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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关于藏学的回顾与思考 [打印本页]

作者: 代启福 时间: 2009-4-4 12:29 标题: 关于藏学的回顾与思考

                                                                                             关于藏学的回顾与思考
藏学是以我国藏族的社会文化为特定研究对象、有着广泛世界影响的一个综合性学科群。我国是藏学的故乡，素有藏学研究的传统，占有藏学研究的优势。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藏学研究事业发展很快，成绩斐然，一些研究领域已进入国际领先地位。当前，西方反华势力在对我实施“西化”、“分化”战略中，与达赖分裂主义势力沆瀣一气，不时打“西藏牌”蛊惑人心，毒化国际舆论，煽动反华，以配合达赖集团的分裂主义活动。因此，加强藏学研究，努力提高研究水平，不断推出新成果，不仅是学术发展的需要，还是反对分裂、维护国家统一的一项战略任务，直接关系到我国藏区社会的稳定和文明与进步大计。本文拟将藏学置于中华文化的大背景下，本着“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精神，着重对甸藏学研究总体情况作简要回顾，同时对四川藏学研究在全国藏学研究中的作用和地位做些探讨，以引起学界同仁对我国特别是四川藏学研究的关注。
　　藏学史的简要回顾
　　藏民族是一个充满理性而智慧的民族，在我国广大藏区，对大、小五明学＊１（即传统意义上的藏学）的传习备受重视，早已形成研习和传承五明之学的传统，历代都有精通五明的大师级学者将其发扬光大，使藏文化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这个传统意义上的藏学（即“十明学”，大五明和小五明），至今仍然是藏学的重要部分。不过，现代学术分类中的藏学，已大大超越大小五明的范围，其内容已扩展至藏族人文、社会科学的几乎全部和自然科学的一部分。
　　在中原大地，自隋唐以降，关于哇蕃＊２（即今藏族、藏区）的记述史不绝书。元代，哇蕃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的行省建制之后，历代中央政府对藏区的管理不断加强，藏族和各民族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增多，有关藏人藏事的论著更加丰富。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西藏地区民族分裂危机日益严重。研究藏族、开发藏区、巩固边疆、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统一，成为朝野各界的共识和对藏施政的出发点与归宿。自清代中后期多次整顿藏事、推行新政以来，探究藏事、研讨各种筹藏方略蔚然成风，论著不断面世，延续到本世纪３０－４０年代，我国学术界形成一门以研究边事为中心的新学科——边政学，藏事研究被纳入其中。这就是现代藏学形成前的前期学科及其发展简况。
　　新中国的藏学研究
　　新中国建立后，藏学研究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藏学研究活动很快开展起来。大致经历了启动、中辍和发展三个时段。
　　“文革”前的启动时期。以老一代民族、社会、宗教学者于道泉、闻宥、喜饶措、法尊、张克强、贡嘎活佛、东嘎、洛桑赤耒、才旦夏茸、王森、李有义、柳坠祺、王静如、林耀华、牙含章、韩镜清、黄奋生、段克鑫、王沂暖、张怡荪、任乃强、李安宅、贾题韬、刘家驹等人为骨干。全国先后建立了中央民族学院、西南民族学院、西北民族学院、青海民族学院、西藏民族学院（其前身为“西藏公学”）等五所民族院校的藏语文、藏族历史专业或系科和中国科学院（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以及藏干校、出版社等教学、科研和出版机构，开展教学、科研和藏学（包括藏、汉文）图书编辑出版工作。这一时期，以藏区社会历史调查、政策研究、资料文献的搜集、整理、出版为主要内容，重在培养和职聚人才，各院校藏语文、历史专业的师生大都参与其事，属准备和启动期。