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2012年9月18日  浏览：1890人次

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人类学学者——萧亮中老师，为了追逐全球视野的学术和文学之梦，和父老乡亲们生死共存，把短暂的生命献给自己热爱的事业和乡土。在走访亮中老师生前的亲朋好友，收集和浏览生前的遗物及学术类文稿时，感情的潮水，曾无数次深深的感动和浸润了笔者的眼帘…… ——— 笔者 一 我的大学时光，是在昆明莲花池畔的云南民族学院度过的。 当时我们的班主任姓萧，叫萧亮中，看上去年龄和我们差不多，中等身材，方形脸庞，显得很忠厚，说话谦和，眼神温和、纯净，永远闪烁着智慧和热情的灵光。由于我们的年龄和萧老师彼此都悬殊不大，同学们都把他当做大哥哥看待。 每逢周末，萧老师总会到我们宿舍来关切地询问大家的生活及学习情况，和大家一起联欢，有时还带着年轻漂亮的女友马茜老师。当时我们都是第一次远离父母，到省会城市，人生地不熟，萧老师给予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 时隔多年后，我重新认识了萧老师的成长历程…… 萧老师笔名叫江鹿。 1972年12月5日，他出生在金沙江边的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甸县金江镇车轴村。1985年，他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甸县第一中学。1991年，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四年的本科学习期间，萧老师曾多次荣获青年民族学会论文竞赛二等奖，中央民族大学“五四”论文竞赛二等奖；1993年和1994年，两次荣获人类学界“吴文藻奖学金”。 1995年7月大学毕业后，萧老师被分配到云南民族学院中文系工作。1996年7月至1997年7月，亮中老师参加了云南省政府组织的扶贫和社会调查活动。 1997年1月6日至20日，“国家教委第二期中国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 在昆明莲云宾馆举行，会议期间，在萧老师的引荐和陪同下，我有幸拜见了慕名以久的林耀华教授和庄孔韶教授两位著名学者。 　  1997至1998年间，萧老师参加了由云南省社科院和云南大学组织的“中国民族家庭实录”课题，并承担了藏族家庭调查，最终提交《夏那藏家》书稿。 二 1998年9月，亮中老师再次考入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院，攻读人类学硕士学位。1999年，他再次荣获人类学界“吴文藻奖学金”。在读研究生期间，他有近百篇优美文和摄影作品发表在香港《大公报》《南方周末》《中国国家地理》《大地》等海内外知名报刊。作品《夏那人家》曾荣获《南方周末》2000年第一季度优秀作品奖。读硕士期间写的《大凉山田野手记》给我们提供了生动的“在场”证据，印象非常深刻。除此之外，萧老师还有许多相当成熟的小说作品。     萧老师选取了云南省中甸县金沙江边一个叫“车轴”的典型的多民族杂居村落为研究对象。并于2001年毕业论文《车轴村权力过程和认同范畴变迁研究——从本土居民和移民群体的双重角度分析》被评为“2001年度中央民族大学优秀毕业生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及社会科学应用研究论文奖金计划2001年度获奖硕士论文”。 三 2001年7月，萧老师顺利取得了硕士学位。不久之后，他去了商务印书馆做了一名编辑。        2001年12月的一天下午，萧老师携同夫人从北京回到昆明，下榻在我供职的这家大酒店。晚上，我便在餐厅设宴为其接风洗尘 ，大家谈笑风生，其乐融融，彼此都很尽兴。 亮中老师乐呵呵告诉我：由于单位无住宿安排，我们在北京广安门大街的一幢筒子楼里，租了两个不足20平方米的房间，租金每月只有600元。外面一间屋子，三壁都是书架，只有一个小沙发容身，兼会客用，来客了大家只能规规矩矩坐着，没有挥洒比划的空间，我坐的椅子是光板靠背椅，连个垫子也没有。