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学论坛-中国民俗学网 - Powered by Discuz! Board

标题: 花木兰之后，电影《道士下山》被要求向道教界道歉----你怎么看？ [打印本页]

作者: 辛巴达 时间: 2015-7-21 18:19 标题: 花木兰之后，电影《道士下山》被要求向道教界道歉----你怎么看？

道士下山被要求道歉道教界要求《道士下山》停播
环球网2015-07-21 10:31:57
道教界向导演陈凯歌提出严正谴责声明

　　——由中道协权益保护委员会主任孟崇然道长发起倡议

　　《道士下山》这部电影严重背离我国传统文化价值观，肆意丑化道教、道士形象，违反多项政策法规。对此，我谨代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全体道士，向本片制作者陈凯歌导演发出严正谴责，并提出如下质疑：

　　一、您是根据什么拍出如此低级下流的电影来贬低、侮辱、诽谤道教？陈凯歌先生您目的何在？

　　影片主角何安下下山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抢盗和开荤，从这一点来看，他的人物设计从根本就是与出家道士的基本道德水准相背离，丑化道士形象，肆意编排，严重伤害人民的宗教情感。

　　二、影片主角何安下驾着高梯偷窥隐私，动淫欲之心。把道士拍得如此低级下流，陈凯歌先生您道德何在？

　　本片所涉及的黄色片段不仅用大篇幅表现，更是作为本部影片的宣传噱头大肆宣传。这种做法就是在教唆淫欲，勾引青少年走下坡路。用低级粗俗的淫秽暗喻吸引观众，以达到其自身的商业目的。姑且不说这样的低级内容违背道教的教理教义，就算从普世的社会道德角度来说这也是于情不容、于理不合，您身为一名文艺工作者，本应该把大众向积极方面引领，而您本片的故事情节，不仅与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相违背，更是严重扭曲当今社会所倡导的和谐社会核心价值观。

　　三、影片主角何安下杀人后跪求向和尚忏悔寻求慰籍。陈凯歌先生您意图何在？

　　拍道士杀人本身就是在误导大众，更何况道教清规戒律中的五戒明令戒止杀盗淫妄酒，何安下犯了四条，实在是不合教规。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何安下杀了人后还要请和尚指点迷津，这很明显是在扬佛抑道，影响宗教和睦，蓄意制造宗教之间的矛盾与纷争，您如此的贬低道教的目的是本意为之？还是受到了境外投资方或其它势力的有意指使？

　　道教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千多年的文化历史及古圣先贤的教诲都在道教的传承之中得以体现，陈凯歌先生您如此有意的贬低及诽谤道教，就是在贬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及诸位古圣先贤。更重要的是，您这样的影视作品是从根本上抵触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化历史决不能在你的手中断送!从道士下山的影片中可以看出陈凯歌你虽然是一个中国人，但是已经成为一个缺少了中国人骨气的卖国贼!并且你在刻意制造宗教之间的矛盾，伤害宗教界感情!严重背离国家政策方针!

　　道士是道教的继承者，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所以我们维护的不仅仅是道教的尊严，更是在维护我们伟大中华民族的国家尊严!道教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中流砥柱，其重要性不可言喻。而你娱乐道教、妖魔道教、消费道教的行为严重伤害了我们的宗教感情，在国内外观众心中更是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同时《道士下山》这部影片触犯了国家多项法律法规，严重违反国家政策，背离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弘扬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因此，我们对于你如此诋毁国家民族文化、无视国家政策法规的恶劣行为表示坚决反对!对此我们要求如下：

　　1、《道士下山》电影必须马上停止所有播映。

　　2、陈凯歌以及电影制片方必须对道教界向社会做出公开道歉。

　　3、消除所有因电影《道士下山》所带来的对道教界的不良影响。

　　如若不然，我们将会用法律的武器誓死捍卫我们道教界、以及民族宗教的尊严!

　　望各大道教平台团结一致，为了我们道教界共同的权益和中华民族的尊严，请持续转发此文，不要让它沉没!　
　　http://ent.chinadaily.com.cn/2015-07/21/content_21367800.htm　　　　　　　　

作者: 辛巴达 时间: 2015-7-21 18:21 标题: 道协回应

【中国道协：对于《道士下山》的谴责声明非中国道协发出】中国道教协会新闻发言人孟至岭道长对记者表示，《道士下山》的制片方之前与中国道协有沟通，并按照要求对于剧情做了修改，因此道协对于影片持有包容心态。谴责声明并非由道协发出，至于是否孟崇然以个人名义发出尚待核实。（记者徐伟）

作者: 辛巴达 时间: 2015-7-21 18:26 标题: 如果陈凯歌道歉了，下一个道歉的该是谁？

如果陈凯歌道歉了，下一个道歉的该是谁？http://news.sina.com.cn/c/zg/jpm/2015-07-20/16411260.html
近日，文艺圈中“道歉风”涌动，一场“Yes or No”的角逐也在网民的讨论中展开。

