民间文化是难以统一代替的，拉夫凑数的杂牌班子表现原生态文化形态是难以做到和谐统一的。可以说，红白喜事、庙会香会所举办的仪式和戏歌表演，不仅是民间原生态文化的艺术荟萃和集中展示，而且是乡村居民一种特殊的文化休闲方式和精神享受。

在我的记忆中，故乡有一批走遍村村寨寨，吃遍家家户户，将民间文化传遍千山万水的民间艺人，他们都是乡亲们心中的尊者。有一位名讳何先友的民间艺人，从小以唱“隔纸戏”（皮影戏）为生，他曾经一人吹双唢呐，一口气将解放军从两公里之外的郊区迎进县府，名噪一时。他的戏班一年四季在乡里被争抢着演出，可以说红极几十年。“社教”、“文革”期间，几乎每个大队都建立了文艺宣传队，他还是被争抢的中心人物。遇上公社、县里文艺汇演，他更是不可或缺的人物。笔者曾以其为原形，写成小说《戏魂》以传之。

故乡也有一些热衷于文学艺术的追崇者，特别对于民间文化有一大批年轻的业余爱好者。他们对大队文艺宣传队的人很羡慕，向往有朝一日参加文艺宣传队。于是，锯一节竹筒蒙上蛇皮，扯几根马尾拉一张弓，削两根牛筋当作琴弦，制成二胡。锯一根竹子戳几个洞眼，糊上竹膜，作为笛子。或者干脆摘一片树叶、一节禾秆含在嘴里，便能够吹出象模象样的曲子来。每到农闲时节，他们便会围在一起，吹拉弹唱，好不快乐！

眼下，乡下艺人解脱了“左”倾思想的束缚，不断地把民间原生态文化资源挖掘、整理出来，红白喜事、庙会香会，除了传统的拜寿拜堂、哭嫁哭丧、加官做道场等仪式外，旧瓶亦装了新酒。而且，随着对外开放，不仅传统的民间文化增添了现代文化的内容，而且中国式的文化活动形式渗透了西洋文化的色彩。母亲的丧事，我们自然也遵循入乡随俗的原则，择优请来了一支管弦乐队，还特别安排了一场文艺晚会。

晚会的设置，使整个丧事场面成了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擂台，把观看者和参与者自然分成了两大阵营：欣赏晚会者众，且年轻人居多；参与祭祀仪式者寡，且多为中老年人，充分展示了乡村居民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心理需求结构的巨大反差。特别是一场“哭灵”，表演之逼真，给我们满门孝眷注入了追忆、缅怀、祝福亲人的强烈感受。其结果，晚会办得相当热烈隆重，收到了中西合璧的强烈效果，其震撼力、感染力、吸引力远远胜过表现传统民间文化的祭祀仪式。

不过，也许是久居都市听惯了东南西北风的缘故，为了重温民间原生态文化的美感，此时的我倒是反其道而行之，与进行祭祀仪式老艺人在一起。眼前的民间艺人的年龄都在半百以上，为首的老艺人与祭奠对象的年龄差不了多少。

闲谈时笔者问道：何先友师傅还在不在人世？他们含泪告诉我，何老师傅一口气倒还在，只是生不如死，得了一个疯瘫病，卧床不起，头枕戏文古籍，终日以泪洗面。

笔者心情更加沉重，似乎感觉到心里将要失去什么东西，便建议道：应该培养一批年轻的接班人，传承宝贵的文化遗产。答曰：现在的年轻人谁会学这些老掉牙的东西，他们不是外出打工，就是在家打牌。

笔者忧心忡忡，对保护、挖掘、整理、传播、弘扬民间文化深感担忧：那……若干年之后，还能耳闻目睹如此精彩美妙的民间原生态文化吗？答者相当无奈：儿孙自有儿孙福，顺其自然吧！

看来如此下去，也只能“顺其自然”了。

美丽的遐想

母亲上山归祖，丧事圆满成功。脱白转红，亲朋戚友欢聚一堂，摆酒言谢。席间，乡亲们相互传递着一条让人兴奋的信息，说是今天上午市里来了十几个人，对以墨水村为中心建立旅游休闲景区的项目进行可行性论证。这可是喜上加喜的大好事，给一场红喜事增添了喜气洋洋的浓厚氛围，也引起我极大的兴趣、美丽的遐想。

故乡有一个美好的名字——墨水，还有一个美妙的传说。

相传清朝乾隆年间，有一个看鸭的后生赶着一蓬鸭，爬上这个别四面环山、中间一片平地的地方进行放牧。鸭们寻找吃食去了，他坐在一眼山泉边，背靠后面的大石山，竟呼呼大睡，进入了梦乡。梦中只见一位红颜鹤发的老人，带着两个美丽少女，骑着一只大鸟飞到他面前。老人带着少女边游玩边欣赏，说“这是个好地方，青山绿水，鸟语花香。流出来的是银子水，满山石头都是金砖，那块紫红石是红顶子，那尊僚佐乳白石是送子观音……”

