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人生长恨：目不识丁 [打印本页]
作者: karin 时间: 2009-3-30 18:43 标题: 人生长恨：目不识丁
人生长恨：目不识丁
东方早报 2009-3-29 0:58:19
刘绍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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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nhard Schlink的《朗读者》（The Reader）是第一人称自传体小说（电影版的香港译名是《爱读》，虽是取巧，也不离谱）。书中的男孩，为爱而朗诵经典名著给“情妇”听。男孩叫米高（Michael Berg），中学生，十五岁。女的叫汉娜（Hanna Schmitz），三十六岁，电车售票员。汉娜很爱听故事，可惜目不识丁，每次跟米高做爱前后，都要他读书给她听。米高问你为什么不自己看，她说喜欢听他的声音。他念给她听的读物都很高档，如《战争与和平》。
《朗读者》的主题是“罪与罚”，一个民族的“共孽”。米高以为自己年纪小，不必背负纳粹党人的罪行，但长大后当法学院学生，出席从前“情妇”今日“战犯”的审讯听证会时，慢慢认识到，自己父亲一代作下的孽，做儿子的虽无法律责任，但一辈子也难逃道德的谴责。 The sins of our fathers，这是基督教原罪意识的回响。
“罪与罚”是《朗读者》的“母题”（leitmotif）。描写汉娜目不识丁抱憾终生则是“子题”（motif）。汉娜不通文墨，却羞对人言。她当电车售票员，工作简单，不用接触文字。让她当电车司机就不同了，最少得看交通规则和公司发的文件。为了不想“曝光”，她拒绝了升迁机会。
目不识丁的人却特别崇拜知识。有一次米高逃学跑来跟她幽会，她马上叫他“滚”，告诉他除非从此好好念书，她不会再让他到家里来。米高的爸爸是大学哲学教授。一天，他带汉娜到家里来。汉娜对室内各种摆设全无兴趣，但一走进书房就眼睛发亮。她一本接一本地把书架上的书拿出来，以食指轻轻地扫着书背，问米高这些书中有哪些是他父亲的著作。米高把父亲论康德和黑格尔的两本书找出来给她看。汉娜请他读一两段给她听。
汉娜看管集中营的犹太女子时，一样不改“听读”习惯。她找来身体虚弱的女子晚上念书给她听。这些人后来都送到“毒气室”被毒死。审讯时，汉娜被指控要为死于教堂大火的人命负责。她起初极力否认有关现场的报告是她写的，但当法官要拿她的手书给笔迹专家对证时，马上改口承认她就是报告的作者。
目不识丁的人怎会写报告？汉娜临时改变主意，是不想出丑。结果她被判了无期徒刑。米高说，如果汉娜当时就供出自己是文盲，说不定会减刑。其实，米高自己也曾想到替汉娜说话，最后决定不能这样做。因为汉娜不惜代价保护私隐，为的就是不让“自我形象”崩溃。英译本的句子是：Her sense of self was worth more than the years in prison to her。米高打了个譬喻。吸毒的人，要动手术开刀，但体内的毒素不能跟麻醉药混在一起。如果他坦白告诉医生，就等于承认自己是“毒犯”。
汉娜入狱后，米高没有写信给她，也没有去看她。但他不断寄自己录音的文学名著给她。听到她提前释放时，他还热心替她安排出狱后的居所。但她在重获自由前的一天自杀了。他到她的牢房翻看她的遗物。书架上不少是“浩劫”幸存者的著作。这些年，凭着自修，这个目不识丁的女子洗脱了文盲的耻辱。她还给米高写过信。
作者: karin 时间: 2009-3-30 18:44
《朗读者》：罪与爱超越纳粹阴影
中国台湾网 时间：2009-03-12 09:20 来源：北京日报
《朗读者》，施林克著，译林出版社，2009年
