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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科大卫：幻想的历史需要被考证 [打印本页]

作者: 木兰山人 时间: 2017-2-26 09:52 标题: 科大卫：幻想的历史需要被考证

   在《古史辨自序》中，顾颉刚提及常有人问他讨论古史的结果怎样。他答：“现在没有结果。我们现在的讨论只是一个研究的开头呢，说不定我们一生的讨论也只是一个研究的开头咧!”考辨中国古代史的论文集《古史辨》自1926年至1941年陆续出版，顾颉刚成为“古史辨派”的创始人，中国史学界疑古辨伪的风气就此大开。
   顾颉刚在北大求学时，中国学者已普遍受到西学的影响。一些偶像不攻自倒，考古学的发展亦反映出历史文献背后的真相。“又欣快，又惊诧”，在上世纪20年代，他“终至放大了胆子而叫喊出来，成就了古史讨论”。
   《古史辨》出齐之后的几十年间，中国学者在社会时势、学者境遇的变迁中，囿于意识形态、学术环境的局限，未尝不曾走过弯路。但始于章太炎、发轫于胡适而上轨道前行的整理国故之道未断。在更为多元的学者参与中，它走向对历史幻想的检视、对历史真相的追溯，以及对历史认知的校正。
      当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者科大卫(David Faure)的《明清社会和礼仪》出现在书评周刊国故类年度十本推荐书目中，国内历史学者刘志伟评价说：这说明顾颉刚的这条路我们还在走，即使过了近一个世纪，走得也还不错。
   在思想的开阔与胆识方面，科大卫与顾颉刚确有共通之处。他又在近一个世纪后，将历史学的视野进一步拓展，认为历史学者应结合田野活动的观察，获得从文献中看到田野的想象力，否则，“他或她只是一个抄袭的机器”。
   跟随科大卫，一段探索明清社会真相之旅即将开始。明太祖一声令下，天下四方便自然遵循？天地会的兄弟，真的密谋推翻朝廷？“多少我们以为是实体的名词，只不过是思想上的认同”。谁认同谁、凭什么去建构认同，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可以利用什么概念来做建构的根据，则是研究者不可回避的问题。
像剥洋葱一样，在层层求索中看到真相，这是历史研究的目的所在。当它成为历史学者的共识与职责，成为更多人的历史素养，便会对当代形成警示，因为任何时代有意、无意为之的幻象终会在后人追索中回归真相。
新京报记者孔雪
      2004年，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科大卫发表《告别华南研究》，其中有个故事让不少学人动容。20世纪70年代，他曾经在罗湖、深圳交界的村庄中做口述采访，一个老婆婆讲了自己一生的故事，老婆婆一边讲一边哭，同行的同事一边听一边哭。那一刻，科大卫感到“有点愤怒”。“我们在学校念的历史捆绑在一个与实际生活没有关系的系统下，没办法把这些重要的经历放进去。老婆婆的故事是没有文字记载的。我们不记录下来，以后就没有人可以知道。这是我记得我感觉到口述历史重要的一个经验。”
   结合这个故事，科大卫在《明清社会和礼仪》的后记中的自白就更好理解。“我基本上是个历史学者（我的博士学位是修读社会学的），但是对人类学者的田野活动很有兴趣，也有幸得到人类学者朋友的指导与帮助。我并不相信我懂多少人类学，也对现在人类学的后现代主义追求一点兴趣都没有。我非常相信研究中国社会史需要结合田野的观察与文献的解读。我相信不走出书斋的历史学者（借用贺喜的一句话）不能了解中国社会”。
   从田野的角度读文献是科大卫倡导的研究方式。文献的内容是一层一层的，原来某句话经历过解读，又放了另一篇文献之内，如此转手多次，才到达历史学者的视野。而“我们这些城市长大，五谷不分的人”，要通过跑田野才可以有“看透文献的想象力”。
      那么科大卫为我们呈现的中国社会，或者更准确地说，明清社会是何种样貌？明清地方社会上的各种势力和人群，如何利用物质、符号手段，挤进已逐渐成形的政治制度，并安身立命其中？在《明清社会和礼仪》中，他客观地记录了同地方宗教和祖先祭祀紧密联系的文字传统、地方神祇的故事、村民自己或和尚道士所演绎的乡村仪式、建筑的特征等，并重构了这些礼仪所应用到的地方制度的历史。通过个案研究，科大卫对于统一的中国社会进行了详细的论证，重建了地方社会如何获取及认同自身特性的历史以及地方社会如何接受并整合到一个大一统的文化的历史，展现了中国社会的独特性和复杂性。
      学界不少人将科大卫视为“华南学派”的代表人物，但他却认为从来没有什么“华南学派”，不故步自封，才能走得更远。与科大卫的对话启发我们，不要轻易地相信、想当然地引用一些概念和名词，它们都有特定的背景和生产的过程，当时当下合适，却不见得今时今日合适。做什么具体的研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地剥下去，直到看到真相，这也正是历史研究的目的所在——求真、客观。B02-03版采写/新京报记者孔雪

