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一个被称为“社会转型”的剧烈变动的世界中。面对原社会主义阵营的各个国家纷纷放弃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过程，伊亚尔和塞勒尼等学者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社会变革过程的发生是向社会学家发出的请柬：“正如新古典经济学随着福利国家的陨落而兴起一样，共产主义的衰落为启动新的研究纲领提供了机会”（Eyal, Szelenyi and Townsley, 1998）。这些被称为“新布达佩斯学派”的社会学家试图提出“资本主义类型学”的范畴,把转向市场经济的前苏联、中、东欧和东亚的众多社会主义国家分门别类地纳入这个朝向资本主义运动的理论框架之中（King & Szelenyi, 2004）。与此同时，作为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麦克•布洛维（Michael Burawoy）则继承波拉尼的观点,针对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转型,提出了“第二次大转变”（the Second Great Transformation）的论断；他同样认为苏东和东亚各社会主义国家急剧转变的经济形态对社会学提出了新的任务和挑战:“如果说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的古典社会学致力于解释朝向市场经济的第一次“大转变”的话,那么我们应当如何使社会学再次投入,以把握第二次“大转变”的挑战呢?”(Burawoy, 2000: 693) 对于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而言，无论是“邀请”还是“挑战”，我们身处其中的中国改革以及社会转型过程已然将社会对于社会科学的迫切需求呈现于我们面前。
置身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任务是提出“要命”而“有趣”的问题并且回答这些问题。这里所谓“要命”指的是那些真实、紧迫而重大的社会问题；而“有趣”则指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学术潜力且能够生产科学知识的问题。社会变迁与社会转型改变了成千上万人们的命运——他们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何等位置？这些位置如何塑造了他们自身、又如何影响了他们的行动？在改革过程中谁是最大的获益者？谁又是承担了最大代价的人？不同的群体如何选择行动策略从而有利于自身的存在与发展？他们的行动转而对整个社会结构有什么样的影响？是什么因素或力量在决定人们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的整合或冲突？一种独特的文明在实践中运作的机制与逻辑是什么？这种文明又是如何演变的？…… 对社会转型的探索迫切需要一种“心智品质”即“社会学的想象力”（米尔斯，1995），对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的研究尤其需要这种社会学的想象力。
中国社会的转型正如孙立平所指出的，是在一种资源高度垄断的总体性社会体制的基础上开始的，这一份独特的历史遗产致使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呈现为“另一种现代性”、走上独特的转型路径、具有独特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和“社会不平等的独特机制”（孙立平，2008）。相对于塞勒尼和斯达克等所关注的苏东市场转型，中国的市场转型有着与之明显的不同，这就是“政体连续性背景下的渐进式改革”、“权力连续性背景下的精英形成”和“主导意识形态连续性背景下的非正式运作”（孙立平，2002）。这种独特性可以表现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复杂关系，如正式制度的非正式行使与制度变通；又如与显规则（作为文本的制度）相比，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发生作用的常常是“潜规则”（吴思，2001）。这些真正的“中国经验”和“中国特色”，需要我们进行实践社会学的探索，从而对社会转型的过程、逻辑、机制和普通人在其中所使用的技术与策略做出解释。而完成这一任务或使命迫切地需要“社会学的想象力”。
在当今中国社会学如何想象？这取决于社会科学研究者的知识、能力、心智与良知。在米尔斯意义上，社会学的想象力不仅仅是一种研究能力和研究方法，而且是最迫切需要的心智品质；作为社会科学的从业者，我们不仅要对种种社会现实问题做出回答，并且还承担着社会研究的学术使命与政治使命——将社会科学“作为一种公共智识的工具，将人类的理性和自由常存于心”。其原因在于，我们要使人们觉察到人类的处境，“如今，举凡重大问题的一切真实解答都必须仰赖人类觉醒的层次”。由此米尔斯强烈质疑和批评当时美国社会学的一些倾向：把社会科学当成一套科层技术，以“方法论的”傲慢禁制社会探讨，把大量精力耗费在调查方法与技巧上，谨守着严苛而呆板的机械程序；作品中充斥着蒙昧的概念，或者只关心一些和公共议题无关的枝节问题，琐碎而无味。这些禁制、蒙昧与琐碎造成了当今社会科学的危机（米尔斯，1995）。从根本上说，有没有社会学的想象力，是洞悉事实、去除蒙昧与遮掩真相、制造迷思之间的差别。以中国社会为例，研究者能够看到什么？注重什么？他们眼中有着怎样一幅社会图景？首先就体现了是否具备社会学的想象力。在面临社会结构的断裂与失衡、贫富分化加剧、社会不公正所导致的社会矛盾冲突凸显、权力失控、总体性精英形成、底层碎片化和失语等社会诸象之时，主流的社会学界，要么无视这些问题，专心致志地营造自己的宏大理论；要么是用一种过密化的专业分工方式将问题本身零碎化、去政治化；更有沦为布迪厄所指斥的名为“科学研究”实为“社会巫术”的社会调查存在。在研究实际中，缺乏社会学想象力的平庸之作、应景之作甚至奉旨之作亦非绝无仅有。在米尔斯的杰作问世半个世纪之后，我们依然在呼唤社会学的想象力。