里间的卧室更小，一个带镜子的大柜子跟一张木板床挤在一起，人进去后，连转身的余地都没有。屋里虽有暖气管却没有暖气。没有厨房，做饭是在走廊上，卫生间是几家人共用的……从住所到工作单位，骑自行车都要一个多钟头……   谈话间，萧老师隐隐约约的向我表露了自己不适应于商务印书馆平静单调编辑工作的想法，想另图他就……随后，年轻的亮中老师便恬静地对我说，“城市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过程，我老了以后，肯定要回到金沙江边去住……”　 生长于金沙江边的萧老师，像一只自由穿行在家乡和异乡之间的骏马，一如他自己所说：“田野调查和旅行是不相同的，于是，我开始有意识地描摹这个村落。这片河谷是我的家乡，我也总是在家乡和外界之间奔波着。我意识到自己离社区生活不可避免地远了，尽管它是我最熟悉的———是角色转换了吗？但不管怎么说，今天我会努力地重新走回去，去复原、构拟车轴村逝去的社区人事，了解它的前世今生。”《车轴——一个遥远村落的新民族志》，这本学术专著面世的２００４年２月。 云南《迪庆日报》一篇关于虎跳峡电站的文章，却引起了萧老师的父亲萧嘉麟和其他一些村民的关注。当亮中老师得知即将修建虎跳峡大坝的消息后，他便开始四处搜集资料，为了捍卫金沙江流域的乡土社会和人民的权益，他挺而走险，竭力奔走呼号，由此开始了生命中的最后一搏。 四     记得在其硕士论文后记中他曾提到：“撰写车轴村新民族史时，我彻夜不眠、尽管腰酸、眼痛和双手痉挛，但我却长久地陷入田野的兴奋和乐趣中。”后来，他又为金沙江边斯土斯民的权益超负荷的四处奔走和撰写文案，最后像一个战士一样仆倒牺牲了。 2004年，包括萧老师在内的一群学者、记者、环保工作者发起了保卫长江第一湾与虎跳峡的活动。亮中老师说：在发展主义的影响下，认为任何东西，包括你的感情、你的田地都可以用货币支付，但金沙江边的老百姓不这样认为……他们说：你哪怕用黄金把这条金沙江河谷铺满，也换不来这条自由流淌的大江，也换不来我们祖辈栖居的家园！ 　 萧老师站在他的家乡和外部世界之间，面对来自外部势力的野蛮冲撞，他张开双臂说：我不许你们进来！ 凭心而论，萧老师不是狭隘的地方主义者，我所了解的亮中老师有宽阔、率真的胸怀，他关注和尊重许多超越乡土和族群的事物和价值；但他确乎是一个乡土主义者：热爱乡土、眷恋乡亲、沉迷于发掘乡土的智慧和价值。 五 　 车轴村就在金沙江的东面。江上掌舵人王泽生是这里的老船公，他在江边靠摆渡为生，在这里摆渡已经十来年了。他已数不清，义务为萧老师从外地邀请来的记者和专家们摆了多少回渡。王泽生回忆说：萧老师2004年6月份，第一次回来调研的时候，就专程去了他家。从王泽生的追忆里，我也深深体会到了，亮中老师对故乡割舍不断的浓浓乡情…… “表叔，如果搬家，你觉得好不？”坐在火塘边上，萧老师双手恭恭敬敬地抱着膝盖。 　  王泽生很明白移民意味着什么？他不能开船了，新买的铁壳船会贱价卖掉。肥沃的土地也会被淹没。安静富足的生活会彻底改变。水电公司会把自己安置到哪里？更是说不清楚的问题。而村民知晓的是，“江边”的土地“一年粮食三年吃”，历朝历代数起来都是最好的地方。   当得知即将修建虎跳峡大坝，村庄面临搬迁的消息后，亮中老师家的邻居丁常秀大妈伤心的对他说道：“背靠青山，面对绿水，又是滇西北的粮仓，云南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家园了。家园舍不得丢，但要是非要搬迁，我们也要争取自己的权益。”   就在亮中老师即将离开车轴村，返回北京的当天，丁大妈递给亮中老师几张写满字的信签纸说：“请你交给上级领导，请政府不要让水电公司在金沙江上修电站，不要淹了我们老百姓的家。”因为丁大妈心理很清楚，如果规划中的金沙江“一库八级”水电站修起来，滇西北最肥沃的20万亩良田将沉入水底，包括她一家在内的10万各族百姓将被迫搬迁，而滇西北却并没有多余的土地让他们居住。   金沙江河谷的人家，生活虽不大富大贵，却优裕自如。 他们谈起亮中老师，就像别人家谈自己外出打工的儿子一样淡然。     