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信仰”的现象解读 李向平 2009年3月20日 10:41 南风窗 |
| “毛泽东信仰”的现象解读 李向平 2008年，北京零点研究咨询集团曾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式，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40个城镇进行居民宗教信仰调查。数据显示，中国人在家中供奉祖宗牌位的是12.1%，供奉毛主席塑像的是11.5%，供奉佛教塑像的是9.9%，供奉财神和土地爷的则分别是9.3%和8.8%。 这说明，当代中国人在普遍追求物质享受的同时，从来也没放弃过对信仰问题的探寻。在这些探寻之中，祖宗崇拜与圣人信仰，占据了非常突出的地位。虽然这两大信仰，乃自古迄今中国人的传统信仰，但在历经了30年改革开放之后，它们无疑是具有了新时期精神生活的新内涵。特别是其中的“毛泽东信仰”现象，可说是事关中国变迁、权力民主、民族强大、精神关怀、社会正义，甚至涉及对改革开放的价值评价诸问题，使每一个中国人不得不正襟危坐。 “毛泽东信仰” 在当代中国人的信仰之中，对毛泽东的信仰和崇拜，应该一直是非常奇特的信仰现象。它源自传统儒教对圣人的崇拜和信仰，并以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作为这一信仰、崇拜的文化基础。但是，正因为传统的儒教，可以分为政治儒教、哲学儒教、伦理儒教、生活儒教和宗教儒教若干层面那样，儒教对于圣人的崇拜和信仰，同样也与政治、哲学、伦理、生活、宗教紧密相关，从而使圣人信仰或圣人崇拜渗透这些重要内涵。所以，当代中国人的毛泽东信仰现象，同时也源自于当代中国人对30年改革开放在文化、信仰层面的认同与争议。 1980年代，“文革”结束后的那几年，毛泽东走下了神坛；30年之后，毛泽东再次登上了神坛。佛教寺庙、道教宫观、民间神庙、土地爷、灶王爷的祭祀礼仪之中，随处可见人们祭奉的毛泽东像。有的地方，干脆就挂出了“毛主席神庙”的招牌。人们想升官、求发财、保平安、考大学、希望生活安定，乃至于整治腐败、以清官自勉，也要求祀于、祈福于毛主席。 不可讳言，在这种信仰方式之中，深藏着中国人对于毛泽东一代伟人的敬重和怀念。然而，在毛泽东信仰之中，人们烧香、上供、叩头、跪拜、行礼，各种崇信方式，无不表达了人们对当下社会生活的理想要求和正义批评。特别是在触及、事关人们对社会变迁、贫富分化、生活中的不稳定现象的各种议论之时，毛泽东信仰几乎就是一种正义和批评的化身，似乎成为了一个价值标准，再次成为社会舆论中象征着正义、公平、贫富均等的精神符号。 伟人信仰的私人化 权力政治的不确定性以及人生信仰的不确定性，常使中国人心存双重忧虑。既想依靠权力政治来消解人生信仰的不确定性，亦想寻求人生信仰来表达对权力政治的批评和超越信仰经纬的是外在文明的合法性，权力统理的则是个人内在精神的稳定与表达。这一对矛盾关系，依旧还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之中。 于是乎，即使是一种信仰，也会内涵了太多太多的社会权力关系，衍生了太深太深的现实欲求。不同地位、不同身份、不同权力的人，他们在毛泽东信仰现象中的关系变现，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这大抵就是复杂而丰富的毛泽东信仰现象。 一般老百姓，他们信仰毛泽东，无非是祈福祈健康，求财求运保子孙，求得大人物保佑好人一生平安。在渗透了其他现实欲求的信仰方式之中，其毛泽东信仰现象，可能就会包涵了对政治、权力、地位的欲求，包涵了对理想的期待或对时代的批评。尤其是那种结合了现实欲求的信仰方式，往往会把信仰置之于非信仰的层面或权力关系之中，借信仰说事，用权力表达，使信仰变形。 这种信仰方式，一种是朴素的感情需要，一种是刻意的权力矫情。可怜的老百姓多属前者，有身份、学问的人多属后者。还有一种，则可能是宗教信仰的替代品，以及从中生产的民族精神认同。 