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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王毅:《文化研究新转向》 [打印本页]

作者: Robot    时间: 2014-9-20 16:25     标题: 王毅:《文化研究新转向》

  书评精选 | 文化研究新转向(上)

  2014-06-08 王毅 中国图书评论

  选文为《中国图书评论》2013年年度十佳书评,刊于2013年第2期

  作者单位:澳大利亚西澳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系

  2012年的文化研究波澜不惊。也许中国除外?英国、澳大利亚与美国之三A文化圈还是无可争议的文化研究主流。关注现实以及“帮助人们了解当下的现状”仍为文化研究学者遵循的学术传统。但也出现了一些有意思的“转向”。比如转向过去,进入历史的领域。“记忆研究”(Memory Studies)俨然是一个新热点。“记忆”(memories)如同情感(emotions)进入文化研究的视野成为新宠。另一个转向(或许正在转?转向未来?)与新媒体和文化研究理论探索有关。虚拟现实是否会导致身份认同的终结(the end of identity)?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但刚刚起步的领域。文化研究在2004年德里达去世之后似乎进入了一个“理论死亡”之谷底。“黄金一代”的理论大师们一个个都去了:阿尔都赛、巴特尔、德鲁兹、拉康、利奥塔、福柯等等。解构主义关上了文化研究的理论大门。文化研究新理论何在?突破会出现在大师们尚未来得及“理论化”的网络吗?

  一

  2012年由剑桥学者出版社出版的《回忆电视:历史,科技与记忆》一书(Remembering Television: Histories, Technologies, Memories),是一本从文化研究角度研究电视历史的著作,或曰电视历史的文化记忆研究,由澳大利亚学者凯特·达利安-史密斯和苏·腾布尔(Kate Darian Smith and Sue Turnbull)共同主编。全书收集了12篇文章, 分为“历史”“科技”“记忆”三章。书中提出的问题直接挑战史学界:历史应该记录什么?什么可以或应该载入史册?换句话说,由于新媒体的到来,电视机被逐渐挤出人们的日常生活。当这一媒体成为或即将成为过去,回忆电视时,谁的记忆被收集?谁的记忆被遗忘?原因或目的是什么?此书赋予日常生活中电视的文化、社会、体制以及政治意义以新的解读。对如何将历史、电视和记忆的关系理论化提出新的见解。

  文化研究和历史研究在“回忆电视”方面对什么可以入史存在理论上、研究上以及实际操作上的矛盾与分歧。二者的理论与方法有极大差异。澳大利亚的电视历史常被历史学家忽视。即使关注,他们更看重的是历史内容如何被电视节目表现出来,比如纪录片或历史剧。而电视中的日常生活:新闻、今日关注、肥皂剧、生活类节目 ……常常入不得历史学家的法眼。这种现象背后一个更广泛的学术论争是关于“知识”(knowledge)的认知。什么是知识?著名电视研究学者约翰·哈特利 (他也是此书的作者之一)认为,当学者们竭力将电视研究打造成一个严肃的学术领域时,在什么是知识的问题上却产生了严重分歧。在历史学家眼里,电视传递的日常生活的“知识”是非正式的、非严肃的或娱乐性的,只是被某些学者用某种理论“置换”成“正式的知识”。这不是历史学家们理解或关注的知识。福柯说过,知识是创造出来的,不是获取的。那么,此书问道,电视创造的是不是知识?文化研究者关注的电视荧屏前的日常生活,关注的普通观众的电视经验是不是一种“国家民族现象”?该归类于什么知识?

  此书秉承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关注社会非主流的一贯特点,重点研究被忽略的观众的电视经验多元性。研究发现,官方与非官方的兴趣导致如何收集和记忆电视历史的差别。虽然澳大利亚国家电视档案馆定期收集各种电视历史资料,但是往往关注制片人、导演、演员、电视节目等,很少收集观众的资料。换言之,官方的历史档案很少能找到普通人(老百姓)的电视记忆。这在构建国家民族的历史记忆方面是不完整的,有缺陷的。媒体对记忆的重构与创造,对主体内在以及社会和大众的形成有重要作用。技术创新与发展的历史提供了一个发展进程的叙事,科技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使传媒深植于社会,而媒体在民族国家想象中扮演了现代性标志的角色。从无线电报到收音机和电视,电视最终进入家庭成为一个隐形的但不可分割的“家庭成员”。但历史关心的是电视的社会与文化意义而忽略观众看电视的经验的回忆。因此哈特利认为在“电视历史学方面”,澳大利亚电视并未能整合进构建民族国家的叙事之中。

