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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书灿]鲧之传说的地域分野与鲧生高密的历史地理学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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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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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3-30 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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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书灿]鲧之传说的地域分野与鲧生高密的历史地理学解析
鲧之传说的地域分野与鲧生高密的历史地理学解析
作者：周书灿
(刊于《人文杂志》 2008年第6期 )
内容提要 先秦文献中有关鲧的诸多传说的记载，均包含有大量可信的历史素材，较为真实地反映出文明社会前夕的若干史影。战国、秦汉时期，黄河下游地区，堤防建筑，颇为普遍。这些数量众多的堤防正是衍生出今豫东北、鲁西北、冀东南大量“鲧堤”遗迹的素地和产生丰富的鲧的传说的沃土。《世本•帝系篇》“鲧生高密”的传说，大体上反映了远古时期鲧及其治水的传说，发生在地势较高的今天河南嵩山一带，《世本》作者硬是将“生活”之意的“生”，机械地理解为“生育”的生，从而主观地杜撰出“颛顼生鲧，鲧生高密，是为禹”的帝王家谱式的世系，其与历史实际完全大相径庭。
关键词 鲧 鲧堤 高密
〔中图分类号〕K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8)06-0146-06
鲧是先夏史研究中颇为值得关注的关键性人物。先秦文献中留下不少有关鲧之活动的记载，今天看来，这些内容各异、甚至自相矛盾的文字记录，包含许多产生于不同历史时期、来自于不同地域的传说资料，将其完全视为可靠的信史，显然是不科学的。然而，将中华先民数千年留下来的有关鲧之史事的内容丰富的传说资料，一概视为古人毫无根据的向壁虚构，同样是有问题的。廓清神话传说之后的重重迷雾，揭示远古历史的本来面目，是先秦史研究重要内容之一。田野考古工作的全面展开与考古学研究的逐步深入，文化人类学、历史地理学、民俗学等学科的蓬勃发展则为这一有重要价值的研究不断提供更为丰富的研究素材和日臻科学的方法理论。本文拟在此学术背景下，对鲧之传说中若干聚讼纷纭的问题，重新提出并予以较为全面系统的考察，以期求教于学术界的同仁和方家。
一、鲧之传说的综合考察及若干真实史影的分析
先秦文献中，屡屡有鲧之传说的记载。若将这些传说资料综合起来，系统地加以考察，则可以获得不少有重要价值的历史信息。
《尚书•洪范》：“在昔，鲧堙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其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
《尚书•尧典》：“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舜之罪也殛鲧，其举也兴禹。”
《左传》文公二年：“祀，国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谓礼乎？……故禹不先鲧，汤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
《左传》桓公三年：“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三代祀之。”
《国语•周语下》：“其在有虞，有崇伯鲧，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
《国语•周语下》：“其兴者，必有夏、吕之功焉；其废者，必有共、鲧之败焉。”
《国语•鲁语上》：“鲧鄣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鲧之功。”
《国语•鲁语上》：“夏后氏褅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
《国语•晋语五》：“是故舜之刑也殛鲧，其举也兴禹。”
《国语•晋语八》：“昔者鲧违帝命，殛之于羽山，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
《国语•吴语》：“今王既变鲧、禹之功，而高高下下，而罢民以姑苏。”
《墨子•尚贤》：“昔者伯鲧，帝之元子，废帝之德用，既乃刑之于羽郊。”
《孟子•万章上》：“舜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楚辞•天问》：“伯禹腹鲧，夫何以变化？”
《山海经•海内经》：“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
《山海经•海内经》：“鲧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
《吕氏春秋•君守》：“夏鲧作城。”
