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漢學研究》二十五卷第二期，2007年12月
作者：仇鹿鳴
近年來，隨著「眼光向下的歷史」這一觀念日益深入人心，發掘被遮蔽的聲音，將更多地目光投射于庶民的生活世界，已經成為了許多史家的共識。但在中古史領域，對於普通民眾歷史的書寫，受制于史料的不足，相關研究的進展尚不顯著，大多數的社會史研究依然集矢於國家對地方社會的控制以及基層統治機構的構成與運作等制度性層面的問題，這些以「自上而下」視野展開的研究固然有助於我們認知古代中國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但是其最大的弊端在於：這是一種缺乏「人」在場的歷史書寫，往往容易忽視制度在「表達」與「實踐」這兩個不同層面所存在的巨大歧異，而對於制度規定的表像背後一般民眾日常世界的生活實態究竟如何，則更是語焉不詳、不甚了了。如何穿越主要由精英文人書寫的歷史文本所帶來的遮蔽，抵達普通民眾的生活現場，發掘出底層世界的聲音，是為中古社會史研究所面臨的巨大挑戰。2005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侯旭東《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一書在此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值得學界加以重視。該書除了第一部分的學術史反思，與最後一部分的結論總括北朝村民生活世界的四個層面之外，共收錄了八篇作者近年來撰寫的有關北朝鄉村社會的論文，另有附錄兩篇，附錄一討論了長沙走馬樓吳簡中所見的“鄉”與“鄉吏”，附錄二則收入作者對于谷川道雄《中國中世社會與共同體》一書的書評。
大凡史學研究的進展，不外乎於新史料的發現與新方法的運用，而侯旭東此書在這兩方面皆堪稱良好的典範。首先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拓展史料範圍上所做出的努力，通過大規模地收集、整理、利用造像記、碑刻等方面的史料，作者成功地為我們描繪了一個與傳統認知頗為不同的北朝地方社會。眾所周知，關於六朝社會的研究，最具有影響力的理論建構是日本學者谷川道雄提出的“豪族共同體”一說，谷川認為從漢代到六朝的地方社會是一個以豪族為支配力量的社會，儘管有不少學者並不認同谷川對於豪族支配力的估計，但絕大多數研究由于其使用史料的范圍與谷川道雄相近，仍然自覺或不自覺地將大族視為北朝社會控制與社會動員的核心力量，並不能完全擺脫或超越谷川學說的原有架構。但侯旭東在〈造像記所見民眾的國家觀念與國家認同〉一文中，通過對大量佛教造像記內容的分析研究，發現其中只有為皇帝、國家、三寶、眾生、祖先、家眷、本人祈福的內容，而以往被認為是鄉里社會支配者的豪族卻在這1700多方造像記中被「遺忘」了。但在另一方面，從造像記中亦可注意到普通民眾對於政治形勢的變動並非懵然無知，在東西二魏權臣柄國的政治局勢下，普通百姓在為皇帝陛下祈福的同時，也往往不會忘了捎帶上大丞相（高澄）、大冢宰（宇文護）之類的實權人物。既然民眾對於遠在首都的政治變化也能有所耳聞，並在造像記中予以關注，那麼民眾對於支配他們生活的豪族的「選擇性遺忘」則顯得更為奇怪了。其實這一悖論正體現了兩種文本背後不同的歷史書寫方式。南北朝時期的正史大都成于代表士族立場的文士之手，其史料來源也多參取士族的家傳、譜牒，所以透過正史文獻的表述，我們很容易得出豪族是當時社會結構核心的觀點。而作為一種異質性的史料，儘管造像記中表述未必能夠被視為民眾的聲音（造像記的文本中有很多程式化的內容），但其表達的訴求無疑更加貼近于普通民眾的生活。那麼侯旭東通過運用石刻史料所勾勒出來的普通民眾的生活世界無疑對於原來所認知的北朝大族支配下的社會結構的觀點提出了有力的挑戰。如果進一步參照近年來郝春文、劉淑芬等學者利用敦煌文書與造像記等材料對於佛教社邑組織的一系列研究，我們有必要對佛教在中古社會的組織與動員過程中所具有的重要性重新加以審視。佛教對於中古社會影響巨大，本是國史上的常識，但以往的研究更多地關注於佛教在思想、文化層面的滲透，而對佛教在社會組織與動員方面的作用則注意不多。但近年來的研究已經表明佛教的結社、造像活動是中古民眾自我組織的重要方式，並且在這一場合，往往未必能夠尋覓到大族的身影。那麼究竟是佛教信仰還是大族支配在中古社會的組織與動員過程中佔據了關鍵性的位置，值得學者進一步地加以研究。如何對於正史和造像記所提供的兩種異質性的歷史場景加以合理的整合分析，從而進一步探究北朝社會的實質也是學界面臨的新課題。
