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泽的学术研究始于译注保萨尼阿斯的著作。保萨尼阿斯是公元2世纪的希腊地理学家和旅行家，活动时间在143—176年，著有《希腊志》，详细记述了古希腊的艺术、建筑、风俗、宗教和社会生活。这本书激起了弗雷泽对民族志材料的兴趣。1890至1895年，他曾骑马周游希腊腹地，考察古俗遗风，并写成六卷本《保萨尼阿斯对希腊的描述》（Pausanias’s Description of Greece），于1898年出版。这本书成为他的古典学代表作。据说，在出版后的七十五年里，它一直是标准著作，直到近年才由于有了大量新的考古发现而作出修订，不过，参加修订的并非一人一力，而是一个学者委员会。
弗雷泽数十年患有眼疾。由于用眼过度，在1931年的一次演讲中，他突然失明。尽管如此，弗雷泽仍在秘书和记录员的协助下坚持工作。他从各种书籍中收集资料，为《金枝》出版了《再生草：〈金枝〉补编》（Aftermath: A Supplement to The Golden Bough，1936）。在晚年，弗雷泽还不停地辗转于伦敦和巴黎的旅馆以及在剑桥租住的一间平房之间。
1941年5月7日，弗雷泽在剑桥辞世，享年87岁。几个小时后，他的妻子离世。一年之后，马林诺夫斯基也撒手人寰。弗雷泽的一生，几乎是工作的一生。据他的传记作者统计，他一年工作48—50周，一周工作7天，一天工作12小时甚至更多，每天都忙于阅读、写作、校对和写信，没有节假日。即使结婚以后，他与妻子也达成协议：每天早晨8点在学院开始工作。弗雷泽的勤奋是加尔文教徒“工作狂”伦理的出色典范。弗雷泽的朋友、人类学家马雷特在弗雷泽的讣告中称他为“学界的运动健将”（an athlete of the study）。在我看来，弗雷泽堪称学术的圣徒，他向我们显示了人性所能达到的境界和高度，用今天的流行语来说，他不仅是牛人，而且简直就是神人。
弗雷泽不善与人交往，但他有设身处地、感同身受地理解人的出色能力。弗雷泽保持着一颗赤子童心，与土著朝夕相处的田野人类学家每每惊异于从来没离开过欧洲的弗雷泽竟对所谓的原始民族有惊人的洞察力和理解力。在与弗雷泽交谈时，来自中非的传教士们不止一次地惊呼：“为什么你比在黑人中生活过二十年的我还要了解他们？”有一次，有人提议去新几内亚的远征军带上弗雷泽，但当时新几内亚的总督威廉•麦格雷戈爵士（Sir William MacGregor）急切地抗议说：“弗雷泽必须留在家里，因为他是大脑，而我们只是触角。”在《〈旧约〉中的民间传说》第三部第三章末尾，弗雷泽说了一段话，可以看做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实际上，没有一些诗性想象的感触，几乎不可能进入人们的内心。一个拘谨的理性主义者将徒然地叩击着缠满神秘玫瑰花环的仙界之门，这里的门房是不会给葛擂硬先生开门的。”
1921年11月4日，在《精神人类学的范围和方法》这篇重要演讲中，弗雷泽集中阐述了他对人类学的构想。他认为，人类学迟至19世纪中叶才诞生，而对野蛮社会的研究，正是这门关于人的科学的组成部分。由于劳动分工，我们已无法具有亚里士多德或培根那样的整体知识视野，所以，每个研究者只能把自己的研究限定在一小块领域。人类学分为体质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弗雷泽把后者称为心理人类学或精神人类学（mental anthropology）。顾名思义，精神人类学研究人的精神或心理，但是，有些古已有之的学科，如心理学、逻辑学、伦理学和哲学，早就在研究人的精神或心理，精神人类学还有什么存在的地位和必要呢？弗雷泽认为，既然在进化论的推动下产生了比较解剖学，并由此证明动物结构的比较可以相互印证和发明，那么，这同样可以开启以往哲学留下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即人类的精神或心理进化历程的比较研究。因为正如人类的身体一样，人类的精神或心理也经历了类似的或平行的从低到高的进化过程。但是，我们不能把现存的人类种族都编入一个累进的序列之中，认为低级的就必然发展为高级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人类是否具有共同的祖先或血统，我们没有准确的标准来评判某个种族所达到的进化程度。因此，人类学家只能在相对意义上使用“原始”这样的形容词，把不太先进的种族与比较先进的种族区分开来。由此看来，精神人类学的核心问题就是研究人类的心理和精神的起源。在所谓文明民族中，这种起源已不可复得，但“礼失求诸野”，弗雷泽认为，我们只能通过研究未开化的种族、研究儿童、研究精神或心理病理学来进行这样的溯源研究。他采取的是第一种途径。在他看来，所谓未开化的种族，就是不会文字技术（ignorant of the art of writing）的种族，因为文字技术是文明的试金石。既然这些种族没有文字，要了解他们，首先且主要得靠在亲自观察的基础上对他们做出的全面、忠实而精确的记录。这种记录最好出自那些常年生活在他们中间、会当地语言并赢得他们信任的人之手，因为他们愿意向他敞开心扉、吐露心迹。这些人首先是各国的传教士，他们的神学信念不允许他们玷污或歪曲对土著信仰和习俗的描述；其次是派往各地的政府官员，但他们经常流动，不容易掌握当地语言，也不容易取得信任；第三是旅行家和探险家，但他们的走马观花容易流于肤浅，往往不值得信赖，科学价值较小；第四是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尽管他们在当地的时间可能相对不长，甚至来不及学习当地语言，但由于有科学的研究方法，他们常常能够提供重要的信息和最重要的知识。