《世本•作篇》(茆泮林辑本)亦载：“鲧作城郭。”
综合以上材料，不难发现，先秦文献所载鲧之史迹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鲧与尧、舜所处的时代相当，为崇地部落首领；
2、鲧采用堵的办法治理洪水失败，而被殛；
3、鲧被殛的地点是在羽山、羽渊一带；
4、鲧、禹系父子关系，禹继承鲧的事业，治水成功；
5、鲧始作城郭。
值得注意的是在长期口耳相传过程中，有关鲧的某些史事也出现不小的分歧：
1、《左传》桓公三年说鲧被尧所殛；《山海经•海内经》说“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 《尚书•尧典》、《孟子•万章上》则说“殛鲧
于羽山”者是舜。这大概是由于传说时代的人名、地名及年代均存在很多未知因素，大同小异，可略而不论。
2、《左传》桓公三年和《国语•晋语八》均提到，鲧被殛于羽山后，“化为黄熊”，此种传说未见于其它同时期的文献记载，说明该种传说并非普遍流行，而只是发生于某些特定的区域。
3、《左传》文公二年和《国语•鲁语上》提到鲧和禹都作为夏的先祖受到夏人的祭祀。《尚书•尧典》、《孟子•万章上》则均将鲧列为
四罪之一，出入较大。这说明，鲧的传说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受到学者们认识和理解方面的局限，不断发生讹变。
从《国语》的记载看，东周时期，鲧的传说在周、晋、鲁等地流传较为广泛，从地域上讲，以上地区大体上均在黄河中下游地区。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全面展开，有关鲧在以上地区的某些传说逐渐得到考古学资料的印证，可信度大大增加。
远古时期洪水的传说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其广泛流传于国内外的许多民族中间。这一点早已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近年来，山西襄汾陶寺、河南辉县孟庄等龙山时代的城址中，相继发现洪水泛滥留下来的痕迹。有的学者认为，陶寺遗址的废弃可能与洪水泛滥有关
(注:梁星鹏、严志斌：《陶寺城址的发现及其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的学术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2年第3期。)。孟庄龙山城址在龙山文化晚期至二里头时期以前毁于洪水的迹象十分明显(注:袁广阔：《关于孟庄龙山城址毁因的思考》，《考古》2000年第3期。)。在黄河下游的平原地区，距今4000多年的龙山时代的遗址多位于高于周围数米的人工堆筑的“堌堆”之上，“显然是为了防御洪水的危害”(注:王巍：《公元前2000年前后我国大范围文化变化原因探讨》，《考古》2004年第1期。)。以上材料充分表明，先秦文献中鲧治洪水的传说，绝非空穴来风，而是史前时期确曾发生过的重大历史事件。
同样，鲧作城郭的传说也逐渐得到考古学材料的证明。1993年—1995年国家文物局考古队培训班所发掘的郑州西山仰韶时代晚期城址，距今5300—4800年，这是迄今我国发现年代最早的古城遗址(注:杨肇清：《新石器时代考古获重大发现——郑州西山仰韶晚期遗址面世》，《中国文物报》1995年9月10日。)。到龙山时期，古城址的数量迅速增加。目前考古工作者在山西、河南、山东境内发现的龙山时期的城址主要有襄汾陶寺(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陶寺遗址1983年—1984年Ⅲ区居住址发掘的主要收获》，《考古》1986年第9期。)、登封王城岗(注: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文物》1983年第3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方燕明：《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发现龙山晚期大型城址》，《中国文物报》2005年1月28日1版。)、淮阳平粮台(注: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新密古城寨(注:蔡全发、马俊才、郭木森：《河南新密市发现龙山时代重要城址》，《中原文物》2000年第5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密市炎黄历史文化研究会：《河南新密市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2年第2期。)、辉县孟庄(注:袁广阔：《河南辉县发现龙山文化城址》，《中国文物报》1992年12月6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辉县市孟庄龙山文化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0年第3期。)、郾城郝家台(注: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郾城郝家台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2年第3期。)、安阳后岗(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9年安阳后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5年第1期。)