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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林敏霞：《情怀•遭遇•反思：一位中国青年人类学学子的学科经历表述》 [打印本页]

作者: 南池子 时间: 2015-5-26 11:43 标题: 林敏霞：《情怀•遭遇•反思：一位中国青年人类学学子的学科经历表述》

摘要：作为本世纪初开始接触并投身于中国人类学的一位普通青年学子，一方面人类学在中国发展过程中所经历和面临的历史与现实困境会深深烙在其身上；另一方面，凭借其与人类学所建立的情感和认知，也试图投身于人类学传统的再恢复与发展的运动和努力中。因此，一个青年学子的人类学学科经历，既能折射出学科的魅力、困境和希望，也能促进学科的反思、提升和发展。

关键词：人类学；学科地位；个人经历

按：关于人类学学科地位讨论的文章已经很多，其中不乏是当今界内的知名人士，他们中有的从学术和学科史的角度深入地剖析了造成当前中国人类学发展现状的历史成因(王铭铭，2010)，有的从人类学学科特点和发展趋势以及中国现实情况来讨论人类学学科定位和未来发展(周大鸣，2012；瞿明安，2011)等。笔者试图从自身的人类学学科经历和体会来进一步来探讨这个问题。

人类学(抑或说民族学)在中国的发展有着曲折的经历，即拥有英、美、德、法等不同背景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经由不同的政治经济等因素的作用，使得在中国形成南北不同的两种人类学的学术传统，并最终“南北兄弟阋墙”，南面中央研究院的史语所迁往台湾，北面的社会学派伴随大陆新政府多民族国家建设的需要，先是作为“资产阶级学科”被取缔，继而当中的很多成员“历史唯物主义化”，投身到少数民族的实地调查和历史研究中，被保留下来的“民族学”成为以少数民族为研究对象，主要服务于民族政策的一门学问。［1］

作为这种曲折经历的延续，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每一年在人类学和民族学界都有人在谈论中国人类学或民族学的发展以及自身学科定位问题。如此漫长而持续不断地就着同一个问题的反复纠缠和讨论，折射出人类学这门学科在中国发展的曲折。一方面，人类学经历一段时间的沉寂，从80年代开始逐步重新抬头，并有一批又一批为这门学科魅力所吸引的年轻学子进入到这个领域中；另一方面，人类学自身的研究传统、领域、对象和环境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中国刚刚恢复的“人类学传统”尚未立足脚跟，又要面临新时代新问题的挑战。

作为本世纪初开始接触并投身于中国人类学的普通一员，一方面人类学在中国发展过程中所经历和面临的历史与现实困境会深深烙在其身上，另一方面，凭借其与人类学所建立的情感与认知，也试图投身于人类学传统的再恢复与发展的工作和努力中，因此，一个青年学子的人类学学科经历，既能折射出学科的魅力、困境和希望，也能促进学科的反思、提升和发展。

一、人类学情怀
一个鲜有本科教育基础的学科，其研究生的来源是多元的，进入这个学科也有很大的偶然性。2003年，笔者就读广西民族大学的文化人类学专业的研究生，就极具偶然性，而且和当时多数就读该专业的学生一样，对于人类学几乎是一无所知。可以说，对于全国绝大多数大学生而言，人类学就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他者”。因为当时国内绝大多数高校的本科教育没有人类学这门课程，也鲜有相关的报道，对于70后的学子而言，能听到“人类学”三个字的几率是不太高的。如果不是“偶然”这位上帝为之开启这扇门，可能一辈子就擦肩而过了。

幸运的是这门在中国寥若晨星、少人知晓的人类学，因“偶然”之作，使笔者有幸能得以走近它，并很快就感受到了人类学作为学科上的“他者”所展现的迷人魅力。和绝大多数青年学子一样，经受过几年人类学的“文化感召和熏陶”，笔者心中也形成了一种难以舍弃的人类学情怀。

