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学术观念是如何转变的？（2）

——刘锡诚：从一位民间文学-民俗学学者看学科的范式转换

三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先生逢人便说，中国的“非遗”是在没有理论支持的盲目条件下仓促上阵的，因为，现实的情况就摆在眼前，苏联民间文艺学纯艺术方向、纯文学学科的理论范式，没有提供一种民俗学方向和社会科学属性的实践范式的文化价值和权利理论，来满足“非遗”保护的“文化（多样）性”实践对理论的要求；而引进的无论是英国（伯明翰）式的“文化研究”，[9]还是美国式的“口头诗学”、“表演理论”，都只能用作 “呈现社会事实”——民俗（包括民间信仰）现象——的理论理性的方法论，同样无法为民俗包括民间信仰现象的价值评估和权利认定，提供据以判断的实践理性的先验原则，但后者恰恰是“非遗”保护的实践经验最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10]

但是，实践理性之先验原则的理论问题一天不解决，政府官员们还会因为“心有‘预’悸”（第46页）而沿袭以往的做法，“按自己头脑中的‘主体价值观’和政治标准，[对民俗特别是其中的民间信仰]做‘净化’处理，使其‘纯艺术化’” （第113页）；而非政府的学者，也同样会无所适从，进而陷入“民俗主义”[11]的理论理性的无益论争（对于实践民俗学来说，民俗之“本真”与否的理论认识，是一个伪命题；[12] 唯独在审美感性即同样不是在单纯理论理性的意义上，民俗之“本真”与否才是一个真命题），在缺乏实践理性参与而仅仅由理论理性主导的“知识”混战中，留下“我觉得……”的单纯理论“意见”的一片狼藉。

这让先生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压力，这种感觉在为民间文学“进一言”的时候也不曾有过，于是，先生再一次投身到一场为期十年（2002年、2003年—  ）始于理论理性而终于实践理性的艰苦卓绝的理论建设当中（上一场理论理性的理论建设结束于2006年出版的《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并且贡献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与实践》（2009年）这样一部呕心沥血（岂止是“走心”）的学术著作。当我一句一句沿着先生的思路，悉心地体会着先生那真切且深切的实践关怀，我相信，这是一部可与《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相媲美（因为二者具有统一性或同一性的关切与关怀），更因其突破了理论理性的实践力量而载入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史册（自己“呕心”也令读者“动心”）的杰作。

先生等不及了，而且，先生也不想止步于单纯理论认识的“静观”（马克思），就好像自己是个外人一样，远远地看着老百姓（用“双名制”等不是办法的办法）自己为自己争取信仰的权利。[13] 先生要用自己的思考，不是“着力把原则之本质的和不可调和的差别，化为措辞之争”，[14] 而是为中国的老百姓（也为世界上的每一个普通人），通过民间文学-民俗学作为实践科学的理论建构（这是国际民间文学-民俗学界未曾做好甚至未曾做过的事情），直接争取“为人的共同的权利”。[15]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