2004年6月， 萧老师参加中甸县（现改为香格里拉县）的“藏族传统文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研讨会”，这个会议是他与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的马建忠共同策划的。马建忠是亮中老师当年从中甸一起考上北京读大学的好朋友。为了协助老友，亮中老师邀请了不少省内外的专家、学者赴会，希望能将虎跳峡流域水电开发对生态的影响列入会议议程。马建忠眼里的亮中老师，还是当年那个文学青年，在中央民族大学的宿舍熄灯后还赖在走廊里，借着蜡烛或者厕所的灯光写小说。所以，亮中老师只用了一星期，挑灯夜战而成的大会论文，让马建忠很是惊讶。这篇题为《环境思想的变迁和中甸民间生态观刍议》的论文深刻而有见地，让马建忠这样的专业环保人士也佩服不已。会后，亮中老师跟一些学者交流得到的建议是，“要行动就得快，一旦决定了，再扳回来就很难，趁现在还有发言的余地。” 就是在这次研讨会上，清华大学教授汪晖受亮中老师的感染，开始关注虎跳峡建坝等问题，便在8月与《东方早报》记者阳敏等人亲赴虎跳峡。其后，不少学者和记者也纷纷前往虎跳峡、金沙江。《南方周末》驻京著名记者刘鉴强说：“我和同事们一个个像接力棒跟着亮中下去，他在金沙江边的家就像我自己的家。” 　 会议结束后，亮中老师又马不停蹄回到金沙江边的家中，和父老乡亲广泛接触，踏访当地有说话权威的老人和一些意见领袖。令他欣慰的是，乡亲们对建坝都坚决抵制，有的甚至表示要进行抗争。他随后又回到中甸，和一些老家在江边的干部、职工交流对水电开发的看法。亮中老师的工作日记提到，一位当地的高官规劝他：如果他还坚持这样做，恐怕以后连回云南都会很困难。亮中写道：“(我)强调了这是我的义务，强调了民本思想。”在江边继续民众调查的同时，亮中老师开始广泛联络媒体记者。后来，几名“非常关心家乡命运”的老乡还被亮中老师推荐去参加“绿色流域”开办的“水库移民及流域社区可持续发展培训班”。结果，金沙江老乡不仅学习了很多流域治理的知识，还倒过来“给专家们上了课”。 　  读过大专，后来辞职回家务农的葛全孝代表金沙江老乡发言说：如果搬迁，除了失去土地、林木、牛羊的栖息地、道路、水池、庙宇、学校、家族的坟茔、风景名胜之外，我们还会失去“亲情、友情、社会关系圈”和“村镇影响圈”。 “在滇西北这一带，江边人是最有面子的，走到哪里都是熟人朋友。”而世世代代形成的亲友圈、社会关系则是一笔无形的财富，是乡村劳动力交换和婚丧嫁娶红白喜事互相支持的基础，葛全孝说，“哪家有事情，随便喊一声就行了，如果要搬迁，人都打散了，就不能互相帮忙了。” 　  当天晚上，云南大众流域管理研究与推广中心主任，于晓刚博士就在电话里告诉亮中老师说，“他们的思想，应该要影响世界水坝委员会的一些决策。” 于晓刚认为，发出不同声音是为了促使水电开发的良治与善治，需要和开发商坐下来谈判，需要社会影响和环境影响评价，改善开发机制。于晓刚还认为，亮中老师的身份无法替代，因为他来自村庄，了解这方水土，是老乡们最天然的利益代言人。    后来，在亮中老师等人的努力争取之下，葛全孝还戴着大毡帽参加了2004年10月27日至29日，在首都北京召开的“联合国水电与可持续研讨会”，在会上，葛全孝积极倡导“原住民参与权”，这是中国水坝移民代表有史以来第一次在联合国的会议上发言，更令人吃惊的是，在招待晚宴上，成了“明星人物”的葛全孝竟然和很多省部级官员一起，被主持人邀请到一号嘉宾桌上。随后，亮中老师的父亲萧嘉麟，也被乡亲们推荐去泰国参加“湄公河流域的自然资源与合作机制国际会议”和“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年会”。媒体评论说，中国农民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用理性方式进行利益诉求，是“中国农民的第一次”。 老乡在国际会议上的讲话稿都是亮中老师帮着修改的，开会那段时间，更是每天三四个电话。在国际会议上，亮中老师最为独特的地方就是：他总是把当地百姓的声音、需要和参与放在首位，总是在问各种社会运动与民生之间的真正的关系究竟应该如何确立？说到葛全孝等众乡亲在国际会议上据理力争的场景时，亮中老师满脸的兴奋和自豪。在那段时间，亮中老师每次出门总是风尘仆仆，但情绪高昂，对于自己的乡亲和家乡依然充满了自豪感和深深的关怀。 　