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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弗尔施纳】纯粹道德学说与人类学 [打印本页]

作者: 代启福 时间: 2009-4-6 16:15 标题: 【弗尔施纳】纯粹道德学说与人类学

                                                      纯粹道德学说与人类学
                                                                                                ——对康德先天有效的普遍实践法则的批判思考
                                                                                          作者：弗尔施纳文章来源：世界哲学2005年第1期
〔德〕Ｍ.弗尔施纳/文　邓安庆（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译  世界哲学2005年第1期
　　提　要：康德伦理学的主旨自然是要为人类行为提供一条先天有效的普遍实践法则，以回答“我该做什么”这一中心议题。为了保证实践法则的普遍有效性，康德提出伦理学必须排除一切来自心理学和人类学的东西，伦理学的原理绝对不能建立在经验人类学基础上，于是，在纯粹道德学说的先验形而上学和经验人类学之间作出严格分离。按康德自己的说法是：纯粹道德学说不可建立在人类学上，但它能够而且必须运用到人类学上。作者在这里主要指出了康德晚年出版的一部重要伦理学文献：《伦理的形而上学》，这部书的意义尤其在我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处在许多康德伦理学研究者的视野之外，是造成某些片面理解的原因之一。翻译弗尔施纳这篇文章的意义在于有利于我们完整地考虑康德伦理学思想的系统布局，消除不必要的对康德的一些误解。
　　关键词：纯粹道德学；先验形而上学；人类学

一

　　1 康德关于道德的先验形而上学探本定位于善良意志这个“普通的观念”。与斯多阿（或译为斯多葛、斯多亚）传统紧密相连①，康德对善良意志作了这样的表述，说它是唯独“可被无限制地视作是善良的②”。而纯粹道德学说应当“探究的是一个尽可能纯粹的意志（Ｗｉｌｌｅ）的观念和原则，而不是一般人类意愿（Ｗｏｌｌｅｎ）的行为和条件，后者绝大部分取自心理学”③。由康德第一次实行的在实践理性④的先验形而上学和人类学之间的严格分离导致的结果是，在《伦理的形而上学探本》和《实践理性批判》中遗留下来的“普通实践哲学”（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ａ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ｓ）的中心论题，不再得到讨论了。说得尖锐一点，可以说，康德在上述两部著作中并没有描写人的美好生活的理论，而是仅仅探讨这一哲学学科的先验-形而上学方面的原理问题。康德是否或者怎样成功地建立了“一种纯粹的道德哲学，它是否能够完全清除一切只是经验性的或仅属于人类学的东西”⑤，我们在此不应探究。一门关于“一般理性存在者”的伦理学，也即一门对于人之为人应当具有实践意义的伦理学，无论如何既不是不需要人类学的基本概念，也不是与基于普通实践-实用的生活经验的人的知识无关的，康德也知道这一点。在他看来，纯粹道德学说尽管不许建立在人类学上，但是它能够而且必须运用到人类学上⑥。
　　2 《伦理的形而上学》建立了纯粹道德学说与类学的联系。（人类）伦理的形而上学观念涉及将一般理性存在者的伦理生活的基本原则及诸原则应用到人类特殊本性之上的一些原理，并因此是以人类本性的某种知识为前提的。传介这种知识，不可能是纯粹道德学说的事情；这个事情在康德体系的结构中指派给了心理学以及人类学。如同每门探究世界中的事物及其运动的科学一样，人类学也有一个理性的部分和一个经验性的部分。理性的人类学概念并不意味着，它可以不依赖于人类生活的事实而能形成它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并对之作出合理辩护；对于人的特殊本性，康德也认为，只有通过经验才能认识⑦。然而，理性的人类学在这里只意味着，它与经验性的研究无关。至于什么才叫做建立一门特定的与经验相关的科学的理性部分，也即一种特殊的形而上学，康德已经在《纯粹理性批判》里有所暗示，而在《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始基》中就（他那时代的）物理学作了详细阐述。
