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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试论牛郎织女故事圈——地理系统的研究（3） [打印本页]

作者: 边缘人 时间: 2015-12-4 17:25 标题: 试论牛郎织女故事圈——地理系统的研究（3）

试论牛郎织女故事圈(3) ———地理系统的研究

（十八）陕西（2篇）
（1）《牛郎织女的传说》，讲述者：贾长安（西和县南家崖人）、赵卢氏（西和县城关大巷道人）。搜集整理者：赵逵夫。搜集时间：1958年后半年；整理时间：1959年。首载甘肃省西礼师院附中主办《百花园》第5期（1959）。2012年9月根据黄英搜集的当地同一传说修订，个别情节有所增补，发表于《飞天》2013年4月号。
（2）《七夕巧渡》，采录地点：户县。首载《中国民间文学集成·陕西卷·户县民间文学集成》，1989年。20世纪以来，陕西省未见有牛郎织女传说故事的文本记录和发表。
注：《中国民间故事集成·陕西卷》（中国ISBN中心1996年9月）未见著录。

（十九）宁夏（1篇）
（1）《牛郎与织女》，搜集整理：孙荣华。1987年11月采录于同心县张家塬乡。首载《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宁夏卷资料丛书·同心民间故事》，1988年。
注：《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宁夏卷》（中国ISBN中心1999年版）未见收录。

（二十）新疆（1篇）
（1）《牛郎织女》，讲述：张玉英；采录：王永玺。1989年采录于木垒哈萨克自治县。选入《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新疆卷》中国ISBN中心2008年版。

上述调查材料显示，在20世纪的一百年中，在传说圈核心区内采录和发表的牛郎织女传说总数为89个；在周边地区所采录和发表的牛郎织女传说总数为51个/篇。两者相加，在全国26个省区里采录和发表的传说总数为140个/篇。前者，即在传说圈核心区里搜集到的牛郎织女故事占全国有牛郎织女故事口头流传省区采集和发表总数的63.5%强；而后者，即在传说圈核心区之外的周边或外缘地区采录和发表的，只占全国牛郎织女故事流传总数的36.4%强。这种分布状况，不是偶然的，而是由牛郎织女故事起源地区和辐射式流传以及不同地区的社会历史发展、特别是历史文化传统所决定的。
如果我们再从流传的时代这一角度来考察，那么，20世纪上半叶采录和发表的牛郎织女传说传说故事总共只有18个/篇，分布在吉林、辽宁、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湖南、广东9个省区；1949年至1978年这30年间搜集发表的只有2个/篇，即孙剑兵采自内蒙古乌拉特前旗的《天牛郎配夫妻》和赵逵夫在甘肃省西和县搜集并整理、发表在中学内部刊物上的《牛郎织女传说》（笔者未能看到）。还有一篇是汪曾祺整理的《牛郎织女》，流传地点和采录时间未详，故未予列入。[url=file:///D:/My%20Documents/%E6%B0%91%E9%97%B4%E6%96%87%E5%AD%A6/2015-05-02-%E8%AF%95%E8%AE%BA%E7%89%9B%E9%83%8E%E7%BB%87%E5%A5%B3%E6%95%85%E4%BA%8B%E5%9C%88%EF%BC%88%E6%B0%91%E9%97%B4%E6%96%87%E5%8C%96%E8%AE%BA%E5%9D%9B%EF%BC%89.doc#_ftn1][1][/url] 1979年至2000年者20年间，采录和发表的牛郎织女传说总共为122个/篇（包括在这个时间段之前搜集采录而在这个时间段发表的），分布在26个省区。就是说，20世纪80年代，牛郎织女传说还在26个省区的一些地区口头流传。[url=file:///D:/My%20Documents/%E6%B0%91%E9%97%B4%E6%96%87%E5%AD%A6/2015-05-02-%E8%AF%95%E8%AE%BA%E7%89%9B%E9%83%8E%E7%BB%87%E5%A5%B3%E6%95%85%E4%BA%8B%E5%9C%88%EF%BC%88%E6%B0%91%E9%97%B4%E6%96%87%E5%8C%96%E8%AE%BA%E5%9D%9B%EF%BC%89.doc#_ftn2][2][/url]
20世纪80年代末至世纪末和21世纪初陆续出版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31个省卷本），其中入载牛郎织女传说的，只有11个省区的卷本，其入载的文本总数为20个/篇。这11个省区的卷本是：河北（1个/篇）、山东（3个/篇）、江苏（1个/篇）、上海（1个/篇）、安徽（1个/篇）、江苏（1个/篇）、浙江（6个/篇）、福建（2个/篇）、河南（2个/篇）、海南（1个/篇）、新疆（1个/篇）。这说明，上世纪80年代还有流传的一些省区，到上世纪末或21世纪初，已经逐渐衰微甚至消失无闻了，出现了急剧衰微的趋势，甚至到了濒危的境地了。