亮中老师曾经在文章中表述过“让老乡说话”的好处，“往往水电开发项目讨论的只是技术上的可行性，没有更多地去考虑生态、地质的限制，更何况‘三江并流’地区原住居民的意见和要求……” 因为知晓整个金沙江流域从一个边远的自在社区，逐渐纳入国家行政系统的渐进过程，所以，亮中老师一直担忧着，大坝的建设有可能“直接破坏这一区域原生态。” “这一段流域不是三峡，”亮中老师曾经给民间环保组织的朋友解释说，“三峡经过了几千年政权的治理，而这一带过去一直是自在社区状态，在改土归流以后才真正进入国家化。这一带民众的民族性和自治能力与三峡以至内地是不相同的……” 　 亮中老师2004年7月初，回到北京后，就开始马不停蹄地四处联系民间环保组织、研究机构和媒体，并两度陪同一些专家学者和资深媒体记者又再次来到云南考察。 2004年7月21日，在首都北京一个环保圈的记者见面会上，亮中老师和中国民间NGO（非政府组织）——北京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被誉为“环保斗士”的北京学者马军教授，共同做了关于虎跳峡大坝的主题发言，从他们的讲述和图片里，在场的记者们，真切的感受到了当地百姓对未来深深的忧虑和无助。就在那天下午，虎跳峡电站的话题立即跃入了北京民间环保组织和媒体的关注视野。此后，一个由多方人士组成的联席会开始启动，并定期交流信息，商量行动方案。大家决定仿效云南怒江的例子，向高层上书，共同起草《停止危险的虎跳峡流域水电开发：留住虎跳峡长江第一湾》的宣言。 　 亮中老师负责撰写宣言里修建虎跳峡和长江第一湾大坝对流域的社会和文化影响这部分。由于这份宣言是要向高层上书，并最终见诸媒体，因此，大家都很慎重，一直未有定论。心急如焚的亮中老师则不断催促联席会要有所行动，并提议说要发布一份面向社会公众的宣言，并自告奋勇揽下了文稿的执笔统筹工作，他的想法是，“希望这份宣言能兼容签名、网上张贴等作用，同时也能给金沙江的老乡在各个村庄张贴。” 　  在近两个月反反复复的修改之后，2004年9月26日上午，9家民间环保组织在京聚集，从避免地质危害、保护生态环境、保存多民族文化和关注移民生存状态的角度，联名向媒体和高层呼吁:停止虎跳峡“一库八级”梯级水电站的建设。留住虎跳峡，保护举世无双的文化与自然遗产。份联名信后来向媒体公布以后，多家媒体顿时争相转载，超过万人签名，使虎跳峡流域水电开发问题成为了当时的社会焦点。这次NGO（非政府组织）的策略联盟引起了媒体的高度关注。2004年年底的一篇新华社电讯稿《民间组织兴起折射社会生态变迁》曾经对此给予赞扬说，这是国内“两起民间组织的杰出表现”之一。 　  但是，没有署名，隐身在民间组织背后的亮中老师却疲惫不堪。他个人有思想也有冲动，但却必须要借助于NGO（非政府组织）来表达。对于一个习惯了写文章来阐述观点的学者来说，这是无比痛苦的事情。为此，亮中老师曾在他的工作日记里写道：“我没想到，呼吁书的写作会如此地疲累，因为要照顾大多数人的意见，就必须不停地改，这其中备尝艰辛。” 　  亮中老师原本的理想抱负是：通过对西南地区与中央政权的互动，来观察中国的“民族国家”形成问题。但是，为了写好《停止危险的虎跳峡流域水电开发：留住虎跳峡长江第一湾》这份宣言，亮中老师的书桌上却出现了《大坝经济学》等大量和水库建设、公共决策相关的书籍。算下来，这半年多，亮中老师独自写作和参与修改的关于金沙江流域的文稿就有七八万字。 　  但是，更大的痛苦还缘于无时不在的忧虑。联席会的议题时常悬而未决，有次，亮中老师不安地说：“坐在这里讨论这些细枝末节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下面又发生了些什么？” 　  那个还在预可行性研究阶段，但暗地里却在悄悄进行施工准备的大坝却一直压得亮中老师喘不过气来。 　 在2004年8月30日凌晨2∶27，发给几家民间环保组织的电子邮件中，亮中老师说，“多少个夜晚的梦中，我都会看到水流往上漫起来，而最后的结束总是抗争的场景……对于我来说，我不希望看到这一天。好在，金沙江的民众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怀着拯救家乡的心愿，在自发地艰苦地工作着。