(一)理论魅力
我们中的大多数，从中学到大学甚至考研究生，都只是在学习一种教条化、政治化的理论，因此，当笔者接触到人类学的各种理论流派时——一百多年来人类学内部形成的理论传统和自我批判的学科精神——视野豁然开朗了起来。从宏观进化论(古典进化论、传播论、新进化论、历史主义、历史人类学)、到整体论的理论思考(功能主义、结构主义、社会学派)、到意义的阐释(解释人类学、象征人类学)，再到对学科自我批判(写文化、实验民族志)［2］，这些理论不仅仅反映出人类学研究内容和对象的博大、研究视野与思想的宽阔和深邃，也折射出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的不断自我批判、发展的学科精神。

尽管人类学在产生和发展之初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以及殖民历史密切相关，并伴有鲜明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然而人类学令人钦佩之处在于她虽然脱胎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但自身的发展却是一个不断地剔除西方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的过程，彰显出了人类学不断开拓进取的自我批判和反思精神。

二战以后，伴随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以及商业、科技对社会文化影响的日益加剧，人类学的研究区域和对象也随之发生变化，从原先的部落乡民社会跨入都市，从“异文化”研究转向“我文化”的思考，人类学在这个变化急剧的社会中，试图运用文化之比较来增进文化之理解，以达到费孝通先生说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追求。

在笔者接触人类学的年份中，一方面，伴随国际人类学历史化的浪潮以及中国自身所具有的悠久历史，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在历史人类学开拓出一番新的天地；另外一方面，诸如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等等的人类学也已经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运用自己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在性别、族群、旅游、都市、公共卫生、影视、饮食、消费等前沿领域都有所建树，这些成果都充分展示了这门学科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所具有理论阐释能力。

(二)人文理想
除了人类学自身不断发展的理论所展现的魅力，其“文化感召和熏陶”亦来自于伟大的人类学者内心所怀有的人文情怀。当列维·斯特劳斯以“热带的忧郁”辛辣地书写和深思现代文明的堕落的时候，当莫斯用“礼物”试图重新呼唤互惠的世界和人性的时候，当格尔茨用“斗鸡”的地方性知识彰显他者文化主体性的时候，人类学赋予人们的感召是超越学科自身的、具有世界性的人文主义和博爱情怀。不唯独西方伟大的人类学者，国内老一辈人类学大师，如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傅斯年、李济、凌纯声、李亦园、乔健等前辈的筚路蓝缕给予后辈们的学科积累和精神激励，亦薪火传人。中国人类学诞生之日，正当国难连连之时，老一辈学人以“经世致用”的学统致力于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强盛，因此，在他们身上，年轻的学子也受到了莫大的鼓舞，获得了一种人类学式的文化性格，即便成为一个人类学者的生涯注定是寂寞的，但也以一种奉献的精神参与到学统的继承和建造中来。

从“殖民主义的附庸”地位走出来的人类学，通过文化相对性的价值洗礼，以追求人类文化普同性和多样性为己任，并在很大程度上担当起了文化殖民主义(无论是内部文化殖民还是外部文化殖民)批判的旗手。对于边缘的、底层的、弱势的、少数族群的关注更多地是包含着对这些人群以及所依存文化的理解和同情。就像胡台丽所拍摄的《兰屿观点》一样，人类学者从殖民者的“帮凶”蜕变为弱势群体代言人，这种蜕变以及主动的担当，自然给予年轻的学子一种鼓舞，相信学科的社会责任和学人的社会使命。尽管学科历史发展曲折复杂，背后也受到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左右和影响，但每每开卷，那些文字以及书写文字的人类学者对于人类文化的思考，总令人产生共鸣和敬畏。诸如笔者一般的年轻学子，在这样的人类学学科洗礼中，内心获得了某种力量，多少接续上了一点传统士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

(三)神圣田野
除了人类学理论和人类学者所构成的这种“文化感召”，人类学独特的田野调查工作也使得田野本身获得了某种宗教性的特征，亦增进了作为人类学一份子的学人的专业认同感。年轻的学子们相信，对实地社会的近距离接触以及参与式的调查，是获得地方性知识必不可少的途径，也是建构宏观理论和认识的基础。这种调查方法虽然存有瑕疵并也导致了学科的自我反思，但是直至目前为止，并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能如同人类学田野调查一般来获得更接近真实的地方性知识。

而今此种田野研究方法，不仅为人类学内部所享有，社会学、历史学、文学等学科都在不同程度上运用了田野调查研究方法，展现了人类学田野研究方法“千手观音”式的魅力所在。正因如此，学子们对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心怀一种宗教般的神圣感，并相信基于此种研究方法，这门学科有自己独到的可以为社会做贡献的地方。