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流传采录情况

进入21世纪以来的十年间，世界进入了全球化、信息化的大时代，我国的社会也进入了现代化的快车道，相应地，市场化、城镇化、信息化、人口的大流动、不同文化的交融，导致了我国社会的急剧转型，传统文化遭遇了又一次传承危机。尽管自2003年起我国启动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方针指导下的民族民间文化（稍后转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普查，然各地的文化主管机构从老百姓口中记录下来并汇编到各省、地、县的调查报告中的，或公开发表的牛郎织女传说故事（那些由民间文学爱好者根据自己民间知识编写的作品除外），却极为罕见。2008年4月，笔者在山东沂源县召开的牛郎织女传说研讨会上曾经指出，国家启动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申报工作时，全国2000多个县（据有关资料，截止到2004年底，全国374个县级市、1642个县、自治县、旗、自治旗、特区和林区），竟然没有一个单位申报保护牛郎织女传说这一项目。[url=file:///D:/My%20Documents/%E6%B0%91%E9%97%B4%E6%96%87%E5%AD%A6/2015-05-02-%E8%AF%95%E8%AE%BA%E7%89%9B%E9%83%8E%E7%BB%87%E5%A5%B3%E6%95%85%E4%BA%8B%E5%9C%88%EF%BC%88%E6%B0%91%E9%97%B4%E6%96%87%E5%8C%96%E8%AE%BA%E5%9D%9B%EF%BC%89.doc#_ftn3][3][/url] 全国各地调查采录牛郎织女传说，并有记录文本公诸于世的，只有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的山东沂源县和陕西西安市长安区两处，这两个地方通过有组织的调查，实地采集了一批口传的牛郎织女传说。这两地实地调查采录下来的民众口头上流传的牛郎织女传说文本情况如下：

沂源县燕崖乡：
（1）《七月里七月七》，讲述：韩凤祥（女），采录：郭俊红（女）。2007年3月记录于山东沂源燕崖乡辉村。载叶涛、苏星主编《中国牛郎织女传说•沂源卷》，广西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2页
（2）《牛郎织女天河配》，讲述：韩凤祥（女），采录：郭俊红（女）。2007年11月记录于山东沂源燕崖乡牛郎官庄。载叶涛、苏星主编《中国牛郎织女传说•沂源卷》，广西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3—25页
（3）《王母娘娘银钗划天河》，讲述：韩凤祥（女），采录整理：王蕾（女）。2008年4月记录于山东沂源燕崖乡牛郎官庄。载叶涛、苏星主编《中国牛郎织女传说•沂源卷》，广西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5—27页
（4）《喜鹊架桥渡牛女》，讲述：解明泉（男），采录整理：王庆安（男）。2008年4月记录于山东沂源燕崖乡刘庄村。载叶涛、苏星主编《中国牛郎织女传说•沂源卷》，广西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7—41页
（5）《织布梭和牛梭头》，讲述：解明泉，采录整理：张宝祥。 2008年4月记录于山东沂源燕崖乡刘庄村。载叶涛、苏星主编《中国牛郎织女传说•沂源卷》，广西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8—52页
（6）《牛郎织女》，讲述：孙启文（男），采录整理：王蕾（女）。 2008年4月记录于山东沂源燕崖乡牛郎官庄。载叶涛、苏星主编《中国牛郎织女传说•沂源卷》，广西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6—58页
（7）《天下独有织女洞》（二则），讲述：张守安（道长），采录整理：张宝祥。2006年4月/2007年3月记录于山东沂源燕崖乡道观。载叶涛、苏星主编《中国牛郎织女传说•沂源卷》，广西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7—83页