、章丘城子崖(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城子崖》，1934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城子崖遗址又有重大发现，龙山岳石周代城址重见天日》，《中国文物报》1990年7月26日。)、寿光边线王(注:杜在忠：《边线王龙山文化城堡的发现及其意义》，《中国文物报》1988年7月15日。)、邹平丁公(注: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邹平丁公发现龙山文化城址》，《中国文物报》1991年1月12日。)以及阳谷、东阿、茌平三县相连的八座龙山文化城址(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聊城地区文研室：《鲁西发现两组八座龙山文化城址》，《中国文物报》1995年1月22日。)等。以上考古学资料表明，先秦文献中鲧作城郭的传说，必然有大量真实的历史素材，较为可信。
同样，鲧治水失败被殛的传说，似乎也可以从中外民族史、民族志中找到旁证。
英国著名人类学家詹•乔•弗雷泽在《金枝》一书中对某些民族的习俗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
“在早期社会的一定阶段，人们以为国王或祭司有天赋的超自然力量，或是神的化身。与这种信念相一致，他们还认为自然的过程也或多或少在他的控制之下，如果气候不好，庄稼歉收，以及其它类似的灾难，他都要负责……因此，如果旱灾、饥馑、疫病和风暴发生，人民便归咎于国王的失职或罪尤，从而相应地鞭笞、桎梏以惩治之，如果他执拗不悔，便废除他的王位，甚至处死他。”(注:詹姆斯•乔治•弗雷泽著，徐育新、汪培基、张泽石译《金枝》，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56页。)
以上记载，在商、周时期，亦可找到类似的例证：
《史记•殷本纪》：“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
《国语•周语上》：“厉王虐，国人谤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乃流王于彘。”
古今学者对先秦文献所载“殛鲧于羽山”之“殛”，历来有两种不同解释，或释为“诛杀”，或释为“流放”。太甲和厉王都曾遭到流放，虽最终结局不同，但实质上确与鲧治水失败被殛有诸多相似之处。只是历史发展到商周时期，与鲧所处时代，社会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太甲桐宫之幽和厉王奔彘，氏族部落阶段的原始民主制因素日渐衰退，但其残余在早期国家阶段仍继续发挥作用并对国家政治生活产生重要影响。
综上所述，先秦文献中有关鲧的诸多传说的记载，均有大量可信的历史素材，较为真实地反映出文明社会前夕的若干史影，我们应在对其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有机地结合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丰富资料，逐步揭示出其真实的历史面目。
二、从鲧迹分布看鲧之传说的地域分野
由于时代久远，鲧的传说中显然增加了不少后人附会的成分，如目前保留在全国各地的“鲧堤”等遗迹，数量颇多，如果一概将其视为鲧时所筑，必然会由于与历史事实相互抵触而产生一系列混乱。为了进一步搞清文化播迁背景下历史与传说先后发生的次第，兹将笔者所搜集到的各地传说中的“鲧堤”等遗迹，列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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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以上材料反映出鲧的传说基本上集中发生在今河南东北、河北东南及山东境内。将发生在以上区域内的鲧的传说全部视为信史，显然，疑点颇多。
古代文献较为一致地称鲧为崇伯。如《国语•周语下》明确提到：“其在有虞，有崇伯鲧”。崇地所在，长期以来学术界争议甚大，其中影响较大的是陕西丰镐说和河南嵩县说。《史记•周本纪》“崇侯虎”下《正义》引皇甫谧说：“夏鲧封。虞、夏、商、周皆有崇国，崇国盖在丰镐之间。《诗》云‘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是国之地也。”周原11号窖穴所出22号、156号卜骨分别有“虫伯”、“虫”之刻辞，上古崇在冬部，床母，虫在冬部，定母，音同字假，故有的学者以为“虫伯似为崇伯”