　　从经验中获取东西，这里“不外乎〔说〕一个对象之被给予我们，必需一方面通过外感，一方面通过内感”⑧。因而一种特殊的形而上学乃是“探究事物的这种或那种类型的特殊本性，一个经验性的概念是可以从事物的这种特殊本性中被给予的，不过，如此以来，除了蕴含在这个概念之中的东西之外，没有别的经验原则被用于对它的认识了”⑨。泛言之，每一门经验科学，由于给自己预先规定了一个确定的研究领域，于是预设了一套概念系统，这套概念系统使它的领域和作为这个领域之对象的可经验的诸对象的同一化得以可能。一门考察实际的人类行动方式的经验的人类学，预设了人的概念，这个概念使它能够把一般人类行动与生物的乃至非生物的行动区别开来并且构造出来。对一门特殊的形而上学，康德无非是把它理解为“充分剖析” 对一门特定科学是构成性的概念系统，并确立起一些仅仅从术语的基本规定中产生的原则。这种以给定的（ｇｅｇｅｂｅｎｅｎ）概念进行的非经验性的、分析和综合的处理方式，可以和上面提到的借助于理论和实践的经验而形成这些概念并对之进行合理辩护的做法区别开来。对于实践-实用方面的哲学人类学而言，这些概念是通过先行的日常生活实践及其自我理解、乃至哲学反思（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的传统而提供的。一门实践哲学，由于它所表达和要求的，都涉及人的生活，就需要这样一套概念系统，尽管它在阐述、区分和构造上的功能是通过反思性的分析和综合而被说明、批评、精确化和系统化的，但不是被构成的。
　　3 于是，康德不让这个概念系统受日常语言所限定，而是让它受他那时代的“理性心理学”（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的限定。此外，他进一步放弃了对它的分析性的讨论。《伦理的形而上学》导论中的重要一节“论人心诸能力与伦理法则的关系”，满足于对人类学的基本概念[如生命、欲求能力（Ｂｅｇｅｈｒｕｎｇｓｖｅｒｍｇｅｎ）、快乐/不快（Ｌｕｓｔ/Ｕｎｌｕｓｔ），情感、欲望（Ｂｅｇｉｅｒｄｅ）、自然倾向（Ｎｅｉｇｕｎｇ）、关切（Ｉｎｔｅｒｅｓｓｅ）、任意（Ｗｉｌｌｋ櫣ｒ）、意志（Ｗｉｌｌｅ）]进行纯粹定义式的规定，这些基本概念主要是从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那里吸收过来的，不过，需经修正才能适用。
　　4 此外，关于一般理性存在者的纯粹道德学说、（人类）伦理的形而上学和道德意图中的经验人类学之间的关系规定，康德似乎也并不总是完全清楚的。在一个谈及纯粹道德学说应用于人身上的章节，实践哲学的第二部分被跳过去了，为此应用问题也被理解成仅仅是通过经验（Ｅｍｐｉｒｉｅ）来锻炼判断力这个问题，判断力能够把特殊情况归摄（ｓｕｂｓｕｍｉｅｒｅｎ）到普遍先天的实践法则之下。

二

　　这种不清晰性有其后果。它尤其影响到康德伦理学的中心概念、一种先天有效的普遍实践法则。
　　1 看来可以肯定的是，康德曾经想把先天有效的普遍实践法则理解为这样一种原理，它“对每一个理性存在者的意志都是有效的” 。这个原理所指的东西，也与人相关，尽管是以无条件要求的形态与人相关，只要这个原理涉及的是一个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在纯粹道德学说中确立的这样一个原理，是可被表述为与处境无关的，于是它将会把一种特定的意愿相对于特定的处境条件（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ｄｉｎｇｕｎｇｅｎ）来描述或规定。相反，纯粹的道德原则应该是在任何可设想的处境下对每一个理性存在者有效的。假如把它说成是与处境相关的，那么它便要冒这样的风险：它也将对可能的非人类的理性存在者说些与它们可能是毫不相干的东西。因此，它把一般理性的意愿在各个方面都不依赖于处境的那种结构表述为：意愿的一种普遍的合法性原理，这个原理把一切理性存在者相互无限制地承认为理性的存在者作为个体意愿的内容。