一位年轻的学子三到六年内接受了人类学上述感召和熏陶，恐怕终身都难以摆脱人类学的情怀。如同笔者一样，多数的学子在接受了人类学博士学位的授予之后，在内心深处都立志以人类学为志业，愿将自己一生都奉献给她。

我们相信在这个彼此联系越来越紧密，同时也越来越疏离的世界，通过人类学这门包容性和综合性极强的学科对自我与他者以及两者关系进行不断的探索，能帮助我们思考和解决人类文化和文明发展的根本性的问题。站在这样的角度，当学界的前辈们作出如下的论述时候，我们由衷地感到欣喜和鼓励：

时至今日，国际上人类学已经发展成为具有综合性、跨学科交融性、反思性研究的学科；人类学教学、科研体系在迅速扩大，人类学作为基础学科的社会影响不断增加，随着新领域、新分支学科的出现与发展，人类学的各类理论也呈现百花齐放的状态。［3］

在中国，从人类学自身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人类学理论取向有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人类学研究方法有综合运用的趋向；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和应用研究向纵深发展；人类学在中国社会中的影响力日显突出。［4］

应该说，上述周大鸣、瞿明安两位前辈的这番论述，一方面是当前人类学学科传统再建的呼吁，另一方面，也进一步增进了许多年轻学子的学科使命感：即便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类学学者，但也始终相信这门学科有自己独到的可以为社会做贡献的地方，愿以一己之力，推进她在中国的发展。

二、尴尬的遭遇
人类学(民族学)在中国历史上的曲折过程及其遗留，使得人类学自上世纪80年代恢复以来，一直面临着一些尴尬的境遇和局面，这种尴尬和境遇最终多少也烙在诸如笔者这样的一批青年学子身上。虽然年轻的人类学学子念念不忘前述人类学的人文情怀和理想，但是念之越深，其与现实之间张力也越大。

(一)边缘地位
从即将跨出人类学专业的高校之门那一刻开始，由始至终我们都面临着某种两难的尴尬。或者选择到高校和研究所就业，或者选择与教学和研究无关的职业。选择前者，除非能进入有着人类学研究平台的高校和机构，在那里还有一帮共同话语的人能相互“对白”，否则，会面临一种尴尬：在一群不知道人类学是什么专业的同仁中教授着与人类学不相干的课程，或者即便是教授人类学的课程，这些课程并没有获得基础学科的地位，处境十分的边缘和尴尬。选择后者，意味着自身的专业在整个社会中毫无竞争力[1]，甚至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人类学或者民族学都是一个陌生的名词，而年轻学子花费数年的学术累积，从今往后可能与自己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工作和生活都不再需要人类学，需要的只是学历自身。当然，把以上“人类学”一词换成“民族学”，情况也未必能好多少，尤其是在非少数民族地区。

伴随着设有人类学教学和科研平台的高校以及研究机构的人员饱和，新近从高校毕业出来的人类学博士，不得不进入到没有人类学系或者专门研究机构的高校中去谋职。在沿海区的部分高校中，这些人类学博士分散在高校的各个学院和专业中，从事着和人类学关系不甚相关的教学工作。至少，在笔者所在的江浙沪一带，近些年的人类学毕业生情况大致如此[2]。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人类学的一种复兴和繁荣，但是，在没有足够的资源把他们整合在一个共同的平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和力量的情况下，他们多数处于边缘和失声的状态，精力耗散在和人类学相关不大的教学工作中，与学科的联系密切度降低，想在其工作单位中获得“学术共同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就更是奢求了。

人类学学科在中国发展的坎坷经历、人类学在中国学科定位的纷乱不一、基础性学科性质应有的学科地位的缺失是这门学科现实处境尴尬和边缘的原因。早在1999年，顾定国先生就指出“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对人类学领域的界定本身缺乏共识”［5］，这种状况至今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以至于人类学在正规的国家学科分类体系中有4种不同的分类［6］，与此同时，一个拥有13亿人口、民族构成复杂多样的多民族国家到了20世纪80年代才只有4所大学设立过人类学系。进入21世纪后，创办人类学系的步伐有所迈进(如山东大学人类学系建成，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亦在绸缪中)，但是和美国前500名大学有99%的大学设有人类学系的情况比较［7］，目前的这点屈指可数的人类学教学研究单位是不符合我们国家民族泱泱历史与现实的需要的。从入选CSSCI的期刊种类数量也可以看到，和经济学、政治学甚至社会学相比，能提供给人类学发表研究的刊物数量委实少得可怜。