(注:徐锡台：《周原出土的甲骨文所见人名、官名、方国、地名浅释》，《古文字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1979年。)。然韦昭在为《国语•周语上》“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一语作注时则说：“崇，崇高山也。夏居阳城，崇高所近。”王念孙《读书杂志•汉书杂志•崇高》说：“古无‘嵩’字，以‘崇’为之，故《说文》有‘崇’无‘嵩’。经传或作‘嵩’，或作‘崧’，皆是‘崇’之异文。”顾颉刚、刘起釪先生说：“‘崇’就是后代的‘嵩’，亦即现在河南登封附近的嵩山一带，现在的嵩县显然也是沿其旧称的地境之一。”(注:顾颉刚、刘起釪：《〈尚书•西伯戡黎〉校释译论》，《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1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目前，不少学者更倾向于崇伯所在，在今河南嵩县一带(注:徐中舒：《西周史论述》（上），《四川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金景方：《中国奴隶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9页；马世之：《文王伐崇考》，《史学月刊》1989年第2期。)。以上两种说法，孰是孰非，暂且不论，但可以肯定，古代文献所载崇伯鲧的地望不当在晚出材料所见的今河南东北、河北东南及山东境内等地范围内。正因为如此，以上区域范围内的鲧的遗迹和传说，不断受到学术界的质疑。如清康熙十三年刻本《临清县志》载：“禹未尝为堤，即鲧堙洪水亦不当在此地。”不久前，考古工作者曾对河北临西一处据说早于大禹治水的“鲧堤”进行发掘，“鲧堤”被新近的考古发现证明为宋代黄河大堤(注:魏振军、王文化：《河北临西“鲧堤”原为宋代黄河大堤》，《人民日报》2004年9月20日第五版。)。总之，将今天河南东北、河北东南及山东境内的“鲧堤”等遗迹，皆视为大禹治水前崇伯鲧所筑，显然难以令人完全信服。
与此同时，则似乎很容易发现，鲧的传说从发生到衍变，地域范围逐步扩大，并且地理范围主要集中在古代黄河下游地区，历史的真实性越来越小，传说因素不断增加。今天河南东北、河北东南及山东境内大量鲧的传说的发生，似乎在很大程度上与古代黄河下游地区堤防工程的修建有较为密切的关系。根据谭其骧先生的研究，先秦时期，黄河下游河道能够确知的主要有三条，即《禹贡》河、《山经》河和《汉志》河。前两道在今河北平原偏西，沿太行山北麓北流，《山经》所载大河下游大致北流至永定河冲积扇南缘，折东走今雄县、霸县一线，至今天津市区附近入海；《禹贡》所载大河下游在今深县与《山经》所载大河别流，穿过平原中部，于青县以东入海；而《汉志》河则离开了太行山东麓，经豫东北、鲁西北、冀东南，东北至黄骅县入境。上述三条河道在战国中期以前或迭为主次，或同时存在，而以流经《汉志》所载大河为常(注:谭其骧：《汉代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历史地理》创刊号，1981年。)。《汉志》所流经豫东北、鲁西北、冀东南广大地区，地势低平，河水定期泛滥，所以战国、秦汉时期堤防建筑颇为普遍。《汉书•沟洫志》载贾让上奏汉哀帝的一段话，详述了战国、秦汉时期堤防建筑的若干情况：
“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齐与赵、魏以河为竟。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今堤防狭者去水数百步，远者数里。近黎阳南故大金堤，从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头，乃折东，与东山相属。民居金堤东，为庐舍，往十余岁更起堤，从东山南头直南与故大堤会。又内黄界中有泽，方数十里，环之有堤。……东郡白马故大堤亦复数重，民皆居其间。从黎阳北尽魏界，故大堤去河远者数十里，内亦数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从河内北北至黎阳为石堤，激使东抵东郡平刚；又为石堤，使西北抵黎阳、观下；又为石堤，使东北抵东郡津北；又为石堤，使抵西北魏郡昭阳；又为石堤，激使东北。百余里间，河再西三东，迫阸如此，不得安息。”
从以上文字，可以看出，战国、秦汉时期，黄河下游地区堤防建筑，颇为普遍。这些数量众多的堤防正是衍生出今豫东北、鲁西北、冀东南大量“鲧堤”遗迹的素地和产生丰富的鲧的传说的沃土。从这种意义上讲，大量后起的鲧的遗迹和传说，只能诠释为一种普遍发生在一定地域的文化现象，将其完全视为可靠的信史，显然是不科学的。
三、鲧生高密的历史地理学解析
《世本•帝系篇》云：“颛顼生鲧，鲧生高密，是为禹。”《世本•帝系篇》又云：“鲧娶有莘氏之女，谓之女志，是生高密。”宋衷注：“高密，禹所封国。”鲧生高密的传说流传已久，显然应该有一些历史依据。然而，由于缺乏相关的佐证材料，《世本•帝系篇》所言“鲧生高密”的传说，显然也存在诸多相互矛盾之处。《世本•帝系篇》说“鲧生高密，是为禹”，则似乎高密当作人名，而宋衷又云“高密，禹所封国”，显然高密又成了地名。至于说高密为“禹所封国”，则更系臆说。因为鲧、禹所处的时代，既无所谓的分封，也更无所谓的封国。尤其前面已作分析，鲧的传说最初应发生于今河南嵩县一带，高密作为地名，沿用至今，二者之间距离过于悬远，从族属上讲，其自然应分属于不同的族群，两个地区之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差异也很大，对鲧生高密的传说如何理解，的确是先夏史研究中的一个不小的难题，颇为值得学术界进行深入的思考。