　　2 其次，看来可以肯定，康德并不想把先天有效的普遍实践法则仅仅理解为一般理性意愿的形式原理，而是也要理解为这样的法则，它们自身是从把这个原理应用到人的处境条件中产生的。将人类学的基本概念纳入到这些法则中，却并未因此而构成这些其约束性要归功于实际的被给定性的法则。这些就是人之为人的绝对命令。了解这些法则所意味的东西，哪些在任何时候按照这个尺度给予人类实践以现实的或可能的被给予性，并在应用形式的基本原理时产生一种有约束力的秩序，这是凭借经验而获得的。什么叫做并包含着因同情、忌妒或复仇而行动，什么是人类事务上的适度、勇敢、公正、乐于助人，究竟什么叫做他的生活以感性快乐为目标，以社会-政治的承认和权力或以理论知识为定向———诸如此类人类追求和行为的基本规定都是不确定的———每个人，只要他在“生活经验”这个词最浅显的意义上对人生有所了解，或者懂得在此意义上解释人生，（对此）都不陌生。与此相关，康德实践哲学中成问题的地方在于：他以近代物理学的事实为出发点，先验地重构，更清楚地说，试图先验地重构科学的自然经验之可能性的诸条件，却没有以人类的生活经验和这种经验的语言为出发点，通过“充分剖析”揭示一种实践-实用的人类学的诸前提和基本要素，而是满足于绝无自明性的定义式的界定。
　　3 康德在“德性义务”（Ｔｕｇｅｎｄｐｆｌｉｃｈｔｅｎ）的名目下所表述的那些先天有效的普遍实践法则，乃是这样一些将纯粹的道德原理应用到一般人（之为人）的必不可少的条件（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ｈｕｍａｎａ櫣ｂｅｒｈａｕｐｔ）的基本规定。因此，它们所使用的那些概念和语句，其含义和现实的关联是不能先天地把握或者构建的。它们与作为一种“有理性的自然存在者” 的人的实际情况和可能性相关：与人的追求的动机的种种实际情况和可能性相关，与感受的各种方式相关，与相互损害和相互帮助的可能性和界限相关，与人对自身（作为自然存在者、文化存在者和伦理存在者等等）的关系相关。
　　4 这些法则所包含的那些处境条件，在这个意义上是高度普遍的，即它们是每个人在任何时候都遇到或可能会遇到的：一般需要的处境、可能的文化处境、外来威胁的处境、肉体痛苦的处境等等。这些法则所要求的东西，同样也是高度普遍的：试图自我保存或使自身文明化、关心语言上的理解，这都可以看作是对共同的人的幸福的促进等等。这些法则的特征在于：与道德原理不同，它们突破了实践理性法则的纯粹概念，已经表达了一些内容和差别；它们通过说明基本的普通处境特征来剖析一般的人生，并把普通的处境特征与基本的普遍志向（Ｓｔｒｅｂｅｎｓｒｉｃｈｔｕｎｇｅｎ）联系起来。然而，它们不像某些特定的法律法规、道德规则和伦理那样，与特定的处境类型和可定义的行动类型相关，而是与基本的-实质性的（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ｍａｔｅｒｉａｌ）原则意识的追求相关，这些原则在每种处境和每种行动中都能起作用。“伦理学不是为行为立法[因为那是法学（Ｊｕｓ）的事]，而是仅仅为行为的准则立法。”
　　5 康德自己很清楚，这些法则在要求履行它们的东西中，达不到具体行动的范围：它们不能确定地说明，“应该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通过行动影响到目的，这个目的同时就是义务” 。这些法则要求无条件地履行某些义务，就是说，它们为任意预先规定了一个目标（用康德的术语说是“目的”），任意在任何给定的条件下都绝不允许企图违背这些目的，如果它想证明自己是道德的意志的话。据康德说，目的“是（理性存在者）任意的对象，通过这种对象的表象，任意被规定去为创造这个对象而行动” 。