西安市斗门镇：
（1）《粉红仙衣定缘分，触犯天规双城石》，讲述：姜凤兰，采集：蒋瑞等。2007年3月10日记录于西安市长安区斗门镇。载傅功振主编《长安斗门牛郎织女传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
（2）《月老牵线定姻缘，触犯天规双城石》，讲述：范喜琴，采集：左琳等。2007年3月17日记录于西安市长安区斗门镇白家庄。载傅功振主编《长安斗门牛郎织女传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
（3）《织女勤织布，机石留人间》，讲述：罗海浪，采集：周蕊等。2007年3月10日记录于西安市长安区斗门镇上泉村。载傅功振主编《长安斗门牛郎织女传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
（4）《跪求王母放织女，夫妻遥望盼团圆》，讲述：刘兴文、罗升发，采集整理：赵丽彦。2007年3月10日记录于西安市长安区斗门镇南沣村。载傅功振主编《长安斗门牛郎织女传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
（5）《偶然捡衣结伉俪，堵妞宫里住牛郎》，讲述：罗升发，采集：蒋瑞等。2007年3月10日记录于西安市长安区斗门镇白家庄、南沣村。载傅功振主编《长安斗门牛郎织女传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
（6）《七仙女拨云见董永，织女下嫁放牛郎》，讲述：史振通，采集：周蕊等。2007年3月10日记录于西安市长安区斗门镇南沣村。载傅功振主编《长安斗门牛郎织女传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
（7）《天上地上牛女忠贞相爱，错传佳期稀缺被罚搭桥》，讲述：李平，采集：蒋瑞等。2007年3月10日记录于陕西省咸阳王道村。载傅功振主编《长安斗门牛郎织女传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
（8）《牛郎织女相爱王母散，七月七日石婆庙上相见》，讲述：薛克敏，采集：左琳等。2007年3月10日记录于西安市长安区斗门镇牛郎织女石刻管理所。载傅功振主编《长安斗门牛郎织女传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
（9）《土地说媒牛女成夫妻，牛郎翻山越岭追织女》，讲述：张建华，采集：左琳等。2007年3月10日记录于西安市长安区斗门镇（哪个村子不详）。载傅功振主编《长安斗门牛郎织女传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

