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变化无常:今天他们开办一家企业,明天他们又关闭
- 不懂法
- 对外界思想不开放
- 只在喝酒上有竞争力
- 感觉他们来源于奴隶主社会
正面评价
- 有些人能吃苦
诺苏对于汉族企业家
负面评价
- 不关心其他人的利益
- 只关心他们自己,诺苏人关心自己的群体
- 没有美德,他们只将盈利用在自己身上
- 卑鄙、狡猾、不可靠
- 不为社会公益事业捐款
- 没有同情心,但诺苏人有:他们帮助穷苦人
- 有一些比较好的汉人,但大多数很坏
- 如果一个诺苏人和一个汉人有一笔同样数目的钱,汉人会变富而诺苏人不会,因为他得照顾他的家支,而汉人会用他的盈利作再投资。但如果他们有相同的教育程度,诺苏人会胜过汉人,因为他更勇敢、更坦率。
正面评价
- 在管理和技术上更有一套
- 拥有更多知识和资本
来源:自己的调查。
诺苏对于诺苏企业家
正面评价
- 用盈利帮助家支
- 对家属和亲属的责任
- 真诚坦率
- 为社会公益事业捐款
- 慷慨大方
- 能吃苦
- 勇敢坚强
- 富裕后帮助他人
- 如果一个诺苏企业家卖给你劣质产品,你可以交换或是退货。汉人从不会这么做。
负面评价
- 文化程度低
- 由于有家支意识很难富起来
- 大手大脚
- 只顾他人,不顾自己
- 学会新东西有困难
汉族对于汉族企业家
正面评价
- 文化程度高
- 经营管理有方
- 更为面向市场
- 富创新精神
- 面向未来
负面评价
来源:自己的调查。
从两个族群的企业家们所作的陈述来看,关于对社会的一种经济主义上的理解,人们也许可以得出不同的世界观。这不仅仅是就血缘关系而言的情况。无疑当地的诺苏人要比当地的汉人更具血缘观。然而,诺苏企业家对此的评价是肯定的,汉族企业家的评价则是否定的。此外,诺苏企业家认为汉族的经济至上主义是不道德的,而汉族企业家对诺苏企业家非经济的义务则纯粹持负面的评价,认为这是违反商业精神的。作为多数民族的汉族的经济至上主义可以被理解为民族优越感。尽管遵循社会标准的非经济的利益和行为,毫无疑问对于汉族人的共同体,不管是村子还是家族,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汉族企业家还是批评那些诺苏企业家的看法,因为它们看起来不符合纯粹由经济指导的“现代的”市场关系和环境。在这种情形下,汉族更确切地表达了关于现代性的已成固定看法的形象:开放的、世界性的、标准的商业惯例。这里的重要原因是,凉山的汉族企业家大多由从外地移民来的人(或他们的后代)组成,结果他们自然就和原住民的群体分离而居。
但是,汉族企业家认为自己具有的这些看起来理性的、企业家-经济主义的考虑,仅仅存在于想象中,只是虚构。因为毫无疑问,汉族企业家的行为方式也并不总是仅仅由经济理性支配的。让我们用关于社会关系和捐款的问题举个例子。超过一半的受访汉族企业家认为,保持社会联系在他们的商业生涯中是有利的,甚至是必不可缺的。他们中的大多数曾经(给行政部门或为社会公益事业)捐过款,社会义务也是捐款的主要目的。三分之一(33.3%)的汉族受访者宣称,照料自己的家族是生活的一个主要目标。一些人也给他们老家的亲戚汇款。这表明,诺苏人持有的明显的、非理性的经济行为的分界线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偏见的基础上的。
由于经济的和社会的目标密切相关,人们通常不仅为了物质利益奋斗,同样也为社会承认、社会声望、地位和权力而奋斗。
只顾努力获取利润而不考虑自己生长于其中的共同体,会促使怨恨产生,导致自己被排斥在外。所以,企业家往往不仅努力创造经济资本,而且也同样努力去获取社会资本。这点适用于诺苏企业家,正如它也适用于汉族企业家。区别仅仅基于社会要素的强度,这种强度在笔者看来,不大取决于民族因素,而是取决于地方因素。这意味着,它与一个人和当地的社会结构的结合相关,诺苏企业家和当地境况的结合要比汉族企业家更为密切。
不过我们的认同意识的概念还包涵了其它要素。和占优势地位民族(汉族)的代表的访谈表明,当这一群体划分自己与诺苏人的界线时,仅仅将自己限定于正面的自我形象里(100.0%),而有很多诺苏企业家则批判地分析自己的民族性。因此诺苏人的“我们”并不是无条件地假设的。此外,它的同质性的本质受到疑问。这表明,不能将认同意识理解为一组固定的民族标志,而应理解为一种界线划分,这种划分包括少数民族一方批判性的自我反省。这种自我批判式的反省是要求在经济方面进行适应的政治和社会变革进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最后,两个群体的企业家的陈述表明,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偏见与成见,但显然在两个企业家群体中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矛盾。这也许和私有经济为两个民族都提供了就业和社会地位上升的可能性的事实有关,而在开始经济改革以前,在占主导地位的国有经济领域里的工作和官员的职业大体上只有汉族人才容易得到。
