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非仪式性过渡、地方性生产与常人社会的诞生:晚近的责难与反思
经由英国学派的推广与再诠释,过渡礼仪逐渐由一种仪式理论发展成了一种社会理论。然而,也正是在过渡礼仪的理论意涵不断丰富,解释边界不断拓展的过程中,传统的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表述危机(18)。随着现实中的差异性、不确定性和不平等关系被大量披露,一些既有的整体主义理论和范式也开始受到质疑。在这样的背景下,过渡礼仪模式的一些意涵和面向也不得不重新加以考量。
首先,对过渡礼仪模式的一个责难来自于边界论和实践论的追问。因为,一旦将关注的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日常生活实践,我们就会发现诸如角色紧张、意外后果、结构断裂、不确定性、两可状态等形形色色的非连续性体验其实无时无刻不在扮演,而过渡礼仪仅仅表征了其中某些被仪式化了的特殊跨界情境——后者事实上是由于具备了某些重要的社会学意义才得以从晦暗的时空和行动之流中被突显出来并被反复地表演。换言之,那些日常的、碎片化的非仪式性过渡可能才是过渡礼仪所根植的发生学情境和实践论基础,舍此我们也就无法对过渡礼仪做出任何真正令人满意的诠释。
例如,边界作为一个与过渡礼仪和阈限有着紧密关系的重要概念,同时也是一个与互动论、生成论和建构主义有着内在关联的视角。有关边界研究最有影响力的作品无疑来自弗里德里克·巴斯。巴斯在谱系上与英国学派有着师承关系,但同时他又是一个更具国际主义色彩的人物。在为一本著名的论文集所写作的导言中,巴斯曾说道,“我们发现,稳定、持续和及其重要的社会关系能够穿越这些边界而得以维持,并且往往建立在族群地位二元性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族群区分并不依赖于社会互动和认可的缺失,恰恰相反,民族区分往往成为相互交织的社会体系得以建立的基础”(19)。换言之,社会文化中不同族群、身份、地位、阶段的区分并不是固有的,而跨越这些边界的行动也并非总是仪式性的。事实上,正是日常生活中持续性和非仪式性的跨界实践,构成了范畴区分以至过渡礼仪本身的生存论和实践论基础。巴斯将边界问题置于理论拷问的中心,也使得过渡礼仪和阈限理论中原本以地位和分层为中心的讨论逐渐转移到了身份和认同的重要议题上来。
其次,围绕过渡礼仪模式的现象学、符号学意义也产生了争论。一方面,从主体和主体间性的角度看,过渡礼仪似乎并不仅仅是在表征,它更是在生产:发生在不同时空中的仪式观念和行为,并非只在重复着一个机械的形式次序,而毋宁是在主体和主体间持续不断地生产和镌刻着地方性。“许多所谓的生命仪式,关注的都是地方主体如何被生产出来的。地方主体指的是完全属于特定情境中某个社群的行动者。命名、剃度、黥面、隔离和剥夺等仪式,都是将地方性镌刻在身体之上的复杂社会技术”(20),“仪式过程中最值得一提的普遍特征在于,它以高度特定的方式来使持续期和延长期地方化,为这些类别赋予了名称、特质、价值、意义、症状和易解读性”(21)。
然而这样一来,总是在特定时空情境中记录下过渡礼仪的民族志文本之性质,本身也就成为了追问的对象。众所周知,这正是从格尔茨到后现代主义反思运动的一个中心主题:有关文本与写作之阈限。“民族志积极地置身于强有力的意义系统之间,它在文明、文化、阶级、种族和性别的边界上提出问题。民族志解码又重新编码,说明集体秩序和多样性、排斥和包容的依据。他描述创新和结构化的过程,而它自身是这些过程的一部分”(22)。因而,站在符号学的立场上我们便可以认为,过渡礼仪模式所生产的名称、意义和可理解性,其实并不限于对象或对象间,而是包含了研究者和记录者本身。甚言之,我们还能从过渡礼仪模式中捕捉到某种千禧年式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隐喻。可见,在一个既有的整体主义范式和概念普遍遭到怀疑的时代,过渡礼仪模式也无法独善其身。
最后,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权力理论也对阈限的解放性和创造性提出了批判性质疑。这里,笔者希望谈及福柯有关生命政治的研究。因为正是福柯系统地揭示了阈限之物往往会因其独特的结构性位置,而成为规训权力作用的焦点。一旦现代社会成功地发展出一套针对反常、边缘和阈限的治理术,则阈限本身的解放性也就不复存在。一个所谓的“常人社会”也就由此诞生。
在一篇名为“Right of Death and Power over Life”(23)的著名文章中,福柯较为集中地讨论了生物权力(bio-power)和性()的问题。他首先指出,从长时段的视角来看,权力对于身体的规训技术在近代西方社会发生一个根本性的转变,那就是从“以死亡为威胁的权力”(power over death)逐步过渡到“凝视生命的权力”(power over life)。简单来说,福柯认为在近代以前,权力总是通过制造和展示死亡来作为其有效实施的终极保障,而到了近代,这种状况已经发生了逆转。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和现代国家的兴起,以及生理学和人口学等相关学科知识的发展,权力不再倚仗死亡而是转向活生生的生命,通过发展出一系列直接作用于身体的规训体系和技术,权力得以在生命历程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时空甚至每一个场景中实现其对后者的监控。而这样一种权力,便是福柯所谓的生物权力。
在论述这一长时段的转换过程中,福柯进一步将生物权力视为“现代性的大门”(threshold of modernity)。有关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的历史条件和原因,原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经典问题。在既有的答案中,社会分工的发展、生产力的进步抑或是所谓“新教伦理”的刺激已经多少被认为是不可缺少的要素。然而,正如福柯所指出的,对身体的规训(discipline of body)以及对人口的管制(regulations of population)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持续性运转来说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人不仅是生产的主体同时也是生产的对象,不仅是能够操纵机器的能动者,而且本身也是一部机器。因此,对作为人之具体存在形式的身体以及作为人之抽象存在形式的人口之规训,也就共同构成了古代文明通往现代西方文明的一个过渡性或阈限性条件。同时,也就构成了生物权力持续作用的两个极点(poles)。