相关的问题是，毛泽东信仰是一个什么样的精神象征、社会现象？它能够说明当代中国人在探寻、建构一种什么样的信仰呢？圣人、保佑、灵气、风水、祖坟、升官、发财、健康、平安。这种信仰的神秘方式，如微波荡漾在心底，似象征隐喻了社会的变迁，同时也能转化为一种稳定而持久的认同格局。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无论是个人抱负的伟大实现，还是治国家平天下，毛泽东都是一个大人物；无论是升官还是发财，毛泽东也是一个值得崇敬的偶像。所以，在韶山故居、毛家祠堂，在韶山虎歇坪山头的毛家祖坟，祭拜的人群络绎不绝，身心虔诚。可是，在权力场域之中，在不同的利益关系和思想冲突之中，那些信仰的目的则是重重叠叠，用心不一。 就其社会学意义而言，这种以毛泽东信仰或崇拜为象征的信仰方式，无一不被信仰者个人的欲求所遮蔽了，最根本的则是个人信仰的私人化。尽管当代社会中触目可见毛泽东信仰，但是在信仰者的个人与个人之间，他们始终缺乏联系，一种社会的关联。一方面，传统的乃至当代的圣人信仰、伟人信仰，本来就是极其个人化的一种信仰方式。另一方面，则是这种信仰方式从来就没有一种得以成为群体信仰的社会空间。此当为“社会缺席，宗教何在”的政治社会学实质。谈宗教无用，讲信仰尚可。因为信仰的社会学本质，是仅仅对个人的关涉，个人的精神关怀。 这就是毛泽东信仰现象的社会学本质的所在。层累造成的中国人的私人化信仰结构里，信仰仅是私人的；如果这种私人化的信仰欲求，变成一个社会的公共信仰，就唯有依靠信仰者个人的摇身一变，具有独特的身份和地位。那么，这一私人的信仰，就有可能成为天下的公众信仰。私人的不要紧，关键是如何把自己做成一个有身份、有信仰的个人。 正是因为这种信仰的私人化倾向，导致信仰者之间无法构成那种“休戚与共” 的分享结构，只能中经某种权力秩序，才能以实现信仰群体的共享与认同，从而消解了这一信仰结构的神圣性，转向成为对权力的信仰，变异成为被信仰的权力。私人的味道很浓厚，信仰的要求则变得淡薄了。 信仰却不信奉 毛泽东信仰的当代神话，作为一种象征形式，包括了中国人的存在形式、世界表象、价值准则、行动方式、权力合法性等等。 伟人信仰，常常是双重的，一方面，它作为一种内向型的神秘主义，其惯用的方式是从内在关怀入手，以祛除所有外在的感观知觉的运用为起点，渐渐地逐一除去了抽象思辨或各种心理运作的功能，使自己能够退回到灵魂或自我的原初、纯粹状态，最终发现所谓的真理。这是一条朝内走的信仰路线。为了达到最后境界，信仰者不再注视这个世界，而仅只是注视自我。 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外向型的行动主义。其惯用的方式是从外在利益着眼，以祛除所有其他人的利益或各种利益认同为起点，逐步地除掉他人的利益保护功能或各种社会关系，使自己的私利能够获得最大的满足。因此，与内向型的信仰神秘主义方法比较，这是一条往外努力的信仰关系。为了实现他们的信仰目的，信仰者不再注视信仰对象自身，而仅只是关注自己的私利和权欲。 为此，一种神秘的毛泽东信仰，不但把个人与伟人合为一体，消释了个人与伟人之间的精神隔膜，同时也使私人的神秘、个人的私利得到了基本的满足。在此，朴素的老百姓信仰者走的是内向型神秘主义路线，借信仰说事的则走的是外向型行动主义路线。一神秘，象征了社会期待；一行动，表达着利益追求。泾渭分明，难以混淆。 值得指出的是，所谓神秘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与超越对象进行交流的一种形式而已。在这种形式之中，世界与自我都会遭到绝对的否定，人的个性被分解、消散，最终被吸入与那无限神性的合一之中。不过，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却是权力、利益与信仰之间那种奇特的整合形式，是基于权力、利益的私人化信仰。伟人是一精神个体，而对伟人的信仰也是个体的选择，至于那些借用了这种私人化信仰来表达私人目的的说事者，最终也还是出离不了私人利益的驱动。 