　　继木兰研究会要求贾玲道歉之后，中道协权益保护委员会主任孟崇然道长于7月19日向陈凯歌提出严正谴责，称《道士下山》肆意丑化道教，要求立即停播并向道教界及社会公开道歉。

　　据新浪民调显示，近6成网友反对贾玲道歉。不仅如此，孟崇然道长代表道教界的叫板也被公然打脸，中国道教协会新闻发言人孟至岭道长在接受采访时称道协对影片持有包容心态。

　　艺术创作和批评特别是扣帽子式的批评之间是什么关系？什么样压力下的道歉是妥当的？

要求恶搞道歉，帽子扣得有多大

6月27日，东方卫视《欢乐喜剧人》栏目中，贾玲“唧唧复唧唧，木兰啃烧鸡”的镜头虽然娱乐了观众，也让时评人刘雪松批评为“彻底颠覆了世人印象中的巾帼英雄形象，恶搞成了贪吃、不孝、胸无大志、贪生怕死的傻大妞。”

　　7月7日，中国木兰文化研究中心刊发公开信，要求东方卫视《欢乐喜剧人》栏目组以及主创人员向社会公开道歉。
7月13日，河南虞城县木兰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建国对新浪《新闻极客》将此事上升到民族精神高度，“这就是一个低俗小品”，“瓦解我们的民族精神”。

　　“我们是党培养的文艺工作者啊，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才过去没多长时间，余音未落，你就这样恶搞，说明了什么？有些人，真正把这个讲话落实了没有？”

　　张建国还称，“有一些演员，靠演技上不去，靠形象也不行，他就恶搞一些经典的名人形象，恶搞之后，出丑了，收视率就上去了，他自己也就出名了。”

　　针对木兰文化研究中心的批评和质疑，东方卫视一开始表示，贾玲这是合理范围之内的再创作。

　　而在节目播出的21天之后，贾玲和节目组还是没挺住。

　　7月18日，贾玲在微博致歉，称“由于自己的无知和疏于学习”演绎出来的花木兰“有违公众审美习惯”，并“感谢观众的批评教育”。与此同时，《欢乐喜剧人》在7月18日停播一周。

　　贾玲的道歉话音未落，火就烧到了陈凯歌身上。

　　7月19日，中道协权益保护委员会主任孟崇然道长代表道教界，通过微信公号“道扬天下”向陈凯歌提出严正谴责声明，称《道士下山》肆意丑化道教、道士形象，违反多项政策法规，要求立即停播《道士下山》并向道教界及社会公开道歉。

　　这份谴责声明称，《道士下山》“严重伤害人民的宗教情感”，“不仅与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相违背，更是严重扭曲当今社会所倡导的和谐社会核心价值观”，“扬佛抑道，影响宗教和睦”，甚至质疑导演“受到了境外投资方或其他势力的有意指使”。

　　当晚，剧情发生逆转。

　　中国道教协会新闻发言人孟至岭道长在接受中国日报采访时表示，谴责声明并非由道协发出，《道士下山》的制片方之前与中国道协有沟通，并按照要求对于剧情做了修改，因此道协对于影片持有包容心态。

作者: 南池子 时间: 2015-7-24 23:16 标题: 戴锦华揭“花木兰”隐喻：女性与家国

【编者按】贾玲的一出戏说花木兰一时间激起千层浪。在无数对恶搞花木兰的讨伐声中，花木兰作为某乡镇的文化资本见证着经济起飞的梦想。作为为家国孝道献身的女英雄，这样花木兰的形象不容篡改，尽管迪士尼和各种影视剧将其刻画得脸小婀娜。花木兰成为当代女性位置的镜像，要成为被赞颂的女英雄，你必须和男人一样投身大时代，但前提是为国尽忠，为家尽责。

花木兰是女性解放的镜像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现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史上，关于女性和妇女解放的话语或多或少是两幅女性镜像间的徘徊：作为秦香莲——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旧女子与弱者，和花木兰——僭越男权社会的女性规范，和男人一样投身大时代，共赴国难，报效国家的女英雄。

除了娜拉的形象及其她所提供的反叛封建家庭而“出走”的瞬间，女性除了作为旧女人——秦香莲遭到伤害与“掩埋”，便是作为花木兰式的新女性，以男人的形象、规范与方式投身社会生活。而新中国权威的历史断代法，无疑强化了为这两幅女性镜像所界定的女性规范。

或许时至今日，我们仍难于真正估价“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作为彼时的权威指令与话语，对中国妇女解放产生了怎样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1949至1979年这一特定的时段之中，它确乎以强有力的国家权力支持并保护了妇女解放的实现。乃至今日，它仍是一笔难于估量的巨大的历史遗产。

然而，一个在回瞻的视域中渐次清晰的另一侧面是，“男女都一样”的话语及其社会实践在颠覆性别歧视的社会体制与文化传统的同时，完成了对女性作为一个平等而独立的性别群体的否认。“男女都一样”的表述，强有力地推动并庇护着男女平等的实现，但它同时意味着对历史造就的男性、女性间深刻的文化对立与被数千年男性历史所写就的性别文化差异的遮蔽。