《朗读者》的开始，是一个十五岁的男孩爱上一个大他二十一岁的女人的故事。女人酷爱读书，但却不喜欢用自己的眼睛去看，而是宁愿男孩为她高声朗读，朗读成了他们每次做爱的前奏曲。然而有一天，这个名叫汉娜的女人却不辞而别。
八年之后，他们再度重逢——此时男孩已是法学院的大学生，而他一直朝思暮想的女人却站在了被告席上——她居然曾是一名党卫军，在纳粹横行时期当过女看守！在狱中，她就“钦点”过年轻体弱的犹太小女孩为她朗读各类文学作品，然后再把她们送进奥斯维辛集中营。一次押送囚犯的行军途中，他们夜宿一所乡间教堂，突然教堂失火，守候在门外的她宁愿300名犹太人被活活烧死，也不愿打开那放生的大门，为此她给出的理由是:“门一开，就会秩序大乱！”男孩深深震惊了，他一直深爱的这个女人竟然是个冷血的纳粹女魔头！
站在被告席上像她这样充当纳粹帮凶的女看守还真不少，汉娜并非罪不容诛的元凶，她完全可以辩驳，可是，在决定判决的最后时刻，她却大包大揽彻底认罪了。这究竟是为什么？
已长成男人的迈克尔惊觉，原来这个看上去有点性感，有点妖娆，有点高傲，也有点冷漠的女人竟是个文盲！她热爱阅读却大字不识，她参军也是为了隐瞒自己是文盲的事实，她当年诱惑了迈克尔却最终又从迈克尔身边逃离，也是无法正视自己是文盲的身份，她仓惶认罪显然也是基于保守这个秘密的需要。在这个自尊高于一切的女人看来:哪怕那点小小的自尊也比承担罪责更为重要。
汉娜这个形象有着双重含义:她既是受害者又是施暴者，既是牺牲品又是始作俑者，既是暴政下的愚民又是暴政的坚定维护者。影片海报上有这么一句宣传标语:How far would you go to protect a secret?这问题的答案很好地点出了汉娜的心态。为了一个毕生守护着的秘密，汉娜不惜伤害他人、囚禁自己，并且在她的世界中，其实这一切都是那么地自然而合乎情理。本哈德·施林克的小说原著对汉娜的心态进行了揣摩，汉娜“不仅仅在法庭上要争要斗，她必须要永远奋斗，其目的不是为了向世人显示她能做的事情，而是向世人掩饰她不能做的事情”，“她宁可被绳之以法，也不愿暴露自己是文盲。她进行的斗争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她的真理、她的正义。” 那么，她所谓的真理和正义又是什么呢？答案不言而喻！
在二十多年的牢狱生涯中，汉娜把自己的心和身体一样囚禁起来，迈克尔何尝不是如此？他结婚又离婚，他的心从未向其他女人敞开，他一直帮汉娜坚守着那个不足为外人所道的秘密，也一直坚守着两人最初那份爱的秘密。
因此，当他选择离婚之后，他再度心甘情愿地充当起那个朗读者的角色，只不过此时的汉娜不再温香软玉地躺在身边，而是在千里之外的狱中；此时的汉娜不再是那个撩人心动的性感少妇，而已是形容枯槁的白发老妪，但是那一盘盘寄去监狱的录音带，那一声声高亢激昂的朗读声，既是一份从未消失的爱的延续，也是一种来自心灵深处的救赎之声。此时的迈克尔早已不再是刚刚偷尝情欲之果的懵懂少年，而是已经幻化成了《辛德勒的名单》中那个高高在上的犹太救世主形象，只不过二者的区别在于:辛德勒拯救的是身陷囹圄的犹太人，而迈克尔拯救的则是他曾经深深爱过的那个女人——一度是十恶不赦的纳粹帮凶！
小说原著中有这么一段话:“我爱汉娜的痛苦在一定程度上是我们这代人的命运，是德国人的命运。我比其他人更难摆脱这种命运，比其他人更不容易战胜这种命运。”
迈克尔爱上一个足以做他母亲的人很明显也是一种象征。战后长大的年轻一代德国人，没有亲身参与罪行，但却成为一个罪行累累的民族中的一员。一个人当然会爱生养自己的民族，但这个民族却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这是怎样的一种矛盾？一本不足15万字的小说，在战后德国人心中之所以产生巨大的共鸣，其原因即来源于此。电影相对弱化了原著的批判锋芒，稍显温情脉脉了些，但依然是我看到的批纳粹批到骨子里的一部影片。