我想，我们最应该做的就是与他们紧密配合，给以媒体舆论、人力、物力上的鼎力支持。” 就这样，亮中老师“像一缕阳光、一阵清风”加入到了为保护家乡、百姓利益和世界自然遗产而热心奔走的人们中间。 2004年9月29日，《南方周末》不负众望发表了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南方周末》驻京著名记者刘鉴强的封面文章《虎跳峡紧急》，文章见报后，举国震惊，使保护虎跳峡成为当时的舆论焦点，国务院领导立即责令有关部门调查水电公司未经批准擅自动工一事。亮中老师和新闻界的记者朋友们的共同努力，使利益集团想偷偷摸摸实施工程的打算落空。其后，国内外媒体空前集中地关注虎跳峡问题，再次使虎跳峡成为继云南怒江事件后最大的环保议题。 六 2004年12月，通过自身的努力，亮中老师终于如愿以偿的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亮中老师的举动，顿时，令边疆中心的元老们都倍感骄傲和自豪。 由于工作调动的程序，在正式到边疆中心上班前夕，亮中老师曾做过一次全面的体检，一米七六的身体，棒棒的，一点毛病都没有。然而，令边疆中心的前辈们意外的是，亮中老师第一次正式上班就请了假，因为他要参加民间环保组织为保护金沙江地质、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的科研课题，带领专家和记者们到金沙江流域调研和采访。而且他还要为民间环保组织起草和修改文稿，每天都得熬到凌晨两三点钟。 就在亮中老师工作调动期间，一个推心置腹的朋友曾告诫亮中老师：现在做反虎跳峡大坝的事不要太高调，怕社科院注意到，影响工作调动。从来没考虑过这层关系的亮中老师回到家里，便把这件可忧虑的事告诉了妻子马茜。马茜老师说：“你怎么越来越胆小了？以前的勇敢哪儿去了？要是因为这个影响了调动，没了工作，或是被抓进去了，我养你!”有了妻子的支持，亮中老师便无所惧怕地，全身心投入到了保护乡民的事业当中…… 2005年1月4日，这是亮中老师从云南考察回来第二次到边疆中心上班。上午的碰头会讲的是申报课题的事情。会后，亮中老师便热情地拜访了边疆中心其他几间办公室的同事。亮中老师绘声绘色，感染力极强的推荐介绍，加之一沓沓在云南拍摄的照片，让年长的同事们都有些兴奋。当时有的同事还提议要给亮中老师开个专题报告会，让他专门说说云南大河流域的事。下午他跑了两个书店购书，又在严寒中骑车一个多小时回家，夜里他带着兴奋和疲惫又开始了漫长的写作…… 事实上，亮中老师平时在北京的开销除了生活，还要供按揭房款，经济的窘迫在2004年的下半年就益发加重了。因为，亮中老师每次跑云南的大部分花销不仅要自己承担，而且他还要掏钱从北京买很多书，刻录很多资料光盘，源源不断地寄到江边老乡的手里。由于大量联系外界，家里的座机和手机的电话费也暴涨。更要命的是，处处替别人着想的亮中老师，每次老乡打电话来，他都要对方挂断，然后自己再重新拨回去。据马茜老师回忆时说：2004年她们准备买房子的时候，亮中老师每天下班后就骑着自行车满城去看工地。他有天回家后跟我说，他在三环路上看见一只大雁了。然后又说了很多小时候在江边玩的情形。每次回老家，他都会举着相机趴在江边的草丛中，拍很多水鸟、老鹰的照片回来。 自2004年下半年以来，由于亮中老师，两三次请假回云南进行实地考察，原来每月三、四千元的工资也被无形的扣减了许多。有一次，我打电话给亮中老师，他曾轻描淡写地跟我提起过天天熬夜写材料的事情，“要在单位做事，又要做虎跳峡的事，时间上还是有点痛苦。” 亮中老师之所以卷入反对虎跳峡大坝工程的运动，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在理论上对于发展主义是批判的，对于所谓全球化过程、特殊利益集团及某些政府部门的发展策略极为敏感，因为它们共同造成了文化多样性和生态多样性的瓦解；一个是他对自己的家乡有极为深厚的感情，对金沙江流域的人与物有极为亲切的理解。亮中老师在卷入这个运动之时，并没有仅仅局限于金沙江问题，他后来对发展主义和其他地区的社会危机也投以极高的关心。说他是金沙江的守望者是确切的，但他的关心和守望的范围也并不限于自己的家乡。