上面16篇牛郎织女传说传说，是从山东省沂源县燕崖乡和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斗门镇两个地方为申报国家级非遗名录而采集和发表的传说中所选录的（沂源调查共记录传说42篇，笔者只选用了8篇，一些与牛郎织女无直接关联的地方风物传说和讲述零碎的片段，未录于此），是21世纪第一个十年间从老百姓口头上采录的。这两个调查都是由学者们实施、运用民间文艺学的实地调查和参与观察的方法，遵循“真实性、科学性、代表性”的民间文学搜集采录原则，深入到当地乡民中，从乡村故事家和比较有讲述才能的乡民的口述中采录的。其调查采录的时机，与20世纪80年代为了编纂《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而进行普查相比，中国的乡村面目和乡民社会已经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历史性的变迁。沂源的燕崖乡虽然距离县城有几十华里之遥，大体上还处在传统的乡民社会状态之中，但现代化和信息化的影响已经十分剧烈了。这表现在：（1）传承人的年龄偏大，传承出现了严重的断代现象；（2）传承人的讲述文本受外来影响很大，有的称得上是根本性的颠覆。[url=file:///D:/My%20Documents/%E6%B0%91%E9%97%B4%E6%96%87%E5%AD%A6/2015-05-02-%E8%AF%95%E8%AE%BA%E7%89%9B%E9%83%8E%E7%BB%87%E5%A5%B3%E6%95%85%E4%BA%8B%E5%9C%88%EF%BC%88%E6%B0%91%E9%97%B4%E6%96%87%E5%8C%96%E8%AE%BA%E5%9D%9B%EF%BC%89.doc#_ftn4][4][/url] 长安区斗门镇是西安市的近郊区，受到的现代化影响比沂源的燕崖乡相对更大，尽管传统文化与商品大潮的博弈处处可见，普通乡民的文化水平相对较高，加上汉武帝开凿的昆明池的历史记忆、石爷和石婆石刻像以及牛女庙的香火的存在，但调查显示，在当前社会条件下，七夕信仰和牛女传说的承载者和受众群已多为中老年人和妇女，很少有年轻人参加了，传说故事和七夕习俗的传承出现了断层，讲述和聆听传说故事成为老年人的自娱自乐。[url=file:///D:/My%20Documents/%E6%B0%91%E9%97%B4%E6%96%87%E5%AD%A6/2015-05-02-%E8%AF%95%E8%AE%BA%E7%89%9B%E9%83%8E%E7%BB%87%E5%A5%B3%E6%95%85%E4%BA%8B%E5%9C%88%EF%BC%88%E6%B0%91%E9%97%B4%E6%96%87%E5%8C%96%E8%AE%BA%E5%9D%9B%EF%BC%89.doc#_ftn5][5][/url]
山东省沂源县于2006年向文化部申报“牛郎织女传说”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由山东大学的民俗学民间文学专业的师生对以燕崖乡为中心的县境内牛郎织女传说进行了两次调查，从讲述人口头上采录了42个传说文本，其中重要的传说讲述人韩凤祥6个、解明泉3个、孙启文1个、张守安2个，一般的讲述者讲的传说32个，这些“活态”流传的牛郎织女传说，稍后都被选入了叶涛、苏星主编的《中国牛郎织女传说•沂源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一书中。（我在此表中只选择了8个。原报告中都没有标题，现在的题目是我拟的。有些情节过于简单和零碎的、加工太大的和根据文献重写的，都没有选录在此。）这些传说文本证明了，除了当地民众和历代官府依据“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织女庙和牛官庄之间隔着一条沂河）的古意，构建了并留给后代一些与牛郎织女信仰和神话传说相关的遗迹而外，在当地老百姓的头脑里也保留了不少传说，以口口相传的方式在他们中间流传。沂源的牛郎织女传说的直接渊源，学界并没有人做过认真而详细的考察研究，但根据地上的相关文物和遗迹所做的研究考察已有了一些结论。主持沂源牛郎织女传说调查的叶涛教授所撰调查报告《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山东省沂源县牛郎织女传说的调查与研究》，把沂源牛郎织女传说的最早渊源上溯至了唐宋。他写道：

大贤山上庙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现存最早的碑刻资料是今存织女洞中立于宋朝元丰四年（1081）的一块功德碑，……此碑虽然现存于织女洞中，但从碑文中还看不出与织女有什么联系。
宋代之后大贤山还有一座据说原来为九层的金代石塔，石塔上面出现了金朝泰和六年（1206）的线刻人物和文字题刻。题刻主要记述了大贤山道教的开山人物张道通道士的事迹。……‘乃游此地，谓人曰山名大贤，织女崖□，乃同徒众登眺巅峰，山清水秀，而乐居焉。’这里的‘织女崖□’，是我们所见到的最早的与织女有关的记载。
对于我们理解沂源的牛郎织女传说最为重要的一段史料，出现在明朝万历七年（1579）的《沂水县重修织女洞重楼记》中……“唐人闻个中札札机声，以故织女名。”在这段文字中，还十分难得的透露出把织女和牛郎牵连在一起的机缘：时任沂水县知县的王风竹对主持道人打探玄妙之理，道士说：“守者会公意，即礼多方金粟展力为之，对面并起牛宫……
根据这些记载，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断：明代末叶孙氏家族迁居沂水，定居沂河岸边时，“牛宫”已于万历年间修建而成，村庄因位于牛宫附近，因而命名村庄为牛郎官庄。[url=file:///D:/My%20Documents/%E6%B0%91%E9%97%B4%E6%96%87%E5%AD%A6/2015-05-02-%E8%AF%95%E8%AE%BA%E7%89%9B%E9%83%8E%E7%BB%87%E5%A5%B3%E6%95%85%E4%BA%8B%E5%9C%88%EF%BC%88%E6%B0%91%E9%97%B4%E6%96%87%E5%8C%96%E8%AE%BA%E5%9D%9B%EF%BC%89.doc#_ftn6][6][/url]

