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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吴晓燕：《基层市场与乡村社会研究：历史与趋势》 [打印本页]

作者: 虾哥 时间: 2015-7-26 15:23 标题: 吴晓燕：《基层市场与乡村社会研究：历史与趋势》

【摘要】中国的乡村是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社会，而遍及乡村社会的基层市场一度成为了研究乡土世界的逻辑起点。对基层市场的研究，学界在其形成演变、结构体系、性质功能、与乡村社会的关联乃至区域市场等领域都结出了丰硕之果。当下的基层市场研究存在有待拓展的新领域：寻求市场体系与乡村治理体制转型的契合，呈现国家权力向社会和民间转移的图景，重构国家整合与乡村社会自我整合的耦合机制。

　　【关键词】基层市场社区；乡村社会；农村集市

　　

　　一、基层市场研究的贡献与局限

　　 1、从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和经济人类学的角度研究集市的形成、集期的安排和市场的结构

　　一是克利斯泰勒的中心地理论。德国地理学家克利斯泰勒根据消费者均匀分布在一个一望无际的平原上并具有同样的需求和收入特征等假设，认为平原上的中心地最初应是均匀地分布，其覆盖范围可以画成以该中心地为原点的一个圆，在每三个中心地圆形市场区之间的空白处会形成次一级的中心地。依此类推，由于同级中心地之间均以同等的强度向外扩张、挤压，每个中心地与其周围六个中心地市场之间形成部分重叠，最后中心地圆形市场区则可变成具有最稳定空间结构的六边形。克氏理论模型是一种假设条件下的理想模式。

　　二是集市周期性与时空协同理论[1]（P21-23）。在对集市的周期性研究中，人们普遍认为，市场赶集在时间上和空间上进行安排是为了使所有的参与者都能够获得方便的服务。时间间距和区位间距之间的含蓄关系被称为“时空协同”。“空间上的接近意味着时间上的分离”。即两个市场的时间间隔和空间间距之间存在反相关关系。其中又有时空协同的“消费者假设”和“商人假设”之说。

　　三是集市环与等级体系理论[1]（P24）。集市环是集市在水平面的延伸，被定义为“服务于一个特定区域并有一个已知的迁移顺序的统一的集镇群”。集市（镇）等级体系是集市在纵向的内在结构。不同集镇，在规模、功能、服务范围等方面的差异，相互间通过地域、功能上的竞争和互补，形成了区域集镇的等级体系。实际上，集市周期性与时空协同理论和集市环与等级体系理论都是中心地理论的延伸和扩展。

　　 2、从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角度研究集市的性质和功能

　　相当一部分学者把乡村集市看作是一种传统的市场。从集市的起源来看，先是偶尔的不定期的以无易有，后来随生产力发展，为了扩大选择的范围，节约搜寻的成本和提高交换的成功率，形成了定期的集市。石忆劭把农村市场系统分为传统的周期性市场和现代性固定市场两类。认为周期性集市从事的是传统的活动与实践，使村庄这一微观世界与更大的外部世界联系起来。在周期性集市贸易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专业化市场是现代市场的组成部分，它以区域专业化商品生产和农村主导产业的培育为基础，打破了地域界限，带动了区域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传统市场注定要分化重组，演进为现代市场或走向衰落。[1]（P72-74，75-94）

　　国内外不少学者还探讨了集市的功能。艾迈认为周期性集市具有地方性交换、内部贸易和中心地三种经济功能。王笛对传统集市的功能进行了非常生动传神的描述，就是在今天的乡村集市上，我们会发现这一幕幕具体可感的、鲜活的“话剧”仍在继续上演。如果说王笛是浓墨重彩地渲染，杨懋春在《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中则用白描的手法呈现了一幅传统集镇的风景画：来自不同村庄的农民在那里相会，他们在酒店或茶馆里或默默品茶、或谈论时事、或侧耳倾听……，喧嚣的集市犹似一条静静流动的小河。王铭铭在《人类社会学与中国研究》一书中也对中国集镇的功能进行了总结：集镇不是简单的市场，而是库拉圈、互惠场所、夸富宴的举行地、再分配的网结、社会的竞技场和文化展示的舞台。[2]（P127-131）显然，他主要是从社会学、人类学的视角考察集市的功能。

