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着巨大学术创造力的费孝通，为何要花这么多心血来一面鼓励、帮助晚辈成长，一面在同辈学者之间充当“和事佬”？人们也许难以理解这一“矛盾的统一”，而我相信，在“魁阁”营造一个新式的学术团体这份心情，正是解释这一问题的答案。与这点有关，费孝通曾自信地说，那种同时注重“发挥个人的创造性和得到集体讨论的启发”的做法，效果是显然的，在这当中“生产”出来的“产品”，也是“经得起后来人的考核的”（《逝者如斯》）。“魁阁”的成员，研究的侧重点各有不同，合起来形成了对农村经济生活、基层社区、少数民族历史与文化、城乡关系、农村与工厂之间的关系等现实问题的深入探讨，其中如费孝通的《禄村农田》、史国衡的《昆长劳工》、谷苞的《化城镇的基层行政》、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的研究》、《洱村小农经济的研究》、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和《内地女工》、胡庆钧的《呈贡基层权力结构的研究》等，是其主要成果。一九四三年，费孝通访美时，据禄村、易村和玉村的调查，编译出Earthbound China（《被土地束缚的中国》）一书，一九四五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版一九九○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改名《云南三村》）。基于那个时期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思考，又于四十年代后期出版《乡土中国》，于一九五三年出版China’s Gentry（《中国士绅》）等作品。曾在“魁阁”工作站工作的人类学家许光，则于一九四八年发表Under the Ancestors’ Shadow（《祖荫之下》）一书。这些作品在我们今天来看，是经典，但绝对还没有成为过去，我甚至认为，它们含有的思想与资料深度，为今人所可望而不可即。
我们知道，一九五○开始在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任教的著名汉学人类学家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曾撰文说他不同意费孝通在云南所做的“类型比较”的工作，说通过零散的类型比较堆砌不出一个整体的中国来（“A Chinese phase in social anthropolog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4, no. 1,1963）。可是，正是这位高傲的英国人类学家在他一生的教学工作中，不断地对学生说，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林耀华的《金翼》及“魁阁”期间那批中国人类学的田野工作者的作品，如许光的《祖荫之下》和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是研习汉学人类学的基本读物。后人评说过往了的“魁阁社会学”，也许会模仿弗里德曼说，从这里走出来的学者，终其各自的研究生涯，并未如人们所愿望的那样，在实地调查的社区中与历史的想像中构筑出一个“多元一体”的文化中国来。然而，也正是魁阁那一聚焦于乡土社会的研究风范，让诸如《生育制度》、《乡土中国》、《中国士绅》这样的理论著作，奠基于深入的人类学实地研究成果之上，对后人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上下关系”、差序格局及士大夫的中间纽带，产生了重要的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