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理枝”又称“相思树”，在古今众多的文学作品中，因其承载着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而成功“点睛”了作品和作品中的爱情史话，最脍炙人口的当数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其《长恨歌》中的唯美诗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连理枝”在自然界中极其罕见，因两棵树的枝干合生在一起，被喻为夫妻恩爱。
“连理枝”的凄美爱情是中华文化中唯一有实可考且至今有实物遗存的悲剧传说。事实是，长期以来，关于其根在哪里的说法，如同“花木兰”、“杜康”等，业已成为广受争议的文化焦点。但历史的记忆终归只有一处，而且据大量的文字、文献考证，“连理枝”传说的根在商丘。
清凉寺中的“相思树”。
A 真实的历史： 晋代干宝《搜神记·卷十一》“连理枝”的爱情传说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宋国末代国君宋康王执政时期。商丘在战国时期称宋城，是当时宋国的国都。
晋代文史家干宝的《搜神记·卷十一》中记载，宋康王舍人韩凭娶妻何氏，美，康王夺之。凭怨，王囚之，论为城旦。妻密遗凭书，缪其辞曰：“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当心。”既而王得其书，以示左右，左右莫解其意。臣苏贺对曰：“其雨淫淫，言愁且思也。河大水深，不得往来也。日出当心，心有死志也。”俄而凭乃自杀。其妻乃阴腐其衣，王与之登台，妻遂自投台，左右揽之，衣不中手而死。遗书于带曰：“王利其生，妾利其死，愿以尸骨赐凭合葬。”王怒，弗听，使里人埋之，冢相望也。王曰：“尔夫妇相爱不已，若能使冢合，则吾弗阻也。”宿昔之间，便有大梓木，生于二冢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体相就，根交于下，枝错于上。又有鸳鸯，雌雄各一，恒栖树上，晨夕不去，交颈悲鸣，音声感人。宋人哀之，遂号其木曰“相思树”。南人谓：此禽即韩凭夫妻之精魂。
这则感天动地、生死相依的爱情故事，就是在我国民间广为流传的“相思树”的故事。据史料记载，宋康王是宋国最后一个国君，此人最初胸怀大志，想恢复宋国在微子启当宋国国君时那段强盛。自己做了宋国国君后，努力富国强兵，不仅战胜了当时的强国齐国，还一度把国都迁到彭（现在的徐州）地，并战胜了多年与宋国为敌的楚国等，业绩可谓辉煌。但他后来却成了一个暴虐无道的国君，不但残害异端，而且好酒色、贪享乐，曾动用大量民工、奴隶修筑供其游乐的青陵台。此台筑得像一座山，上植林木和奇花异草，下筑亭台楼阁，风景十分秀丽。古文中记载的韩凭妻何氏不为锦衣玉食的宫廷生活所动，决定以死表达为人糟糠的忠贞，最终就是从这座高台上跳下自杀的。“连理枝”的传说就是在《搜神记·卷十一》中所载文字后半段出现的。既然生已不能与丈夫同床，渴望一生厮守的何氏便期待死后与丈夫同穴。残忍的宋康王不仅没有听从何氏的请求，并坚持让他们夫妻的坟墓遥遥相望。奇迹就这样发生了，很短的时间内，两棵大梓树分别从两座坟墓的顶端长出，十天之内树干弯曲，互相靠近，根在地下相交，枝叶在上面交错。老羞成怒的宋康王下令砍树，没想树上又出现鸳鸯，一雌一雄，长时间在树上栖息，早晚都不离开，交颈悲鸣，凄惨的声音感人。当时宋国人都为这叫声而悲哀，于是称这种树为“相思树”。
商丘《归德府志》也有记载，称宋康王与何氏所登的台为“青陵台”，西汉梁孝王在青陵台废墟上建清冷台时，台北面的韩凭城还在。如今，韩凭城已经不复存在，但“相思树”和鸳鸯鸟的故事被人们一代一代地传下来。浪漫主义的传说传之甚久，成为我国梁祝化蝶的源头，这其实比梁祝化蝶的故事早了一千余年。
B 传说的瑰宝：《敦煌变文集》之《韩朋赋》
“连理枝”的传说，较早的文字记载见于在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现的西汉晚期的残简，其中记录韩朋的文字，据专家考证，与后来《敦煌变文集》中的《韩朋赋》语言相合。而《韩朋赋》中的韩朋，即是晋代干宝《搜神记·卷十一》中记载的韩凭。
《韩朋赋》节录：王闻此语，甚大嗔怒，床头取剑，煞臣四五。飞轮来走，百官集聚。天下大雨，水流圹中，难可得取。梁伯谏王曰：“只有万死，无有一生。”宋王即遣人探之。不见贞夫，唯得两石，一青一白。宋王睹之，青石埋于道东，白石埋于道西。道东生于桂树，道西生于梧桐。枝枝相当，叶叶相笼，根下相连，下有流泉，绝道不通。宋王出游见之，问曰：“此是何树？”梁伯对曰：“此是韩朋之树。”“谁能解之？”梁伯对曰：“臣能解之。枝枝相当是其意，叶叶相笼是其思，根下相连是其气，下有流泉是其泪。”宋王即遣人诛伐之。三日三夜，血流汪汪。二札落水，变成双鸳鸯，举翅高飞，还我本乡。唯有一毛羽，甚好端正。宋王得之，遂即磨拂其身，大好光彩，唯有项上未好，即将磨拂项上，其头即落。生夺庶人之妻，枉杀贤良。未至三年，宋国灭亡。