　　然而上述法则所要求的目标是如此地普遍，而且抽象地看，这些事态（自我保存、正义、爱邻人、文明化等等）在任何方面都绝不会把自身排除在外，以至于如果不借助于给定的不同的处境条件，它们就不会拥有区别于其它作为“手段”的特定的行动模式。此外，在这些法则中所包含的处境特征，都不可能为人的行动处境作出一种基本分类（Ｇｒｕｎｄｋｌａｓｓｉｆｉｋａｔｉｏｎ）。这些特征不是为处境类型、而是为每个人的行为处境同样都有可能遇到的情况分类：在每个处境中都会有这种情况，别人需要我的帮助，我作为有语言能力的存在者而被谈论，有陶养或荒废我的天资的可能性等等。如此看来，这里所谈论的这些先天法则，并不能被理解为这样不同的实践原则，即以可客观确定的某种处境类型与可客观确定的行动模式和目标类型的每一确定的联系为内容。毋宁说，这里涉及的是可以分辨的观点，涉及“道德的反思概念” ，这些概念在对每一行动处境、行动规范或行动作伦理评判的时候，都是无条件地需要加以考虑的。
　　康德德性义务的描述，还不能达到同实际政治法则和伦理或道德的行动规范领域协调一致的地步。它们并没有相对于某一给定的处境（这在法则的描述中是作为类型来说明的）来规定实现某一特定行动模式的无条件意愿；（就是说）它们还没有包括任何确定的行动规范或者完全具体的行动指南。
　　6 因此，康德感兴趣的这些先天实践法则的应用问题，首先不是涉及将一个具体情况归摄在一个特定的给定模式之下的能力，而是涉及：首先借鉴先天的法则和某一特定的社会历史处境来形成确定的规范、或者评判给定的规范这一能力。为了便于类比，[可以这样说：]康德所要求的“通过经验而变得敏锐的判断力”不只是或者不首先是在一个已有的法律-政治共同体中的公民、政治家或法官的判断力，而首先是立法者的判断力。或者为了便于作另一种类比，[也可以这样说：]将德性义务应用到某种所与的处境上去的问题，首先不可与将确定的因果法则应用到某种具体自然现象上去这一问题相比，而是可以与这一问题相比，即按照一般因果性原理的标准为不同等级的现象寻找确定的因果法则。

三

　　1 德性义务是将道德原理应用于一般的人（之为人）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上、而不是鉴于确定的处境类型而阐述的。在对真诚、爱邻人、天赋的陶养等等所负的义务中所能包含的行动目标，任何时候、对任何人，哪怕是对于那些带有“人的生命”的初级特征的人而言，都是有约束力的。它们能够对一般有理性的存在者有效，但它们涉及到的只是些有需求的、会说谎的等等存在者。
　　2 关于在德性义务中所提到的目标之间的相互关系，从纯粹理性出发、鉴于抽象定义的特定的人之为人的条件，什么也解决不了，就像无论把真诚置于爱邻人之上或之后，什么也解决不了一样。抽象地看，在一个理想的“目的王国”、甚至在一个理想本性的类型学中，它们之间的等级顺序和协调性的问题并未显露出来，但相应的一些准则，诸如对目标同等对待的准则，在严格的意义上还都是能普遍化的。在先天普遍的实践法则系统内，人的德性义务不会存在等级秩序，不会有限制，甚至不会有矛盾。每个人都负有义务的准则不能被理解为，“应该如何并在多大程度上通过行动影响到同时就是义务的目的”。只要它是为了先天有效的法则而应该行动，当然就可排除有例外准则的可能性。准则为行动开辟的“活动空间”（ｌａｔｉｔｕｄｏ），不能如此理解，好像它能遗漏在准则的限度之外似的。因此，例如在康德看来，一个行为决不允许它在对“爱邻人”、甚至“文明化”、甚至“自我保存”这些事态进行一般规定时好像还包含着不可协调的东西似的。戒律一直都是我们在一个行为活动空间框架内、以我们的行动具体地想要达到的东西，以及能够期望达到的东西，不与一个德性义务的抽象目的相冲突。
　　3 伦理活动空间内的行动对于人一直意味着，在更多可能的和允许的抉择中把握一个而排除另一个（经常是不可挽回的）。这（不仅是对于亚里士多德，而且也对于康德）就是与处境相关的人之为人的伦理-实践理性，它必定一直依赖于理论方式的和实践方式的经验知识。它传介道德原理和德性义务，后者带有行动的那些条件和根据，只有一种反思的和特定的判断力才能理38纯粹道德学说与人类学　　　　　　 “然而，它可理解为，在宽泛的义务中，不许存在行为准则的例外，而只许存在通过其它的义务准则来限定一种义务准则（例如，通过爱父母来限定一般的爱邻人）” 解。
　　4 问题是，是否在确定的原则和行动规范（它们是人的世俗理性相对于可比较的一些确定的处境而形成的）层面上作出权衡和应用，法则、与特殊的形而上学原则同等的法则，是否还是可表述的，在人的行动领域内是否能够要求无例外的有效性。诸如此类的法则，作为准则，必定将确定的处境类型同确定的目标设置联系起来，作为行动规则，必定将确定的处境类型同确定的行动模式联系起来。它们具有的形式是：如果一种带有特征ａ1……ａｎ的处境总已然是给定的，那我就有义务去做Ｘ，甚至试图去做Ｘ，达到Ｘ（在这里Ｘ指的是一种确定的行动模式，更准确地说，指的是一种确定的目的类型）。