从来没有过“华南学派”

新京报：你在一些文章中讨论到田野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每一座乡村里的老庙都是一本丰富的地方史，去庙里应该带着去图书馆、档案馆的心情。在华南跑过的印象最深刻的一座庙是哪里？它最打动你之处是什么？
科大卫：很多庙都留下深刻的印象，可能对我研究上最有冲击的是佛山的祖庙。可能因为我开始研究的时候，还没有预料地方宗教在一个市镇上有那么明显的标签作用。

新京报：你认为中国社会的统一性源于共同的礼仪，这种共同并非中国各地全然一致，而是地方礼仪通过协调进入到中央认可的一套礼仪系统中，加固和延续社会的稳定。包括宋代的礼仪改革，目的是维持社会现状，而非推动社会革命。从思想认同具体化到地方实践的礼仪系统，对于中国明清社会稳定性的影响有多大？这种影响是否还表现在经济、思想等其他领域？
科大卫：要看“稳定性”是什么意思。从宋到清，中国地方上的礼仪经历了很大的变化。要不要以“革命”来形容只是一个文字上的问题。礼仪只是一种表现，假如你的“稳定性”是关乎权力或经济，我相信动力不是来自礼仪。
新京报：是否可以理解为：地方基于宗族的礼仪的前提，是国家基于皇权的一种映射。那么这套清明建立起来的礼仪系统受到的最大冲击，是来自于想要改变社会现状、质疑皇帝与国家关系的社会革命，如清末孙中山等人推动社会革命，以及1919年倡导“科学”“民主”的五四运动？

科大卫：宗族礼仪的前提，一定不是皇权而是祖先（宗族礼仪提倡拜祖先，不是拜皇帝）。皇权也接受宗族礼仪的时候，拜祖先为前提的活动可以应用到多方面，例如乡村组织，商业集资。五四运动反对旧礼教，也以为地方宗教是“迷信”，对宗族礼仪有些冲击。但是我并不相信“最大冲击”来自五四运动。我相信最大的冲击来自社会的改变：城市代替了乡村的政治地位、医药代替了传统神明、商业法律代替了传统的关系，等等。

新京报：在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整合中，明清时期中国民间社会的独立性有多大？你更认同这种民间社会是一种智性的构建，而非一个有公共性的空间？所以，如果从明清社会的礼仪系统这一角度，要如何解释中国的民间社会在近代没有形成大家热议的“公共空间”？

科大卫：（1）“公共空间”是个以西方为核心的概念。它源于十八世纪欧洲反专制的言论。欧洲反专制，不只反对皇权独专，也反对专制的教会。中国没有统一的教会，所以，假如需要在中国应用“公共空间”的概念，不必把宗教排在其外。（2）同时，欧洲反专制的工具与中国也不一样。欧洲的思想，把秩序归根于法律。中国的思想传统，把秩序归根于“礼”。欧洲的法律，并不等同中国的“法”。所以，需要在中国应用“公共空间”的概念，当然可以包括礼仪传统下的民间社会。没有什么理由把民间社会与“公共空间”对立。

新京报：《告别华南研究》一文中，你谈到需要到华北去，走出华南研究的范畴才可以把中国历史写成是全中国的历史。研究华南的学术共同体被外界称“华南学派”，你怎么看这种叫法？