　　 3、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

　　施坚雅核心的理论成就被概括为集市体系理论和城市体系理论，其集市体系理论仍然是中心地理论的运用，采用的也是经济人类学的方法，但他的基层市场社区理论影响了西方一代汉学家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几乎到了凡研究中国市镇史、集市史者都无法回避的程度”[3]。施氏的集市体系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基层市场社区（共同体）理论。他首先从农民的周期性消费需求出发，指出市场存在的必要性：“市场无论作为在村社中得不到的必要商品和劳务的来源，还是作为地方产品的出口，都被认为是不可缺少的。它满足了农民家庭所有正常的贸易需求：家庭自产不自用的物品通常在那里出售；家庭需用不自产的物品通常在那里购买”。并把这种在农村广泛分布的市场称作“基层集市”（也叫标准集市）。他认为农民生活于一个基层市场共同体中：“如果说农民是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中，那么这个社会不是村庄而是基层市场社区。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边界不是他所住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且“一旦基层市场社区达到了包容农民生活的程度，它也就造就了后者的生活方式”。一言以蔽之，它是“小农的社会生活圈子”，是中国社会的最基本单位。[4]（P45-50）

　　二是集市层级结构理论。他运用中心地理论，推导出了一个六边形区域市场结构。即施氏得出了一个在市场区域内以基层集市为基础的六边形的市场结构：基层集市的空间分布由这18个自然村以六角形围绕这一个集市，即每一个基层集市外围被6个村庄环绕，每6个基层集市围绕着一个中间市场，每6个中间市场又围绕着一个中心市场，形成一个由六边形叠积而成的集市网络层级结构：基层（标准）市场---中间市场---中心市场。

　　三是市场社会体系理论。在施坚雅看来，基层市场社区内进行的不仅仅是物品的交易活动，还有各种社会交往活动，而且“基层市场社区的权力结构不可能与对市场的控制分开”。市场中心也成了“社会中心”、“权力中心”，经济交换范围与社会交往范围、地方行政权力运作范围发生了重合，国家权力要透过市场体系来发生作用。

　　施坚雅的理论展示了乡村社会市场体系、社会体系、乃至行政体系相互渗透、重叠的全景画面：市场体系内农民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加强了基层市场共同体的社会价值和政治意义，农民的社会关系和乡村行政关系及其活动无不在这一体系内生成发展，乡村中国的各种观念、政治运动和信息无不是通过市场的渠道传播，容纳商业活动的各种市场同时也为非商业的---文化的、政治的和其他方面的信息开辟了渠道，进而各种社会关系得以在更为广阔的空间里发展。基层集镇不仅作为中国农村的基本经济单位而存在，而且成为了农村政治、文化和社会关系的基本载体。从而他的市场结构理论不仅是对中国乡村市场的生成和运作的理论解释，也是一种分析和解释中国乡村市场以及整个中国社会构建和运行的综合理论模式[5]（P422-430）。这一理论既拓展了乡村集市研究的空间，又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

　　 4、区域乡村市场（镇）的研究

　　从区域经济史的视角来研究农村集市成果最为丰硕的是对华北集市和江南市镇的研究。对华北平原集市的研究，早期见于加藤繁《清代村镇的定期市》中对集市的微观实证分析；较早的还有杨庆堃对山东邹平县周期性集市的研究。山根幸夫在其《明清华北定期市的研究》中，分别从明清华北的定期市、华北集市与绅士和豪民、华北集市的牙行、华北的庙会、清代山东的集市和绅士层角度对华北集市进行了深入探讨。

　　弗里曼、马若孟和黄宗智在他们对华北乡村社会的研究中都涉及农村市场。国内史学界对华北集市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有1998年出版的许檀的《明清时代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该书对山东商业性城镇和集市的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另外，龚关的系列论文也对近代华北集市的集期、集市数量、结构与功能等进行了详细探讨。

　　江南市镇被视为中国传统市场的成熟形态，历来备受学者青睐。台湾学者刘石吉通过对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棉织、蚕桑丝织、米粮等专业性市镇的考察，开创了“以明清商业市镇为指标观察近代江南商业资本主义发展与都市化变迁过程”的新视野。[6]（P69）大陆学界较早的有1986年出版的刘兰兮的《宋代江南市场初探》，对明以前江南市场做了开拓性考察。樊树志的巨著《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既对明清以来到近现代江南市镇的分布、社会结构、网络体系、专业性市镇以及市镇文化进行了宏观分析，又对历史上的江南名镇进行了精细入微的个案解剖，以翔实的资料再现了江南市镇昔日辉煌的真实动态的整体面貌。1999年出版的单强的《江南区域市场研究》从比较宏观的视野对江南地区市场模式及其演化、乡村集市、商人与商人组织、市场中介及交换行为、各类商品和要素市场进行了全面阐述。黄宗智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也论及长江三角洲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农民频繁的市场交易行为，但这种主要由“生存推动”和“剥削推动”的商品化，并未带来质变性的经济发展，因而这种看似频繁的市场交换不仅未能促使小农经济的解体，反而加固了它的稳定性。李伯重、王家范、陈忠平、罗伦、吴仁安等数人的论文论及了江南市镇发展的经济背景、市场类型、发展阶段、市场结构、市镇中的商人与商业资本、牙人与牙行、市镇上宗族组织与帮行组织的活动、市镇发展与地方政府管理体制的联系等内容，展现了江南商业领域的独特风貌。[7]