　　于是，康德的伦理学事实上所了解的义务，一方面满足了这种结构；尽管它们不是这种：“要将任意的某一确定对象变成目的”，而是这种：“对于人而言，鉴于其本性的目的而禁止的东西则不可为之” 。这就是无例外地有义务的自杀（Ｓｕｉｚｉｄｓ）禁令和无例外地有义务的说谎禁令。不同的是，对于同样严格的吝啬、懦怯、无节制、无爱心等等的禁令并不同样地受先天禁令的规定，其中对于一个特定的人而言是很准确的，（他）并不每次都处在他具体的目标设置和行为类型的一种处境中，这是为正常的规定所禁止的。
　　在一种情况下是确定的形式（人们所说的，同人们所想的具有不可协调性），在另一种情况下是对意图（摧毁自己生命）的规定，说谎和自杀被表现为不依赖于处境的、尽管如此仍可准确定义的行为。而正面表述的德性义务和其否定性的一部分只可对确定的目标类型和确定的行为模式规定出一个最普遍的基本轮廓，对它们的规则作更切近的规定和具体的实现是随着给定的情况而变化的，（因而）解释乃至评价的工作就托付给并必须托付给基于经验的判断力。在这里一种行为模式显得是被禁止的，而在那里则显得没有（行为的）活动空间，因此也就不存在对变动的规则进行规定的问题，不存在人们不想为之也不可为之的事情的现实化问题。
　　另一方面，康德并没有把这种严格的禁令同确定的处境类型联结起来。自杀和说谎在康德看来对每个人在任何时候都是禁止的。就此而言，这些禁令法则不能完全满足这里所讨论的法则的结构，这个法则相对于一个确定的处境类型无例外地要求（ｇｅｂｉｅｔｅｎ）、甚至禁止（ｖｅｒｂｉｅｔｅｎ）一个确定的行为模式。所以通过经验而变得敏锐的判断力去评价和推断“这些法则在哪些情况下可应用”，也是多余的。从不说谎的人，无须具体地思考和判断这个法则是否和如何是可应用的。
　　5 文献中没有深入地引起重视的情况是，康德以这类特定的先天有效的实践禁令突破了沿袭的伦理的美德-恶习理论的框架。发现所有伦理的形式结构，诸准则普遍化能力之标准的确实的精确化，对自律思想从概念上的透彻把握确实是康德自己的伟大成就。这一成就，尽管在两方面也有一些变动和转型，并以此得以作出综合，但原则上是古代伦理学术的继续。康德以无条件的说谎和自杀禁令超越了一种界限，即自来就是为表述和奠立实践法则的基础而引出哲学的伦理学。
　　对于柏拉图而言，就已经表达出人的追求和行为的特定指南，与数学命题相区别，不存在严格的普遍有效的关联，这些也没有例外：人的行为可能发生的处境过于多样，以至于不可能为它们表述和奠立严格普遍有效的确定的法则之基础。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实践哲学相应的任务[除了对幸福的纯粹形式特征进行精确的规定和归纳论证的（ｅｐａｇｏｇｉｓｃｈｅ）奠基外]尽管在于，对人作为人和作为公民之普遍效用的规范的实质定位进行准确把握，但是，这种德性论和善良学（Ｇ櫣ｔｅｒｌｅｈｒｅ）并不包含在任何情况下都可明确规定那些决断是正确的或无论如何是不正确的法则。确定的行为规则通常（）有效，但不总是有效；进而言之，确定的行为规则只是可表述、可奠基在与处境相关的经验基础上，这些经验是相互有责任的行动者在一个特定的拥有其伦理和机构的语言和行为共同体中形成和正在形成着的。
　　在斯多阿学派中，从一开始就围绕一种具有确定实质的善良学和伦理学的可能性及其限度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对于这一洞见———无限制的伦理禁令只能包含一种伦理意向（Ｇｅｓｉｎｎｕｎｇ）的深刻的形式结构 ———的明确表达，得感谢具有犬儒倾向的开俄斯的阿里斯通ＡｒｉｔｏｎｖｏｎＣｈｉｏｓ）。意欲拯救沿袭下来的实质的善良学说的正统的斯多阿派，不得不去分析人的行为处境（）概念。这场争论的结果是，区分特定的目的定向和行为规则，哪些规则是通常有效的（），哪些是在例外的处境中有效的（），后者可以包含一种历史性处境的相对唯一性直至与通常在世界中作为值得追求的伦理性东西而遵循的相反的一些对象。斯多阿派的这种区分为后世决定性地保留了下来。