于是，另一个文化与社会现实的怪圈是，当女性不再辗转、缄默于男权文化的女性规范的时候，男性规范（不是男性对女性、而是男性的规范自身）成了绝对的规范。——“男同志能做到的事情，女同志一样能做到”。

从某种意义上说，与其说1949至1979年的性别文化的基本特征是“无性化”，不如说它是一种极为特殊的“男性化”更为真切。于是，这一空前的妇女解放运动，在完成了对女性精神性别的解放和肉体奴役消除的同时，将“女性”变为一种子虚乌有。女性在挣脱了历史枷锁的同时，失去了自己的精神性别。

女性、女性的话语与女性自我陈述与探究，由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中性别差异的消失，而成为非必要的与不可能的。在受苦、遭劫、蒙羞的旧女性和作为准男性的战士、英雄，这两种主流意识形态镜像之间，“新女性”“解放的妇女”失落在一个乌有的历史缝隙与瞬间之中。对妇女在政治、经济、法律意义上的解放，伴生出新的文化压抑形式。解放的中国妇女在她们欢呼解放的同时，背负着一副自由枷锁。应该、也必须与妇女解放这一社会变革相伴生的、女性的文化革命被抹杀或曰无限期地延宕了。

一如一切女性的苦难、反抗、挣扎，女性的自觉与内省，亦作为过去时态成为旧中国、旧世界的特定存在。任何对历史书写的性别差异的讨论，对女性问题的提出，都无异于一种政治及文化上的“反动”。如果说，女性原本没有属于自己的语言，始终挣扎辗转在男权文化及语言的车轭下；而当代中国女性甚至渐次丧失了关于女性的话语。如果说，“花木兰式境遇”是现代女性共同面临的性别、自我的困境；而对当代中国妇女，“花木兰”、一个化装为男人的、以男性身份成为英雄的女人，则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中、女性的最为重要的（如果不说是唯一的）的镜像。所谓“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中国妇女在她们获准分享社会与话语权力的同时，失去了她们的性别身份及其话语的性别身份；在她们真实地参与历史的同时，女性的主体身份消失在一个非性别化的（确切地说，是男性的）假面背后。新的法律和体制确乎使中国妇女在相当程度上免遭“秦香莲”的悲剧，但却以另一种方式加剧了“花木兰”式的女性生存困境。

花木兰的性别僭越：认同家国而被文化秩序特许

如果我们对花木兰传奇稍作考查与追溯，便不难发现，这个僭越了性别秩序的故事，是在中国文化秩序的意义上获得了特许和恩准的，那便是一个女人对家、国的认同与至诚至忠。

“木兰从军”故事的全称应该是“木兰代父从军”。木兰出现在读者视域中的时候，是一个安分于女性位置的形象：“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而木兰从军的动机是别无选择的无奈：“昨日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事实上，中国古代民间文化中的特有的“刀马旦”形象，都或多或少地展现着这种万般无奈间代父、代夫从军报国的行为特征。

因而，口口相传、家喻户晓的《杨家将》故事中颇为著名的剧目是《百岁挂帅》和《穆桂英挂帅》（而这些段落作为京剧剧目流行，却是1960年代的事情）。那都是在家中男儿均战死疆场，而强敌压境、国家危亡的时刻，女人迫不得已挺身而出的女英雄传奇。令人回肠荡气的“梁红玉擂鼓镇金山”的剧目，尽管同样呈现了战争、历史场景中的女人，但这位女英雄，有着更为“端正”的位置：为夫擂鼓助战。而《杨家将》中另一些确乎“雌了男儿”的段落，诸如“穆柯寨招亲”“辕门斩子”，便只能作为喜剧式的余兴节目了。这类余兴又远不如匡正而非僭越性别秩序的喜剧曲目《打金枝》更令人开心写意。

当然，如果将花木兰的故事对照于法国女英雄贞德的故事，不难发现，在绝对的、不容僭越的叙别秩序的意义上，中国的封建文化（或曰儒文化）较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要宽容、松弛些。在中国的民间故事中，女扮男装的“欺君之罪”，屡屡因“忠君报国”而获赦免。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历史的改写中渐次被赋予了权力秩序意义的“阴阳”观，固然在中国文化的普遍意义上，对应着男尊女卑的性别秩序；但其间对阶级等级秩序的强调——尊者为阳、卑者为阴，主者为阳，奴者为阴，却又在相当程度上削弱、至少是模糊了泾渭分明、不容跨越的性别界限。