　　以上对基层场镇（集市）的研究除了“1”主要是从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的角度来探讨集市外，“2、3、4”的研究都把集市与乡村社会勾连了起来。这些成果给后续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诸多的启迪。但可以看出他们主要是对集市进行宏观扫描，或是对一个区域内的集市进行整体描叙；从对学科资源的援借来看，主要是地理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或历史学的视角，他们也注意到集市的中心地作用，集市与地方行政体系的关联，但对市场体系与社会政治体系的关系是如何构造的、它们之间怎样互渗、联动的关系未能具体展开，对集市的功能尤其是政治功能开掘不够；从研究的时间范围来看，主要集中于对建国以前的农村集市进行考察，因而比较注重市场形成的自发性，对现代国家权力如何干预、影响集市的兴衰发展，进而如何改变农民的经济社会行为缺乏深入探讨；偏重于对集市活动尤其是农民在集市上活动的平面叙述，缺乏对集市上新近出现的其他主体及其活动的立体呈现。

　　

　　二、基层市场视角下乡村社会研究的趋向

　　 1、从经济史的角度研究集市贸易史，呈现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中国农村社会有着悠久的集市贸易历史。建国以后，国家把集市贸易纳入计划体系之中，对集市贸易的管理和政策多次调整，总的趋势是严加管理、限制发展。集市贸易史既是一部农民生活史，也是一部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史。集市贸易史的研究，成为近20年来经济史研究的一个新领域。石忆劭从宏观叙事的角度对我国的集贸市场从起源到当代的发展进行了简要的回顾和展望。钟兴永把新中国成立后曲折的集市贸易发展史概括为“三起三落”。马永辉以1949-1966年的苏北集市贸易变迁为例，探讨了农村集市贸易发展历程对于农民生活以及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重大影响[8]。

2、从区域经济社会史的视角研究集市贸易，透视集市与乡村社会转型的关系。李正华的《乡村集市与近代社会---20世纪前半期华北乡村集市研究》一书，通过对20世纪前半期华北乡村集市的形成、发展及存在形式的系统剖析，拟在厘清近代乡村集市发展变化规律的基础上，寻找一条中国农村理想的发展之路。[9]徐浩的《农民经济的历史变迁---中英乡村社会区域发展比较》从近代中国农民经济为什么未能被根本性改造的角度，指出“农村物质生产力的进步与否决定了清代华北和农业英格兰农村经济向资本主义过渡的不同结果”。[10]（P431）侯建新在《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11村透视并与英国乡村比较》一书中运用20世纪20-30年代华北冀中11村的调查资料并把这一时期的华北农村社会与工业革命前的英国乡村社会进行比较，指出当时华北貌似繁荣的商品经济与“糊口农业”并存，乡村市场的虚假繁荣是农民极度贫困的状况使然。

　　弗里曼等在《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一书中借助一条农村集市贸易变迁线，勾勒了一个华北村落在全能国家的体制下如何接受国家意志和行动并对其做出适时调整的历史画面，既描述了党---国家体系对乡村社会的改造，又阐释了乡村社会精英通过与国家权力的连结展现了有组织的文化力量的连续性及其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深刻塑造。奂平清以定州的实地研究为例，从乡村集市变迁来考察乡村社会转型，并运用定州的实例验证了其乡村集市“内卷化”的假设，探讨了华北乡村社会转型的路径选择。[11]

　　 3、从乡村社会公共空间的角度研究农村集市。除此之外，基层市场的研究还存在有待拓展的新领域：

　　其一，行政、市场与农村公共服务体系重构的关联。历史上自然形成的农村集市是一个商品交易中心、信息传播中心，同时因资源的集中又成为了一个地方精英聚集的中心和行政权力中心，而地方行政区划的设置需要与市场体系的覆盖范围相契合。在当前乡村治理体制转型和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如何处理好市场体系、社会体系和行政体系的关系，重构乡村治理体系与空间结构、构建以市场为导向的农村公共服务网络，在国家、市场与农民的新型关系基础上实现乡村治理的转型与重建，是一个迫切需要研究的现实课题。