这个女人在出狱前的最后时刻选择了自杀，你既可以看成是一个民族在渐趋理性的情形下的一种深深的忏悔（影片中，汉娜在迈克尔二十年如一日寄来的录音带中既获得了心灵的慰藉，也逐渐学会了读书写字，当她越有知识，她就越对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产生了自责，所以她踏着厚厚的书本去见上帝之时，她的心灵已经完成了一次自我的救赎），也可以理解成一个民族终于告别了昔日的梦魇，浴火重生了。当然这种告别，是一种彻底的解脱，也是一种无言的忧伤。
历史，在那一刻，留下了一个苍凉的背影。
作者: karin 时间: 2009-4-11 04:09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9年4月8日
《朗读者》：当“见证”成为一种罪
《朗读者》，[德]本哈德•施林克著，钱定平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2月第一版，22.00元
■思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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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朗读者》，对汉娜的审判过程中，出现了一对母女，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女儿在战后写了一本书，成为了审判和定罪汉娜的证据。作为小说的叙述者和曾经爱过汉娜的少年米夏·伯格，当他读到了那本幸存者写下的见证之书时，却觉得那本书仿佛是“身外之物”。他毫不掩饰对这本书的距离感，“它既不能让人认同，也不能让人同情，正像那对母女，正像那些同她们一起受苦受难的其他人一样”，读这本书“无论是集中营的头目，那些女性看守，那些穿军服的警卫部队，面目和轮廓都很朦胧模糊，无法叫人感同身受，没法让人判断他们的优劣好坏”，“书中散发出一种麻木不仁”。叙述者米夏最终说到了对这本书的评价，说作者给关在集中营多年，居然幸存了下来，还给这段生活赋予了文学的形式，“很了不起”。很了不起？如此轻描淡写，如此理智冷静，如此麻木，甚至能听出一点点讽刺的意味。米夏怎么能这样说？
众所周知，从二战以后，在那些从战争和纳粹集中营中幸存下来的人中间，出现了一种新的写作形式：幸存者写作或者说是见证文学。学者徐贲曾就此分析说，这类著作一般都不是精致的作品，他们之所以能打动读者，全在于故事的遭遇、事件、环境非常特殊的缘故，因为单单叙述者能存活下来讲述这些故事，就已经足以引发读者对这些故事的兴趣和想象。这类文学的代表作比如有维赛尔的《夜》。维赛尔是奥斯维辛集中营中少数的幸存者之一。他活下来，不仅是一个幸存者，而且还成为了一个讲述灾难故事的见证人。他坚持认为，幸存者的写作“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志业，一种义务”。但在《朗读者》中，幸存者写作成为了定罪的证据，成了杀人的凶器，成为了嘲讽的对象。这种模式的写作本身是为了反思历史才产生的，但现在成为了另一种反思的对象：人类的文字是否有能力写出纳粹集中营和大屠杀的对人性的摧残？主体到客体的转换预示了反思本身就是一种主体间性的关系，而不是主体对单纯客体的压制。在小说中的审判汉娜的场景中，法庭的成了一个虚无的存在，一个大大的问号，一个本身并不能带来公正的象征。