由此可见，《敦煌变文集》的《韩朋赋》与《搜神记·卷十一》中关于韩凭的记载略有出入，即为：宋康王将夫妻二人合葬，合葬后从墓中得到两块石头。宋康王遂将石头丢在道路两旁，石上神奇地长出两棵梓树，根部相互盘绕，枝叶相覆相接，犹如一对相拥而泣的情侣。宋康王恨得咬牙切齿，忙令人把两棵树砍掉烧了。却不曾想到，一对鸳鸯从两棵树中盘旋而出。在那对鸳鸯身上，有一根长得特别端正坚硬的羽毛，宋康王很是喜欢，就命人捉拿鸳鸯，把它们杀了，只留下那根羽毛，拿在手上细细把玩。宋康王用它磨拂身体，全身的皮肤都放出了光彩，只有脸部还比较黯淡，就又用羽毛去磨拂，不料那轻盈的羽毛是件有灵魂的利刃，竟把他的整个头颅斩了下来，一代暴君就此断送了性命。
内蒙古民族大学的傅庆升教授用《血泪韩朋赋 民主自由歌》为题，高度赞美了韩朋与其妻何氏的凄美爱情。傅庆升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敦煌藏经石室中发现的手写文卷数以千万计，其中有相当数量的文学写卷，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一宗珍贵的稀世遗宝。敦煌文学写卷中，那些由民间创作出来的叙事作品，在文学史和民间文学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著名文卷《韩朋赋》是敦煌叙事文学中的熠熠明珠，它以高昂的反封建精神、强烈的民主和自由的意愿、精美深蕴的艺术魅力，成为民间文学史上的瑰宝。”
因为浪漫色彩更加浓重，《韩朋赋》中“连理枝”的故事少了现实性，更具传奇性，似乎已只是古代劳动人民借宋康王残暴的“壳”而表达高唱“民主自由歌”的美好意愿了，这也使得“连理枝”更接近于虚无，从而一步步走向传说的界定。
C 文人的演绎：白居易的《长恨歌》及其他
古往今来，有多少文人骚客饱蘸热情为“连理枝”抒写赞歌。
最经典的当数白居易《长恨歌》中传诵千古的名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它借以描写唐明皇及杨贵妃的凄美爱情，但是“比翼鸟”与“连理枝”二词却非始创于白居易。据《尔雅》中记载，传说中的“比翼鸟”只有一个翅膀和一只眼睛，必须成双并飞才能成行，因此后人便用这双宿双飞的“比翼鸟”来形容夫妻感情深厚。而“连理枝”的典故则来自《搜神记·卷十一》的这个典故。
“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也在《春思赋》中写道：“游丝空绢合欢枝，落花自绕相思树。”诗中的“相思树”即是“连理枝”的别称。据史载，盛唐时期的“诗仙”李白曾在唐天宝三年，因在朝廷失意，愤然辞别长安，驾一叶扁舟泛黄河、顺睢水，来到向往已久的梁园，一住就是十年。其在《白头吟》中吟道：“古来得意不相负，只今惟有青陵台。”对青陵台赞誉颇高。此后，唐代又一著名诗人李商隐也直接引青陵台为题作诗《青陵台》：“青陵台畔日光斜，万古贞魂倚暮霞。莫讶韩凭为蛱蝶，等闲飞上别枝花。”唐代另一诗人王初也在《青帝》中写道：“韩凭舞衣身犹在，素女商弦调未残。”他还在《即夕》诗中写道：“月明休近相思树，恐有韩凭一处栖。”
此后，三国魏文帝曹丕曾编撰神话文学《列异传》，其中记载：“韩凭夫妻死，作梓，号曰相思树。”如今，清凉台上的清凉寺中仍有两棵“相思树”，相隔九步之遥，根相连、干相倾、枝相拥、叶相抱，受到当地群众和寺院僧侣们的精心保护。
后至北宋时期，乐史编著的地理总志《太平环宇记》，因增加风俗、姓氏、人物、土产等门类，在十四卷《郡国志》中载有：“宋康王纳韩凭之妻，使凭运土筑青陵台，至今台迹依然。”
此外，关于“连理枝”有稽可考的文字还有许多。元代庚吉甫编有杂剧《烈女青陵台》，明代有传奇《韩朋十议记》，其中韩朋夫妻的故事即取材于晋代干宝的《搜神记》，其故事延伸至韩朋的儿子报仇雪恨，内容又增至善恶报应等传统思想。明代还有传奇作家冯梦龙在《东周列国志》中以话本的形式对“连理枝”故事的再度创作，内容丰富，文采华丽，其歌谣为故事增色不少。到了近代，有越剧《相思树》、评剧《青陵化蝶》等。
“连理枝”的传说涉及的是一个无限广阔的文化空间，其爱情悲剧既有其人其事，又从悲剧中衍生出神话传说，更因其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为古今众多文人雅士竞相引用。不难看到，虚构的文学让“连理枝”从历史的真实不断走向文化传说，但散落于各个朝代的文学“记忆”最终热情地传承了这一历史真实。而透过文学和历史的重重迷雾，作为诸多文化现象中被广泛赞美的“连理枝”，其传说的根在商丘的事实，终将浮出水面，而且会越来越趋于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