　　其二，国家政治权力的渗透、收缩与集市变迁的关联。历史上的集市除了自发形成外，还有一部分是人为设立的，但兴建新的场市须经过官府批准。即便是在“皇权止于县政”的时代，和村落相比，地方官府也更为重视场市，企图通过民间的交易场所---场市来控制、治理县级以下的农村区域。随着现代国家的建立，国家行政权力不断下沉，国家自然不会放弃对集市的控制，自然形成的集市也成了国家建构的产物。国家对集市的规制权与集市交易中的产权、民间规制权的较量决定了集市的兴衰演变。

　　其三，以市场主体为对象呈现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整合从单向度的国家整合向国家整合与社会自我整合互动的转型。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来看，“士绅社会”模式下国家对基层市场实施“无为而治”；建国后的市场（集市）是国家建构的，对集市的单方面控制成为对农民和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路径之一；当下以经济交换为主要活动的集市，聚集了各种社会力量---朝来晚去的农民、兼业的小贩、追逐利润的坐贾行商、“游手好闲”的小混混、以及公共权力的代表等，他们在集市这个舞台上发生错综复杂的关系，上演一幕幕充满冲突、妥协、合作的生活剧，进行着权力的分割和配置，形成了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整合与乡村社会自我整合相互交织的图景。

　　其四，以集市公共空间为载体展现乡村社会生活的原生态。集市不仅是乡村社会的经济中心，在经济交换中形成的固定场所及其附属设施成为了市场区域内农村社会的政治活动中心、社会交往中心、文化活动中心和娱乐中心。政府、商人、民众会成为不同时代、不同空间的活动主体，从而使得集市空间活动的主题也会随时代而演变。生活在场镇的居民和居住在村庄的农民都会在场镇上留下自己活动的印迹，场镇也形塑着他们的生活方式，共同演绎现代乡村社会生活的原貌。而国家权力与民间权力的互动、博弈推动了公共权力的生长和集市公共空间的形成。集市在乡村社会的出现，首先源于农民余缺调剂的需要。历史上乡村社会的个体农民经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但自然经济并不排斥商品交换。农民仍然需要通过市场来换取自己不能生产的铁器等劳动工具和食盐等生活必需品，还希望在集市上出售少量手工制品来维持家庭的生存。经过千年的演变，当下的农户经济已难以用自然经济来涵盖，农户与市场（集市）的关系需要进行新的审视。如徐勇提出用“社会化小农”的分析框架来解释这一时期小农的行为。[12]遍布乡村社会的集市，是农民交换、娱乐、社会交往的主要场所，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小城镇建设的推广，一部分农民还离开了祖辈居住的村庄，成为了场镇上的新“移民”，与场镇上的老居民一道参与集市的运作，共同演绎场镇居民生活的原生态。因而集市虽未囊括乡村生活的全部，至少也能反映乡村社会的多数场景，成为一定区域乡村社会的缩影。一方面，透过集市上的日常经济生活，可以洞见看似平淡、僵滞，实际丰富多彩的农村经济社会生活；另一方面，集市成为了农民走向大市场的起点，农民通过广泛参与这种初级市场的交易，成为了产权主体，在交换中形成的平等、契约、权利等现代意识不断地形塑农民，也形塑着农民与国家的关系。通过集市上各种主体行为的考察可以再现这一互动过程。基层市场---农村集市研究也就成为了解当下农村社会居民生活和社会治理的一个有益的领域。

　　

　　 [参考文献]

　　 [1]参见石忆劭.中国农村集市的理论与实践[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

　　 [2]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3]史建云.对施坚雅市场理论的若干思考[J]，近代史研究，2004（4）.

　　 [4][美]施坚雅著；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5]袁方成.中国农村的市场形成与社会构建---评施坚雅的市场结构理论[A]，徐勇主编.中国农村研究（2002年卷）[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6]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7]参见龙登高.中国传统市场成熟形态的探讨---江南地区市场研究的学术史回顾[J]，中国史研究动态，1998，（10）.

　　 [8]马永辉.1949---1966年苏北农村集市贸易变迁[D]，中共中央党校，2005.

　　 [9]参见李正华.乡村集市与近代社会---20世纪前半期华北乡村集市研究[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

　　 [10]徐浩.农民经济的历史变迁---中英乡村社会区域发展比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11]奂平清.华北乡村集市变迁与社会结构转型---以定州的实地研究为例[D]，中国人民大学，2005.

　　 [12]参见徐勇.“再识农户”与社会化小农的建构[J]，邓大才.社会化小农：动机与行为[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文章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07年第2期
转载自：http://www.zgxcfx.com/Article/793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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