首先，汉娜的罪毫无疑问是一种个体的罪，但在接受审判的语境中，她的罪已经成为了整个纳粹的所犯罪行的象征物，她所承受的是整体纳粹的审判。其次，汉娜作为曾经的纳粹体制中的一份子，无疑在接受审判时已经被先验地定罪了，审判只不过是一种形式和过场。也许在审判的过程中，公众通过这种治罪的形式可以转移或者转嫁出去自我的心理创伤，达到遗忘过去的伤痛，可以心安理得地继续自己的生活。从这种意义上，汉娜本来是罪犯，但是现在成为了受害者，接受审判和质疑的恰恰是公众，他们是这场审判心领神会的共谋者。另外，在审判汉娜的过程中，法官以道德的眼光衡量这些罪犯，虽然有幸存者的存在，但是历史的实际的语境中，我们谁也不知道人性会承受多大的考量，没有经历过战争和集中营生活的人没有权力对那些无论是受害者或者罪犯进行审判。在接受法官看似愤怒的、正义的、道德的、公正的询问的时候，汉娜一次次显得疑惑不安。她一次次反问着法官“要是您的话，您会怎么做呢？”她不是在质疑，不是诘问，而是无比困惑和严肃的口气。因为在实际语境中，她其实是别无选择，任何人都是别无选择。作为集中营的看守，她需要每周挑选十人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去送死，这是她工作的一部分，任何人干这份工作都是如此。这并非说是为她无罪辩护。汉娜的罪是作为纳粹体制的一部分而存在的，而不是作为她工作的一部分而存在的。也许，她最为不该的是选择了作为纳粹看守的工作，她是因为选择而获罪，而不是她的工作。
在那次教堂大火中，三百人惨遭死亡，因为没有一个人去打开教堂的锁。面对法官“为什么你们不去开门？”愤怒的发问。其他的看守都给自己找了很多理由，比如她们自己也受了伤，或者轰炸把她们也吓住了，或者轰炸后她们每人都在忙活着等等。而汉娜的回答则显得诚实的多。她最初说，“我们不晓得，该怎么做才能救出她们”。她后来又说，倘若把大门打开的话她们就会冲出来。法官问是不是害怕囚犯们会把她们制服。汉娜回答说“……不，问题是我们该怎么办，才能恢复秩序呢？会起一大片混乱，我们根本管不了。再说要是他们想趁机逃跑……”，“我们就是不能让她们给跑了！我们对她们有责任……我是说，我们一直在看守她们，在营里，在路上，这才是关键”。汉娜相对其他看守的回答显得愚蠢而又诚实。但正是这种老老实实地回答才激怒了法官和旁听的观众。在此刻，显得悖谬的是，谎言代表了顺从，接受审判的诚意。而汉娜的诚实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对法官和公众们的挑衅和反抗。而最终对汉娜的决定性的审判，那份报告的出现，以谎言的形式对汉娜进行了定罪。她是一个文盲，不会书写，所以报告不是出自她的手笔，但是为了维护她的秘密，维护她的自尊，维护她是一个文盲者的事实，她宁愿接受了其他看守对她的指控，承认那份报告出自她的手笔。法庭以谎言的名义对汉娜进行定罪。
在审判过程中，有个明显被悬置的问题。如果说汉娜因为没有打开教堂的门，导致了三百人被烧死在火中而获罪。我们也许该追问，这场灾难最初是如何发生的？火灾是如何发生的？也许最直接的问题是，从天而降的炸弹从哪里来？对敌军和纳粹的轰炸，毫无疑问是，炸弹是我们投下的，是反法西斯者，是正义的一方。这场灾难的元凶，火灾的制造者，三百人的杀人凶手，其实正是我们自己人。以正义的名义制造的杀戮，也许因为其高尚的正义性，所以我们选择视而不见。并把这种杀戮所导致的愤怒和公共危机转移到了纳粹战犯和汉娜身上。这种审判有何公正性可言？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一次审判，也许不是为了伸张正义，仅仅是需要而已。在审判中，公众破碎和受伤的心灵重新聚集了起来，他们的愤怒声音混合在了一起，他们觉得不再害怕，不再懦弱，他们觉得只有这样才有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逝者已去，但是生者还要活着，这种痛苦和绝望除非得到释放和宣泄，否则望着那些逝者的亡魂哪有活下去的勇气？