　　在此期间，已有人注意到康德禁令法则的意义和精神史的背景。无条件的自杀禁令和无条件的说谎禁令都是保存的原则（动物性的同时道德的自我保存为一方，单纯道德自我保存为另一方），它们可以放在存在者自我保存的近代专门思想史的总体语境中来阅读。
　　同追问精神史的背景问题不同的问题是，康德通过对这个禁令的确立和奠基是否没有跨越一门人的理性伦理学的可能性。

四

　　论康德的文献在此问题上总还是有分歧的。一方面有人把所提到的禁令归入“一种先验理性为了一切人的幸福的无关痛痒的漂亮话中” ；另一方面，有人主张或尝试从作为强制性的绝对命令中作出推论，其确信力是通过处理相反准则的普遍化而获得支撑的。
　　我不认为辩护的尝试是令人确信的。他们让我的看法失效不在于康德理论缺乏逻辑的严格性，而在于其前提缺乏确信力。在这个问题上与康德争论因这种情况而变得困难，即在他的伦理学中没有对人的行为处境进行概念的阐明分析。
　　1 康德的绝对命令要求，人们只能按照他们以理性的方式能够意愿它成为一个普遍法则的准则而行动。它是说，“每个理性存在者的意志的观念是作为一个普遍立法的意志” 。伦理的这个纯粹法则，如何隶属于绝对命令，（因为）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理性存在者。此外，作为命令，它又如何隶属于（命令的）接受者，（因为）接受者都是能够成为有理性的、但并不总是自身就已经是有理性的主体。两个条件对于人来说是在任何时候可予以假定的。因为命令的规定对于任何类型的准则都适用，他们就对准则不同的处境关系和目标设置忽略不计。然后，他们完全表明，在他自己个人的生活原则中没有承认优先权，而是把它们都看作是原则，按照这些原则，每个人都可以、甚至应该行动，更准确地说，将由自身而行动在一个完全有理性的存在者的国度。作为人的伦理的形式结构之表达的绝对命令的确信力，靠的是这种思想：它是理性的自明的特征，按照每个人都可承认的法则去行动，这些法则以同样的方式束缚和解放每个人。如果我们总是在道德的层面上论证，我们将平等的原则用作自明的前提：随便一个人Ｐ（不）应该做的事情，也就是每个他人（不）应该做的，他们像Ｐ一样处在同样的情况中。
　　2 于是，在康德的设想中，主观的准则普遍化为客观的法则的中心问题一般不在于，它们被每个人都设想或意愿为有约束力的。承认平等的原则是一种思考、一种证明、一个原则之为伦理的资质。至于照康德的想法，准则普遍的客观化在多大程度上和如何涉及在准则中可能包含的应用的处境条件，回答这个问题是更为困难的。
　　（1）绝对命令包含的禁令，在其准则中自身如同每个他人一样相对于同样的情况都可同样地行动，以及可被设想和意愿为同样行动着的。因此，绝对命令只在不同的主体的处境条件（具有）可比较性的前提下才是有意义的。其行动计划和目标企图与所出现的处境条件相关连的那些准则，从一开始就排除在伦理反思的候选对象之外。
　　因此，行动处境的可比较性已是分析性的，这是为康德明显地在狭义上想将准则理解为生活的最终原则所要求的，一种美好生活的主观表象就是表达在这些主观原则中并在这些原则中分类的。它们同一般人生的基本普遍的领域、观念和目标相关，并因此而包含人类学的恒常处境，这些恒常处境在每个人那里基于他的特殊的为人的本性而在任何时候都是可被给予的或可能以之为前提的。
　　（2）在康德看来，准则包含着对意志的一种普遍的规定，“其中有多种实践的规则” 。实践的规则都是一个准则对于或多或少经常出现的特定处境类型的特殊规则。它们的有效范围和应用范围限于出现的特定情况。
　　实践规则向着准则的普遍化意味着，从对处境特征的描述中将特殊的东西清除出去，如此一来，就只保留下来处境类型的基本普通的类特征了。
　　康德的绝对命令作为准则的评价原理以特定的实践规则的这样一种普遍化为前提。它们只有同一种普遍的自然规律才是可比较的。特定规则的多样性将被归结为少量基本的质料性原则。康德将特定的规则如此普遍化所要求和展示的东西，在他所讨论的例子中是明显可见的。
　　在自杀的例子中，从一个源于对生活的厌倦直到无望的特殊处境通过抽象的（因此尚缺乏的）普遍化，任何一个已有的不快感变成基本普遍的处境特征。在说谎和蓄意的虚假承诺例子中，从特定的特别困难的、和对自己或对邻人有威胁的处境类型变成每个人“当他相信处在困难之后”的状况。