(二)作为受限
人类学的社会功能，从最深层面来说，具有对现代文明发展的忧思与批判；从国家层面而言，对外增进文化理解、促进国际交流，对内优化民族关系、利于国内和平；从社会层面而言，人类学学科体系庞大，研究范围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应该在相当大的层面和程度上成为“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然而，由于学科现实处境边缘和尴尬，学科力量整合度的不足、学科的公众知晓度低、学科所能获得的资源有限，人类学的思维方式没有得到推广和“教化”、人类学的应用研究也十分有限，人类学应有的社会功能难以发挥出来。

曾经有文章指出，由于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学者“已经习惯于自我独白”等原因，因而难以登上国际舞台［8］。实际上，习惯于自我独白，也就是习惯于自我的象牙塔式的“独立研究”，并以此作为获得学术声望的途径。它不只是中国的人类学发展过程中所受困的地方，也是西方人类学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即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人类学学者过于陷入自我理论的研究，忽略了学科与社会之间的更为紧密的联系。这种状况被西方学者自己批判为“扎根于学术机构”、“极少尝试与其他领域的专业人士建立联系与合作”的“孤立主义姿态”。［9］遗憾的是，个体的学术声望与学科自身之间的发展，很多时候并不具有直接的联系。学科的发展，除了内在学理的推进更新，更多的时候取决于该学科对于社会有形和无形的功用，以及这种功用的被认可的程度。人类学在西方的发展历程本身就说明了这个事实。

西方尚且在寻求人类学的社会作为，我国的人类学自然不能作茧自缚。然而现实情况是，人类学、民族学在当前的社会文化研究中并没有起到主导的作用，学科的优势和功能没有发挥出来，因而其地位也不能得到相应的肯定和认同。在一个急速地追求发展和抛弃自己历史与过去的功利年代里，诸如人类学这样子忧心忡忡且“传统”和“保守”的学科，要得到国家和社会的肯定和认同，似乎漫长悠远并充满困境。

(三)争论不休
当学科自身在社会科学中还未能稳稳立足，还未能和外界形成“对白”，学科内部却在为“人类学”还是“民族学”的正名在喋喋不休的争论着。争论本身并没有不好，而是这种争论至今未能取得正面的、积极的结果，多少令投身于人类学的年轻学子感到困扰和难过。

受到人类学感召的年轻学子最初并不在意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学科定位争论，因为学科历史和传统所造成的不同称谓以及背后存在理论差异更多的应该归属于过去，今天，不论是叫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或者民族学，我们更关心的是如何使用这门学科的理论做相关的研究。李绍明先生在他的口述史中回忆了他与宋蜀华先生的关于人类学与民族学关系的一段对话，颇能说明多数人的观点。大体是说，中央民族大学虽然设有人类学、民族学和民族社会学三个博士点，但是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东西是一样的，只是标签不一样，以满足不同人的需求而已。［10］李亦园先生在言及台湾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学科名称的时候，也说到“依我看来，名称问题不必太在意，……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人类学，名称虽异，而研究范围实际上都差不多”。［11］

但是，由于民族学和人类学在中国发展的特殊历史，以及随之而来的在教育内体制的利益竞争关系，因而人类学和民族学之间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早在1994年，乔健先生就指出中国人类学发展有四个困境，这四个困境之首便是“目前中国大陆学术界对人类学和民族学这两个名称界定和涵盖范围没有一个共识”［12］。在缺乏共识的情况之下，还充斥着以民族学自命和以人类学自命的两派学人的长期争论。王铭铭先生在他的文章里有一段颇为戏剧性的描述，大意是：30年前民族学获得教育部和民委的支持，成立了民族学(包含文化人类学)。到了1995年，一群人类学家齐聚北京，向教育部请愿，想让人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教育部主管分科的领导认为，“人类学”听起来很奇怪，是一门既不独立、定义暧昧又无用的学科。最终教育部采用了当时为人大副委员长的费孝通的观点，把人类学包含进“大社会学”里边，而民族学继续为“一级学科”。［13］如今，20年的时间都快过去了，人类学学者们依然通过会议或者文章的方式在呼吁争取人类学的学科地位。这想来都不免令年轻的人类学学子感到几多的唏嘘。