在近代疑古思潮兴起之前，封建时代的史学家往往将鲧生高密视为信史，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一考察远古时期历史问题的方法显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近现代疑古派学者顾颉刚先生先后撰写《九州之戎与戎禹》(注:《禹贡》半月刊第七卷第六、七期合刊，1937年。收入《古史辨》第七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和《鲧禹的传说》（与童书业先生合作）(注:《古史辨》第七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从论证大禹的天神性和神职出发，认为大禹只是神话中的人物，是主管山川田土的神，不可能治水，更不可能划定九州，“无论如何，遍治四方名山一事，在禹的时代决计不是人力所能的”。尤其自《鲧禹的传说》发表后，鲧禹父子变成了人神两栖的人物，鲧、禹被彻底逐出历史。迄今为止，在绝大多数史学家看来，鲧、禹仍然是史前的政治领袖或文化英雄，而在原始宗教信仰领域则一直杂厕于神鬼妖怪之中，或者他们自身就是非人的怪物了。如童书业先生即指出，“鲧禹之传说大概起于西方古代民族……至于鲧禹是否夏族之先，姑假定为是，然亦非无可疑之处。鲧禹神话极丰富而复杂，是否确有其人而为古代部落酋长，后渐神话？亦只能存疑，现时尚不能臆断”(注: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8-19页。)。然而，在考古学研究全面深入和“走出疑古”思潮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则更加确信鲧禹的传说中包含有较为真实可靠的历史内容，不可全盘否定。尤其根据前文分析，先秦文献中有关鲧的诸多传说的记载，即包含有大量可信的历史素材，能够较为真实地反映出文明社会前夕的若干史影。因此，对于《世本•帝系》“鲧生高密”的记载还是有必要进行一番深入的分析。
兹从“密”字入手，对以上文献记载中的若干疑点进行一番新的探讨。《尔雅•释山》：“山如堂者密。”邢昺疏：“释曰言山形如堂室者名密。”徐中舒先生说，“我国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古代各族人民总是从高向低迁徙……高辛氏所反映的是地处低地，森林覆盖茂密，居住地区为遮蔽较为阴暗的地方居民；而高阳氏则反映高原地带林木早经砍伐，阳光普照的农业区”(注:徐中舒：《先秦史论稿》，巴蜀书社，1992年，第18—19页。)。既然，“密”最初可能用作泛称，“高密”很有可能即泛指远古时期某些“如堂室者”的地形。《国语•周语下》称鲧为“崇伯”，前文已作分析，“崇”用作地名，即嵩也，在今河南嵩山一带。嵩山在古代文献中又称嵩高山或崧高山。《诗•大雅•崧高》：“崧高维岳，骏极于天。”《毛传》：“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按照《国语•周语下》的说法，鲧治洪水的方法起初和共工氏类似：“壅防百川，堕高堙痺”，最终导致治水失败。到伯禹的时候方将治水方法加以改进：“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封崇九山，决汩九川，陂鄣九泽”，以疏导为主。从“堙”到“导”，既是远古先民治水经验逐渐丰富的反映，同时也与治水地域地理形势不断发生变化有关。《尚书•禹贡》记载远古时期先民“降丘宅土”，所谓“降”，概指洪水退后中华先民逐渐从地势较高的“丘”地迁移至地势相对平坦的平地上生产生活的客观历史实际。这一点，在考古学资料中也有反映。张之恒先生曾经对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规律进行过深入探讨，指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分布于太行山和豫西山地与华北平原的交汇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则扩展到渭河平原、华北平原和黄淮平原(注:张之恒：《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规律》，《四川文物》2007年第1期。)。综合以上材料，不难确知，《世本•帝系篇》“鲧生高密”的传说，大体上反映了远古时期鲧及其治水的传说，发生在地势较高的今天河南嵩山一带，《世本》作者硬是将“生活”之意的“生”，机械地理解为“生育”的意义，从而主观地杜撰出“颛顼生鲧，鲧生高密，是为禹”的帝王家谱式的世系。以后，山东省境内更有“高密”县名，原本纯属巧合，但由于地域观念所致，“高密”不仅成了禹本人的“名字”，更成了大禹的“封国”，以讹传讹，谬种流传，误人不浅。
综合以上论述，大体可以获得以下几点基本认识：
1、先秦文献中有关鲧的诸多传说的记载，均有大量可信的历史素材，较为真实地反映出文明社会前夕的若干史影，我们应在对其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有机地结合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丰富资料，逐步揭示出其真实的历史面目。
2、战国、秦汉时期，黄河下游地区，堤防建筑，颇为普遍。这些数量众多的堤防正是衍生出今豫东北、鲁西北、冀东南大量“鲧堤”遗迹的素地和产生丰富的鲧的传说的沃土。从这种意义上讲，大量后起的鲧的遗迹和传说，只能诠释为一种普遍发生在一定地域的文化现象，将其完全视为可靠的信史，显然是不科学的。
3、《世本•帝系篇》“鲧生高密”的传说，大体上反映了远古时期鲧及其治水的传说，发生在地势较高的今天河南嵩山一带，《世本》作者硬是将“生活”之意的“生”，机械地理解为“生育”的意义，从而主观地杜撰出“颛顼生鲧，鲧生高密，是为禹”的帝王家谱式的世系，其与历史实际大相径庭。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责任编辑：黄晓军
来源：语文新课程资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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