而正是在身体和人口的交汇处,以及在针对二者之规训和管制的交汇处,另一个阈限性主题得以浮现,那就是性()。众所周知,福柯的后期巨著《性经验史》正是一部关于知识、权力、规训和主体技术的谱系学著作。而在其有关生命政治的讨论中,则更为明确地赋予性一种阈限性地位。性,不仅是有关健康、习性和能量控制的身体技术,同时,更是关乎生育率和人口结构的监控机制。因而,性之于生物权力正如生物权力之于现代性。这里,阈限者因其独特的结构性位置而成为了规训权力作用的焦点。阈限的权力维度和批判面向彰显无疑。
概而言之,尽管特纳将阈限从过渡礼仪模式中脱嵌出来,是为前者理论脉络中的一个关键性节点,但这一将阈限实体化、功能化的倾向,很快便在后结构主义的权力解剖术中被消解殆尽。对过渡礼仪的这一批判性诠释,连同对非仪式性过渡和地方性生产的观照,或可反映出在表述危机时代我们对于过渡礼仪模式的一些基本看法。这对于引导我们超越仪式与社会的范畴去反思性地看待过渡礼仪模式本身,无疑是不可或缺的智识财富。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本文初步厘清了过渡礼仪的概念谱系。首先,在其初创阶段,作为仪式理论的过渡礼仪以一种借自空间的直观作为经验根基,它强调仪式过程和次序的普遍性和重要性,并力图在非连续性差异中建构一种秩序感。随后,在英国学派的倡导与推广下,过渡礼仪逐渐发展成一种社会理论,过渡和阈限的无结构和反结构性质被视为社会分层体系的一种功能状态,它不仅是社会控制的一种特殊形式,也是社会再生产的一种原初动力。然而,随着晚近传统的人类学理论和方法普遍遭遇滑铁卢而陷入表述危机的困境,过渡礼仪模式的一些内涵和面向也开始被重新加以思考。过渡礼仪的生存论、实践论基础,过渡礼仪的现象学和符号学意义,以及对阈限之规训等议题相继被提出,这对于全面检视过渡礼仪的理论脉络,进而推动其在实证层面的批判性运用,无疑都是不可或缺的。
参考文献:
①彭兆荣:《人类学仪式理论的知识谱系》,《民俗研究》,2003年第2期。
②张举文:《重认“过渡礼仪”模式中的“边缘礼仪”》,《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3期。
③韦冬妮:《维克多·特纳及其仪式理论——〈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述评》,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④梁宏信:《范·热内普“过渡仪式”理论述评》,《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⑤[法]阿诺尔德·范热内普:《过渡礼仪》,张举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0页。
⑥[法]阿诺尔德·范热内普:《过渡礼仪》,张举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39页。
⑦[美]特纳:《戏剧、场景及隐喻:人类社会的象征性行为》,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
⑧[英]埃德蒙·利奇:《文化与交流》,卢德平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1,第38页。
⑨[法]阿诺尔德·范热内普:《过渡礼仪》,张举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39页。
⑩[英]奈杰尔·拉波特、[英]乔安娜·奥弗林:《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鲍雯妍、张亚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年,第218页。
(11)[英]埃德蒙·利奇:《文化与交流》,卢德平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1,第38页。
(12)[英]玛丽·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黄剑波、柳博赟、卢忱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45页。
(13)[英]玛丽·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163页。
(14)[英]奈杰尔·拉波特、[英]乔安娜·奥弗林:《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鲍雯妍、张亚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年,第220页。
(15)[美]克利福德、[美]马库斯编:《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高丙中、吴晓黎、李霞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29页。
(16)[英]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黄剑波、柳博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5页。
(17)[英]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黄剑波、柳博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8页。
(18)[美]乔治·E.马尔库斯、[美]米开尔·M.J.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王铭铭、蓝达居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5页。
(19)[挪威]弗里德里克·巴斯:《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页。
(20)[美]阿尔君·阿帕杜莱:《消散的现代性:全球化的文化维度》,刘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239页。
(21)[美]阿尔君·阿帕杜莱:《消散的现代性:全球化的文化维度》,刘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240页。
(22)[美]克利福德、[美]马库斯编:《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高丙中、吴晓黎、李霞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1页。
(23)Foucault Michel,1984,"Right of death and power over life".In Foucault Reader,edited by Pual Rabinow:patheon boo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