争论的未果在外界眼中可能是轻描淡写的“内耗”，但是对于人类学和民族学自身而言是整个学科建设和提升上的诸多羁绊和困难。当然，更切身的体验是，许多诸如笔者这样的人类学年轻学子感到所学难以致用。至少，笔者希望能站在本科教育的第一线为多数学生讲授《人类学概论》或者《人类学通论》这样子的愿望一时半会很难实现，而这种愿望，实则就是笔者受人类学熏陶的一种人文理想的体现。

实际上，无论是人类学抑或是民族学，在中国社会科学体系中都是处于边缘的位置，因此，在中国，不应该是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势力之争”，而是民族学和人类学在整个中国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地位提升的问题。

三、拳拳的反思
人类学理论的广度和深度，研究内容的宽阔和精深，研究方法的独到和细致，学科精神的谦卑和博大，上可达国与族之大事，中可通社会文化之事项，下可塑国民之人文气质和修养。我国之泱泱历史、文化和民族，面对今日以“文化软实力”为竞争核心的世界，如何能不兴文化研究之根本学科?殷殷学子，拳拳之心，意在以所学报答国家和社会。在中国行事，历来讲究“名正”，然后才能“言顺”、“行果”，然而当今之时，人类学“名”尚难正，“言”自难顺，“行”亦难果，因此，反思的第一步恐怕依然是学科的“正名”。

(一)学科正名
尽管在国际上，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秉承各国的传统，研究的内容、对象和方法有所侧重和区别，但是大体还是相通和一致的。在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引入之初，两者名称上是互用的，本义上，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是一回事，但是由于中国特殊的学科历史发展，使得民族学与人类学形成了各自的发展特色，民族学逐步走向了以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研究，即“逐渐向国家政策研究倾斜?”［14］，传统广义上民族学的研究被代之以“民族研究”。在中国，‘民族’一词被约定俗成为‘少数民族’的同义词［15］，“民族学”退化为“少数民族研究”之意，说到民族学，人们更多联想到的是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语言和民族政策等的研究。

因此，要为民族学和人类学“正名”，理论上应该有三种途径。第一种是恢复现有民族学、广义民族学的传统，文化人类学作为狭义民族学等，是民族学的二级学科［16］；第二种是用人类学作为学科的统称，人类学是一级学科，下面是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社会人类学、考古学、体质人类学，此外还应该增加应用人类学［17］；第三种是费孝通先生当年提出的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同时作为一级学科进行发展［18］。第一种，可能导致“文化人类学”一词直接在中国社会科学学科分类体系中的消失，这与国际无法接轨，与此同时，“民族学”始终会受困于“少数民族研究”和“民族政策研究”的历史。第二种，理论上是最为可取的，即人类学作为一级学科，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作为人类学的二级学科。正如上述，虽然民族学与文化人类学在本义上大致相同，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民族学在中国被化约和默认为“少数民族研究”，因此，这种划分可以同时兼顾到国际发展趋势和中国历史实际。作为人类学下的二级学科的“民族学”可以继续担当“少数民族研究”以及“国家民族政策研究”的角色和任务；而作为人类学下的二级学科的“文化人类学”可以进一步发挥文化“书写”的特长，进行文化多样性和普同性的探索以及文化反思性的研究，即如列维－斯特劳斯所指出的“以获取关于人类的全面知识为目标——在其全部的历史和地理范围内把握这一主体，寻求可适用于整个人类进化的知识”［19］，只是这种划分与现今作为一级学科的“民族学”相对立，难免又陷入中国学科“势力之争”的怪圈，因此，前述第三种分类，即费老当年提出的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同时作为一级学科进行发展，或许是对上述两难之境的最佳解决策略，也是一种宏观的战略。人类学要想在中国这样的学科现实和历史中得到发展，至少需要和“中国特色”的民族学具有相同的一级学科的地位。至于作为一级学科下的人类学二级学科分类如何定，目前比较可供参考的是周大鸣先生文章所提的七种分类，即：“社会与文化人类学、生物人类学、宗教人类学、应用人类学、考古与艺术人类学、历史人类学、旅游人类学等七个二级学科”［20］。