让我们再次重温和延展这一重要的心智品质：米尔斯认为，现代社会中造成个人烦恼的结构性变迁是个人无法控制的，他们无法了解这个时代对他们自身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因而人们需要一种能够帮助他们运用资讯和发展理智的能力，以使他们清晰扼要地了解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们自己又将变成怎样的人。这种能力是一种心智品质，具备这种心智品质就能够在宏观理论的不同层次以及微观经验材料之间进行有条不紊的穿梭，在具体情境中的个人烦恼（the personal troubles of milieu）与社会结构上的公共议题（the public issues of social structure）之间建立联系，并由此实现社会科学的公共任务与政治使命；这就是社会学的想象力（米尔斯，1995）。
面对中国的社会转型，社会学的想象力至少应涵盖这样三个层面：
首先是在微观事实与宏观结构之间进行穿梭的贯通能力，即穿透个体经验与社会结构的能力，这是米尔斯本义上的社会学想象力的基本内涵；
其二是穿透历史与现实的洞察能力，即一种通透性的历史能力，具体而言就是贯穿传统社会（或前现代社会）、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解能力与洞察能力。强调这一能力的原因在于，我们关注今天的社会转型，就不能不了解转型前的社会即超过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社会，同样不能不关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前的传统社会——前现代的农业社会是共产主义文明产生的土壤，也是今日社会转型的基础与条件。穿透历史与现实的能力也是社会记忆的能力，如同米尔斯曾强调的“所有名符其实的社会学都是历史社会学（historical sociology，米尔斯，1995）”。
其三也是非常重要的，是对一种文明及其转型的独特逻辑和微妙运作进行解析的能力。我们一直认为，把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独特的文明形式来对待，才能揭示其中的许多奥秘及其内在的机制与逻辑。无论从经济发展水平、科学技术水平还是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来看，超过六十年的社会主义的历史都应该是一种“文明”的历史。而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一文明相对于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文明的独特性，这样一种文明中蕴藏着太多等待破解的谜团——它极强大的动员裹胁势能，它改造和重建人们精神世界的能力，它促使人们放弃自我和自由服膺于统一的思想和意志的能量，它作为制度和意识形态运作的实践过程和逻辑，不了解这一切，就无从理解现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也无力解释当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作为同属社会科学门中的社会-文化人类学，同样需要面对上述社会变迁与社会转型的“要命”而“有趣”的问题，然而与其姊妹学科社会学相比，中国人类学所面临的挑战和困境似乎更为突显。作为社会-文化人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和表述形式之一的民族志，在面对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的诸多重大问题时，似乎更显得无效、无能，甚至无声；而且相对于社会学的类似局限似乎有着不完全相同的“短板”。其具体表现有：执著于传统的、琐细的、边缘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有时似乎依然在猎奇或“搜神”，绝少触及社会生活中的重大变化和重要问题，与正在发生的重大社会变迁似乎并无关联；以所谓单纯描述文化为主旨，绝少提出和回答社会科学的真问题，缺少理论关怀和创构理论的抱负；自闭于“学术的”象牙塔，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甚至自大自恋，缺少必要的社会关怀和学术担当；面对丰富多样、复杂多变的社会、文化对象缺少开阔的视野和宽厚的胸怀，甚至在学科内部对自己的同行都不能理解、难以包容。这样的“自我中心”和自我放逐只能导致学科的日益边缘化、零碎化、奢侈化，必然无法承担起生产与积累学术知识，并且将社会科学发展为“一种公共智识的工具”、说明和解释“人类的处境”、促使“人类觉醒”的责任与使命。
人类学的田野作业和民族志写作是通过对社会与文化的结构性描述建构理论的过程，其方法论核心在于已成为人类学研究典范的“以当地人的观点看问题”（from 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鉴于上述社会转型对社会科学的需求与学科自身的特点与局限，我认为有必要将“社会学的想象力”发展为民族志的洞察力（The Ethnographic Penetration），亦即以同样充满智慧的心智品质、运用人类学经典的理论和方法，承担起破解和分析社会转型，进而解释和说明人类处境、启示人的觉醒的责任；与此同时，不断推进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创新和进步，将求知的好奇、破解谜题的乐趣与社会责任、人文关怀融为一体。有人认为，生于中国社会是一种不幸，但我想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者生于当代中国社会却是一种幸运、是生逢其时，原因在于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在人类历史上堪称独特、拥有最多人口而且对世界格局有着重要影响的社会，而这个社会又正处于它的大转变时期，正在艰难地探索着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之路。这样一个社会和这样一个时代为学术提供了发展和创新的重要资源和机遇，也成为研究者重要的灵感来源和知识宝库。总之，社会科学应该在其中有所作为。
