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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我在王府大街64号 [打印本页]
作者: 边缘人    时间: 2015-3-28 16:53     标题: 我在王府大街64号


第09版：今晚副刊
·我在王府大街6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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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3 月 28 日 星期 六


我在王府大街64号

刘锡诚

1957年9月4日，我第一次踏进中国文联大楼的门洞，到二楼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报到，自此我在这栋楼里工作了足足12个年头。回想我第一次登上台阶，走过小礼堂的大门口时，从半敞开的门缝里飘出来的，是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的声音。后来知道，那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的第25次会议，也是最后一次批判会。十天后，在近旁的首都剧场里，又连续召开了两次更大规模的批判会，我们这些作协以外的文艺界人员，也是被通知参加了的。于是，对丁陈集团的批判，成了我进文联大楼上的第一课。丁玲的身影，从此便在文联大楼里消失了。
我供职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会务由常务副理事长钟敬文主持，但我第一次见到钟敬文，却是在批判其右派言行的会上。会上，他总是埋着头，听那些在文艺界稍有点头脸的人物和北师大来的他的学生们的批判与呵斥。批判会连续开了三天。这个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被认为是左派文化人士的大学教授，一下子改名换姓成了右派。
年轻时，容易受钦慕的人的影响。汪曾祺是一个。汪在《民间文学》杂志算是编辑部主任吧。之所以说“算是”，是因为从来没有下过正式的任命文件。听说1957年鸣放时，他在黑板报上写过一篇短文，说有的共产党员吃干饭不干事，“抽烟看云”，得罪了某些领导。1958年春，他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篇短文，讽刺有的人散发着“铜臭气”。“右派补课”时，他被补为“右派”，接着便被发配到河北省张家口劳动改造，从此与王府大街64号脱离了关系。
我刚到这座大楼里时，研究会的秘书长是著名街头诗人林山。他平易近人，上班时穿着拖鞋，完全没有延安来的一些干部的矜持和威严。1949年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林山与钟敬文一道酝酿成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并应钟敬文之约写了题为《盲诗人韩起祥》的文章。1958年，他从广东省文化局局长位子上，被调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任秘书长。他领导民研会期间，组织和出版了“中国各地民间故事集”“中国各地歌谣集”，为中国民间文学事业做出了莫大贡献。1962年反右倾运动中，因其从苏北解放区去延安途中被国民党俘虏的“历史问题”，以及工作中执行陈伯达“厚今薄古”方针而被批判解职，遣送回原籍汕头并终老于斯。
我的顶头上司路工，他是研究部主任，年轻时热衷写诗，后来成立中国作家协会，组建文学讲习所，他到文讲所教授古典文学，从此与中国古典文学结下不解之缘。新中国成立初期，他结识了郭沫若、郑振铎、阿英三位喜欢买书藏书的大家。他常到郑振铎家里去，向他请教访书、买书、鉴定古书版本的学问。慢慢地，他也成了这方面的专家。1957年至1959年，我两次跟随他去外地访书、买书，我们走遍了苏州、常熟、昆山、南京、上海、杭州、福州等地的大小书店。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小青年，也因此结识了不少文化界名流学者，如江苏省文化厅厅长周邨、宣传部副部长钱静人、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姜彬、复旦大学教授赵景深以及后来出任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的魏同贤等。路工后来在《人民日报》上连载了“访书见闻录”。在他身上，我学到了许多在课堂上和研究室里无法学到的知识，深深感受到了祖国文化遗产的丰富深厚。路工先生发现和购买了许多有价值的古旧书籍和手抄的歌本唱本，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图书资料室的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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