倘若能如此确立学科分类体系，从内部而言，可以平衡所谓的“势力之争”，更好处理兄弟学科关系，总体上壮大和提升人类学、民族学在中国社会科学体系中的力量和地位；对于人类学自身发展而言，无疑意义更是巨大：它将提供一个坚实的平台，最大范围整合资源和人才，深化理论研究，细化分支和交叉研究，开拓应用研究；对外而言，可以与不同的学科有更多对话空间和交流层面。不过，这种理想需要更多人类学学人的不断努力和付出，最终是成功还是成仁，或许就在于学人是否矢志不渝。

当然，这种处理并非为分而“分”，而是在中国当前人类学民族学发展状况下，为合而“分”。只有人类学和民族学都提升自己的水平和力量后，大家的心态才能更开放和包容，也更能和国际接轨。到时，人类学和民族学应该是联合的，而不是囿于政治力量和历史包袱的羁绊中，彼此不断的争论和分裂。

(二)通识教育
在人类的知识当中，很多是没有什么实际用处的，但人类不能缺少它们，这些知识可以统称为“无用之用”的知识，比如哲学、文学。人类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无用之用”的知识，她一边给你打开世界不同族群和文化之门，一边让你通过这些他者来反观自己的文化。人类学用最细致和琐碎的材料塑造出最宏大和深刻的眼界与胸怀，这是人类学应该成为中国高校本科通识基础教育的根本原因。
笔者自小生活在江浙的汉地，在读人类学之前，对于“他者”的认知是非常肤浅的，几乎止于抽象的概念，惯于用“先进”和“落后”这样子粗暴简单的思维方式理解“我者”与“他者”、“城市”和“农村”、“沿海”和“内陆”、甚至“汉”与“非汉”，对所谓的“先进”无条件的崇拜和追求，而对所谓的“落后”却有着无知的轻视，更谈不上文化上的敬畏和理解。正是通过数年来的人类学学习，笔者身上原有的不自觉的“文化中心主义”的毛病才被剔除掉，逐步建立起对人类文化的宏观视野和悲悯态度。

最近一位年轻的人类学博士在美国给几百个本科生上完一堂人类学课之后，说道：“……在美国无论是私立公立大学或者社区大学，人类学和考古学都是必修课，这有助于一个学生了解世界和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强烈建议中国也纳为必修，这可以消除学生中的两种极端而普遍的情绪：要么狭隘民族主义，要么自卑情绪看西方什么都好。”［21］

实际上，这正是大学通识课程应该给予学生的东西。一门《人类学概论》或者《人类学通论》这样的课程，就是用细致的民族志材料帮助学生建立其对人类文化的宏观视野和悲悯态度的。这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文明教化”。一个同时具备文化的细致思维和宏大胸怀的人，会具有更多的包容性和人文性，而少一些文化侵略和沙文主义。这对于现如今文化和道德素养存有危机的社会是个清凉剂；对于变化太快而陷入“发展”迷失的世界(每天我们在“发展”之下消失着太多的文化)也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如果可以，那么人类学理应作为一级学科在我们的大学本科教育中获得基础性通识教学的地位，让更多的学子有机会接受这种现代意义的“文明教化”。虽然这和未来的就业与工作未必有直接的联系，但它至少可以使得功利主义的败坏性能远离我们的大学课堂一点，使“文明的教化”更多地实现，使“无用之用方为大用”的智慧显示其“道貌”。

(三)应用研究
以通识教育来进行现代“文明教化”，以造就非功利的“无用之用”，只是人类学人文情怀在思想层面的一个展现。学科得以发展，还应该切实地为社会做出服务和贡献。笔者在文章开始指出，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刚刚恢复的“人类学传统”尚未立足脚跟，又要面临新时代新问题的挑战。这种挑战来自于整个世界社会政治经济商业科技以及文化的变迁，也来自于人类学自身的研究传统、领域、对象和环境所发生着的巨大变化。世界的变化，要求人类学自身有其应对之道：人类学的应用性。

