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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林继富教授：《汉藏民间叙事传统研究》是如何形成的 [打印本页]

作者: 什么都不懂 时间: 2016-10-13 23:13 标题: 林继富教授：《汉藏民间叙事传统研究》是如何形成的

林继富教授：《汉藏民间叙事传统研究》是如何形成的

汉族、藏族文化交流涉及到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层面，汉族、藏族文化水乳交融的现状，让我们针对一类文化或某一个文化很难分清楚它们之间的界限，但是，汉族、藏族文化生活的边界却是明确的，汉族和藏族在发展道路上中具有清晰的历史脉络，因此，汉族和藏族文化具有的文化个性和特点也是清晰和明白的，这些为我对汉族、藏族民间故事的研究提供了历史前提和现实基础。但是，如何在历史过程中进行汉族、藏族文化交流研究，则是摆在我们面前最困难的事情。我们深知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并非只是两个民族之间的事情，而是具有多民族、多地域以及历史长、地域广等多维度的特性，民族文化自觉不自觉地渗透到民众生活的诸多层面，并且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无处不在。我以为，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刻意为交流而交流，尤其在中国早期社会，文化之间的流动因生活的需要表现为自在和自然。因此，选择任何一个领域均可以进行民族文化交流研究，但是，有些领域的人为因素稍微多一些，有些刻意为之的文化交流却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相反在其他领域的交流却显得十分频繁。
民间故事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交流普遍的文化类型之一，也是生活化程度高的文化存在，尽管它常常以类型的方式出现，但是，当这些被悬置起来的类型游离于类型之外被民族或地域“在地化”以后就成为地方文化传统和民众的生活方式了。为此，我以我熟悉的汉族、藏族民间故事为突破点，试图通过民间故事为对象，展开汉族、藏族相互依赖，彼此协助、采借和融合的历史图像和文化世界的讨论，试图回答汉族、藏族民间叙事交流中表现出来的文化的共同性和生活化的个性表达。
然而，汉族、藏族民间故事繁多复杂，除了通过无数采录者搜集上来的民间故事之外，还有大量流传在民众口头上的民间故事，因此，如何选择最为合适的研究对象就成为难点和突破点。经过慎重的选择，我决定以民间故事类型为切入点，从类型学的角度探讨汉族、藏族民间叙事之间的交流关系及其交流效果。我们知道，民间故事是流动性很强的口头传统，它可以跨越地域、跨越族群、跨越时代而彼此吸纳、整合和涵化，这样，当民间故事进入到“在地式的民族化”过程的时候，其文化基因和民族特性在新的文化关系中得到或多或少的表现，在这些民间故事中民族思想和价值观念也或多或少地传递下来。为了展示汉族、藏族民间故事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我在选择汉族民间故事的时候，在地域上既运用与藏族生活区域相同或相近的汉族民间故事，也使用远离藏族生活区域的汉族故事，在材料选择的过程中，试图提供汉族与藏族在文化心理共同性、生活彼此关联的作用下民间故事展现“平行”和“影响”的图景。
写作这本书，前前后后算起来已有三十年。1986年7月到西藏工作，我就立志撰写一本包括民间叙事在内的汉族、藏族文化交流的稿子。记得我当时用我所在单位—西藏农牧学院教师备课本抄录了大量汉族、藏族文化交流的经典言论，写下了自己的读书笔记，也曾就汉族、藏族文化交流写过近百页的文字初稿，这些业已发黄的手写稿至今保存在我手中，视作珍宝。
