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我国的文化生态保护区除了需要更长时间地进行实验性探索外,还需要对其性质和内部结构进行观察、研究。在这方面,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存在着一个“硬伤”:即行政上确定了具有区域范畴和空间边界的“保护区”,比如2014年设立的武陵山区(鄂西南)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总面积为29863平方公里。而保护区内的“主打项目”非遗(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所强调的恰恰是“非确定空间性”,intangible指的是“无形”“非形态性包容”等特性。换言之,非遗无论是就其性质还是就其现实功效而言,都是变动的和播散的。于是,在有确定性范围边界(保护区)和以播散性移动边界(非遗)之间的矛盾关系——即区域边界是限制的,而非遗的边界却是播衍的矛盾便显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