看鸭后生醒后，连鸭都没有收，赶紧回家与妻子一道，带着简单的家具用品，来到这里搭个茅棚便安家了。住了几天后，夫妻俩又有些后悔，其实这里除了两眼山泉外，就靠老太爷下雨，确实是个“没水”的地方。然而，回味梦中老人的话，两口子深信不疑这里是一块风水宝地，铁了心在这里安家立业，繁衍生息。就这样，看鸭后生成了这里曹姓的开山祖宗。

后来，山外的熟人问他到哪里发财去了，他才想起这一块满目都是青山、却没有多少水的地方还没有名字呢，随口说了一句：“没水的地方”。外人一听好惊讶：“什么，墨——水？好啊！出人才的好地方！”“承蒙贵言。”就这样，“墨水”的地名便流传了下来。曹氏开山祖宗建村庄时，不仅挂起了“七步第”的匾牌，而且还在四周墙上雕刻了“建安七子”的部分诗词歌赋和图画，更加增添了文化氛围。虽然陆陆续续还吸引了另外一些人前来定居，但“墨水”的地名一直没有改变。

美妙的传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墨水人为之奋斗。然而，墨水确实是一个穷山恶水的地方。地处偏僻，既无矿产资源，又无农林特产，还是个久晴干旱、久雨成涝的“十年九不靠”的地方。唯有人丁兴旺，仅我们曹氏开山祖宗就生有6子置6房，至今有了300多后人。却又因为人多田少，过去几乎过着“秋收产量不高，夏荒天天闹‘统销’”的日子。“吃不饱，穿不暖，一心往外赶”，由此造成墨水村的木匠、铁匠、漆匠、窑匠、泥匠等工匠特别多，“春插上岸，四面八方把钱赚”成了男人们的生活足迹。

因此，上世纪60年代，县里曾经作出决定：堵上“葫芦”的唯一出水口，把墨水全村建成一座水库，既让墨水人走出一条希望之路，又可为周围乡村解除洪涝旱灾之忧。谁知政府朝令夕改，仅仅蓄了一年多的水库不保留了。于是，“金窝银窝，当不得自己的狗窝”，乡亲们又携儿带女回归故里，重建家园。

改革开发后，墨水村的工匠们更有了用武的机会，外出打工发了小财的也大有人在。因此，墨水村不少人家贴上了这样的对联：感谢袁隆平柜里满盈盈，感谢邓小平包里响玲玲。

现在，乡亲们大部分富裕些了，但却是“富和尚，穷庵子”。村里集体经济相当薄弱，公益基础设施极为落后。当前充满时代气息的文化生活似乎只有电视这一传媒载体，且仅此传媒，覆盖面也相当有限，墨水村的有线电视入户率只有24%左右。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的文化基础设施和文化载体，文化娱乐、图书科普、体育卫生等方面的设施或载体还是空白。

因此，墨水村传来开发旅游资源的好消息，而且是市里来考察论证，准备将那唯一的出水口重新堵起来，使墨水村再次形成一个人工湖，与湖口一个神奇的坦泉和村后千奇百态的石山一道建成集休闲、避暑、疗养于一身的旅游景区。对这一消息的真实性，我尽管没有时间去考证，但却是深信不疑。

墨水这块地方倘若不是生在边缘山区，而是处于城市或者旅游风景名胜区的周边，无疑早已成为一个绝妙的旅游景区。先说那个神奇的坦泉，一公里多深的天然石坦，石柱石笋，千姿百态；终年流水潺潺，回声悦耳；四季空气清新，冬暖夏凉。我们小时候外出挑煤炭，快到家时，总得坐到石坦门口乘乘凉，时间太早时甚至睡上一觉，才上山回家。再说后面石山，下面是一个几平方公里大的溶洞，据老辈人讲，打日本鬼子时，里面躲过一个师的兵。我们小时候都在里面打过“地道战”、“游击战”呢。加上墨水村修成人工湖，建成休闲山庄，绝对是一个难得的休闲、避暑、疗养的旅游胜地。

但愿千百年流传的美梦能够早日成真，不再是上世纪60年代的荒唐梦再现。

作者系湖南省郴州市环保局干部

原文链接：

乡村 .乡景.乡情（上）——母亲举丧的日子
http://show.rednet.cn/user1/255123/archives/2008/116308.html

乡村 .乡景.乡情（中）——母亲举丧的日子
http://show.rednet.cn/user1/2551 ... es/2008/116309.html

乡村 .乡景.乡情（下）——母亲举丧的日子
http://show.rednet.cn/user1/255123/archives/2008/116310.html

[ 本帖最后由 karin 于 2008-10-1 20:01 编辑 ]

作者: karin 时间: 2008-10-1 19:55

好像应该放到“家乡民俗学”版块中？

作者: karin 时间: 2008-10-1 20:34

跟着去看了这位作者的《那年头我的乡亲》系列乡村小说……

窑王_《那年头我的乡亲》系列乡土小说
工嫂_《那年头我的乡亲》系列乡土小说
神吹_《那年头我的乡亲》系列乡村小说
锤官_《那年头我的乡亲》系列乡土小说
赖三_《那年头我的乡亲》系列乡土小说
霉运_《那年头我的乡亲》系列乡土小说
酒婶_《那年头我的乡亲》系列乡土小
好匪_《那年头我的乡亲》系列乡土小说
也说“靠山吃山”
自然灾害呼唤生态文明

挺有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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