结论
企业家作为一群新兴的经济精英,在发展诺苏人的认同意识中有着特殊的作用。企业家阶层不仅促进了当地的发展、创造了一批具有社会意识的商业精英,而且加强了诺苏人的认同意识。笔者在本文中确定了形成认同意识的四个标准,企业家在其中扮演关键的角色。它们全都关系着一个超越家支的民族的认同意识的产生,诺苏人当中的一种新的、以经济为基础的自我意识的发展,企业家在作为传统的传承者与现代性的传输者之间具有双重意义的角色的启迪,以及在诺苏人和汉族人之间界线的划分。
虽然诺苏人将他们自己描述为勇敢、开放、诚实,但许多企业家说,它们的存在值得疑问,因为他们在经济上和教育上落后,组织上没有形成一个社会实体,没有能力以任何重大的方式与汉族的具有决定性的优越性对抗。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企业家们认为,一个诺苏企业家阶层的发展是如此重要。诺苏企业家是现代性的代理人。通过他们的繁荣、他们的消费行为、他们的习惯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在设定着社会的和象征的(民族的)标志,从而在为凉山彝族的一种新的认同意识作着贡献。尽管当前家支的纽带和家支的认同意识还很强大,诺苏人当中的一种共享的(民族的)意识正在日益形成。家支组织的重要性的变化伴随着这一制度上的变革。
最后,我们的研究表明,诺苏人对他们自己的民族没有统一的认同意识,这些认同意识是多元的。彝族是不同社会群体的成员:中国的公民、彝族的成员、凉山的诺苏彝族、一个特殊的社会等级、他们的家支、他们的村落;他们是党员和/或企业家阶层的成员。这种情形使得在不同的身份中以及在不同的参考系和界线之间进行“转换”成为可能。诺苏人代表着一种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很大差异和很大对立程度的认同和忠诚的异质性共同体。但除此之外,就企业家阶层而言,有重大的共同之处。这一共同性存在于与民族性、他们的文化和他们的发展的联系之中。这样,企业家就能成为诺苏人未来的重要塑造者,如果并且由于他们不仅追求个体的或部分体系的利益,而且还意识到他们在现代化中的社会功能。这样,与家支的关联将逐步为一种与他们的民族的关联所取代,道德经济也因而将不大按照家支来定义,取代它的将越来越会是与彝族的关联,这样将发展出一种新的民族的认同意识。
但是,为什么诺苏企业家发展的是民族意识,而不是阶级意识或是他们所在的省份或国家的意识?一个主要原因是企业家当中的一种强大的文化的(族群-)民族主义,它的目标是保存和/或支持文字/语言以及传统;同时,现代化已被认为是对他们自己的文化进行再评价的一个前提,有了它民族性才完整。无疑地,有一种在中华民族内部对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尊重的渴望。彝族的民族意识在这里就像非洲裔美国人的民族意识。彝族人确定无疑是中国人,正如非洲裔美国人确定无疑是美国人。但是两者在自己的国家都感受到他们有时候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他们努力试图改变这一状况,通过文化的政治,也通过民族的企业家阶层,而不是通过一种阶级意识或中国公民的意识。
托马斯 ● 海贝勒博士是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东亚研究所的东亚政治教授。
地址: 47048 Duisburg/Germany
e-mail: heberer@uni-duisburg.de
Fax: +49-203-3793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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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笔者在此对大众汽车基金会为这一项目提供的资助表示感谢。