　　显然，通过单纯地说明特定的有疑问的处境类型的最高类特征，本质性的东西不再得到描绘。诸如某种困境类型相对于其它类型的特殊差异，就被排除在外了。尽管如此，康德的想法在证明的层面上显得不完全是脱轨的：一个实践的规则，为一个确定的处境类型描绘一个带有确定的目标指向的特定的行为模式，不可包含与准则想要表达的东西相矛盾，准则只有按照最高的类特征，才可考虑相应的处境类型。关于原则所需的一些例外的想法，无论如何都不可与鉴于特定情况的基本普遍的原则所需的特殊化的想法联系起来。进而言之，康德因此就总是只许非伦理的意图乃至非伦理的行为承担规则例外的特征，这就是说，人们只在个别情况下才违背普遍承认的准则而行动；也就是说，人们只要求一个特定的规则、乃至一个原则仅仅对于自身是有效的。这种流行的对特殊情况的参照，那么只是有利于掩饰一些主观-任意的趋向，“为了我们（或者也只是为了这一次）满足嗜好的利益（也就是说，脱离普遍承认的准则或者脱离平等的原则）从中搞一次例外”。
　　3 问题是，康德的这种可能的总体性的普遍化模型是否会被人的行为处境和行为特征所磨平。这种情况当然还不是说，康德是从错误的前提出发的，说“人其中的一种行为已经能够完全被人的一种性格所决定” 。他自己已意识到这种看法，依此看法“一种行为虽然一方面是一谎言，但另一方面是拯救一个人的惟一方法” 。康德所相信的，毋宁是这个：伦理上所允许的或者所要求的，不是特定的目标设置和行为，它们按照一个恰当的描述所显示的任何一种特性，与在德性义务中所表述的任何一个普遍目的都是不相融的。这一基本观点的确信度在我看来是可疑的。它给纯粹心灵的一种静默（Ｑｕｉｅｔｉｓｍｕｓ）赋予了特权，而我们对特定处境中的道德直觉与此是相冲突的。我们相信，在处境中，一种高度的道德善只有通过我们的行为才能被实现，在这里我们可以或者必须容忍根据特殊情况所具有的更小的重要性对道德规则的不可避免的违背（Ｖｅｒｌｅｔｚｕｎｇ———破坏、损害）。将这种对道德规则的违背的决断归结为主观的任意和自然嗜好，是无根据的。
　　（1）康德的看法是，义务准则只能在其应用中限制自身：如此一来，一个给定的处境抽象地看，使得不同规则的应用的不同前提都履行同一个准则，但现有的各种可能性具体地看，不允许行为者遵循所有的规则。这样看来，爱邻人的准则，在自身之中具有爱人类、爱父母、爱朋友、公民团结等等的规则，使其面临一种处境，在此处境中更多的人需要我的帮助，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获得我的帮助。
　　（2）义务准则能够相对于其它的义务准则而限制自身，如此一来，一个处境具体地满足不同准则的规则应用的前提，但具体地只存在遵循一种准则的规则的可能性。于是，自己的生命可能是在危险中，并且，其他人的生命对我而言，只有这种可能：从两个中拯救一个。
　　义务准则最终只能这样限制自身：在一个给定的处境中，遵循一个准则的规则只有通过违背其它可能的准则的规则。这就如同一个朋友只有通过谎言才能使其从非法的毁灭中拯救出来。
　　仅仅在所述的第三种处境中，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所谓的义务冲突才出现。只有在这里参照非同寻常的情况（）才是有意义的。进而言之，对此类处境的实际回应必定与私人的任意和个人的自然嗜好完全无关。
　　在第一和第二种（一种所谓的价值冲突的情况）处境中，问题在于，哪些义务性的规则甚至准则能被具体地应用或遵循，而第三种处境中的问题是，如果在这里行为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也要违背一种义务准则的规则，那么是否应该行动，以及一般地应该如何行动。
　　康德在诸如此类的处境中主张不行动（ｄａｓＮｉｃｈｔ-Ｈａｎｄｅｌｎ）；我们根据直觉的理解主张行动，如果对一种道德规则的违背是根据特殊情况所具有的更小的重要性的话。
　　4 在诸如此类的处境中主张行动，其前提是，准则的普遍化原理只在平等原则作为无例外的道德法则的意义上被承认。相反，需要对一种行为之道德的和非道德的特性的重要性作出合理的区分，这种行为依赖于一种处境类型的特殊性，而处境类型不是通过说明最高的类特征而可描绘的。谁把在特殊的情况中允许、甚至需要说谎或蓄意自杀视为道德的，就不依据、也不能依据被误认为的一般困境或一般的不快感和可证明的东西，它在此类被描绘的情况中一般是作为必需的和值得追求的。他依据的是作为行为根据的特殊性（决非唯一性和个体人格的相关性），这些行为根据是将对一般义务规则的违背方面同对其它一般义务规则（作为重要性更小的）的遵循方面相对照而出现的。
