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This begins by pointing out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human world and the material world. The human world is full of subjectivity， dualities （and multi-alities）， and contingencies， and needs to be understood in terms of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the subjective and the objective， dualities and the unitary， and the contingent and the necessary. But scientism - the belief that social science can discover universal and deterministic laws in the same way as natural science - still carries immense influence today， most evident in the “formalist” theoretical traditions of economics and jurisprudence. They have resorted mainly to deduction， even mathematicized logic modelled after the axiomatic system of Euclidian geometry， to the neglect of induction.Such an approach in fact violates the fundamental method of natural science， which maintains a close and organic working together of deduction and induction.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we should reject the formalist method and begin instead from induction based on empirical evidence， thence to apply deduction to draw out the logical implications and hypotheses， and then to return to the practical world to test the formulations， in an unending process， thereby to construct not universal and absolute laws， but theories and insights with delimited empirical conditions and boundaries.
Keywords：formalist theory， history， deduction and induction，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delimited theories
今天演绎逻辑推理被广泛用于（自以为是社会科学中最“硬”的）经济学和法理学。尤其是经济学，广泛要求经济学从设定的公理出发，用数学化推理来表述和“证明”。而法学则要求，像韦伯强调的那样，把法律条文完全整合于演绎／法律逻辑。在美国的主流“古典正统”法学传统，即由兰德尔（Christopher Columbus Langdell，1870年—1895年任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开启的传统中，非常有意识地把法学等同于欧几里得几何学，坚持法学可以同样从几个“公理”（axioms）出发，凭演绎逻辑而得出一系列真确普适的定理（theorems）。在兰德尔那里，所采用的方法是从案例出发，但目的不是从众多案例的经验证据来归纳出不同的法律实践，而是凭借演绎推理来从选定的案例建构一个自洽和普适的理论和法则体系。⑤（见Langdell， 1880：1-20关于合同法的论述）由此树立了美国法学的主流“古典正统”，更奠定了美国法学界普遍采用的训练和教学方法。其把法学“科学化”的意图的影响今天仍然广泛可见于美国的主要法学院——譬如，它们所采用的“法学科学博士”学位（J. S. D.， Doctor of Juridical Science）制度，被设定为各法学院的最高学位。
这里，可以再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为例。他从新古典经济学设定的“人是理性经济人”以及“纯竞争性市场必定会导致资源的最佳配置”（农作物市场被认作最佳的例子之一）的两大前提“公理”出发，由此来论定劳动力的过剩不可能存在。他的出发点和与他同年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刘易斯（W. Arthur Lewis）是完全对立的——后者特别强调的则是（主要是第三世界）农业中“劳动力无限供应”的现实。当然，舒尔茨也曾经用其在印度走马观花获得的经验数据为其论点提出“经验证据”，即在1918年—1919年的异常流行性感冒疫症中，有8％的人受到感染，而农业生产因此显著下降。他论述，如果真的有劳动力过剩，那么8％的人受到感染便不会导致生产的下降。（Schultz，1964：第4章）在逻辑上，如此的论析似乎很有说服力，但事实是，疫症感染不会同样程度地影响每个农户的8％的劳动力，因为有的农户没有感染，而有的则全家感染，由此影响总产出。但舒尔茨并不在乎这样的经验实际，因为在他的思维之中，设定的公理和其推演才是关键：如果市场经济必定会导致资源的最佳配置，那么，劳动力“过剩”便不可能存在；如果人是“理性经济人”，那么，便不可能为“零价值”而劳动。对劳动力过剩做出如此的定义，本身便是一种仅凭演绎逻辑得出的定义；论者所言的“过剩”，其实多是相对的过剩而不是“零价值”的绝对过剩——后者只是舒尔茨凭其设定的公理来拟造的稻草人。舒尔茨所模仿的正是简单的、类似于欧几里得几何学的演绎：如果出发点的公理是真实的，而其后的演绎推理是正确的，那么，由此得出的结论必定也是真实的。在舒尔茨那里，所谓的经验证据，说到底只是一种装饰；演绎逻辑才是一切的关键。（详细论证见黄宗智，2014b，第3卷：第9章）与其对比，韦伯的视野要宽阔得多，并且带有较深的历史研究，虽然最终同样强烈倾向形式主义化的理想建构。