[2] 根据1999年8月24日西昌凉山自治州工商管理局发布的资料。关于一般性的中国私营企业家:参见托马斯●海贝勒所著《中国和越南的私营企业家¾战略集团的社会和政治功能》。T. Heberer, Private Entrepreneurs in China and Vietnam. Social and Political Functioning of Strategic Groups (Leiden: Brill, 2003)
[3] 关于彝族的家支和世系的比较,请参阅Lin Yueh-hua所著The Lolo of Liangshan (New Haven: HRAF Press, 1961), pp. 26-39; A.M. Hill and E. Diehl, "A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Lineages among the Xiao Liangshan Nuosu and Han", in: S. Harrell (ed.), Perspectives on the Yi, pp. 51-67; 马尔子所著“凉山彝族家支和婚亲过去和现在的经济功能”,凉山民族研究,2001年10月,10-25页。
[4] 采访,甘洛县,1999年8月9日。
[5] 采访,甘洛县,1999年8月9日。
[6] 关于头人的角色:参见 Liu Yu, "Searching for the Heroic Age of the Yi People in Liangshan", in S. Harrell, Perspectives on the Yi of Southwest China, pp. 104-117.
[7] 采访,冕宁县,1999年8月17日。
[8] 采访,甘洛县,1999年8月9日。
[9] 采访,喜德县,2002年8月19日。
[10] Cf. H.-D. Evers, "The ’traders’ dilemma", in: H.-D. Evers and H. Schrader (eds.), The Moral Economy of Trade. Ethnicity and Developing Market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p. 7-14.
[11] 采访,美姑县,2001年9月5日。
[12] 采访,盐源县,2000年8月25日。
[13] 采访,普格县,2001年9月6日。
[14] 如1999年8月11日在甘洛县,1999年8月18日在冕宁县,2000年8月16和17日在昭觉县,2001年9月1日在布拖县,2002年8月21日在金阳县的采访。
[15] 采访,金阳县,2002年8月21日。
[16] 所有被调查的县的诺苏企业家都抱怨这点。
[17] 采访和拜访,2000年8月25日,盐源县。
[18] 这是在采访中显示出来的。
[19] 采访,普格县,2001年9月16日。
[20] 参见S. Harrell and Bamo Ayi, "Combining Ethnic Heritage and National Unity: A Paradox of Nuosu (Yi) Language Textbooks in China", in: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2/1998, pp. 62-71.
[21] 如1999年8月6日和24日在西昌,1999年8月11日在甘洛县,1999年8月17日在冕宁县,2000年8月26日在盐源县,2001年9月2日在布拖县,2001年9月6日在美姑县,2001年9月16日在普格县,2002年8月22日在金阳县的采访。这一问题也在笔者参加的于2000年9月4日到7日在石林县举办的第三届国际彝族研究会议的座谈会上讨论过。
[22] 采访,西昌,2001年9月18日。
[23] 1999年8月10日在甘洛县,2000年8月17日在昭觉县,2001年9月12日和2002年8月19日和23日在西昌的采访。
[24] F. Barth, Process and form in social life. Selected essays of Frederik Barth, vol. 1 (London and Bost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1), p. 203。但是,仅仅从划分界线的角度来检查彝族与汉族间的关系会是片面和不正确的。同时,存在着相互的创造性和支持性的关系,它们必须包括在一个分析中,为了能够更好地理解在地方水平上的族群之间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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