其代表有性的科研成果是：编写出版了《藏族简史》、《藏族简志》、《藏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格西曲札主编的《藏文大辞典》以及藏族历史、宗教研究专著，如王忠著《新唐书吐蕃传笺证》、林耀华等著《西藏社会概况》、牙含章著《达赖喇嘛传》、王森著《关于西藏佛教史的十篇资料》（后经作者修订以《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书名出版和再版）、更敦群培著《白史》和一批藏族语言、历史等藏文名著排印发行。此外尚有一批研究论文在报刊上发表。这些成就为学科的建立准备了资料、培养了人才和积累了经验。但是，这一时期的研究大都限于平面的、单线条的宏观叙述，而深层次的微观研究乏力。还不太善于使用藏文资料。加之一些从事藏学研究的学者受所谓“阶级斗争”观念的束缚，藏学的很多领域未能涉及，一些科研成果的结论亦法我偏颇。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藏学”要领也不明晰，只能以“藏族研究”或“西藏研究”行世。
　　“文革”十年，我国的藏学研究活动被迫停止，专业人才改行他就，风流云散，资料散失，机构撤并，使我国已经起步的藏学研究事业遭受重挫，与海外形成热点的藏学研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文革”结束，我国藏学研究事业得到复苏并进入发展时期。１９７８年，以恢复张怡荪教授主持的《藏汉大辞典》编纂工作为先导，以抢救藏族史史诗《格萨尔王传》为后续，北京和全国有关省区纷纷恢复和组建藏学研究机构，专业人员陆续归队，藏学研究活动逐渐开展，各类专题或综合性的藏学研讨会接连举行。《西藏研究》、《中国藏学》等藏汉文版的大、中型专业学术刊物及有关院校学报的藏学专栏先后创建，藏学专著、论文集不断推出，对外学术交流活动日益活跃。国内每年都要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藏学同行，互相参究学问，我国各民族藏学家也一批又一批地走出国门，登上国际藏学讲坛。到８０年代中期，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我国藏族的语言文字、历史、政治、经济、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民俗等人文社会科学以及藏族的医药、天文历算、地理、科技、工艺等自然科学的部分学科为研究内容，借鉴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历史语言学等学科的基础理论和方法而形成的多学科立体交叉的综合研究方法的独立学科——藏学的概念开始形成，并在我国学术界取得共识，亦为国际藏学界认同。１９９３年７月１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中，正式将藏学列为国家二级学科，标志着我国现代藏学学科体系的建成。
　　目前，我国已建成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专业藏学研究机构２０多个，以这些专业研究机构为核心，和遍布全国有关省区的大专院校的藏学及相关学科的教学单位、民间学术团体、藏学研究会、藏学书院、及佛学院的科研机构等共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藏学研究网络。据统计，目前，全国从事藏学研究的专业人员有３０００多名，其中，具有高级职称的１００多人。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等单位，已建立藏学博士点、硕士点，其他一些院校和科研机构建立了硕士点，并接受外国留学生。先期毕业的我国一大批藏学硕士已经在自己的研究岗位上崭露头角，有的在国外重要的藏学研究机构中承担合作课题或独力担岗，其研究成果令人刮目相看。１９９８年，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藏学博士毕业，将成为我国藏学战线的一支新的生力军。
　　我国研制的藏文电脑软件，正在藏学研究和出版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收辞条５万条的双解《藏汉大辞典》的问世，对勘本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的陆续推出，以及一系列藏族史志丛书、藏学工具书、学术专著、人物传记、个人文集、藏学论文集、历史档案、资料文献汇编、各种精美画册、唐卡……的大量出版，把新中国的藏学文库装点得光焰夺目。特别是大量藏文典籍的排印和翻译出版，更让海内外人士交口称赞。仅１９９５年出版的《中国藏学书目》，就收有１９４９－１９９１年的重要藏学著作目录１４９７种。在一些研究领域，如藏族人口、藏区环境、藏区经济、考古学、文献学等填补了空白；而藏族社会形态、民族关系、历史地理、格萨尔等方面的研究，居世界领先地位，执该学科研究之牛耳；即便在藏族语言、藏传佛教、敦煌藏文手卷、藏族民俗、文化、藏医药等国外藏学界涉猎较多的一些传统研究项目中，我国也取得不少突破性成果。无论就研究范围、科研机构、专业人才、学科建设、科研成果等哪方面讲，我们相对于国外同行有无庸置疑的优势，显示出我国藏学研究的实力。