1989年3月，我为了考察汉族、藏族文化交流情况，曾经一个人坐长途汽车从西藏的林芝到拉萨，从拉萨到青海的格尔木，从格尔木到甘肃的敦煌，从敦煌到北京，一路上的艰辛自不在言。记得当时我从拉萨到格尔木已经是深夜，迷迷糊糊地走下坐了三十多个小时的汽车，满身灰尘、全身疲惫，感觉很是陌生，但又有一种亲切感和幸福感。
在敦煌莫高窟，我仔仔细细地观看洞窟里的佛教故事图像，解读图像背后的故事及其包含的思想内容，体味故事里流动的文化血脉。在这里，我敬佩我的老乡王道士的发现。我走在莫高窟的路上，仿佛看到王道士蹒跚的步履，一担担挑着淤沙，护卫着莫高窟里佛教画像的场面，也看到英国人斯坦因觊觎洞窟里琳琅满目佛经故事画像及其宝贵佛教经卷的贪婪。在这里，我似乎看到了汉族、藏族文化在敦煌交集的行云流水，似乎看到了汉族、藏族民众在敦煌和谐和润的生活状况，此时，无知无畏的我油然升腾起对汉族、藏族文化伟大气派和恢弘气度的无限敬仰。这是我第一次亲身感受到汉族、藏族文化来来往往的过昔和今朝。像这样的经历，一个人孤身前往汉族与藏族文化交流留存的遗迹地区的考察和聆听讲述人的故事讲述情景数不胜数。
西藏林芝县广久乡达域龙增村附近有一块记载赤德松赞与工布地方首领会盟为好的摩崖石刻，距今已有1200年多年的历史，达域龙增村有座青石台，名为“嘉萨”即“汉妃”，我利用假期无数次地来到这里调查，了解碑的过去、记录碑的现在，考察“嘉萨”碑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彷如昨天。相传文成公主和金成公主进藏路过这座村庄的时候，遭到当时朝廷悭吝小人的阻拦和诬陷，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不得不在雅鲁藏布江边上的在这个小村子停留三年，之后才和吐蕃赞普成亲，相传，至今仍矗立在青稞田中央的大青石是当年两位公主梳妆打扮的地方，传说是真是假我们不得而知，但是，青稞地边的“嘉萨”石碑却见证着西藏文化的变迁，见证着汉族与藏族有意义的伟大历史。
1988年5月，我前往西藏日喀则调查，远远看到扎什伦布寺门口廊牌上的龙图案画面，汉文化的气息扑面而来。然而，之于藏族来说，龙的信仰自古就有，生活在藏族周边的印度和汉族龙信仰也十分盛行，因此，西藏地区龙信仰以及以龙为主题的叙事是否受到印度和汉族的影响就成为以藏族为中心的跨文化比较的重要课题了。
每次到拉萨，我都会去小昭寺和大昭寺，大昭寺门口的甥舅和盟碑成为汉族、藏族文化交流的丰碑，该碑记录了唐代长庆三年（公元823年）唐朝和吐蕃最后一次会盟情景。在会盟碑的正面及两侧有汉族、藏族两种文字记录这次会盟过程的全文，以及唐蕃会盟时候的各级官员的姓名、官员的职位，在会盟碑的背面用藏文记录了唐朝与吐蕃友好往来的历史，唐朝与吐蕃这次会盟的经过、会盟之于唐朝、吐蕃民众及其历史发展的意义。每次站在会盟碑前，心潮涌动，千年前汉族和藏族血液就交融在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动着汉族、藏族历史滚滚向前。
2009年7月，我去西藏扎囊县桑耶寺调查，这座汉族文化、藏族和印度文化交汇共存的寺院，在藏族民众的生活中，在藏族宗教文化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我被桑耶寺的包容性和特殊性所震撼，也佩服当时吐蕃佛教高僧选择这块神奇宝地作为汉族、蔵族和印文化汇聚空间者的超人智慧。
从2006年7月起，我就与雪顿节结下不解之缘，雪顿节期间，只要我在拉萨，每天都会早早去罗布林卡，抢占有利位置，观看藏戏，每天沉浸在藏戏起承转合、曲折跌宕的情节中。戏曲人生不断上演着汉族、藏族文化和民间生活风云际会的撼天动地。
2010年7月，我到青海的日月山、倒淌河。这两个地名嵌入到我的心灵深处已经很久很久了，它所承载的汉族与藏族水乳交融的情感在群山间回荡，在大河里流淌，直到今天，直到永远。在日月山上，我似乎听到了文成公主进藏队伍的马蹄声，在倒淌河边，我真切地感受到金城公主对汉族、藏族友谊的赞赏与感慨。