科大卫：从来没有过“华南学派”。做学问需要思想开放，搞学派是自寻死路。
在科大卫看来，对宗族礼仪的“最大冲击”来自社会的改变：城市代替了乡村的政治地位、医药代替了传统神明、商业法律代替了传统的关系，等等。

什么历史令我们感觉是“普通人”？

新京报：今天大多数中国大众都觉得“天地会”是一个实际的实体，有一群密谋反清的兄弟在筹划。这样一种对历史的认知又被金庸等作家的《鹿鼎记》及其改编的流行影视作品加强了。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一些描写清朝皇帝“出征平乱”的影视剧中。但实际上，你认为这些我们以为是实体的名词，只不过是思想的认同。
科大卫：正如从来没有过“华南学派”一样，也从来没有过天地会。生动的名词引起人们的幻想，但是幻想是否事实需要考证。
新京报：另一个相似的例子是“传统中国”。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有个“传统中国”，可我们自己往往也不清楚“传统中国”到底从什么时候形成或是什么样子。但这种认同和建构有现实意义和功能，是国家和社会有意在营造的一种历史认同？
科大卫：中国有传统不等同中国只有一个传统，更不等同只有一个传统中国。不懂中国历史的人，例如研究当代的社会学者、人类学者不方便承认他（她）们不懂，所以把他（她）们不懂的中国称为“传统中国”。
新京报：是否可以把以上两个例子理解为精英想象的那种历史？你提到希望人们对于中国的理解更深刻，这就需要去超越精英想象的那种历史，而历史人类学的方法是值得倡导的一条路。
科大卫：我不是很相信社会由“精英”领导，所以也不是很相信有一个“精英想象的那种历史”去超越。我比较相信，因为权力和资源不是均等的，不同群体相信的历史在不同权力与资源下竞争。但是，我并不相信他们对历史的信念都一定源于利己的阴谋。更大程度上，他们的信念来自缺乏考证。很多历史理念，好像“圣诞老人”一样，能维持下去，不是因为有历史的支持，而是符合信仰者的需求。
新京报：历史人类学如今已经走过了30年了，从“历史人类学”被学者构建出来，到历史人类学的观点被越来越多的大众接触到。对于未来三十年历史人类学的发展，你有哪些具体的期冀？
科大卫：“历史人类学”只是一个标签。我希望应用这个标签来刺激有些学者对中国历史的思考。
新京报：历史人类学家可以帮助我们去看清深刻的历史，那作为一个普通人，你觉得我们要如何在社会、国家层层有意或无意的认同建构中，去把握个体对于历史的独立认知？
科大卫：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连“普通人”的概念也需要反思。“普通人”普通吗？我们经历了什么历史令我们感觉我们是“普通人”呢？从这里开始吧。

你的历史就是你

新京报：16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一场“礼仪革命”。在这个过程中，按社会地位（里甲）登记的户口，迅速让位给明朝法律认可的“祠堂”，即以祭祖活动地点为中心的组织。对照当下中国的户籍制度来看非常有趣，因为现在中国实行的是一套严密的户口制度。你会怎么看当代中国户籍制度与里甲制的关联？
科大卫：里甲制度是一种户籍制度应该是没有疑问的。明初的政府当然没有当代政府的行政能力，所以运行上有很大的区别。二者似乎都不是很能够在市场制度下延续。我怀疑在市场发达的环境运行身份制是很困难的。
新京报：你从一个很有趣的角度讨论过当代中国和历史的关联：“在经济和政治的范畴中，我还看到庇荫的结构无处不在，知识分子（请不要把我包括在内）跟过去的士子相差无几，清末以来对所谓”西方“又爱又恨的二元对立观延续至今”。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城市里中产阶级物欲横流也许是乡村社会节日狂欢的替代品”。中国城市中中产阶级的生存和生活状态的确是很多人关注的，你如何想到从乡村社会节日狂欢来解读它？
科大卫：我研究的明清时代的乡村，没有电影、电视、手机、连收音机都没有。娱乐是需要由人直接提供的。那个时候的乡村也没有工厂生产的潮流衣着或依靠广告和超市引诱小孩子口味的糖果汽水。现在的城市人可以天天享受乡村的节日狂欢。但是节日还是多了参与，所以我们现在还是维持节日，让大家在很商业化的环境下，参与消费。做生意的人，还是很明白消费者从历史遗留下来的习惯的。
新京报：为了理解二十世纪中国的变迁，很多人在谈论什么是新的，而你希望展示的是：在今天中国的官僚制度、经济、宗教、文学、社会和其他方方面面，历史无处不在。所以在每天都在变的中国，当下中国社会如何处理与历史的关系，才是比较合理和理智的？
科大卫：如何处理才是理智的，不由我定。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可以说的，是不管你如何处理，历史不会跑掉。即使你想办法遗忘，它也在你的深处控制住你。历史不是在你以外的一个东西。你的历史就是你。
新京报：你谈到研究中国的历史，最终目的是把中国史放到世界史里，让大家对人类的历史有更深的了解。从17世纪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到现在，中国史一直很受西方学者关注。人们通过读中国史，可以对于世界史的了解增加哪些更深的认识？
科大卫：中国是世界的一个重要的部分，世界史当然撇不开中国历史。当我们说要把中国史“放到”世界史，好像已经有一套现成的世界史让我们放进去。但是，中国史还没有放进去的历史，并不是世界史。把中国史放进去的世界史，还需要我们的想象。
书签