　　总之，新中国的藏学研究，已经开创了历史新纪元，本世纪初“藏族在中国，藏学研究看海外”那种尴尬局面基本结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纠正了某些西方“学者”恣意篡改西藏历史的错谬，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维护了学术研究的严肃性，为净化国际藏学研究领域的学术空气、开创中国人的藏学新世纪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今天，我国的藏学研究在国际藏学界已经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藏学研究活动中，国际藏学界已开始较为认真听取中国同行的意见，１９９７年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的成功举行就是明证。去年８月２０－２３日，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和西藏社科院联合主办的“９７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是继１９８６、１９９１年以来，由我国举办的第三次国际性的藏学学术盛会。有来自中国（包括香港、台湾）、俄罗斯、英国、德国、美国、加拿大、瑞士、西班牙、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印度和尼泊尔等１０多个国家的１３０多位学者参加，海外一些华人社团也派有观察员列席。会议收到学术论文１００多篇，内容涉及藏学的诸多领域。从会议上中外学者分别提供的重点研讨的１２篇论文看，作者都不约而同地把藏文化置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大背景下，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揭示藏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依存关系，和中华民族文化一体多元、共性和个性的辩证统一关系，从而在更深层次上阐明了藏文化的必然走向、运动规律及其内在动因。既有厚重的历史感，又有广阔的视角空间，颇具学术价值，有较强的说服力。这是１９９７年北京国际藏学会反映出来的一个重要学术动向和学术认同点，是近年来国际藏学界真理战胜偏见的一个成果，令人十分欣慰。只要我们继续保持和发扬我国藏学研究的良好势头，不受干扰，加强藏学界的团结和合作，使已经开始腾飞的藏学研究的翅膀更加矫健有力，我国将更加无愧于“藏学故乡‘的殊荣。
　　关于东部藏区研究滞后的反思
　　从我国藏学界所研究的藏区地域看，迄今为止，重西藏而轻青、康的现象极为突出，选题取向、力量配备、资金投入都是向西部（西藏）藏区倾斜，使东部藏区——尤其是在文化上很有特点的康区的研究相对滞后。国内如此，国际上似乎也不例外。但是，若长此以往，将把我们在藏学研究工作引入误区。以点概面，既不能正确解释历史上青康藏区的种种社会、文化现象，又不能反映历史的真实，脱离东部藏区的实际，则不能指导当今青康藏区的现实生活，不利于藏民族内部的团结、不利于整个藏区社会的协调发展，也不利于作为系统工程的我国藏学学科体系完整性的保持和健康发展。近年来，从政治层面已引起了国家决策层和相关部门对此问题的注意，采取了一些改进措施。但是，藏学界的兴奋点似乎并无太大改变，康区研究依然未热起来。
　　众所周知，在一些藏文典籍中，从来就有所谓“卫藏教区”、“多堆（康区）人区”、“多麦（安多）马区”的“却喀松”（chol-kha-gsum）即“藏地三区”的提法。这是就人文环境而言，表明三区共同构成藏族文明的生存空间，在藏文明发展中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其中，“多维（康区）人区”的提法，恰如其分地道出了康区（这里大体可以理解为今四川藏区）人文地理方面的特殊优势。