笔者以为，沂源牛郎织女传说的渊源研究，似不应止步于此。笔者在《牛郎织女原是东夷部族的神话传说》一文中提出、在本文中也进一步论述了牛郎织女神话传说最早的族属，应是已经消失了的东夷部族的奄或薄姑氏族（部族）的神话传说。而有着悠远历史（旧石器时代“沂源人“的故乡）的沂源，到了东夷文明时代，应该就在东夷族群之奄国的势力范围之内。东夷研究学者李白凤说：“商奄并非鲁奄，它不在曲阜而在益都莱芜一带，或今之莱芜谷。”[url=file:///D:/My%20Documents/%E6%B0%91%E9%97%B4%E6%96%87%E5%AD%A6/2015-05-02-%E8%AF%95%E8%AE%BA%E7%89%9B%E9%83%8E%E7%BB%87%E5%A5%B3%E6%95%85%E4%BA%8B%E5%9C%88%EF%BC%88%E6%B0%91%E9%97%B4%E6%96%87%E5%8C%96%E8%AE%BA%E5%9D%9B%EF%BC%89.doc#_ftn7][7][/url] 从原始的牵牛、织女的星象崇拜，到《大东》里的牛郎织女神话，这些民间记忆也许就以潜意识的方式，沉淀在一代又一代的东夷氏族（部族）及其后来的传人或被周人同化了的汉人的头脑之中。否则，沂源境内的织女洞，又何来之有？当然，我的这个假设或推断还需要学界更多的论证。但由于东夷的史料大都湮没无闻了，要得到更多强有力的论证，还面临着不小的困难。
再说斗门镇。汉武帝为了征服西南夷之昆明国训练水师而于元狩三年（前120年）起开凿昆明池，并在东西两岸分别设立了两个石人，一为牛郎，一为织女，借助女郎和织女的隔池相望，而象征昆明池所具有的“天河”意义。《三辅黄图》卷四引《关辅古语》云：“昆明池中有二石人，立牵牛织女于池之东西，以象天河。”东汉班固《西都赋》云：“集乎豫章之宇，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都透露了汉武帝开凿昆明池的意向。宋以降，昆明池逐渐淤塞干涸而废弃，石爷石婆也被埋于地下。借助于权力而得以传播的牛郎织女传说，也就逐渐淡出了乡民们的视野。如前所说，到20世纪的百年中，陕西省只采集并发表过两篇牛郎织女故事传说。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第二工作队，对汉代昆明池遗址进行了钻探和试掘，石爷石婆石雕像同时被发掘出土。
2007年3月6日（正月十七），笔者与贺学君、刘宗迪两先生应陕西省纪委的下放挂职干部李鸣高同志之邀，到长安区斗门镇南沣村参加“首届长安七夕文化节”（实则庙会），实为当地要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举行小型座谈会。我们在位于南沣村的“西安市长安区牛郎织女石刻管理所”里见到的，只有石婆（织女）雕像，而没有石爷雕像。应我们的要求，当地文化官员带领我们到了常家庄，在村边上一间简易的小庙（一间小棚子）里，看到了几乎是被弃置在那里的石爷雕像。李鸣高一腔热情要为长安区非遗文化保护做些事情，即使挂职到期了、该回单位上班了，他还主动延长挂职期。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主管文化的副区长却并不到会，很自然地引起了我们的疑惑与不快。当文化部非遗专家组审查通过评审并报国务院办公厅后，突然有人匿名给文化部写了一封告状信，声言“我们这里没有牛郎织女传说”。作为评审委员，笔者提请主持评审的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同志下令办公室给陕西省主管副厅长打电话征求她的意见，这位副厅长在有人告状的情况下，也附和了告状信的说法，认定长安区没有牛郎织女传说流传。结果文化部只好临时向国务院办公厅报告，当机立断撤销了长安区斗门镇的申报。
虽然两千年前有汉武帝开凿昆明池和设置石爷石婆雕像之举，一度激发了当地民众对牛郎织女传说的传播和记忆，但随着时代的转移、权力的消失、文物的湮没，牛郎织女传说也就渐渐地从民众的生活中衰落了甚至逐渐不传了。鉴于长安区缺乏牛郎织女传说的记录文本问世，给申遗工作带来了困难，我们建议请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傅功振教授带领学生为当地作实地调查，帮助地方上搜集采录在民众中口头流传的牛郎织女传说。他们接受了这个建议。三年后，在他们的实地调查提供出了一批（其实只有19篇）牛郎织女传说的记录文本后，长安区再次申报，并顺利地通过了国家专家组的评审，国务院办公厅于2010年6月8日发布文件批准长安区斗门镇申报的牛郎织女传说进入第三批国家级非遗名录。这批记录文本的公开发表，应该说，在长安区，在西安市，乃至在陕西省的文化史上是第一次，填补了在陕西文化史上牛郎织女传说记录文本的缺位，说明牛郎织女传说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仍然还在民间流传，故而殊为可贵。陕西省所以有西安市长安区斗门镇这样的地区有牛郎织女传说的比较集中的口头流传，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汉武帝朝廷政治权力的激发和影响。但有人进而把长安区斗门镇说成是牛郎织女传说的起源地，笔者认为，如同把和顺、南阳、太仓等地说成是其起源地一样，是缺乏说充分说服力的。
山西省和顺县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确定的三个牛郎织女传说保护地之一。2007年7月5日该县文化艺术中心根据申报要求，在向文化部和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评审组提供的《申报书》的《附件》里，附录了20个当地流传的牛郎织女传说：（1）《南天门》、（2）《八仙洞》、（3）《相思背》、（4）《金牛凹、金牛洞、牛郎山》、（5）《天河梁（天河山）》、（6）《喜鹊山》、（7）《天河池（天马池）》、（8）《驴打滚》、（9）《老牛口》、（10）《双龟石》、（11）《塔岭》、（12）《葫芦垴》、（13）《磨簪石》、（14）《笸箩凹》、（15）《杏树湾、桃树沟》、（16）《牛郎峪》、（17）《牛郎沟》、（18）《花山与哪吒塔》、（19）《莲花山与观音垴》、（20）《簪峪（磨子峪）》。专家组审看后，认为这些所谓传说文本，大多是当地与牛女传说和七夕有关的地方旅游景点的解释文本，而与民间文学类“非遗”项目要求的从老百姓中口头讲述的传说故事记录文本有一定差距。该文化艺术中心于11月6日对所提交的附录材料进行了修改和撤换，又提供了《兄弟分家》、《大战老鳖》、《池畔娶妻》、《神驴显威》、《天河断情》、《鹊桥相会》6个传说的记录文本。该县的申请终于获得专家委员会的通过和文化部与国务院的批准，认定该县为牛郎织女传说的保护地。但五年过去了，至今还没有看到该县根据“真实性、代表性、科学性”三性原则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的牛郎织女传说记录文本公开发表或出版。
根据我所能见到的材料，除了这三个国家认定的保护地之外，至今还没有看到其他地方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向公众提供出他们在实地调查基础上采录的、在现代社会条件下还在当地口头流传的牛郎织女传说文本。这就意味着，在全球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下，前文所认定的20世纪80年代到世纪末还有这个传说流传所谓“周边地区”，已经大大地缩小了。