不过，说到底，公共权力与私人化的信仰之间，具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私人的信仰方式，很容易把个己的信仰交由其他权力关系来予以表达。这就构成了权力的合法性奥秘，以及权力与私人信仰之间所具有的那种互惠关系。因为，这一权力本身，也是私人的形式，非制度化的形式。所以，无论是老百姓，还是具有特殊身份、地位的信仰者，他们最喜欢的，依然是这种私人化的信仰方式。 在这种信仰方式之中，人们尽管可以信仰，但是却无法为自己的信仰去虔诚、去奉献，或者是把自己隶属于一个信仰认同的群体信仰结构之中。而只能以自己的现实欲求，去认识信仰对象，解释信仰对象，甚至是对信仰关系的盗用。最后就会出现那种人人费解的“信仰却不信奉”、信仰只为个己的奇怪信仰了。 信仰的信仰 回归传统的祖宗崇拜和圣人信仰，表面上是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本质却是当下中国问题的总集。因此，毛泽东信仰现象，可说是传统中国信仰之所以延续到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基础；而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这可象征着当代中国人“信仰的信仰”。 “信仰”在中国，常常是指以神人交往、人际交往关系为中心，涉及宗教信仰、道德信仰、甚至是权力信仰的重要概念。这种关系主义的信仰模式，既不以个人为主，亦不是人们常说的集体主义模式，而受制于家族、伦理、文化及其权力关系。因此，中国的神人、圣人交往关系及其信仰方法，虽然是中国人处理群己关系、权力关系和利益关系的基础，但它却能使中国人的信仰模式，呈现一种与家族、伦理、社会、权力之间重叠与互动的复杂关系，进而使信仰关系退居其次。它会基于信仰者在现实社会中的身份地位和权力，具体表达为不同的利益和权力的追求。 毛泽东信仰现象，实际上是当代中国社会中“信仰政治学”的现代版本，是指以人的信仰及其关怀方式作为“隐喻”和实践方式，进而展开对国家、政治、权力等现代现象的表述和批判。通过毛泽东信仰现象，我们能够体会出一种事关中国社会、政治权力乃至改革开放合法性问题的要义。所以，“信仰政治”现象，已逐渐进入当代中国信仰社会学、政治社会学领域。 作为权力、社会问题表达方式的中国“信仰”，已在信仰者心目中预设好基本模板或认知框架，以此为基础来观察和归纳当代中国的各种问题，进行社会评价和权力分析。如何全面把握这种信仰关系在社会空间中的功能发挥，真正从社会学、政治社会学角度评价各种信仰关系在社会、政治领域内的交互作用，即达成对于信仰关系的社会性理解，以一种彻底的历史感来认识信仰及其关系结构，应当是当代中国“信仰政治学”乃至“信仰社会学”的基本目标。其中，关于“信仰”在中国政治、思想、精神关怀方式方面的能动作用，无疑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 信仰在宗教领域中是神圣良知，在社会领域中是人际交往关系，在权力领域中则是权力运作的合法性机制。因此，如何信仰？信仰什么？依旧是中国人的信仰重建的关键。作为神圣良知来信仰的，可为中国信仰问题的解决提供借鉴；作为人际交往方法来信奉的，可为中国的社会交往建构理想型的社会资本；而作为权力运作合法性机制来加以利用的，则可能会增加中国政治运作的成本。 人们应当清醒的是，“佛陀菩萨＋毛泽东信仰”，可能是红色信仰的民间化路径，作为老百姓喜爱的一种民间信仰方式而已。至于毛泽东信仰与政治信仰、民族信仰、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梳理及其文化整合，则可能是建构当代中国信仰格局的一条必经之路。 (作者为上海大学教授) 文章链接：http://www.sachina.edu.cn/Htmldata/article/2009/03/1845.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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