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杭春
《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8年10月28日第6版刊出了杨泽文先生《生态批评：颠覆“文学是人学”》的文艺评论，从颠覆“文学是人学”这一“狭窄”命题的角度，阐释和肯定了鲁枢元《生态批评的空间》（以下简称鲁著）一书的学术价值。
文章开头即明确立论——
在文学界，正是由于对“文学是人学”这个著名命题长期狭窄的理解，才严重局限了创作与批评的视野，以至于在作家和批评家的心目中，人类是“社会生活”的中心、世界的中心和地球的中心，其结果是我们的文学只关注“人”而缺少关注“自然”。
作者从这一基点出发，指出“以人为中心的”文学正在“日益萎顿”并“将无法获得重生”；而以颠覆这样后果严重的“人学观念”为己任的生态批评，则成了拯救文学的唯一武器，因为杨说你“惊愕也好，抵触也罢，最终还得接受”，这似乎是值得商榷的。
生态是什么？生态是“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作为地球“生物”的一员，人的生存状态，人与人之间、人与其所处的环境——自然和社会——之间环环相扣、和谐统一的关系，应该就是人的生态；对这一生态的关注和考察，想必自是“生态学”的份内之事。所以，让人不明白的是，怎么“文学生态学”就独能颠覆“人学”了呢？颠覆了人学的生态批评，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态”批评呢？
试想，没有人的自然，即便“生态”了又为谁？在人类诞生之前，或者说在人类的文明诞生之前，“生态”的意义何在？价值何在？鲁著罗列人类从“燧木取火”到狩猎农耕、机械电子各时代对环境层层加码的破坏，似乎想说明人类文明于自然生态之“罪”。但让人疑惑的是，如若没有这样的“罪”，人还会是那个有思考、会创造的 “人”吗？那不是猴子或者猩猩了吗？
所以，“生态”原本就包含了“人”，或者说，人是生态学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因为自然是人的自然，生态是为人的生态。于是这样说，生态学如若不从人出发并以人为本，就不存在生态学；而不以人为本——环境的恶化、生态的失衡，又“关卿何事”？生态批评刻意于颠覆“人”、隔离“人”，怎么说都是一厢情愿的。所以，我以为，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学，是将“人学”融入其中的生态学，是加法，而不是简单粗暴的减法。
此外，鲁著也有大量章节将目光投向人的“精神污染”，称之为人的精神生态。我以为，此“生态”本质上已经不是纯自然、纯田园、纯环境的彼“生态”，而更与“人学”主张中对人的精神病苦的关注大同无异，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人的灵魂层面，或者说“人学”的本质层面，而不仅是人的肉体、物质或社会那样的纯生态或次生态层面。或者说，对生态的考察，在生态批评家的批评话语体系内，也已经最终落实到了“人”这样一个精神终极或价值终端。
本来，人对生态的特殊关注正是因为生态的恶化影响到了人的生存和发展，这是一种从人出发的关注；最终对人的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的关注，则更是一种为人的关注——这不是典型的“以人为中心”又是什么？可见，鲁著亦并没有刻意于营构一个与“人学”简单对立的批评模式。生态批评不能弃“人”而存在，更不能弃“以人为本”而存在，这应该是生态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本网发布时间：2009-2-17 11:16: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