于是，在所谓“君臣、父子、夫妻”的权力格局中，同一构型的等级排列，固然将女性置于最底层；但男性，同样可能在臣、子的地位上，被置于“阴”/女性的文化位置之上。前现代的中国文人以“香草美人”自比的文学传统间或肇始于斯。而花木兰、贞德故事两厢对照的另一个发现，便是无论是花木兰、梁红玉、穆桂英，还是“奥尔良姑娘”贞德，她们“幸运”地跃出历史地平线的机遇，无论是在历史的记录里，还是在传奇的虚构中，其背景都是烽烟四起、强敌犯境的父权衰微之秋。换言之，除却作为妲己、褒姒一类的亡国妖女，女人以英雄的身份出演于历史的唯一可能，仍是父权、男权衰亡、崩塌之际。因此，或许不难解释现代文学史上的女性写作，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又一浪出现在1940年代沦陷区。

尽管如此，中国民间文化中的“刀马旦”传统，仍透露出一个有趣的信息，那便是前现代的中国妇女，也在某种程度上被组织于对君主之国的有效认同之中。当然，如果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构成了一个好男儿的人生楷模；那么，一个女人偶然地“浮出历史地表”、为国尽忠的前提同时是为家尽孝。于是，木兰的僭越，因“代父”一说而获赦免；穆桂英“自择其婿”的越轨，则因率落草为寇的穆柯寨人众归顺宋朝，并终以“‘杨门’女将”之名光耀千古而得原宥。似乎是国家兴亡，“匹夫”“匹妇”均“有责”于此。

固然，在最肤浅的“比较文化”的意义上，此“家”非彼“家”——前现代中国之“家”是父子相继的父权制封建家族，而非现代社会男权中心的核心家庭；此“国”非彼“国”——封建王朝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孔雀东南飞》《钗头凤》与《浮生六记》的悲剧绝唱，间或从另一个侧面上，揭示了女性对父权家庭，而不仅是男性的依附与隶属地位；揭示了男性（为臣、为子者）在对抗父（或代行父职之母）权时的苍白、无力。他们除了“自挂东南枝”——以死相争之外，便是得“赠”“一妾，重入春梦”——“以遗忘和说谎为先导”，继续苟活下去。

因此，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四时代最著名的文化镜像之一的娜拉，在其接受与阐释层面上，其身份由走出“玩偶之家”——现代核心家庭的妻子改写为背叛封建家庭的女儿/儿子，便不足为奇了。而这位由父亲之家转向丈夫之家的“出走的娜拉”，也迟迟未出现在中国银幕。中国电影初年，呈现在银幕上的，除却前现代苦情戏中的遍尝苦难的贤良女子、鸳蝴派的痴情怨女，便是飞檐走壁、来去无踪的侠女——如果说这最后一种“形象”间或僭越了性别秩序，但在影片的叙事逻辑中，她们原本便属于社会秩序之外的生存：多少类似与好莱坞西部片中的枪手，她们在秩序与僭越之间，在秩序的匡正与为秩序放逐之间（《红侠》《荒江侠女》，等等。

及至作为“五四新文化革命之补课”的、1930年代“复兴国片运动”及“左翼电影运动”出现之时，银幕上的女性则在都市底景上被定义为“先验的无家可归”者，不仅女儿与“家”/父之家的联结被先在地斩断或曰搁置，而且她的阶级身份亦先于她的性别身份获得指认与辨识（《野玫瑰》《神女》《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等）。那一“娜拉出走于父亲之家”的场景间或闪现而过，那么它无疑已成为悲剧结局的预警（《新女性》）。在此，女性的悲剧命运，已不仅用于昭示父权与男权社会的重压，同时用于书写现代中国个人主义的悲剧归途。

或许可以说，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女性/妇女解放的主题是一个不断为大时代凸现、又为大时代遮蔽的社会文化命题。如果我们姑妄沿用以“启蒙和救亡”为关键词的、对中国现代史的描述；那么，同时显现出的是一个有趣的女性境遇的文化悖论。

不曾别离家园的女英雄：花木兰女性隐喻另一节点

新中国的建立，使女性群体全面登临了久遭拒绝与放逐的社会舞台，一蹴而挣脱了暧昧无名的历史地位。几代人的梦想成真，社会主义中国以空前强大、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形象面世。旷日持久的社会、文化思想教育运动，在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同时，确立起空前的强大有力的“爱国主义”文化政治认同。而遭围困、被封锁的国际环境则加强了这一特定的民族国家的向心力。这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以来一次以民族国家的名义所实现的空前有力而有效的文化、政治整合。

在当代女性文化史上，第一次，来自国家的询唤与整合先于对家庭的隶属与归属到达女性。但这一次，解放的到来并不意味着、至少是不仅意味着她们将作为新生的女性充分享有自由、幸福；而意味着她们应无保留地将这自由之心、自由之身贡献给她们的拯救者、解放者——人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她们唯一的、必然的道路是由奴隶而为人（女人）、而为战士。她们将不是作为女人、而是作为战士与男人享有平等的、无差别的地位。

这或许是花木兰作为一个女性境遇之隐喻的另一节点。在《木兰诗》中，木兰十二年的军旅生涯，只是这样几句简约而华美的诗句：“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诗章的简约，间或由于此处无故事——更为准确地说，是此处的故事太过熟稔，它已在无数的男人的战争中被讲述。然而它所约略了的或许正是此间一个女性僭越者所首先面临的现实：陌生的男性世界，其间的秩序规范、游戏规则；一个“冒入”男性世界的女人、一个化装为男人的女人可能遭遇到的种种艰难困窘与尴尬不便。