2012年11月，我前往青海塔尔寺，在该寺庙扎西喇嘛的引导下，感受汉族、藏族文化交流的恢弘气派，悉心研读塔尔寺中每个神殿保留的汉族文化、藏族文化交流的历史及其生活，扎西喇嘛分管塔尔寺阿尼玛卿大殿，他的宿舍就在大殿旁边，我在他的宿舍休息，参悟人生的道理，吃着扎西喇嘛亲手做的烧饼，喝着热腾腾的酥油茶，让我能够近距离地享受阿尼玛卿神带给我的福禄和灵气，感叹着藏族本土神灵如何进入藏传佛教寺院的包容与协调，也享受到汉族、藏族人民亲如一家的深厚情谊。
2014年8月，我前往青海格尔木、昆仑山口和青海湖。1992年春节，我曾经在格尔木生活一个多月，亲身感受到了汉族和藏族民众亲如兄弟的友好关系。今天的这座浇筑着汉族文化和藏族文化的城市，汉族和藏族民众在这里和睦相处，共同建设着新的家园。我站在昆仑山口，真正理解了汉藏民众为什么将昆仑山尊为“万山之宗”、“龙脉之祖”的缘由。昆仑山口上风很大，经幡随风飘荡，哈达、白云和雪山组成的世界绚丽夺目而又庄严辽阔，让我倍感温暖，山口矗立的丰碑是为劈开青藏公路和守护羌塘高原牺牲的英雄建立的，无数汉族和藏族兄弟为建立汉族和藏族友谊大道献出生命，这些英雄值得汉族和藏族民众永远铭记。在西大滩，祭典西王母的时候，我泪流满面，西王母作为文化始祖神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汉族边界。在住宿刚察县的一晚，难以入眠，第二天我早早起来，在刚察县的广场上，看到汉族和藏族兄弟手挽着手地跳着锅庄舞蹈，唱着藏族民歌，我不由自主地加入他们中间，与汉族和藏族同胞一起分享他们在圈舞中旋转带来的快乐。
2015年7曰，我前往海北州，前往青海湖羊年转湖，尽管我们乘坐的是大巴车，与藏族兄弟徒步转湖有所不同，但是我们的心是相同的，我们期盼湖神保佑是相同的。到黄南州尖扎县，我饮喝了清清的黄河水，感受到历史上尖扎汇钠的羌戎文化、汉文化、吐蕃文化的更替交融，品味了当代藏族、回族、汉族文化在这里和睦生存和发展。在“阿琼南宗”寺，千年不绝的香火让我感动。在智合寺，贝吉多杰修行的山洞仍然静静地接待着信徒朝拜，金刚崖上的天然佛像，仪态万千，宗教神秘与人间生活情趣结合得天衣无缝。昂拉千户庄园作为尖扎历史上藏族头人的住地，他们为汉族和藏族友好往来默默奉献着。
所有这些，是我三十年来零零星星在田野中搜寻汉族、藏族文化交流遗迹和调查汉藏民间故事讲述、传承的小小的片段和瞬间。我深爱着青藏高原，深爱着藏族人民，深爱着这块浇灌汉族、藏族友谊之花的富饶的土地和英雄的土地，这种爱沁入骨髓，荡漾在心间。尽管后来在藏区乡下，我的身体总会有或多或少的高原反应，但是，每到乡下感受藏族民众的生活、品味藏族文化甘甜乳汁的冲动掩盖了身体的不适，总是在家人的嘱托和担心中走进西藏圣洁的山山水水。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力量牵引着我行走高原，行走在荒无人迹的古墓边，徘徊在苍茫清冽的神山圣湖旁。在林芝郎县考察列山吐蕃古墓时，一个人望着苍茫的褐色山脊，聆听着古墓旁潺潺溪水声，我颤抖着，吐蕃社会烟云仿佛回荡在列山山谷里，叱咤风云的吐蕃将领守护者这块神圣的家园。在山南琼结藏王墓考察，环抱在山谷中的麦田和沟壑，还有庙宇，构成了和谐的音符，亘古及今鸣奏着。数不清的藏王墓和文成公主墓沉睡在寂静的山谷，守护着西藏的圣洁山川，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已经很难分清楚墓里藏王的姓名，但是，过往的恢弘深深地植埋在坚实而富饶的土地上，辉煌着、灿烂着。在刚察县泉吉乡，我看到了七色经幡环绕下的祭海台庄严神圣，每年青海湖“湖神”在这里享受着藏族民众的祭拜，也赐福给藏族及其生活在青海湖周边的民众。在“阿琼南宗”寺，我看到尼姑们拿着现代化的智能手机，我惊诧了，所有的一切，无不牵引着我在高原寻觅汉族、藏族文化交流的足迹，这些博大精深的文化和不朽不屈的信仰让我折服而心生敬仰、心生感动。