再譬如，经济史理论家瑞格里（E. Anthony Wrigley）指出，传统农业经济与现代工业经济的关键不同在于其使用的能源的不同，从有机能源如人力、畜力到“基于矿物的能源”（mineral-based energy，如煤炭）。其间的主要变化是，单位劳动力所产能源扩增了许许多多倍（一个矿工一年能够挖掘200吨的煤炭）。（Wrigley，1988：77；亦见黄宗智，2014b，第1卷：总序）这是一个基于经验事实的概括，其洞见在于清晰有力地说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间的关键差别。在普遍援用源自工业经济的经济学理论于农业经济的今天，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有限）理论。在（户籍）农民仍然占总人口大多数，以及小家庭农场仍然占农业生产最大比例的中国，尤其如此。这并不是说瑞格里给出了一个永恒的规律，譬如，他完全没有考虑到地力的有限性问题，土地其实和人同样也是个有机体。但他的理论毫无疑问地在其所限定的范围内具有一定的洞察力。（黄宗智，2014b，第1卷：总序）
另一个有效创建有一定界限的理论的例子是农业经济理论家恰亚诺夫（A. V. Chayanov）。他根据家庭作为一个（农业）生产组织单位的基本经验实际出发，凭借数学化演绎推理，说明其与一个雇佣劳动的企业单位的众多经济行为上的不同，同时又返回到经验证据中去验证。他得出的是一系列关乎两者在不同条件下的不同行为的强有力洞见。例如，在人地关系的压力之下，两者的经济行为逻辑十分不同，一个以消费需要为主，一个以盈利为主。这也是从经验概括到理论抽象再到经验的有效认知方法的例证。在小家庭农场仍然是农业主体的中国，这些理论洞见尤其关键。和瑞格里一样，这并不是说恰亚诺夫打出了一个无可置疑的规律——譬如，他并没有考虑到家庭生产单位在商品化／市场化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而是说，他的理论具有一定的洞察力，并且特别适用于中国。（Chayanov， 1986［1925］；亦见黄宗智，2014b，第1卷：总序）
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多年前已经从一个内部人的角度论证：许多经济学学者会把新古典经济学的形式化建构等同于真实，把数学化／简单化的模式等同于真实，从而把真实世界等同于理想化的理论。（Hayek， 1980［1948］，尤见第2章，亦见第3章、第4章）其实，这些理论并不是如经济学家所想象的那样，是一种对外在世界的绝对把握和客观再现，而只是经济学科这一系统内部所建构出来的“知识”的集合。这些知识被接纳为“真”，是因为它们的创制符合了学科训练体系的规范性方法。舒尔茨便是很好的例子。同样，许多法学家都经过类似的形式主义训练，并同样简单地把形式理性法律等同于唯一“真正”的“现代”法律。
此书引起很大的轰动，主要是因为其上述具有较强说服力的精细计量研究，对广为人们所接受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带来了强劲冲击，可以说很好地展示了计量研究所可能发挥的威力。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前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甚至写道，皮克迪证明了不平等趋势这个事实，是个“值得获得诺贝尔奖的贡献”（a Nobel Prize-worthy contribution）。（Summers，2014）其实，皮克迪著作的关键不仅是精细的计量，更是独立思考与创新，而不是不加思索地接受主流“权威”理论。
这里，有的读者也许会联想到社会学家默顿（Robert K. Merton）的所谓“中层理论”，它在专业人士中影响非常之大，描述了其学术实践中比较普遍试图采用的方法。默顿争论，宏大的（关乎全社会系统的）理论实际上已经成为社会学学科发展的障碍，因为它们是不可论证的，只会导致无谓的争执，而他之所谓的“中层理论”则是可以论证的，也是可以积累的。（Merton，1968：第2章）这里，他所强调的结合经验证据与理论概括的方法和我们提倡的研究进路具有一定的交搭性。
以上的论述中已经举了一些具体例子，这里我们可以加上科斯（Ronald H. Coase）的交易成本理论来进一步说明此点。他精辟地指出，之前的（微观）经济学理论极少考虑到“公司”（firm）的运作逻辑，只考虑价格以及供给与需求。在一个像20世纪美国那样高度市场化、法规化和公司化的经济世界中，作为一个逐利体，公司的“交易成本”特别关键——诸如信息、交涉、合同、执行、验收以及解决纠纷等在交易中所必定涉及的成本。如此的交易需要一定的法规制度环境，不然，交易会变得非常混乱而其成本会变得非常昂贵。科斯由此做出推论：譬如，公司的组织逻辑是要做到最低的交易成本——它会借助扩大公司自身的规模和功能来尽可能降低其交易成本，直到其边际成本变成大于凭借与其他公司签订合同来进行同样的行为的成本。这套理论（科斯自己说他21岁的时候便已经说明其基本轮廓）原本显然是一个具有特定条件和经验根据的概括，也用上了逻辑推理。（Coase， 1988，1991）
与科斯相似，诺斯（Douglass C. North）的出发点是在保留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信念（市场机制会导致资源的最佳配置）之上，对其做出了以下的修改和补充：在市场交易的大环境下，经济发展的关键在创新，而稳定和有保障（“高效”）的产权是创新的主要激励动力，由此才会推动其他相应的制度变迁，减少交易成本，进而促进经济发展；之前的新古典经济学则没有考虑到私有产权法律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North， 1981，尤见第1章、第2章；亦见North， 1990，尤见第13章）这也是带有一定经验条件和根据（市场经济、私有产权、法规制度）的见解。