具体而言，何为民族志的洞察力？我们可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民族志的宏观视野
社会-文化人类学经常受到相关学科的质疑和批评，最重要的批评之一就是“一叶障目”、“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研究经常专注于各类小型社会，诸如族群、部落、社区或某类小共同体，对本土性的、地方性的文化小传统做细致入微的描述，但却少有宏观视野和理论关怀，因而至多只能展示大千世界无限多样的生活现象中的一种或几种片断，所提供的研究结果就学术的普遍意义而言“没有代表性”。
若要使民族志研究超越具体经验对象的局限，我们立刻会想到“社会学的想象力”：在微观现象与宏观结构之间进行穿梭，将“具体情境中的个人烦恼”转换为“社会结构上的公共议题”的能力。我们在此提倡民族志的宏观视野，就是强调在微观与宏观之间建立联系，或者说细微处入手，宏观上着眼。
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从其诞生时起就不是仅仅满足于微观社会和文化细节的描述。以现代科学民族志奠基人之一的马林诺斯基为例，他的奠基之作已经十分明确地指出微观材料与宏观结构之间的关联，他认为，“可接受的民族志工作的首要条件就是，它必须把该社区中社会的、文化的和心理的所有方面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因为这此方面是如此错综复杂，以至不把所有方面考虑进来就不可能理解其中的一个方面”（马林诺斯基，2002，前言2）。对于“库拉”交易的研究，要把整个制度摆在我们的镜头之内，让它呈现出一个清晰的形象；此外，研究者还要将所见所想传递给同行考查，因而对经验材料要进行概化（generalization），提升为理论；而且“库拉”所代表的基本的人类活动和人的思想观念的形态，可以期待在不同的民族志地区找到有关或类似的现象。不仅如此，马林诺斯基还进一步指出，从当地人的视角得到所描述事物的生动形象、他们对事物的看法、他们的世界观、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构成其文化独特的体谅生命和世界的角度，有助于拓宽我们的知识和视野，加深我们对人性的了解。从而使人类学能够“以它最细致和深邃的形态，在理解其他人类观念的基础上指引我们达到这种见识、慷慨和宽大”（马林诺斯基，2002，441-447）。马林诺斯基的整体文化论，从民族志的开端时期就确立了这一研究方法的宏观视野及其对于整体社会结构的关注。
在中国人类学初创时期，其先驱者、时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吴文藻先生就倡导“从社区着眼，来观察社会，了解社会”；在他看来，“社会是描述集合生活的抽象概念，是一切复杂的社会关系全部体系之总称。而社区乃是一地人民实际生活的具体表词，它有物质的基础，是可以观察到的”（吴文藻，1935）。在吴文藻推进“社会学中国化”的努力中，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将小地方（社区）与大社会（中国）加以贯通的明确意识。其后，先后师从于吴文藻和马林诺斯基的费孝通更是将“社区研究”推进到方法论、结构功能分析、应用人类学等宏观层面，其博士论文《江村经济》及后来的《乡土中国》作为社会人类学中国研究的里程碑式作品，都“以全盘社会结构的格式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社区”而“了解中国社会”。
前辈们所开创的“社区研究”传统，坚持经验性的社区民族志方法，同时主张社区研究与大社会中的各种社会空间力量和多重的历史时间观的融会贯通——多重时空贯通的观点，从而形成带有强烈的“国家—社会”关怀的社区史叙述文体（王铭铭，1997，56-61）。在上个世纪改革开放后学术复兴的新时期，王铭铭在“以社区为中心的地方制度史”的叙述框架中同时展示“社区的历程”与民族-国家的历程，将结构功能视角和历史过程视角有机结合起来：注重在历史的纵深方向上来看社区的结构功能；从宏观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结构角度探讨社区的历史和变迁。这种努力也同样是建构“小地方”与“大社会”、微观与宏观之间联系的有益探索（王铭铭，1997，20-110；郭于华，1997，122-126）。
超越本土社会和文化小传统的界限、建立“社区”与“国家—社会”之间的关联，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在研究中引入权力关系和政治视角，即关注民众生活、民间文化与政治生活及国家权力的复杂互动关系。当今的一些民族志作品，时常将所研究的“本土”（the local）——族群、社区或村落描述成远离现代社会的“世外桃源”，那里或者民情纯厚、风俗奇特，或者有着某种神秘古怪的文化、习俗、组织和制度的“原生态”，似乎从未与外部世界发生过关系。这类民族志作品难免给人以“猎奇”、“搜神”之感。殊不知，在一个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被称为“地球村”的现代/后现代世界中已经无奇可猎；而且，在同样进入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中国社会，作为外部力量的国家权力和市场力量深刻而透彻地嵌入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国家意识形态和权力象征更是前所未有地深入到人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例如，农民日常生活的各方面内容——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老病死无一不与国家发生了关联。由此，人们会怀疑是否存在上述民族志所表现的那样一个与外部世界隔离的族群或社区，也会质疑单纯描述这样的一方本土究竟意义何在。