在写作这本著作的过程中，我的研究生们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们在“民间叙事学”课堂上同我一道精挑细选故事的类型或母题。记得在西藏农牧学院工作期间，无数的藏族学生为我讲述家乡的故事；在华中师范大学工作的时间，我每次从家里扛着沉沉的故事资料虽说有些累，但是，心里却是甜甜的，毕竟它让学生们驰骋在汉族、藏族民间故事特殊的魅力中领略民众的智慧，品味汉族、藏族民众生活风采。这些学生主要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民间文学专业2008级硕士：查斌（参与“梦先生故事”写作）、欧阳治国（参与“两兄弟故事”写作）、滕小玉（参与“中山狼故事”写作）、侯利朋（参与“猫狗结仇故事”写作）、龚盼盼（参与“蛇郎故事”写作）、高艳芳（参与“二母争子故事”写作）、万艳芳（参与“木鸟故事”写作）、吴珆（参与“问三不问四故事”写作）、杜芳（参与“青蛙王子”写作），2009级的向君旭（参与“灰姑娘故事”写作）、常帅（参与“兄弟纠葛故事”写作）、王欢（参与“猫狗结仇故事”写作）、林佳焕（参与“猫狗结怨故事”写作）、魏欣（参与“生虽不能聚，死后不分离故事”写作）、陈芳（参与“乌鸦背青蛙故事”写作）、张思（参与“老鼠报恩故事”写作）、刘春燕（参与“宝石戒指故事”写作）；中央民族大学民俗学2008级：张远满（参与“猫狗结仇故事”写作）、李敬儒（参与“龙女报恩故事”、 “百鸟衣故事”写作）、刘洋（参与“超凡的好汉弟兄故事”写作）、王楠楠（参与“三个橘仙故事”写作）、李秀琴、廖筱雯（马来西亚）、赵月梅（参与“《尸语故事》”写作）、张颖（参与“天鹅处女故事”写作）、武占红（参与“求无名故事”写作）和2013级梁姗姗（参与“小鸡崽报仇故事”写作）；青海师范大学民俗学专业2008研究生央吉卓玛（参与“史诗吟唱中的汉藏关系”写作）和2009级研究生尼玛永泽；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专业2013级研究生杨泽经（参与“断手姑娘故事”写作）等。这些同学在课堂上与我讨论，在课后寻找资料，我们一起思考着、忙碌着、幸福着。在我的指导下，我们师生共同努力撰写出一个又一个故事类型的研究成果，表达了“异文化”人对汉族、藏族文化的“深度”理解，也发现着汉族、藏族民众在共同精神领域里的生活状态。然而，他们的解读、他们的认识，以及我对藏族文化的理解，形成了本书的部分内容，也结构成以汉族、藏族民间故事交流为中心的师生互释的知识共同体。
这本著作从酝酿到成书，经历了太多的人和事，我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但是，刘魁立先生至始至终地关心我的成长，关心这本书的进展情况，书稿定型之后，先生不辞辛劳为本书赐来序言，在此对刘先生表示诚挚的谢意！
这本著作的撰写，是在调查和查阅资料中不断丰富，加上手头的教学任务、研究生培养任务和科学研究任务较多占去了我的所有精力，家里的大小事务均落在爱人王丹的身上，她不仅要照顾家庭，而且她有自己的研究和工作任务，她付出的辛劳远比我多，在此，任何语言无法表达我的歉意和谢意！
感谢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后期资助课题提供的资助！
感谢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办公室将其纳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库”给予的肯定和鼓励。
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吴柯静女士的细心、耐心和无私帮助！
这本前后经历三十年的著作面世，要感谢的人实在太多的，著作中取得的每一点进步与无数帮助过我的人分不开。当然，这本书的写作不可避免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但是我希望它能为汉族、藏族民间叙事交流研究带来一些活力、一种角度和一条路径，如果真能发挥这样的作用，那么，我想我的努力就没有白费。

2015年10月30日
北京·魏公村
林继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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