相反，《木兰诗》以盈溢的口吻详述的是木兰的归来：“……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装。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火伴，火伴皆惊惶，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于是，在木兰那里，男装从军与女装闺阁，便成为清晰分立的两个世界、两种时空。东阁之门，清晰地划开男性的社会舞台与女性的家庭内景。

然而，对于新中国女性说来，她们甚或没有木兰这样的“幸运”。强有力的社会询唤与整合，将女性这一性别群体托举上社会舞台，要求她们和男人一样承担着公民的义务与责任，接受男性社群的全部行为准则，在一个阶级的、无差异的社会中与男人“并肩战斗”；而在另一方面，则是被意识形态化的道德秩序（崇高的无产阶级情操与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强化，在将家庭揭示、还原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的同时，对以婚姻为基础的家庭价值的再度强调。

在不可僭越的阶级、政治准则之下，婚姻、家庭被赋予了并不神圣、但无比坚韧的实用价值；而女人在家庭中所出演的却仍是极为经典、传统的角色：扶老携幼、生儿育女、相夫教子，甚或是含辛茹苦、忍辱负重。一个耳熟能详的说法：“双肩挑”，准确地勾勒出一代新中国妇女的形象与重负。

而一场理应与妇女的社会解放相伴随的女性之文化革命的历史缺席，不仅造成了新女性对自己的社会角色的茫然困顿，而且使得性别双重标准仍匿名占据着合法的历史地位。在这一简单地否定性别差异、以阶级阵营为划定社会群落之唯一标准的历史时期，女性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是女性的阶级身份仍是参照其父、夫来确认的，而更大的问题在于，在这一以男性为唯一规范的社会、话语结构中，解放的妇女再次面临无言与失语。

除却一个通常会作为前缀或放入括号的生理性别之外，她们无从去指认自己所出演的社会角色，无从表达自己在新生活中的特定体验、经验与困惑。因此她们必然遭遇着彼此分裂的时空经验，承受着分裂的生活与分裂的自我：一边是作为和男人一样的“人”，服务并献身于社会，全力地，在某些时候是力不胜任地支撑着她们的“半边天”；另一边则是不言而喻地承担着女性的传统角色。在“铁姑娘”与“贤内助”之间，她们负荷着双重的、同样沉重而虚假的社会角色。而这双重角色同样获得了传统文化的支撑，获得了其有力而合法的表述。

如果说，在现实生活中，“为国尽忠”事实上已占据了女性的生命的主部；那么，公开的与潜在的性别双重标准，作为话语构造与行为准则，仍造成了女性分裂冲突的内心体验与内疚负罪式的心理重负。这是些“不曾别离家园的女英雄”。从某种意义上说，在革命营垒内部，“阶级的兄弟姐妹”式的和谐平等的社会景观与话语构造，除却遮蔽了双重标准的存在外，同时将潜藏在文化内部的欲望的驱动与语言更为有力地转化为社会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换言之，一个以民族国家之名出现的父权形象取代了零散化而又无所不在的男权，成了女性至高无上的权威。

文章转载自：破土网
http://www.groundbreaking.cn/xingbie/2200.html

作者: 谢燕清 时间: 2015-7-25 09:02

相应的宗教在世俗文化中被戏剧化和调侃的程度反映了该宗教世俗化以及该社会包容程度。换句话说就是脱敏程度。社会公众和宗教界人士不会为此感到刺激或者有什么颠覆性。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佛教，自宋代以来其本土化的速度就在加速。民间文学和教内人士不断采用本土案例来说明宗教道理。其中不乏调侃，在这个过程中，总的来说佛教采取了容纳的态度。最典型的是济公案例，这个是佛教本土化的故事，从某种程度上说，济公是一个打破佛教清规戒律的僧人，可以被世俗界用来讽刺僧人不遵守自己规定的案例。但佛教界巧妙地运用佛教内部解释的张力，容纳了这个人物。于是济公成为中国民众最喜爱的僧人形象，反而增加了佛教在非信众中的亲和力。
这个电影之所以引发道教界的不满，不在于里面的人物类似佛家济公，而在于佛道固有的竞争关系的延续。不妥在于道教内部的人士可以要求官方去仲裁，但没没有法理依据去要求民间个人或团体在中国既有佛道文化关系中进行选边站。这破坏了信仰自由和商业正常行为。
此外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另外三大宗教，由于与主流世俗文化关系较为紧张，其题材尚不能较为自由得到表达，这多少也影响了这些宗教在世俗社会的影响力。这其实也是值得这些宗教社团内部反思。

作者: 英古阿格 时间: 2015-7-25 14:40

道歉。
不只是年度关键词。
你道歉了吗？
我们道歉过吗？
凭什么道歉？
为什么不道歉？
为什么他道歉而你不道歉？
为什么对他道歉而对我不道歉？
为了道歉而道歉。
为了不道歉而道歉。
……