小说中，米夏在汉娜被定罪后去了集中营，但是面对废墟，他根本无法想象出原来的集中营是什么样子。“今天，关于集中营有这么多书籍和电影，集中营成了我们的集体想象，补全了我们日常的世界图景。我们的想象力知道如何优游其中”，“从前想象只是静态的，集中营令人发指的罪恶似乎不适用于生动活泼的想象力。从盟军拍摄的照片和囚犯们撰写的材料中，可以联想到一些情景，而这些情景却往往会起反作用，把人们的想象力束缚起来，逐渐使之僵化老套”。是不是正是因为公众对集中营的记忆的日益模糊和遗忘，才使小说的作者本哈德·施林克选取了一个十五岁的少年与三四十岁的纳粹女看守之间的不伦之恋作为吸引读者关注这一严肃问题的噱头？
顺便说一下，先看的电影，后读的原著。电影比原著精彩，因为凯特·温丝莱特的出演；原著比电影丰满，因为那些不可忽视的细节和那些发人深省的追问。
作者: Robot 时间: 2009-5-18 21:34
2009年05月15日 09:37 来源：检察日报
《朗读者》剧照
“我们的感觉并不重要”
——电影《朗读者》的法律解读
刘宏成
《朗读者》是最近获得第81届奥斯卡电影奖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奖的—部影片，故事发生在二战后的德国，从—个名叫迈克的15岁少年与36岁公共汽车售票员汉娜之间的不寻常的恋情开始，并以二者的恋情为主线，通过—次对曾经担任过纳粹集中营看守的汉娜及其同案的审判，讲述了二战后人们对战争遗留问题如何解决的问题。
这是—部戏路很宽的电影，不同的观众，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欣赏。如果你是—名浪漫主义者，你可以从纯爱情的角度去欣赏，在本片中你会看到—种别样的让你刻骨铭心的爱情:“影片虽然没有过多的讲述爱情所必须的条件，没有用直白的方式来叙述似乎该彼此思念的人的内心呼喊，但行动却比语言来得更酣畅淋漓。在他不停地为她录制磁带时，我想任何的浪漫在这面前都是失去颜色的。而当她幼稚的字体摊开在他面前时，是任何华丽的辞藻都无法比肩的。”如果你是—名现实主义者，你会为二战中纳粹分子的极端残忍和对生命的麻木不仁而痛心疾首，你也会为那些无辜的纳粹集中营死难者而泪流满面。如果你是—名理性主义者，仔细品味片中的情节，你或许会得出更深的理解。
其实，这部电影有很深的政治和法律背景:故事发生在二战后的德国，这是—段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电影《朗读者》改编自德国作家本哈德·施林克的小说，而作者本人是德国的法律教授及法官。了解了作者的职业背景，再来从—名法律人的角度看这部电影，或许就更容易理解了。
在我看来，这部影片的核心部分而且最值得我们去品味、去思考的地方在于法庭对曾经担任过纳粹看守的汉娜等六个人的审判。法律教授及法官哈德·施林克在写这部小说时显然花费了很多的笔墨，本片的导演也花了很多的精力去拍摄这个审判:全剧共124分钟，而对汉娜等人的审判的戏份就占了30多分钟。审判的事件是，在1944年冬天的“死亡行军”中，当时的纳粹党卫军看守汉娜等六名女看守转移的300余名死囚在转移途中被临时关押在—个教堂休息时突然遇到了炮火的袭击，而几名看守却没有将教堂的大门打开让囚犯逃生，从而导致被关押在教堂内的300余名囚犯死亡。在这里我不想去过多地关注审判的程序是否合法，审判的结果是否公正。我关注的是这堂审判中涉及到了许多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专业问题，更值得我们去思考。
审判让我印象最深的地方就是当主审法官问汉娜:“你们为什么不把门打开”时，汉娜回答主审法官的—句话:“我们是看守!我们的职责是押送犯人，我们不能让他们逃走。”这里就给我们提出了—个问题，作为押送死囚的看守，在300多名死囚的生命受到威胁时，是应当开门放走他们，还是应该继续关押他们?