突破我们对传统中国社会的“常识”

科大卫认为，宗族社会“萌芽于16世纪，熬过了17世纪明清王朝交替的冲击，而终结于19世纪。”当它在18世纪如日中天时，未曾细究的人们“已把宗族视为古老的制度，而忘却了它的16世纪的根源。”
与一般印象不同，“聚族而居”造成的并非自给自足、封闭的乡村经济，恰恰促动了更为开放与流动的商业发展。20世纪50年代，人类学家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将华南乡村中的宗族称为“控产机构”（corporation），英语里，这也可以被理解为“公司”。科大卫评价说“他不但发现了华南乡村生活的根本结构，也发现了产权维持和资金汇集相结合的原则。”明清以来商业的发展，并非跳出王朝所认可的身份，而是利用这些身份。中国的商人并不谋求为自己创造新的政治身份，士绅、宗族，常常与商人是一体两面。
在《“礼仪革命”造成的“传统社会”-评》中，学者赵思渊认为，科大卫的研究可能从两个方面击破我们对传统中国社会的“常识”。第一种“常识”，是马克思·韦伯所认为的，传统中国的城市、民间社会毫无独立于皇权政治之外的力量。科大卫发现，明清时代作为行政中心的省城、府城、县城之外存在大量的市镇，这些市镇中，商人们以宗族或士绅的名义修建祠堂、庙宇、会馆，主导了绝大部分地方事务。这些“礼仪领袖”比起韦伯假设的私人提供的社群服务，角色更为重要。第二种“常识”是将市镇中宗族、士绅、商人的活动，视作“资本主义萌芽”或“市民社会”的崛起。但是，“中国的镇的资产阶级虽则是资产阶级，却并不冲击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佛山这样的超大型市镇的早期历史，是围绕庙宇祭祀形成的乡村联盟。但当市镇吸引了更多外来移民，也由于经济发展与税收的原因引起官府注意时，较早获得科举成功的士绅们开始领导市镇中的事务。他们也将市镇中人群、资源的聚集中心从寺庙转变为祠堂、义学、义仓，从而为官府所接受。这样，商人在市镇中构建起了适合他们的社会秩序，同时却并未突破他们在政治体系中的身份、位置。
【名词解释】

何谓“标签化”？

一些可观察的地方礼仪传统的表达（也可称之为“有意义的礼仪标签”），包括同地方宗教和祖先祭祀紧密联系的文字传统、地方神祇的故事、村民自己或和尚道士所演绎的乡村仪式、建筑的特征等，并重构了这些礼仪所应用到的地方制度的历史。

“华南学派”存在吗？

“华南学派”，是学界对研究明清史、特别是区域社会史或历史人类学的一批学者及其学术主张（如科大卫《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陈春声《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时期的庙会与民间文化》等）的一种称呼，对于这些学者而言，则是外界给他们的一个标签。在科大卫看来，从来没有什么“华南学派”，不故步自封，才能走得更远。
来源：2016年12月17日《新京报•书评周刊》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6840490/discussion/61454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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