1997年，诺斯与科斯共同创建了“新制度经济学国际学社”（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North，1993， Addendum，2005）在两人的诺贝尔奖金象征资本以及一定程度的科学主义的推动下，试图把（只有私有）产权（才会推动经济发展和创新）设定为其普适规律，由此来解释所有的发展与欠发展经济现象。正如诺斯自己说明，他出身于（美国的）经济史研究（一般比较侧重特殊），但在其学术生涯中，一直都在追求解释经济为什么发展和不发展（也就是说，普适的经济规律）。正是由于那样的深层冲动，促使他试图把自己原先的（有特定条件的、有限度的）洞见建构为一个超越时空的普适规律，配合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的建构，由此来分析历史上所有的相关经济现象。他争论，历史上最高效的产权“制度”是稳固的私有产权，在竞争的环境下，它会取代低效制度（虽然如此的变迁也可能会被独裁、专制的制度所妨碍），由此推动了大部分西方国家经济体的高度发展。（North，1993；North，1981，尤见第3章）在他实际的经济史研究中，虽然论述得非常复杂和多元，甚至不可捉摸，但其核心其实主要是凭借其设定的普适规律（虽然是自我表述为尚待证实的理论假设），来阐释西方的成功发展经验以及其他地方的欠发展经验。最终，其实和舒尔茨一样，其经验论述成为一种只是为了突出其所设定的普适规律的装饰。两人的研究最终其实同样是前提先行的理论演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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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对牛顿力学及确定性机械论的一个简洁总结，参见Bohm， 1971（1957）：34-35。
②与不确定性原理相关的实验，及该原理的数学描述，参见Braginsky and Khalili， 1992：2-11。
③关于量子力学这一新“规范认识”的形成，一个简明的介绍可参见Dear， 2006：142-148，其中包含了促进量子力学形成的主要实验现象与理论探索。
④这是笔者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主持中国研究中心时试图向哲学系介绍、引进中国哲学专业教授的亲身经历。
⑤兰德尔其实著作极少，他的影响主要来自他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开启的教学方法。虽然如此，一篇能阐明他的观点和方法的例子是Langdell，1880：1-20，这是关于该书所选编的合同纠纷案例的导论。亦见Grey（2014：第3章）关于兰德尔的细致分析。
⑥这是笔者对中国法律思维的总结表述，见黄宗智，2014c，第1卷：第8章，亦见第3卷：第8章。
⑦关于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定义、公设及一般观念的详细内容，参见Heath， 1908：153-155。
⑧此定理是欧几里得《几何原本》（Euclid’s Elements）第1卷中的第47个命题，其具体证明参见Heath， 1908：349-350。
⑨皮尔斯、詹姆斯（William James）、杜威（John Dewey）一般被视作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三位大家。詹姆斯是皮尔斯的同学，杜威则曾师从皮尔斯。关于皮尔斯的最好的简短介绍是Burch， 2014。
⑩这是Burch（2014）给出的阐释性例子。
11譬如，见Peirce， 1998：第16章（即其1903年在哈佛讲解实用主义的第七讲）。皮尔斯著作极多，已发表的约有一万二千（印刷）页，另有约八万页未曾发表的手稿，涉及面极广，从数学、逻辑、语言到历史和经济（其全集尚在整理和陆续出版的过程中）。也许正因为如此，他的写作带有较严重的“初稿”气味，文字有点晦涩，思路有时也比较混乱。同时，其本人长期从事应用科学（大地测量）的非学术职业。也许正因为如此，他的思想更侧重实用。今天，他被比较普遍认为是实用主义传统中最具有创见的哲学家。
12近年来，哲学学术界纠结于试图通过演绎逻辑来确定皮尔斯关乎合理猜测的概念，从“最简单的解释是最佳解释”这一“定理”出发，试图把合理假设到确定规律的过程形式化，并逐渐把合理猜测（abduction）改述为“最佳推理”（inference to the best explanation）。（Douven， 2011）我们认为，对社会科学来说，如此的追求没有实用意义，其实是违反社会科学所应该研究的真实人间世界的基本性质的形式主义追求。
13黑体指的是一个完全吸收而不反射任何外来电磁波的物体。但同时，该物体仍会向外散发电磁波，称为黑体辐射。因此，测量该物体（黑体）向外辐射电磁波的实验数据，能够排除那些并非来自该物体的外来电磁波的影响，从而能够准确地反映这个物体向外界辐射电磁波的机制。
14光电效应指的是光照射在金属表面上激发出电子的现象。
15实验现象的启发在爱因斯坦提出光量子理论的原始论文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尤其可参见该论文的开篇部分（Einstein， 1998［1905］：177-178）。
16这是邓晓芒（2009：6）的翻译。
17O’Neill（1996）一文是关乎康德这方面思想特别清晰和有见地的解读。
作者介绍：
黄宗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历史系（Philip C. C. Hua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Law School；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高原：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与农村发展学院（Gao Yuan， Schoo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Rural Developmen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