　　康区特殊的地理区位和自然环境，使之有条件成为藏文化与中原文化直接碰撞和交汇的枢纽。自殷商的武丁伐羌以来，本区为历史上几次南北民族大迁徒的走廊，留下丰富的民族文化遗存，具有人类学、民族学、文化学研究的巨大价值。秦汉时期，中原王朝在本区即“郡县其地”。唐时为唐蕃多次拉锯争夺占领地，后期为吐翻占领。吐蕃解体后复内向归中原王朝管辖。自元代开始，历代中原王朝，或在这里设官施治、或实行分封羁縻，或戍兵屯田，“以宣王化”。明代，本区被特别规定为藏地政、教首领的朝贡通道；清代，本区成为清廷中央“治藏必先安康”策略的实施对象和治藏的战略依托，致使丰富的中原文化（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等）在这里和藏文化长期交融共生，不断孕育着中华民族文化的新因子。
　　近代以来，藏族文化重心东移现象愈益明显。继七世达赖之后，又有九世、十世、十一世等三位达赖出自康区，即是这种文化重心东移的先兆。及至各教派兼容共生、和谐发展、相得益彰的德格文化分享了一派独尊、为了教派利益不惜兵戎相见的卫藏文化的中心地位后，德格文化圈内先后出现了巴珠•吉美却旺（１８０８－１８８７）、工珠•云丹喜措（１８１３－１８９０）、绛阳钦则旺波（１８２９－１８９２）、局迷旁、绛阳郎杰嘉措（１８４６－１９１２）等等一批大师级学者，传承着由卫藏文化圈聆听地数百年的传统藏学中心的薪火。抗日战争期间，康区的诺那活佛、贡嘎活佛等大德，到成渝各地弘法讲经、传播藏族文化、祈祷和平、祝愿抗战胜利，表现了各民族同仇敌忾的心情，对大后方文化教育界颇有影响，写下汉藏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清末至民初，这里是有关“西藏问题”的侵略和反侵略斗争的一个焦点——１９０４年，西姆拉会议的所谓“内外藏分治”，曾经牵动着全国各族人民的心；自清末川边改革以来，民国时期，这里发生过多起足以影响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如：几次“康（川）藏纠纷”、红军长征进入康区、西藏建省等，特别是我国藏区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中共巴塘地下党组织的建立，为迎接解放——特别是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和新西藏的建设作出了特殊贡献。８０年代前，在西藏工作的厅级以上藏族领导干部多数出生于康区，为民族区域自治提供了良好的干部条件。
　　从经济角度看，近代以来，康区是抵制印茶输藏、保护民族经济的坚强阵地。同时，代表近现代民族经济发展潮流的帮达仓、一都仓等大藏商家族都出自本地区。他们在推动藏民族的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缓慢前进中，作了大量开拓性工作，起了一定的类似拓荒者的作用。在抗日战争中期物资紧缺的情况下，他们从印度转输商品到康藏乃至成渝、川陕、昆明等广大地区，对调济余缺、稳定藏区经济、保护藏区生产起到积极作用。
　　康区的客中特殊性和独特的历史作用为我国广大藏区所绝无仅有。深入研究康区，理清康区历史上出现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现象的来龙去脉，科学地解释其产生的原因，总结其得失，不仅是我们建设完整的藏学学科体系的需要，也是为开发西部地区提供历史依据的时代要求。可以说，没有对康文化的全面、深入的研究，就不可能深刻理解藏文化自身的多元性质及其博大精深的丰富内涵，也看不清藏文化的全貌。这样的藏学研究无疑是片面的，不完整的。但是，文化形态的完整性要求和行政区划上的界别性要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绝对不能混为一谈，特别要警惕达赖集团及某些“大藏区”论者所包藏的险恶祸心。
　　改善藏学资讯工作刻不容缓
　　藏学资讯工作的落后，是当前制约我国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因素，有必要花大力气加以改变。藏学资讯工作落后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资源不清，二是使用不便，三是手段落后。
