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 中国藏学出版社; 第1版 (2013年12月1日)
外文书名: What is Tantrism?The Interpretetion and Controversy of the Definition, Practice, Semiology,And Historiography of Tantrism
平装: 415页
2002年，我在德国波恩大学的博士论文Leben und Historische Bedeutung des ersten Dalai Lama dGe’dun grub pa dpal bzang po（1391-1474）：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dGe lugs pa-Schule und der Institution der Dalai Lamas（《一世达 赖 喇 嘛根敦珠巴班藏波（1391-1474）的生平和历史意义：格鲁派和制度史研究》）由德国华裔学志社（Institut Monumenta Serica，Sankt Augustin）作为《华裔学志丛书》（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第四十九种出版。拙著出版后，两年间陆续出现了近十篇分别用德、法、英文发表的书评，评论人中竟然不乏像Franoise Aubin、Anne Chayet和Helmut Eimer这样大腕级的学者，令我受宠若惊。但在这些书评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有两篇，其中一篇是Franoise Wang-Toutain（汉名王薇，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写的，长达九页，发表于tudes Chinoises 《中国研究》22（2003: 340-349）上。读到她的书评后，我很为感动，因为完全没有想到世界上还会有人那么一字一句地认真地阅读我用外文写的、对她来说也是外文的著作，并写出那么长篇的评论。辗转得到她的e-mail地址后，我马上去信向王薇博士表示感谢，从此我们成了时相往还的好朋友和志趣相投的学术知己，常常互为新作之第一读者。自此始知世人以文会友，诚有其事也。然能与王薇为友，又何其幸哉！
一晃又五、六年过去了，最近我对语文学（Philology）作为一种学术方法，或者一种人生态度，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参见拙文《我们能从语文学学些什么？》，《文景》2009年第3期：28-35），且念念在兹，故不禁想起了这段有趣的往事，这里不怕人笑话，拿出来晒上一晒。我不敢妄自忖度顾彬先生问我心在哪里是否另有深意，只愿相信他的言外之意是说，拙著虽然从语文学的角度来看扎实、靠谱，但没有理论，也见不到快意、率性的议论，故全书缺乏精神，所以他要问“作者的心在哪里？”。其实，顾彬先生很明白，我写作这篇博士论文为的是拿下他供职的那个德国大学的博士学位，研究、写作的路数遵照的完全是德国东方学研究的优秀传统，即语文学的方法。我用这篇论文取得的博士学位专业官称“中亚语言文化学”（Sprach- und Kulturwissenschaft Zentralasiens），而“语言文化学”几乎就是“语文学”的另一个称呼（如云：“作为文化学的语文学”Philologie als Kulturwissenschaft）。所以，我的心就在于遵照德国东方学研究的传统写作一篇像他一样的教授大人们认为优秀的博士论文。
显然，我和顾彬先生不但身处不同的学术领域，而且追求的目标也完全不同。我只是一位热爱学问、文献和文献研究的语文学家（a philologist who loves learning，literature and study of literature），平生最大的野心不过是要厘定、读懂和解释传到我手中的文本（establishing，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texts that have come down to me）。为了读懂各种各样的古藏文文本，我已经做了二十余年的努力和准备，然而驽钝如我，眼下每天要面对的难题和挑战，依然是如何正确理解和解释我正在研究的每一个藏文文本（就像我在德国一住八年，可理解德国人的思想和德国文化对我来说依然是一大难题一样）。而顾彬先生无疑比我有底气、也有志气得多，他不但对他研究的汉语和汉学有充分的自信，以至于听不得中国人说这个事情“老外不懂”一类的话，而且还常常自觉地肩负起代表（represent）和指导他所研究的对象（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中国人）的职责（例如他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还说中国人不懂散步等等），甚至对继承和光大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十分强烈的使命感，对中国人没有能力传承自己优秀的传统文化痛心疾首。一个只奢望读懂手中的文本，一个却有意要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道不同，不相与谋。