作者: 恩施土家 时间: 2015-7-25 22:07

引用:

原帖由 辛巴达 于 2015-7-21 18:26 发表
　这份谴责声明称，《道士下山》“严重伤害人民的宗教情感”，“不仅与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相违背，更是严重扭曲当今社会所倡导的和谐社会核心价值观”，“扬佛抑道，影响宗教和睦”，甚至质疑导演“受到了境外投资方或其他势力的有意指使”。

媒体札记：索歉运动

2015年07月21日09:19 新闻专栏作者：媒体札记

《道士下山》剧照

　　文/詹万承
　　尽管新华网的原稿链接已删，尽管网络上力撑者不在少数，可是，贾玲毕竟没能扛住，最终还是选择道歉。
　　《辜负大家，对不起！》，@贾玲这份周六傍晚发出的致歉词，截至今日午后阅读数已过700万。几经思量后，她低头认错，有对观众的歉意，也有自我的反思，还有对花木兰的恭维，以及对今后的期许，“经过这两天的学习我深刻的意识到这样做是不对的”：“首先对喜爱我的观众致歉，由于我的无知和疏于学习演绎了花木兰这个作品…花木兰是受人尊敬的巾帼英雄，显然拿她来演绎成一个喜剧作品是不合时宜的，也是有违公众审美习惯的。感谢对我批评教育的热心观众，接下来我会更好更多的学习演绎更多正能量悦人心的作品。”
　　显然，这是一个多方商讨后的选择，也是试图符合各方期待的策略，在@贾玲  致歉发布前15分钟，@欢乐喜剧人  已有过公开说明，宣布停播一期：“东方卫视周六《欢乐喜剧人》节目开播以来，一直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6月27日的节目播出后，其中贾玲参演的小品《木兰从军》引起了社会、网络的广泛议论。连日来，节目组全体人员及参演艺人，非常认真地听取与阅读了各方对节目和小品的各种意见，尤其是批评意见…为了改进节目和提高节目制作水平，节目组决定暂时停播今晚的《欢乐喜剧人》节目，待改进提升节目质量后再播出。”
　　遥相呼应的句子，也出现@贾玲  的致歉里：“艺术无涯，传统有界！也对东方卫视，对同仁们说声对不起。再次真心的说声抱歉。”
　　不解。无奈。叹息。愤怒。
　　满足。得意。高兴。鼓掌。
　　在两种敌对情绪中，不满还是占了上风。“贾玲你个没骨气的，理那几个河南老头干嘛”，读其题，知其意，微信公众号“仕图”态度鲜明，认为“就不该道歉”：“1、花木兰在正史上从来就查无此人；2、花木兰在最早的文学作品当中生活在北魏的边境附近，所谓花木兰是河南人，那是你们唱了太多遍的‘理太偏’之后形成的错觉…3、那个小品艺术造诣不高，全都是女胖子花痴的梗，粗制滥造，但是也是春晚模式正能量，讲吃亏是福，换句话说，女汉子和你们宣扬爱国英雄的是一家人，你们还要对付她。”
　　就事论事之后，道理自然生发，今夕何夕之意，杂陈于文字间：“说相声的有一种豁免权，有点像西方宫廷的弄臣和小丑，扑克牌里小丑最大，比A和K要大，就是因为幽默和讽刺力量超过王权。楚庄王有伶人可以规劝他，汉武帝有东方朔，这都是可以追溯上去的传统。”
　　不过，@六小龄童  却要点赞，称这开了一个好头：“那恶搞玄奘大师及世界名著《西游记》的影、视、剧、网络小说的诸位怎么办？”
　　《六小龄童为贾玲道歉点赞，心痛西游被恶搞》，这条随后被@六小龄童  转发的新浪娱乐报道，态度清晰，没有疑义。这位1986年版《西游记》孙悟空扮演者，如果不是这条被转发的微博，或许还有人会错意，认为他是正话反说，在为贾玲抱不平。
　　“《西游记》里的猪八戒丑化了和尚，要不要吴承恩出来道歉？”若是看到@作家崔成浩  这一问，不知@六小龄童  会如何回答？
　　“不知道这是远指周星驰，还是近指国产动画《大圣归来》，更不知道是不是饰演了一次孙悟空，六小龄童老师已经把自己当成孙悟空本尊了。”如果看到腾讯今日话题另一问，不知@六小龄童  又会如何回答？
　　不过，这倒也是@六小龄童  一贯的态度，依据@王星WX  所忆，他早就有不满：“十几年前，六小龄童先生到北外演讲，当时《大话西游》很火，我问您怎么看至尊宝和紫霞的爱情，先生说没看过，但听过，很不认同这种乱搞，孙悟空不会谈恋爱。”
　　有态度的网易，今日以事实说话，《贾玲就恶搞花木兰道歉，大批民众力挺贾玲》。这条转自红网的评论，也出现在新浪首页，标题同样爱憎分明，“大批网友反对贾玲就恶搞花木兰道歉”：“不少网友发起‘贾玲保卫战’，反对道歉，因为文化艺术不能只发出一个声音，百花齐放就得‘不合时宜’，就要‘有违公众审美习惯’。大胆地挑衅主流审美的作品未必都是好的，但好作品必然不会媚俗，不会刻奇，你好我好只会结出先天愚型不喜不悲不怒不惊的丑陋果实。显然，贾玲创作喜剧的禁区，可以是法律，可以是道德，但肯定不能是民众喜怒无常的脸色，否则舞台上只有悲剧可演了。”