　　就资源讲，我国是藏学的故乡，拥有丰富的藏学资源。我国的藏文金石铭文、竹简木牍、以及以图书或文稿为载体的大量精神文化的物化产品，是藏学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其中数量最多的档案文献和图书资料等各类藏文典籍，一直是进行藏学研究的最基本素材，是最重要的藏学资源。本世纪以来，曾出现过两次藏学资源的大流失和一次大破坏。一次大流失是本世纪初敦煌藏文化卷被英、法帝国主义者劫掠；另一次是本世纪中期随达赖外逃而被裹挟出境的文物典籍的大量流失。一次大破坏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藏族文化典籍遭到的劫难。但是，迄今为止，我们依然拥有无可比拟的丰富的藏学资源。无论就具有文物和典籍双重价值的金石简牍、贝叶经卷、金写本佛典等极品文献的数量和价值，还是文化知识载体的藏文图书文献资料的丰富完整，都是举世无双、独一无二的，是我们引为自豪而让海外藏学界称羡的。
　　我国现存的藏文文献典籍，主要保存在文物、档案部门和有关科研、教学单位的图书资料馆以及各地印经院和寺庙内，另有相当一部分分藏于私人手中。历史上，藏区寺院和个人（主要是高僧、土酋）都有刻书和收藏供养的传统。许多寺庙志、高僧传均属这类私家著作。在官方或半官方机构收藏的典籍文献，目前大体有粗略的登录和统计，而民间或寺庙所藏典籍的数量和种类，则完全是一个未知数。如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德格印经院，保存和新刻（补刻）各类藏文典籍印板２５万余块、计３亿多字；著名的藏文大藏经一书，共包括《甘珠尔》（即佛部正藏，收入律、经和密咒等三个部分）、《丹珠尔》（即祖部、续藏收入赞颂、经释和咒释等三个部分）两个部分，《松绷》（即杂藏文集，还收入历代藏、蒙佛学大师的关著作等内容，共收入佛教经籍４５６９种，编辑为３００多卷（各种不同版本大藏经的卷数不尽一致），每卷数十万至百数十万字。一个对藏文佛典修养有素的学者，穷毕生精力，也难以座读。这是前人为我们作出了统计、编出了目录、写出了题要，做过深入的文献学、目录学研究的例子，使我们心中对这间印经院和这套丛书有了底。而一些寺院和私人藏书，其数量和内容尚处在蒙昧状态。有一本叫《安多政教史》的著名史地著作中，列举了百种传记的书名，而常见者不过三分之一，其余各种不知踪迹。再如，西藏地方的历史档案，用“汗牛充栋”这个成语去形容是恰当不过了。笔者所知，仅按件抄录一遍书名，就耗去数十名专家几十年的时间，还根本顾不上按目录学的要求进行正规编目处理。其档案的具体内容读者无法从索引中查知。
　　藏文典籍运用于藏学研究，推动藏学研究出水平、上台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藏学研究工作的一个突出特点，也是一项极为成功的经验。如：敦煌藏文手卷用于吐蕃社会研究、本波文献用于青藏高愿古文化研究、藏文佛学史料用于藏传佛教研究、藏文历史档案用于藏区社会研究……等等，使我们在很多领域取得突破，文献典籍本身所具有的社会效益也得以实现。但是，迄今为止，依法合理使用档案资料、共享人类思想成果的道路仍很艰辛。一是家底不清，不知有哪些可资利用的资源；二是资料权威性的确认，尚须进行文献学的补课；三是管理体制、服务水平等原因，使资料所有者与使用者之间出现尴尬的两难窘境。这是在资源使用方面急需解决的几个难题。
　　当今世界已进入信息时代，信息高速公路已在很多领域开通，而我国藏学研究在现代科技面前则显得十分尴尬，手段落后，方法陈旧，难以适应社会快速发展的要求。在藏文资料文献的管理上，极少使用电脑，普遍停留在原始的手工操作阶段，检索极不方便。在研究部门，亦很少使用微机，更无电脑联网服务。研究人员掌握信息的速度、深广度大受影响，视野被局限在目力所及的狭小范围内，无法与国外同行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如果这种状况不尽快改变，现有的文献资料难以发挥作用，我们的固有优势则将丧失，我们就难以占领国际藏学研究的一个个制高点。
　　加强热点问题研究
　　对藏传佛教的研究，已成为藏学研究中的一个新热点，受到国内外藏学界的关注。之所以如此，既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又有客观的现实需要，同时又是基于构建民族新文化的考虑。
　　从历史上看，藏学是以藏族社会文化为特定研究对象的一门学问。而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藏族文化，是以藏传佛教文化为核心内容的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化，藏传佛教的影响渗入到藏族社会的方方面面。很明显，藏学研究必然涉及藏传佛教及其文化的研究。事实也正是如此，对藏传佛教及其文化的研究，一直是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个卓有成效的方面，尤其是在藏、蒙学者中已经形成传统，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其势至今不衰，只不过融入了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新内容，使这个老课题更富时代感。