「村」的出現曾被日本學者視為中國社會史上劃時代意義的變化，是中國社會從古代進入中古的重要標誌，而侯旭東通過運用新的史料，對此論斷提出了挑戰。作者根據新出土的吳簡中出現的大量與「里」並存的「丘」，提出了在漢代的實際情況也應該是「里名」與聚落的地方性名稱並存。而日本學者認為：「村」的出現意味著社會變革，其理論預設是將漢代的“里”視為行政村與自然村的合一，或者只有城內之「里」（行政村）而無自然聚落。侯旭東提出「里」只是行政編制，並非自然聚落，因此「村」的出現不能視為社會結構的時代性變化。作者不但利用新出土的吳簡論證了這一判斷，並且進而注意到造像記中經常提及村名，卻很少出現鄉里的名字，但當時北魏的基層行政建制依然是以鄉里制為基礎的，而造像記中出現的大量「村名」體現了民眾對於自身居住的村落認同與歸屬感要遠大於對朝廷鄉里制的認同，這或許是「村」最終淘汰「里」成為唐代社會基層組織的原因所在。作者這些新的發現勢必引起中日史學界對於「村」的意義的重新省思。
在另一方面，作者對於史學研究的方法也有著自覺的省思，該書的第一部分〈從田園詩到歷史——村落研究反思〉詳細剖析了國內、國際學界對於中國鄉村研究的諸種範式及其得失，其范圍上及秦漢，下延明清，旁涉西方學界對于社會史的相關研究，顯示了極其開闊的學術視野與理論思辯能力，正是這種視野使得作者具有了站在對話整個國際漢學界的基礎上推進自己研究的能力。作者對於以往研究范式的反思從其選擇「生活世界」一語作為書名便可窺見一斑，所謂生活世界（life-world）的概念出自于社會學家阿爾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utz），其內容包含人所牽連的種種日常事務的總和，具體則不僅包括日常現實，還包括幻想世界和夢的世界等，而作者運用這一概念時又將其擴展到傅柯（M.Foucault）、布尔迪厄（P.Bourdieu）所關注的日常生活中所滲透的權力關係。這一書名很明確地揭示出作者對於當下史學研究的一些省思，即不再認同單純地運用社會、經濟、文化這樣專門史的方式來裁斷歷史，轉而試圖進行書寫整體歷史的努力。通過多層次、多側面的史學研究，揭示出過去時代本身所具有的複雜性。
在閱讀此書時，常常可以注意到作者在具體研究中對於社會科學視野的借鑒與運用。將西方社會科學的理論引入史學研究一直是一個頗有爭議的話題，一方面史學研究越來越借助於社會科學的概念和方法來分析問題，但在另一方面社會科學的概念能否通過「語詞的旅行」成功地轉嫁到史學研究中去的可能性被不斷地質疑。而在中國史領域，這種嘗試則要面對更多的疑問，由西方經驗派生出來的研究範式是否具有分析中國問題的有效性，如何避免某些研究的進行僅僅是為某個社會科學範式提供中國經驗來加以證明或證否。更遑論在借鑒西方理論中常常出現的誤讀、濫用乃至於「理論先行」的問題。這些質疑與弊端，加之中古史史料上的限制，使得許多研究者對於西方理論採取了敬而遠之的態度。但侯旭東選擇了一條在史料與理論之間「沿中線而行」的正確道路，作者在研究中既展現了中國傳統史學綿密的考證功夫，也借鑒了西方社會科學的視野來對史料進行新的提問。面對前人早已反復詮釋和加以研究的傳統史料，作者通過提問方式的轉換，移步換形，展示出了原來不被人所注意的歷史側面。〈北朝的「市」：制度、行為與觀念〉一文是全書中最能讓人感受到新意的篇章之一。關於市場的研究一直是經濟史領域的熱點問題，「市」的繁榮與發展也被視為衡量古代商品經濟發達程度的重要尺規。面對這種在傳統眼光看來幾乎是題無剩義的課題，作者卻能另闢蹊徑，別開生面，觀察市場在北朝的政治、文化意義。作者一方面分析了市在城市規制中邊緣位置和市令之職在官僚體系中的卑下地位，另一方面又揭示市場在上至達官貴人，下至販夫走卒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從而展示了儒家「君子遠于利」的話語體系與官僚貴族爭利於市的現實之間存在的衝突與緊張。更為精彩的是作者進一步討論了市場作為一種景觀的展示與規訓作用，北朝的市場不但具有互通有無的經濟功能，更是國家處決囚犯的刑場，國家通過這一視窗向普通民眾宣示權威與力量，而每次行刑也是市井小民觀察國家政治變化的難得機遇，並在相當一段時間內會成為街談巷議的重要話題，「緣於此，通常處於邊緣的市攀升為中心，並在行刑的瞬間形成一種高潮，北朝的市也就是在邊緣與中心的不斷搖擺與變化中一天天地存在下去」。在作者對市的研究中，我們並不難發現傅柯（M.Foucault）在《規訓與懲罰》中關於斷頭臺在國家政治中具有規訓與展示作用的經典分析的影子，而作者也自承其對於市場的研究借鑒了人類學「主位觀察」（emic）的方法。正是由於作者不斷地省思原有理論框架的局限和不足，並大膽運用了西方社會科學的視野，使其對於「市」的研究能夠突破經濟史的狹小領域，展現出傳統中國社會中的「市」在經濟意義之外的豐富內涵。