肯定很多人都会说，当然应当放走犯人啊!但是，千万不要武断地作出判断，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至少要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第—，她们是看守，而看守的职责是“押送犯人，不让他们逃走”;第二，她们押送的是死囚犯，等待他们的就是死亡;第三，如果她们开门放了那300名将要被处死的犯人，她们的下场肯定也只有—个～～～“死亡!”;第四，她们也是人，也是在恶劣的战争状态下为了生存而去做看守的女人; 第五，“换了你，你会怎么做?”(这是汉娜回答主审法官时说的一句话，主审法官、陪审员、旁听人员、证人当时都无言以对)。如果我们从她们的职责、她们押送的对象、她们放走犯人的后果以及她们也是普通人的角度来分析后，再来思考下面的—些问题，或许你的观点会有所改变吧!这是—些实体法上的问题:看守的职责是什么?她们关门不放导致数百名犯人死亡的后果，是否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呢?如果要承担什么责任的话，责任主体应当是谁呢(希特勒、纳粹政府还是看守)? 判断—名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法’不是指我们现行的法律，而是指事件发生时期适用的法律”(片中法学教授语)吗?
该案的审判还涉及到刑事诉讼程序中的证据采信问题。看过影片的人都知道，法官之所以判处汉娜终生监禁，就是因为法庭认定党卫军关于“死亡行军”事件的报告是由汉娜起草的，因此认定汉娜是主犯。而法庭认定该份报告是由汉娜起草的主要依据就是几名同案的指证，而汉娜开始对同案的指证是予以否认的，只是当法官要她留下笔迹以便进行字迹鉴定时，她因为耻于让别人知道自己是文盲而自认了该份报告是由她起草的，而法官对这—定案的最关键但又存疑的证据也是采取了“葫芦僧乱判葫芦案”的态度，从而作出了前述判决。在此，我们姑且不论法官的判决是否正确，我看完这部影片后，心里—直存在着—个疑问:如果迈克当时站出来作证，证明汉娜是文盲，不会认字、不会写字更谈不上会写什么报告，而汉娜仍坚持是自己起草了报告并拒绝留下笔迹作鉴定的话，法庭该如何作出认定呢?反过来，假设汉娜不是文盲，她对同案的指证表示否认而同意留下笔迹作鉴定的话，但“二十年前的笔迹和今天的笔迹能作比较吗?”(这是片中汉娜辩护人提出的疑问)
电影还向我们展示了—个非常完整的典型的大陆法系的庭审方式:法官是庭审的核心人物，对诉讼起主导作用，法官不仅依职权主持庭审、指挥诉讼，而且负有查明案件客观真实的责任。控方的作用消极弱化，只起着对法官调查证据的补充作用，被告方居于被处置的地位。这种庭审方式大致可概括为“主动的法官、被动的当事人”。相信每—名观众都会对片中“主动的法官”有比较深刻的印象，整个庭审，我们都几乎只听到法官在讯问被告人，很少看到在英美影片中所常见的辩护人滔滔不绝、法官洗耳恭听的现象。
片中的法学教授还给我们提出了两个非常值得研究和探讨的法理学问题:第—，社会是靠道德还是法律运作的呢?第二，法律是狭隘的吗?这两个问题是片中法学教授给学生讲课时所涉及到的。
关于第—个问题，片中的法学教授已经给我们作出了—个回答:“人们总以为社会是靠道德运行的，但事实并非如此，社会要靠法律来运作。”如果仅从司法审判的角度来讲，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如果站在整个社会的治理和运作来考虑，这种观点又显得有点狭隘了，毕竟“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仅仅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法律的调整范畴是有限的，—部法律或—个法条只能对特定的范围或事件进行调整。在 —定时期内，法律是稳定的、不变的，而社会是复杂的、多变的，每天每时每刻都有可能发生—些新的问题、出现—些新鲜的事物。所以仅仅依靠法律来运作—个社会是不够的，社会的良性发展，绝对离不开道德。它们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任何社会在建立与维持秩序时，都不能不同时借助于这两种手段，只不过有所偏重罢了，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法律的实施，本身就是—个惩恶扬善的过程，不但有助于人们法律意识的形成，还有助于人们道德的培养。