亮中老师身上感人至深的，是他的质朴和源自这种质朴的行动能力，是一种把对家乡的热爱推广至更广阔的世界的情怀；这种对于更广阔的世界的关心不但植根于他对金沙江的爱恋，而且也使他的这种爱恋获得了更强的力度和深度。    据亮中老师的父亲萧嘉麟回忆说：2004年12月，亮中回家配合南方一位记者采访报道时，我俩还是照常清晨到江边散步，一聊就是一个上午。亮中曾兴奋地和我商量，要邀请北京的专家、记者春节来老家做客、与老乡们联欢的计划…… 据亮中老师的母亲孙玉群回忆说：2004年12月，就在亮中老师即将从家乡返回北京的当天晚上，我曾担心地问他：“你做这些事情，开发商会不会盯上你？会不会找人报复你？” 他回答说：“北京的朋友都敢于站出来质问开发商，为江边１０万农民献出生命我都不怕！”果然没过多久， 亮中老师便累倒在了倾注了他全部心血的征途上，却再也没有起来…… 当亮中老师最后一次从云南老家回北京的时候，临走前一天，他到他阿妈的房间里，悄悄要了2000元做路费。这是亮中老师工作10年来，第一次向家里开口要钱。 据亮中老师的表叔王泽生回忆说：我最后一次为亮中摆渡时，他曾抱着我一字一句地说：“表叔，我走了。” 　　 七 2005年1月5日凌晨4时许，窗外大雪纷飞，在首都北京广安门大街一个简陋的筒子楼里，年轻的亮中老师猝然去世，走完了他32年执著而奉献的生命历程。 2005年1月6日下午，当我接到亮中老师的弟弟萧亮东打来的电话，得知亮中老师不幸英年早逝的消息时，我的心情更是万分沉重，无法再多说什么了…… 惟祈亮中老师一路走好…… 据马茜老师回忆时说：亮中老师上床休息的时候，朦胧中我还顺口问了一句，“写完了吗？”他还嘟哝说，“写完了”。 　  再过一阵，熟睡中的马茜老师却被枕边异常急促的喘气声惊醒了，她原以为是亮中老师在打呼噜或者梦魇，就伸手去摇他，却听到他在喊：“我疼，我疼……”马茜老师跳下床，摁亮灯，只看见他正张着嘴，挺着胸膛使劲大口大口地喘气。5分钟后，32岁的亮中老师便离开了人世，以一种太过匆忙的方式告别了这个世界。 此时，黎明已经在首都北京城市的上空静静地铺开了……    当人们追问这个年轻的人类学者离去的原因时，才猛然发现：原来是长时间的过度劳累工作，和郁结在心底的焦虑与压力等诸多原因，累垮了这位年仅32岁的年轻人。     亮中老师的电脑真实地记录和显示了他生前最后几天的工作情况：     2004年12月31日，工作到凌晨2时43分；2005年1月1日，工作到凌晨1时36分；1月2日，工作到22时32分；1月3日，工作到23时53分； 1月4日，也就是亮中老师生前的最后24小时，他还坐在电脑前工作。从文档的时间记录上看，他先修改了一篇学术文章，然后又往外发了几封电子邮件。那晚，一直没放弃文学梦想的亮中老师还写下了这样一首诗，《一只雁在三环上努力飞翔》。“人流如织的三环/一只雁距离地面不到二十米/由西向东，努力飞翔……/先往西，再往东/然后可以拐向南/经过一条更宽阔的大路就进入原野……/三环永远那么纷纷扰扰/但雁怀念这段旅程底下的人流/井然而又有序/他们与雁恍若隔世/但却是雁飞行时的伴。”最后，他的电脑“关机”时间是凌晨3时07分。据悉，就在亮中老师去世的前几天，他还在为包括《南风窗》在内的媒体修改关于保护金沙江的稿件。   “我太累了，我恨不得有一块石头掉下来把我砸死，我太累太累了，我觉得砸死了也就不会再累了。”亮中老师的弟弟萧亮东，回忆哥哥2004年12月，最后一次回家乡调研时曾经的一次感慨时说。    “太累太累”的亮中老师最终被压垮了，长时间的过量工作，郁结在心底难以言表的工作压力与焦虑，让这位两个月前身体还是“棒棒”的年轻人，在一个晨光马上就要在城市上空铺开的黎明前夕猛然猝死… 亮中老师也就成为了，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以至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注册成员当中，有史以来工作时间最短的一员。 八 2005年1月5日下午，亮中老师生前的好友们，聚集在其母校——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楼为亮中老师举行了追思会。