这本书的原名为Folk-lore in the Old Testament: Studies in Comparative Religion, Legend and Law，过去曾译为《〈旧约〉中的民俗》，当然不错，但弗雷泽距汤姆斯（William John Thoms，1803—1885）生造“folk-lore”一词的1846年仍不算太远，而且他仍像汤姆斯那样在“folk”和“lore”之间加了一个连接符，因而似乎更加突出了“lore”的意思。据《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的解释，“lore”这个词的意思是：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related to a particular subject, especially when this is not written down; the stories and traditions of a particular group of people，即：“（尤指口头流传的）某一方面的学问；（某一群体的）传说、传统”。也许在我们看来，弗雷泽在本书中涉及的有不少都属于神话，但在19世纪，西方学者并不轻易把“神话”这个词用于《圣经》研究。或许与这种传统有关，弗雷泽在本书中也慎言神话，他研究的恰恰是以口头形式流传又被外来或后来的文字记录下来的各种广义的传说即traditions，其中包括我们现在说的神话、传说和故事。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弗雷泽混用tradition、legend和story来称谓著名的大洪水“神话”，他明确说：“我已经从另外一个方面，即从传说（tradition）的方面切入了这个主题……我尝试要做的工作，是收集和比较这些传说，然后从比较中探索出某些结论。简而言之，我对这些故事（the stories）的探讨是一种比较民间传说（comparative folk-lore）的研究。”这无异于对本书核心主旨和方法论的一种阐释。或许正因如此，前辈学者苏秉琦先生在节译本书中的洪水故事章节时曾把本书书名译为“《旧约》中的民间传说”，《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和《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也将本书书名译为“《旧约》中的民间传说”。我们遵从这种译法，但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副题中的“Legend”一词本应译为“传说”，由于与汉语书名正题中的“传说”重复，而且弗雷泽书中确实涉及许多在今天看来属于神话的内容，同时为了与丛书名“神话学文库”相呼应，我们将此词改译为“神话”。说起《圣经》，弗雷泽在少年时就通过父亲的教授和自己的阅读对英文钦定版了如指掌。1895年，弗雷泽从文学审美的角度编选了《〈圣经〉之路》，该书不断再版，至少影响了后来的两代人。弗雷泽认为，除了宗教和历史的影响外，《圣经》还是一部世界的史诗，是一种高贵的文学，它蕴含着人生的爱与希望、欢乐与悲伤、罪与罚。
然而，弗雷泽并不满足于“隔靴搔痒”。为了能够阅读希伯来语版《圣经》，他在1904—1905年参加了希伯来语的一个私授班，老师是钦定希伯来语教授罗伯特•肯尼特（Revd Robert H. Kennett），参加的其他学生都是后来赫赫有名的人物，如赫丽生（Jane Ellen Harrison，1850—1928）、康福德（Francis Macdonald Cornford，1874—1943）和库克（Arthur Bernard Cook，1868—1952）。弗雷泽的同学们很快都打了退堂鼓，但他坚持了下来。阅读希伯来语版的《圣经》很快就成了他的一般消遣。
第三，我们增加了大量译注，使本译本具有英文版不具备的学术价值。《〈旧约〉中的民间传说》一卷本原书只有很少几个文字辨析性的注释，文献出处一律省略未注，叶老师建议我加以增补。本来，国家图书馆藏有原书三卷本，可惜因为装修，查阅殊为不便。所幸，我在清华大学图书馆查得三卷本，叶老师手头又有西奥多•加斯特的《〈旧约〉中的神话、传说和习俗：与弗雷泽〈旧约中的民间传说〉各章的比较研究》（Theodor H. Gaster, Myth, Legend, and Custom in the Old Testament: A comparative study with chapters from Sir James G.Frazer’s Folklore in the Old Testament, Harper & Row, Publishers, New York and Evanston, 1969）一书。因此，除了对地名、人名和相关知识的注释之外，我还增补并翻译了相关的文献注释，均标明为“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