　　在一些道德冲突的处境中赞成行动和反对不行动，如果一个事件通过我们的介入，真的可以期待它发生得与没有我们的介入而事实上发生的是不同的，不行动在此类处境中也可被描绘为行动。确实，就一个事件而言，在主要原因的行动和次要原因的共同作用和单纯的不作为（Ｕｎｔｅｒｌａｓｓｕｎｇ）之间的区分，是为了谈论过失和责任的归属。尽管如此，不作为仍然保留着一种负责任的行动的形式。因此，就看出了康德在一个义务准则的不应用（Ｎｉｃｈｔａｎｗｅｎｄｕｎｇ）和一个义务准则在如此处境中的被违背之间的区分有某种本身的人为的东西（ｅｔｗａｓＫ櫣ｎｓｔｌｉｃｈｅｓａｎｓｉｃｈ），也就是说，这仅仅是一种描述中的区分，而不是事实中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在事实中仅按程度所作的区分。
　　谁不帮助一个无辜陷入极端困境中的人（因为他的这种帮助只是通过对一个恶棍说谎才是可能的），在我看来，他不仅没有应用积极的爱邻人的义务准则，而且他也损害这个准则。尽管如此还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他比那个积极地落井下石的人损害得更少一些。
　　更普遍地说：会有一些处境，人们在其中像往常一样行动，就会具体地违背并必定会违背一个在德性义务中所要求的普遍目的。与此相应，要权衡这些特殊情况，哪些违背得更小一些。
　　康德含蓄地否定了人们在某些方面不可避免地将有过失的行为处境的可能性，在他的道德义务的前定和谐的世界中，“关于义务间和约束性（Ｖｅｒｂｉｎｄｌｉｃｈｋｅｉｔｅｎ）间的冲突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更强有力的义务根据总是会起作用，而与之相反的根据起不了作用。这不仅是以假定一个任何时候给定的基本区分和一个关于对义务准则的不应用和违背之间的可精确区分性为前提的，而且也假定，在道德的冲突处境中任何时候不应用一个义务准则和相应地不行动比行动更好，只要这种行动不可避免地是与违背一种义务准则相连的。这种状态是与通常对德性的解释相矛盾的，无论如何，现今更加为盛。不过，康德只是为他的时代确立德性概念，而且不愿修改。
　　在道德冲突的处境中，我们不是任何时候都主张不行动，而是要根据由我们的行动和不行动所有权所支配的利益（Ｉｎｔｅｒｅｓｓｅｎ）标准，来决定主张行动或不行动。
　　如果我们看得没错的话，这意味着，德性再次是在与人生的苦难和幸福直接的并不可消除的关系中确立的。准则之被赋予特权，是为了共同行动以防止、消除和避免苦难。
　　这种特权，在康德的纯粹道德的观念中对于一般的理性存在者而言是不可能有的。在那里，需要和苦难作为偶然的人类学事实不起作用。在将纯粹的道德学应用于人的特殊本性中，操心人的幸福变成了义务准则，它统率其它的义务准则，并在道德冲突处境中，为了有利于一个无世界的-智性（ｗｅｌｔｌｏｓ-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ｉｂｅｌ）心灵而让其它的义务准则作些让步。在人类学上已被解决了的关于幸福、甚至苦难与人的德性之间的关系，将越过不朽和协调着的上帝的理念，在公设论上重建。在道德冲突处境中康德主张纯粹心灵的静默，只是在这个背景上才是可理解和可假设的。基于一种伦理的探本特征，诸如此类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对谁而言，如果没有神学规定的理论的和实践的形而上学是不可信的，那他还只能将伦理学和人类学的关系问题有限度地定位于康德。
文章来源：http://philo.ruc.edu.cn/pol04/Article/western/w_french/200505/18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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