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有意要兼治“理学”和“朴学”的有胡适之先生，在新文化运动中呼风唤雨、风光无限的胡先生，当年对朴学同样投入很深。例如，他曾经积极支持流亡中国的爱沙尼亚男爵钢和泰（Baron Alexander von Holstael）先生在北京建立汉印研究所（Sino-Indian Research Institute），从事汉、梵、藏、蒙佛经的对勘，乃至以北大校长之尊，每周花几小时亲自替钢和泰先生当口译，讲授汉、梵佛教文献的语文学研究。1930年代，胡适先生还曾在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内狠坐了一阵冷板凳，一字一句地抄写被伯希和劫掠到巴黎的敦煌出土汉文禅宗文献，用心辨别禅宗初期之历史事实，可以说他是世界敦煌禅学研究的第一人。通过实证性的文献研究，胡适先生对不少当时以为定论的说法提出了挑战，引起了当时世界上最负盛名的禅师日本人铃木大拙的不满，兴起了一场著名的“胡适禅学案”。即便如此，与他当年引领新文化运动时那种叱咤风云的气概和颠覆旧文化传统的成就相比，胡先生在小学领域内的投入显然未能结出丰硕的果实。特别是他晚年曾暗地里与人争胜，长时间兢兢业业地注解《水经注》，可到头来却几乎是白费功夫，想来令人不禁扼腕。于此看来，不但人各有志，人的能力也各有侧重，若不顺从自己的性情、兴趣，强人所能，则一定事倍而功半。
于当下的学界，“理学”与“朴学”两种不同的学术方法（academic approaches）之间的争论，集中在理论和语文学之间的争论。不用说，理论是时尚的丽人（lady theory），而语文学早已是明日黄花（aging lady philology），虽然间或亦有人呼吁要重归语文学，但终归势单力薄，难以恢复昔日的辉煌。语文学热衷重构，而理论，特别是后现代的各种理论，偏爱解构，故要想在理论和语文学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实在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情。但理论与语文学实际上并不互相排斥，从事文本研究若能有观念、理论的指导，不但学术课题的思想意义能够得到提升，而且也可使从事文本研究的学者更具智性的挑战；而任何一种理论实际上都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从对大量文本的精读（close reading）中得出来的。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在当代学术界的影响力无与伦比，可认真读过《东方主义》一书的读者都不会忘记，在得出这样具有普遍意义的宏大理论之前，萨义德先生究竟阅读了多少西方人书写的有关东方（中近东）的文本。可以肯定的是，理论的和语文学的学术方法势必都会继续同时存在下去，正所谓世上既有抵制理论的人，也就会有抵制语文学的人（For everyone who resists theory，there is someone else who resists philology）。事实上，热爱语文学也好，钟情于理论也罢，只要符合你自己的性情，你就应该尽情地去做，别管人家说什么。伯希和做学问也不过是为了“那让我觉得好玩”（a m’amuse），我等又复何求？昨天看电影《博物馆的夜晚》（Night at the Museum：Battle of the Smithsonian），又学到一句箴言，叫做“幸福的关键就是做你爱做的事（the key to happiness is to do what you love）。”
我写作博士论文的这段时间，正好与参加“跨文化、跨宗教对话”那个研究生班同时。与学习理论的收获比较起来，我还是觉得自己在学习和实践语文学研究方法上的收获更大、更直接。写作和修改博士论文的漫长过程，让我对语文学的方法及其魅力有了更深刻的体会。首先，我认识到整本地翻译一篇“东方的文本”，决不是一种机械的、没有多少学术意义的劳动，相反它既是一种最有效的语文学习的基础训练，同时也是西方语文学实践的一项最基本的内容。按照西方学者的说法，语文学就是“慢慢读书的艺术”（philology is the art of reading slowly）。古代文人好读书不求甚解或不失为一种洒脱，但现代学者若亦如此则一定有失专业精神（unprofessional）。西谚有云：“读书不求甚解是对书的漠视”（to read and not to understand is to disregard），一知半解地读书，还不如不读书。若想读出书中字里行间的意思，且避免误读，除了慢慢的读，没有其他捷径。
语文学的慢读功夫首先以厘定或设定文本（establishing or constituting a text）为基础，这个过程对于从事现代研究的学者来说不见得那么重要和困难，毕竟他们不常遇到像乔伊斯的《尤利西斯》（Joyce’s Ulysses）这样有争议的文本。但它对于像我这样研究非本民族语言之古典文本的人来说不但非常重要，而且还特别困难，需要以长期、耐心的专业语言训练为前提，而且还要学会运用Paleography（古文书学）、Codicology（手稿学、书籍考古学）以及文本批评（textual criticism）等极其专业的方法，否则就没有能力处理那些不是残破、就是有多种不同版本传世，而且与现代语文相差很远的古典文本。事实上，即使阅读自己的母语文献，正确理解一个古典的文本也并非想象得那么简单。自我感觉最有把握的东西，也往往是最容易出错的地方。一个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如果不首先仔细地设定所读文本的语言的和历史的前后联系，同样也很难正确理解自己民族的古典文本。去年5月，我在巴黎遇到美国印第安那大学中央欧亚系教授、汉藏语言学、藏学和欧亚学大家Christopher Beckwith先生，他对我说，迄今为止中外汉学家中间几乎没有人像西方古典语文学家设定西方古典文本一样处理过汉文经典，所以至今没有出现一本像样的汉文经典文本的合校本（critical edition）。在这一点上，汉学大大地落后于印度学、藏学、蒙古学等其他东方学研究的分支学科。尽管中国的经学研究已有上千年的传统，但对汉文经典文本的厘定和设定与西方古典语文学对西方经典文本的设定相比相差很远，传统汉学研究并没有完全走到尽头，回归语文学也是一件迫切需要做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