　　开办近十年的红辣椒评论，一如湖南人性格一般火爆，以时下纸媒尺度比对，红网评论可谓包着火：“按这个标准推论，历朝历代的皇帝和后妃，以及传奇话本小说戏剧中的西门庆、潘金莲、武大郎、陈圆圆，携手佛教济公道教三清，都会男默女泪，然后高喊‘向我道歉’。美国总统更会无语凝噎，让好莱坞那帮人‘谢罪’也难解心头恨。部分民众对喜剧的容忍尺度，竟然比饱受诟病的审查机构还促狭、敏感，简直是‘文化碰瓷’。如此一来，戏剧等文化艺术只能谨言慎行，战战兢兢地程式化演出，成为新时代的样板戏…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谁就掌握了未来，奥威尔悲观地描述出人们恐惧后的顺从。在这个复古的时代，有些人要掌握过去，大家打鸡血一样争相搬出腐朽的牌位，迫不及待地磕头，脚后跟踢疼了屁股却不自知。”
　　过了。真过了。实在过了。连@烧伤超人阿宝  、@鲍迪克  、@雷希颖  等左派意见领袖，也有不忍，认为贾玲无心，不必小题大做。
　　一波尚未平息，一波又汹涌来袭。
　　贾玲之后是陈凯歌。
　　依据澎湃新闻所述，又有人在要求道歉：“7月19日上午8时许，认证为‘丹东市道教协会’的微信公众号‘道扬天下’发布题为《道教界向导演陈凯歌提出严正谴责声明——由中道协权益保护委员会主任孟崇然道长发起倡议》的文章称，《道士下山》电影严重背离我国传统文化价值观，肆意丑化道教、道士形象，违反多项政策法规，并要求《道士下山》电影必须马上停止所有播映、对道教界向社会做出公开道歉、消除所有因电影《道士下山》所带来的对道教界的不良影响。”
　　依葫芦画瓢，同理归谬的@冯小刚  ，要为导演叫屈，默默写下一出荒诞剧：“妖协要求《捉妖记》道歉。”
　　以此类推，对剧情熟悉的@梁惠王  ，上前献策：“《道士下山》惹来道协抗议，其实可抗议的还有：医学界抗议把范伟医生塑造得床上太猥琐。妇联抗议林志玲太淫荡，不讲婚姻道德。梨园行抗议张震动辄罢演，还打伤观众，毫无艺德。军界抗议郭富城战场搞基，扰乱军心。佛界抗议和尚们冷酷，见伤重病人不管不顾，只知埋头吃饭。娘炮界抗议他们不是杀人犯…”
　　“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同样熟稔剧情的@财经网  ，由编辑来替导演抹把伤心泪：“陈凯歌在《道士下山》一片中，以大量的，量大到几乎让观众不可忍受的旁白说教，试图向观众宣示乃至灌输他对‘道’的理解与阐述，不想，结果却是如此…”
　　其中荒诞，可见一斑。
　　电影并非现实，何必如此紧张，@陈弋弋  觉得常识还是有必要重复：“我记得杜琪峰导演说，香港不会限制电影把警察拍成黑社会，因为观众会认为这是电影，生活中的警察一样保护他们，他们对警察的信任感不会被一部电影改变。”
　　可是，内地与香港，终究不一样。做新闻久了，自然见多识广，@王星WX  又有回忆：“前几年李一道长最火的时候，我们做过几篇小稿子，只谈水下憋气两小时、通电治癌症等问题(我对道家养生、名人供奉都没意见，那是自由)，但报了两天就没了，后来的报道大多是同行做的，为什么呢？原来当地道教协会发来一份公函，大概意思是道士们群情激奋，甚至想上街散步，可能造成宗教群体性事件。”
　　转机出现在昨日傍晚，依据@中国日报  所做采访，来势汹汹的谴责，并非出自道教协会：“中国道教协会新闻发言人孟至岭道长对记者表示，《道士下山》的制片方之前与中国道协有沟通，并按照要求对于剧情做了修改，因此道协对于影片持有包容心态。谴责声明并非由道协发出，至于是否孟崇然以个人名义发出尚待核实。”
　　所以，@风息神泪  认为，不必杯弓蛇影：“一个‘丹东市道教协会’的微信公众号，这事之前关注人都还不知道有没有四位数。九点左右发的文章，中午各大网站就挂满了‘道教界遣责’通稿，下午就上了微博搜索热门。效率真是感人…简单说：1、道教没有官方任何渠道发表此言论；2、说这话的孟崇然虽是道协副会长，然正副会长一共有二十位；3、不到李光富、张凤林这个级别，都不能动辄声称‘道教界’。她连全真那边都不能代表。说直白点：这事完全像私人言论无限拔高，电影牵媒体炒作。”
　　逐渐显现的疑点，也为@道门网-正统道教网站  所捕捉到：“一、为什么不在上映之前发布此消息，反而在过了《道士下山》热映之后发布；二、此类语气道歉文章，在之前道友微信朋友圈被转发过很多；三、违反法律，应该通过法律手段维护，如文章所说，何须声明；四、媒体炒作应需要有节操，未经核实消息请勿发布，娱乐道教。”
　　这两桩被@胡淑芬认为是“索歉运动”来临征兆的事件，在微信公众号“阑夕”的解读里联系更为紧密：“中国木兰文化研究中心属于民间组织，中国道教协会则挂靠在国家宗教事务局底下，二者伺机闻风而动，均受中国广宣阵线的宏观政策影响。众所周知，‘掌握文明的话语权’，是本届草根国师揣测圣意应运而生的主张，其具体含义就是反对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将一切有可能冲击家国及民族理论的区域设置禁区，用‘盖棺定论’的方式来解决演绎噪声。”