[url=file:///D:/My%20Documents/%E6%B0%91%E9%97%B4%E6%96%87%E5%AD%A6/2015-05-02-%E8%AF%95%E8%AE%BA%E7%89%9B%E9%83%8E%E7%BB%87%E5%A5%B3%E6%95%85%E4%BA%8B%E5%9C%88%EF%BC%88%E6%B0%91%E9%97%B4%E6%96%87%E5%8C%96%E8%AE%BA%E5%9D%9B%EF%BC%89.doc#_ftnref1][1][/url] 《牛郎织女》，汪曾祺整理。原始发表刊物未详。第一次收入贺嘉、黄柏（黄泊仓）编选的《中国民间故事选粹》（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中，没有标明搜集地区和时间。后被贾芝选入《中国新文艺大系•民间文学集》（1949—1966）（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中，选编者在文末加上了“搜集于1957年”的字样，不知何所据。据笔者所知，汪曾祺自《民间文学》杂志1955年4月创刊至1958年上半年，一直担任该杂志的实际的编辑部主任，他经常对来稿进行编辑加工修改，这篇《牛郎织女》，也许是他在某篇来稿基础上的修改稿，所以标注出“搜集于1957年”。1958年上半年他被补划为“漏网右派”，被驱逐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遣送到张家口劳动去了，从此告别了民间文学工作。但我没有查到原始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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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file:///D:/My%20Documents/%E6%B0%91%E9%97%B4%E6%96%87%E5%AD%A6/2015-05-02-%E8%AF%95%E8%AE%BA%E7%89%9B%E9%83%8E%E7%BB%87%E5%A5%B3%E6%95%85%E4%BA%8B%E5%9C%88%EF%BC%88%E6%B0%91%E9%97%B4%E6%96%87%E5%8C%96%E8%AE%BA%E5%9D%9B%EF%BC%89.doc#_ftnref3][3][/url] 刘锡诚《中国牛郎织女传说•总序》，叶涛、韩国祥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url=file:///D:/My%20Documents/%E6%B0%91%E9%97%B4%E6%96%87%E5%AD%A6/2015-05-02-%E8%AF%95%E8%AE%BA%E7%89%9B%E9%83%8E%E7%BB%87%E5%A5%B3%E6%95%85%E4%BA%8B%E5%9C%88%EF%BC%88%E6%B0%91%E9%97%B4%E6%96%87%E5%8C%96%E8%AE%BA%E5%9D%9B%EF%BC%89.doc#_ftnref4][4][/url] 据叶涛、苏星主编《中国牛郎织女传说•沂源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第18—19页。