作者通過轉換提問角度而得出新意的另一佳作是〈漢魏六朝父系意識的成長與「宗族」〉，由於漢魏六朝是士族政治昌盛的時代，所以在人們的一般印象中也很容易認為此時期亦是宗族發達的時代。儘管宗族這一術語在研究中得到了廣泛使用，但大多數研究者並未對這一概念進行嚴格的界定，也沒有明晰地區分「族」與「家」之間的邊界所在，作者借鑒了人類學家對於宗族與父系意識的定義，指出漢魏六朝並未有真正意義上的宗族形制存在。盡管筆者對于作者在此處借用人類學的概念持保留態度，因為人類學家通過田野调查重建的宗族制度模式，其分析的有效性主要體現在對于明清時代華南的社會的認知，這種宗族概念能否上溯至魏晉，延伸至全國，尚需詳加考慮。相對而言筆者更加認同杜正勝〈傳統家族試論〉一文中借助于「服制」觀念對于宗族范疇所作的精彩辨析，可惜作者沒有參考這篇論文，是為不足之處，但作者試圖廓清概念的努力依然值得肯定。列了母、妻地位較高、同母關係受到重視、外家撫孤、舅甥關係密切、外家亦稱骨肉等一系列的現象，令人信服地說明了母系的親族關係在漢魏六朝家族网络中佔據的重要地位，而父系意識在此時代尚處於不斷成長之中。可以略加補充的是澳大利亞漢學家Jennifer Holmgren在“The Making of an Elite: Local Politics and Social Relations in Northeastern China”一文中通過對於遷居青、徐的河北大族的研究，也曾注意到母系血緣關係在當時政治、社會中所具有重要作用，她認為此時在大族的人際網路中母系親屬與姻親的重要性甚至超過了同宗的關係，同樣也印證了作者的這一發現。
作者在研究中非常注意運用「自下而上」的視野展開觀察，把握普通民眾在日常生活中對於國家秩序的認知與心態。例如，作者注意到普通民眾在題寫造像記時，非常樂意將國家授予的官爵名號鐫刻其上，反映出對於國家的權威認同已經滲透到了底層的民眾生活之中，但奇怪的是，卻極少有人將「三長」這一頭銜刻于石上，而「三長制」在傳統研究中被認為是北魏重建地方基層組織關鍵措施。作者指出：正是百姓與朝廷利益上的對立與「三長」身為官方代言人的角色，使得他們在民間處境尷尬。這也是在造像這一民眾的自我聚合活動中，避免提及「三長」這一為朝廷控制人口、徵發賦稅職銜的原因所在，顯示在民間與朝廷關係中存在的某種緊張。以上的分析體現了作者對於民眾心態觀察的細膩之處，並能夠從一些並不引人注目的現象中，打撈出歷史底層的聲音。當然受制于史料的不足，目前而言，這種觀察依然只能是片段式的，是否足以說明中古民眾普遍的集體心態尚需要更多的相關史料與研究的積累。同樣作者也沒有忘記討論在國家話語體系中如何表達出對於「民眾」的關注，民眾與皇帝分懸于傳統中國社會結構的兩端，專制體制下的皇帝雖然富有四海，卻很少能夠直接影響到民眾的日常世界，而在朝廷話語中不斷閃現的「民眾」儘管遠離於廟堂的世界，卻是王朝合法性敍事的重要來源。正如民眾沒有忘記在造像記中為皇帝祈福一樣，皇帝也不斷地通過朝廷的詔書、大使的巡行等行動來表達著其對於「保育萬民」職責的關注，這兩種指向相反、意義相輔的行為，共同構成了傳統中國社會中重要的政治文化特徵。
侯旭東筆下的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絕非是單向度的、整齊劃一的，而是紛繁多歧、精彩豐呈的，與以往的研究不同，作者並沒有試圖提供一幅清晰而規則的場景，而是著力於通過發掘歷史的種種斷片，拼湊成一幅看似模糊不清、但實際上卻豐饒多姿的民眾生活的畫卷，誰又能否認這種「模糊」要比「清晰」更加趨近于歷史的實相。總之，侯旭東的這部著作是近年來中古史研究中少見的佳作，無論是在史料範圍的拓展還是在研究方法的創新上都做出了相當的貢獻，為我們認知中古普通民眾日常世界提供了許多新的知識。作者提出的一系列的新的思考與見解，也值得學術界加以重視，並在此基礎上重新認識北朝基層社會的實際狀況，進而推動中古社會史的研究轉向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