　　其次，改革开放以来，稳定与发展成为压倒一切的藏区工作的大局。藏区的一切工作——包括藏学研究工作，都必须服从于、服务于这个大局，而不能干扰或者背离它。这是常识范围的事，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宗旨所系。为此，从中央到地方、从全国到藏区，上上下下、各族各界，为确保我国藏区的稳定与发展，做了大量工作，取得很大成绩。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达赖集团以及西方反华势力却背其道而行之，无时无刻不在企图破坏我国藏区稳定与发展的大好局面，在西藏制造动乱，妄图实现其“西藏独立”的迷梦。他们惯打“宗教牌”，常常以藏传佛教的“代言人”自居，用“民族”、“宗教”等外衣包装其分裂主义活动，混淆视听，把一个清楚不过的分裂与反分裂的政治斗争问题弄得面目全非。和达赖集团及西方反华势力的斗争，是现实生活向人们提出的一个严峻课题，人们无法回避，藏学界也不能不面对它，不能作置身度外之超然之想，必须把达赖手中的“牌”向世人揭穿，让世人知根知底，使其无所逞其技。
　　如果说，自清初康熙１６５３年册封五世达赖喇嘛时，就把喇嘛教（即藏传佛教）领袖的权力赐给了他的话——在康熙给五世达赖喇嘛那一长串封号中，有“所领天下释教”一语，意即喇嘛首领——而当今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则丧失了继续享有这个权力的资格，——尽管新中国建立后，遵照历史惯例，在《关于和平解放西藏问题的协议》（通称《十七条协方》）及毛泽东的有关著作中，都一再重申过这种权力。但是，４０年来，十四世达赖在分裂祖国的路上走得太远了。他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图谋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政治集团的总头子、国际反华势力的忠实工具、在西藏制造社会动乱的总根源、阴挠藏传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碍”，他已经彻底丧失了藏传佛教代言人的资格。我们必须在对藏传佛教领袖人物权力的取得、丧失及运行机制的深入研究中，揭露达赖欺世骗人的嘴脸，还藏传佛教以清净的本色。
　　未来的世纪将是多地文化竞放异彩的世纪，东方文化无疑是未来人类文明百花园中一枝耀眼的奇葩，其中，理当有藏族文化安身立命的固有位置。今天，藏文化已经走向世界，藏传佛教开始在西方异文化民族中传播，其势头与日俱增，已经有洋转世活佛出现。未来的世纪，藏传佛教在国内外的走向如何？后达赖时期藏传佛教会有什么变化？有关藏传佛教的课题在未来的藏学研究中将占何等份量？……今天，都应有一些推断或假想，以便从总体上把握藏文化在新世纪的走向，努力发掘藏文化在新条件下建构民族新文化中的作用和价值，使之不断焕发青春的光彩。
　　（罗润苍四川省中华文化学会常务理事、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中华佛学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１、大五明指工巧明（工艺学）、医方明（医学）、声明（声律学）、因明（正理学或逻辑学）和内明（佛学）；小五明即修辞学、辞藻学、韵律学、戏剧学和星象学。
　　＊２、吐蕃，是对隋唐以来崛起于青藏高原的藏族特别是西藏的称谓，元以后逐渐以“乌斯藏”、“卫藏”称今西藏，而以“西番”、“唐古特”泛称甘青川藏，既是地域称谓也是民族称谓。
                                                                                             文章来源: 人民书城
                                                                                                         作者: 罗润苍
文章来源：http://222.210.17.136/Tibet/total.jsp?clas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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