[url=file:///D:/My%20Documents/%E6%B0%91%E9%97%B4%E6%96%87%E5%AD%A6/2015-05-02-%E8%AF%95%E8%AE%BA%E7%89%9B%E9%83%8E%E7%BB%87%E5%A5%B3%E6%95%85%E4%BA%8B%E5%9C%88%EF%BC%88%E6%B0%91%E9%97%B4%E6%96%87%E5%8C%96%E8%AE%BA%E5%9D%9B%EF%BC%89.doc#_ftnref5][5][/url] 据傅功振主编《长安斗门牛郎织女传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第72—73页。

[url=file:///D:/My%20Documents/%E6%B0%91%E9%97%B4%E6%96%87%E5%AD%A6/2015-05-02-%E8%AF%95%E8%AE%BA%E7%89%9B%E9%83%8E%E7%BB%87%E5%A5%B3%E6%95%85%E4%BA%8B%E5%9C%88%EF%BC%88%E6%B0%91%E9%97%B4%E6%96%87%E5%8C%96%E8%AE%BA%E5%9D%9B%EF%BC%89.doc#_ftnref6][6][/url] 叶涛《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山东省沂源县牛郎织女传说的调查与研究》，见叶涛、苏星主编《中国牛郎织女传说•沂源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6页。

[url=file:///D:/My%20Documents/%E6%B0%91%E9%97%B4%E6%96%87%E5%AD%A6/2015-05-02-%E8%AF%95%E8%AE%BA%E7%89%9B%E9%83%8E%E7%BB%87%E5%A5%B3%E6%95%85%E4%BA%8B%E5%9C%88%EF%BC%88%E6%B0%91%E9%97%B4%E6%96%87%E5%8C%96%E8%AE%BA%E5%9D%9B%EF%BC%89.doc#_ftnref7][7][/url] 李白凤《东夷杂考》，齐鲁书社1981年9月，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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