本来可容纳六七十人的会议室，却被挤得满满的，中央和北京各大媒体、报刊、学校、机关、环保组织以至云南、内蒙古各地赶来的与会者们，共同倾诉着对这位年轻学者的沉痛怀念，有的泣不成声。追思会从下午14点一直开到18点，人们望着大屏幕上“永远的萧亮中”横标大字，和亮中老师站在金沙江岸边山岗上，张开双臂拥抱大地的照片，久久不愿离去……     2005年１月１０日，在首都北京八宝山菊厅告别会上，一遍遍地播放着中国唯一职业生态摄影师，著名环保卫士——奚志农的妻子史立红女士连夜赶制的关于亮中老师生前的短片，那是史立红女士2004年１２月拍下的镜头：画面中的亮中老师站在高山之巅，背对金沙江急切地说：“在发展主义的影响下，认为任何东西，包括你的感情、你的田地都可以用货币支付，但金沙江边的老百姓不这样认为……他们说：你哪怕用黄金把这条金沙江河谷铺满，也换不来这条自由流淌的大江，也换不来我们的家园！” 亮中老师一遍又一遍地，在史立红女士连夜赶制的短片里，对着前来送别自己的人们说着上面的话。 前来吊唁亮中老师的亲朋好友们，个个都是悲痛万分，《南方周末》著名记者向郢在朋友们的搀扶下，仍然止不住泪水，令在场的每个人也不禁为之动容。 2005年1月12日，当亮中老师的骨灰从首都北京护送到了老家江边时，在江边，老船公王泽生一边掌舵，一边怔怔地看着来人手里捧着的骨灰盒，悲戚的对来者说道：“就在20天前，这个年轻人才坐船过了江，回了北京，没想到他竟然回来得那么快……” 金沙江边吾竹村的村民彭应全回忆时说道：“当天好多村的老乡们，从上午11点一直等到下午2点过，才等来了亮中回家的灵车。车轴村的乡亲们都站在村口等他” ——我只能从彭应全的叙述中想象当时的场景。后来从拍摄的现场录像中，我看到了亮中老师的妻子——马茜老师正捧着遗像往村里走，画面中的马茜老师秀丽、苍白的脸庞，纤弱的身躯，美丽的眼睛眼神空洞，显得楚楚可怜，她还完全没有从这个过于突然的打击中回过神来。乡亲们站在大树下，一位大嫂追上来，用手轻轻抚摸亮中老师的遗像，痛哭失声…… 彭应全伤心的告诉我：“一想到祖祖辈辈留下的田地可能会被大坝淹没，心里就说不出的难受！多亏了亮中老师的努力和媒体记者们的报道，我们才知道了修坝的一点内情。这就像是对我们快要淹没的人伸出了一只援助之手！”     2005年1月13日，就在为亮中老师举行葬礼的当天,附近村落，很多不相识的人也抬着柏树枝扎成的花圈来了。原本宽敞的萧家大院，却坐满了从远乡近邻赶来的6００多位村民，他们中有的是来自金沙江以西的乡镇上的农民，就在他们自发包车前来吊唁亮中老师时，手无缚鸡之力的村民们，曾一度受到了当地派出所的阻拦和威胁，张贴的讣告也被撕毁了，带头的村民们愤怒的冲着派出所的干警们说：“萧亮中是为保护金沙江的老百姓献出生命的！保得一寸土，留与子孙耕！这‘耕’字也是‘根’字，世世代代耕种的良田不能在我们手上给卖了呀！萧亮中是当之无愧的金沙江之子，我们金沙江两岸的老百姓感谢他！就算剩下我一个人也要来！”结果，当场就有不少和亮中老师素昧平生的人也赶来吊唁了。萧家大院被送灵的人流塞得水泄不通，哭声响成一片。很多老人牵过小孩子，一起给亮中老师磕头。按照江边的习俗，年轻人去世，老人是绝对不磕头的。这几百年来，江边还从没有哪个年轻人享受如此隆重的礼仪。 萧家的山墙上，贴满了一长排追忆亮中老师的悼文。亮中老师的人类学硕士导师庄孔韶教授写道：“他刚正不阿，带着他的理想和憧憬为乡土社会和人民的权益奔走，是我的学生中的智勇双全者。”和亮中老师交浅言深的新华社中国特稿社副社长、高级编辑熊蕾女士在悼文里写道：“有不甘书斋寂寞而入世的学问人，傍的是腰缠万贯的大款和富翁，而你，却始终和自己无财无势的父老乡亲血脉相连，休戚与共，声气相关，是为所谓弱势群体的权益奔走呼号。”亮中老师家北面堂屋的两壁，贴满了媒体记者们撰写的关于虎跳峡建坝的相关报道，亮中老师的弟弟萧亮东说：“我们要贴下去，一直到胜利为止！”而今，堂屋已成灵堂，这些报纸仍然在陪着亮中老师。 院子里的电视机还在循环的播放着北京告别仪式时制作的录像。11点43分，悼念仪式正式开始。发言者依次走上摆满花圈和挽联的灵堂。车轴村的代表在台上泣不成声，坐在台下的老乡们不少也在抽泣。在亮中老师去逝前，几乎天天和他进行电话沟通的吾竹村村民葛全孝含泪念完了他的悼词。是亮中老师推荐他和其他三位村民参加了云南“绿色流域”组织的培训班，3个月之后，葛全孝在首都北京召开的“联合国水电与可持续研讨会”上，雄辩地发出了水坝非自愿移民的心声。