着眼于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的民族志的洞察力，是一种知微见著的能力，它能够使局部的微观性研究与整个社会与文化的格局连接起来，使文化的“深描”（deep description, Geertz, 1973, 3-30.）具有能够将实践中错综复杂的关系、意义、机制和逻辑“连根拔起”的力量，成为认识宏观社会结构不可或缺的环节。具备了这种洞察力，无论研究什么对象、无论在什么地方做研究都不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正如克利福德•格尔茨所指出的：研究地点并不等同于研究对象；所谓“人类学家不研究村庄（部落、集镇、邻里关系），他们是在村庄中做研究”（Anthropologists don’t study villages; they study in villages. Geertz, 1973, 22），正是强调民族志在村庄（部落、族群、社区、单位等）中做研究但并非只研究村庄（部落、族群、社区、单位等）本身，而是有着更宏大的、关系性的视野并提出结构性的解释。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微观具体的田野工作与宏观结构分析之间、小地方与大社会乃至全球社会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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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We are in the process of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at someone called “the third great transformation” (in Karl Polanyi’s meaning). In front of this process, as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ers, we have to present and answer the fatal and divertive (academic interesting) questions, which deal with the great social changes and produce the academic knowledge.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bring invitation and challenge to social anthropology in the same way, it is imminently demand to make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running to the ethnographic penetration, that should include four aspects: the macroscopical visual field of ethnography; the historical dimension of ethnography; the theoretical ambition of ethnography; and the reflexive capability of ethnography.
Above-mentioned four aspects aim at some disfigurement or limitation in Chinese anthropology nowadays, that including cannot see the wood for the forest so that be incapable to front of the big social transformation; run short of historical perspective for penetrating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communist society, and post-communist society; there is a lack of question-idea, that research become just description without theoretical ambition; and be short of reflexivity that means feeling self mysterious, elite, and lofty luxury but apart from people’s everyday life and social practice in the rich and complicated social-cultural change. We can attempt to have the Extended Case Method, Oral History research, and Process-Event Analysis to get to ethnography penetration.
Being provided with this ethnographic penetration, as a kind of important mental quality, ethnographers can understand and interpret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in Chinese society, and accomplish the academic and public miss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