　　在“阑夕”看来，其实无需讶异，这不过是另一个版本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自上而下的曲意承迎，核心领域显然是在意识形态这个被称为‘网络上甘岭’之处。质疑邱少云，就是不懂‘军人生理学’，而试图证伪英雄史迹，就是‘不知哪里来的胆子’(出自军报原文)，恩威并施的抹杀争议，就是这场保卫运动的最终目的。而花木兰和道教这对活宝借机蹭了过来，虽有稀释肃穆环境的不合时宜，却仍有着精细明察的机智，就像那张印有老街坊字样的律师名片一样，上层不见得欣赏，却也不太好方便一脚踢开它们。”
　　种种争议，被环球时报社评今日总结为“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不断面临内部文化冲突”：“一方面，大部分中国人的文化记忆牢固而敏感，有着很强的自我保护意识。另一方面，现代化带来部分人将传统与世界潮流对接的强烈愿望。这两种文化意愿不断摩擦，形成中国现代文化现象的千姿百态。”
　　这份人民日报子报，再秀一把走钢丝的绝活，呈现出复杂中国的复杂矛盾：“《木兰从军》的表现形式对多数人来说有些突兀，但把它‘一棍子打死’又让一些人感到另一种不舒服和警惕。这两种感受在今天的中国都相当真实，当《道士下山》也似被‘乘势’要求道歉时，后一种情绪受到连续刺激，形成爆发…应当说，保护传统文化和崇尚现代观念有着各自的合理性，社会心理在这两个方向上都非对立、僵化的。因此具体文化突破是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突破角度和程度是否恰当，能否对应社会多元态度的内在张力，而不是冒失地制造断裂…文艺创作者需更加睿智，有宽阔视野和敏锐洞察力。他们既不能为了创新就不顾分寸，用创新的合理性代替一切，也不能从此变得因循守旧，不思进取。”
　　恰巧，此时，施芝鸿又出现了。
　　继3月份指责胡乱猜测某亲王之后，他在接受凤凰网独家采访时，又谈起了“文革基础上搞改革”，“这注定了中国在改革开放中，既要补生产力发展这一课，也要补思想文化和伦理道德建设这一课，两者缺一不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和道德建设，正是基于这样的特殊历史背景提出来的。施芝鸿告诉凤凰网，经过去年一年的努力，培育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在我国形成了大氛围、释放了正能量，但正如习近平强调的那样：‘核心价值观的养成绝非一日之功’。”
　　现任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副主任，曾为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秘书出身的施芝鸿，做起解读来，自然也是高屋建瓴：“如何按照习近平所强调‘要注意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化、具体化、形象化、生活化，使每个人都能感知它、领悟它，内化为精神追求，外化为实际行动’？施芝鸿梳理出习近平在不同场合面向党内外36个不同社会群体的分类指导要求。36个群体，既覆盖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等党和国家高级干部，也覆盖了县委书记等基层干部；既覆盖了工人、劳模和先进人物，也覆盖了年轻一代高技能人才；既覆盖了科技、文艺、教育工作者和央企负责人等传统范畴的社会群体，也覆盖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等新社会阶层人士和党外代表人士等等…在施芝鸿看来，习近平对36个社会不同群体提出的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要求，可成为相关部门指导下一阶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路径图。”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

http://news.sina.com.cn/zl/zatan/blog/2015-07-21/09194111/2832665694/a8d70c5e0102vw34.shtml

声明：本帖仅代表相关作者观点，不代表民俗学论坛立场。

作者: 于雁天 时间: 2015-7-27 16:12

关于恶搞木兰。木兰山人怎么看？

欢迎光临民俗学论坛-中国民俗学网 (http://chinafolklore.org/for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