葛全孝回忆说：亮中老师生前反复对他说过，淹没土地是永失家园，比战争还要可怕。如果老乡们梦想谈条件，就会给开发商诱之以利的可乘之机！ 在追悼仪式的间歇，村民们把从首都北京赶来，参加亮中老师葬礼活动的，新华社中国特稿社著名记者林谷先生，从北京同来的“野性中国”工作室制片人史立红女士团团围住，纷纷表达起各自的心声…… “大坝把田地都淹了，我们拿什么奔小康？多少代人都活过来了，现在到了生死关头！” 村民们激动的对记者说道。 “国家都在说扶贫，有的人还在人为制造灾难。中央的话不听，群众的疾苦不管，挖党的墙角！让我们往后面搬，去山头上住怎么活？吃啥子？去喝西北风？”村民们激动的对记者说道。 　　一位退休中学教师不紧不慢地说：“既然有人号称为百姓谋福利，为什么具体的计划安排不让我们晓得？还是多亏亮中他们找来了世界水坝委员会的文件和国内的新闻报道。中央都在说科学决策，可持续发展，生态、环保等一系列内容都要保证，为什么要这样急急忙忙上马？想把我们都蒙在鼓里？”     出殡时间是在当天下午五点鸡时。亮中老师被乡亲们安葬在村背后的椅子山山脚下，从坟茔的位置上望出去，看得见山脚下清澈的金沙江和车轴村鱼鳞一样的屋顶。 葬礼后的第二天，是圆坟，立山神。坟茔周围的缝隙先用碎石头塞了，然后用灰浆勾缝。坟头上的土没有封。亮中老师的二弟萧亮东说，这是江边的习俗，“坟头土要见天”。 亮中老师的三弟萧亮远，则在坟头后面5米远的山岗上，端端正正地给大哥立了个新“山神”。这是江边萧家第8代的第一座新坟。坑里预先撒了一些米、茶叶、盐巴和黄豆，还放了一个写着“本祖山神”“备钱几千贯买葬亡人”的鸡蛋。 就在亮中老师的葬礼举行后不久，金沙江边的老百姓们，在风景旖旎的金沙江畔，自发的凑钱在江边为他竖起了一块石碑，上面写了五个大字：“金沙江之子”。     亮中老师去世后，《南方周末》副主编陈明洋先生这样评价亮中老师：“(亮中)这样的人往往听到了来自历史深处或内心深处的某种召唤，将自己的命运同人类、同世界联系起来，从而具有使命感，他们往往有可能对人类做出独特的贡献。”但是，他走得太早了，“他的贡献有了端倪，但远未充分展开。” 　 直到亮中老师去世后，前去吊唁的亲朋好友们谁都没有想到：一个公认的家族的、民族的骄傲，写出了那么多有价值的作品，发表了那么多新颖的创建的年轻学者；一个只做实事，不做表面文章的年轻学者，竟然会住在一个贫民窟里，过着穷困寒碜的生活？ 我知道，像亮中老师这样贫困的青年并不鲜见。尤其是他那么年轻，就获得了和一条伟大河流共命运的意义，在众多英年早逝的学者当中，却是非常罕见的。 　“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有德好学如此，贫困寒蹇如此，初试啼声而夭折如此——斯人而有斯疾矣，时也，命也，运也？也许真正是“宜其然哉”。    窗外，灯火次第，满天星斗在静静闪烁，是典型的乡村夜景，安稳而美丽。夜色里，只有山风沉醉在梦中。而我却感到有一阵阵说不出来的、沉重坚硬的东西，在心里打着结，令我久久挥之不去…… 九    2009年6月11日，就在金沙江之子——萧亮中老师，去世后的第五年的上半年，环保部终于通报了云南中甸金沙江流域，这两家大型国企环境违法行为的处罚决定：水电站未获审批开始截流，环保部称：由于“严重违反国家产业政策、发展规划和环境保护准入条件”，决定“从即日起在完成科学论证和各项整改措施前，暂停审批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项目、华能集团和华电集团(除新能源及污染防治项目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据环保部新闻发言人陶德田介绍：云南华电鲁地拉水电、华能龙开口水电，未经环评审批，擅自在金沙江中游建设华电鲁地拉水电站和华能龙开口水电站，并已开始截流。水电项目一旦“环保缺失”，会对上下游生态及社会生活产生不利影响。陶德田还说：上述两处水电站擅自截流，对减小水电建设环境影响极为不利。环保部同时表示：对规划的龙头水库和虎跳峡河段的开发方式与相应的环境影响，也需要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