实际上，人类学的产生本来就是应用的结果，西方人类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始终是与应用相联系的。［22］人类学进入中国肇始也与老一辈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知识兴国的思想和实践相联系。如今，在新的问题和挑战前面，人类学家更没有理由停留在纯粹的学术象牙塔里头，这不仅是出于改变中国人类学学科边缘地位的考虑，更是出于一门学科自身应有的社会责任和担当的考虑。中国的人类学者如果不能更多地关心切实的民生问题，学科所秉承的人文精神也不能得到主张。

而今，在高科技、商业化所主宰的消费社会中，全球性和区域性的问题比比皆是。正如詹姆斯·皮科克所指出的，人类学家应该对全球性和地区性的自然史以及人类进化和物质文化的史前史进行准确的概括，此外还要参与制定相关的人文政策，参与领导跨学科研究及公共服务事业以及参与处理人类面临的诸如性、生态、政治、经济、宗教等重大问题，甚至参与文学和电影创作等。［23］
文明反思或则文化批判与积极的社会文化的引导与构建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矛盾。当诸如王明珂这样的历史人类学者在通过羌族历史或者更多游牧者历史的书写，反思族群边界在资源竞争过程中的移动或者现代定居文明的弊端的时候，他也在积极构建和引导一套合理的人类资源共享的体系和方法。［24］或者当庄孔韶在彝族小凉山致力于戒毒研究时候，他也在通过人类学的应用研究探讨着文化多样性和生物普通性这样子的人类学基本命题。［25］

现在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也认同人类学应用研究。在《民族研究》的刊物上，专门集中讨论了应用人类学的发展问题。南京大学的范可教授在山东大学人类学系成立大会上鲜明地指出，中国的人类学应该更多的关注现实问题，不能纯粹的停留在象牙塔里，学者要带着民生问题的切实关怀，为中国的正义与公平做出人类学的贡献。［26］

通过学科正名，确立人类学应有基础学科地位，扩展通识教育，在开展理论研究的同时，积极推进人类学的应用，是人类学这门学科健康全面发展的应有之道，也是实现费孝通先生所言的“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的必然要求。

结语
笔者2009年从中央民族大学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进入浙江师范大学文传学院工作已经有三年多了。有时候会与同校其他学院的人类学同事相聚畅聊，除了上述这些共同的感慨之外，大家内心都在默默地努力，并没有因为困境而放弃希望。或许5年，或许10年，或许20年，诸如笔者这样子普通的人类学一员的努力，或许也能得到一些回报。

笔者是在2012年4月份开始撰写此文的，一直断断续续写到了2013年的2月份。期间，笔者向学校申请并成功地开设出了《文化人类学》校通识2的课程，虽然只有8周24节课，虽然全校来选课的同学只有30多人，但是却深深地吸引了他们。其中一位同学在发给他班主任和我的短信里头说道：这门课程根本性地颠覆了他的“三观”，大大地开拓了视野。或许，这就是回报的开始，同时也是笔者之所以撰写这篇文章的初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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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刊于《文化学刊》，2013 年 5 月，第 3 期
本文转载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fd1ad10101a7w9.html

[1] 这样子说，并非是人类学本身没有功用，而是因为在国内人们对人类学的认知和理解太少以及制度配置上的缺失，导致了人类学专业毕业学生的弱竞争力。
[2] 根据笔者的部分了解，在江浙沪一带，除了一些社科院和高校的研究机构会吸纳部分的人类学博士之外，(且是在社会学大氛围下做研究，亦是相对的边缘)，其他的毕业生有的进入国际交流学院，有的进入外语学院，笔者自己则在与文化产业相关的学院，所教授的本科生课程多数与人类学并无直接的关联。

作者: zhangchun 时间: 2015-5-27 17:14

作者: cfngroup 时间: 2015-5-27 17:15

楼上请查看短信息，切勿灌水。

作者: 瑶族小妹 时间: 2015-5-28 09:11

多谢！

作者: 瑶族小妹 时间: 2015-5-28 0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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