因为法律作为—种国家评价，对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有—个统—的标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评价标准与大多数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致或接近的，故法的实施对社会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反过来道德又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
那么，法律是狭隘的吗?对某—部法律或—个法律条文来说，它的调整范围可以说是有限的、狭隘的。—个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以及应当受到怎么样的处罚，都是由法律来规定的，从这—点来分析法律，它确实也是狭隘的。但是，从现有的整个法律体系来看，法律的调整范围又是非常广泛的，人们的衣食住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相应的法律来进行调整和规范。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要狭隘地理解和执行法律。
最后，我想以片中法学教授的—句话作为本文的结尾:我们的感觉并不重要，—点也不重要，问题是我们的所作所为!
作者: Robot 时间: 2009-6-19 01:57
生死朗读——我关注的是道德问题
光明网 2009-04-02 06:48:23 光明日报
《生死朗读》获得金球奖和奥斯卡奖提名。应德文版出版者第欧根尼出版社之邀，作者本哈德·施林克接受了著名记者彼得拉·罗伦茨的采访。
问：这部电影是否实现了您对它的设想？
答：我事先并未对电影有什么固定设想。我有我自己的画面，而电影不能重现我的画面。如果作者指望电影重现他的画面的话，那他就不应该卖出电影版权。作者期待的，只能是优秀导演为故事和主题挖掘出出色的、新颖的画面。
问：导演斯蒂芬·戴德利成功地做到这点了吗？
答：他和编剧大卫·黑尔一起守卫了这个故事和这本书的主题。即使电影的倒叙视角本可以让他把这部片子导成一部屠犹片，但他没有，他拍的是第二代人即战后一代卷入第一代人也就是战争一代人的罪责的片子。
问：现在这部小说搬上银幕，对您来说，这是否意味着您的书所获得的成功的巅峰？或者,有其他某些时刻或场景或反响在您眼中更为关键呢？
答：就像几年前《生死朗读》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榜首，现在它拍成电影，也是这本书的一个顶峰，它们表明了这本书所引起的广泛兴趣，对于这一点我很高兴。这本书是写给大众的，无论男女老幼，不管你是知识分子还是实用主义者，也不论你受过怎样的教育，来自什么国家，是否喜爱读书。在我看来，还有那些读者来信也标志着这本书的成功。他们在信里面写道，他们本来并不读书，但因为别人推荐而得到了《生死朗读》，结果爱不释手。我的母亲是一位来自瑞士的民主主义者，从小她就教育我，无论谁想以民主的方式讲述什么，他必须用所有人都能明白的方式来讲述。我知道这并不适用于艺术。但我还是很高兴，我的书在某种程度上是民主的。
问：一些时间以来，以纳粹或屠犹为题材的美国电影纷纷出现，比如《行动目标希特勒》、《穿条纹睡衣的男孩》、《圣安娜奇迹》等。在这一系列电影中，《生死朗读》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答：请让我再强调一遍：《生死朗读》不是关于纳粹或者屠杀犹太人的。它是一本关于战后一代和战争一代之间关系的书，关于罪责。为什么现在美国电影如此热衷于第三帝国和屠犹的题材，美国女作家乔伊斯·哈克特曾做过精彩的回答：经历了道德分裂的布什年代，人们强烈向往道德上的一致性，向往清晰有力的善恶标准。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生死朗读》不属于这一系列的美国电影，它关注的是道德问题、紧张和矛盾冲突。
（陆志宙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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