  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的历史记录与人们从电视得来的历史记忆有差距。在对越战的回忆中,观众通过新闻和纪录片表现出来的“史实”认为澳大利亚反战。历史档案中的记录并非如此,出兵越战其实是得到大众支持的。在电视真实方面,个人与官方的“记忆”也有差距。不少人回忆,当1974年圣诞前夜澳洲北部的达尔文市被强台风夷为平地时,那些客厅里电视机前的人们所“经历”的由电视报道的“真实”比现实中的真实更具灾难性。再之电视的游戏节目、智力节目或生活节目很少被收集。大众档案馆缺乏关于电视历史的记录,电视资料不完整,证据材料不平衡。早期的一些电视节目没有录像,一些直播的节目也没有录像,只存在记忆的形式。很多图书馆认为没有必要收集完整的电视节目。这对于未来的研究颇有影响:“那些希望研究电视观众的看法如何受电视影响的学者,面临更多的是证据的缺席而不是在场。”

  这是一部颇具开拓性与前瞻性的学术著作。尤其是提出电视与历史的一个重要关系:电视的“陪伴记忆”(companion memory)。电视与观众的共同存在经验本身成为一种历史形式。研究发现,对很多澳大利亚人来说,电视是体验什么是澳大利亚人的方法。无论是电视剧或平民真人秀,人们对电视有着亲切的记忆。这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构成他们如何看澳大利亚和看世界。电视是澳大利亚民族国家历史构建中的陪伴与证人。虽然今日电视台犹在,电视节目犹在,但是在全球范围内人们的观看方式都发生了巨变。那个曾经在房间一角静静待着的四方盒,曾经无时无刻都陪伴着的“家庭成员”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与“新媒体”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用手机、电脑等代替了电视机。目前网络观看功能正在分化电视观众。但是人们还在看电视,只是可以选择在任何他们想看的时间,再也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不过重大事件的时刻,电视仍旧可以让全国甚至全世界驻足。

  本书中苏·腾布尔的文章《记录的差距:电视观众与“我们”的历史》(A Gap in the Record: Television Audience and History of “Us”),是一篇研究电视“陪伴记忆”的力作。作者通过民族志的研究,走访大量观众,收集了许多个人记忆。通过分析这些回忆,作者呼吁一部电视的“另类”历史,那些与电视曾共同“生活”的观众的历史:电视史也应该是观众的观看历史,是“我”的历史以及“我们”的历史。因为“我们”关于“过去”的记忆伴随着电视的经验。在作者看来,电视观众在电视史中是看不见的。除了收视率,电视历史中何曾有这些人的一席之地?但是收视率不能告知电视如何真正植入观众的生活之中。那些与电视共同“生活”的人们记忆中的历史,与电视档案馆的历史不同。电视如何被观看?观看的特殊时间、地点、文化对观众当时的观看意味着什么?产生什么意义?苏·腾布尔说,甚至在澳大利亚国内,由于电视机普及乡村的时间比城市晚很多,澳大利亚的城乡差别也体现在澳大利亚乡村的电视记忆中。这种差别话语反映了乡村的不幸与缺少服务。

  苏·腾布尔在研究中发现,回忆电视是一个主观的过程。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个愉悦的过程。反思20世纪90年代风靡一时的“抵制理论”,如波德莱尔(Baudrillard)的“沉默的大多数”以及德塞图的“日常生活的实践”,她并不认为实际生活中电视观众的真实经验是在“抵制”。 当然这仍需进一步的研究和解释。实际上人们的电视经验的影响和意义丰富而多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电视记忆。电视在人们过去的人生中扮演重要角色。一些观众回忆1980年的民族台SBS用外语给普通人提供了关于自己与世界联系的想象。ABC电视台的“澳大利亚故事”,用第一人称讲述个人故事,使该节目的收视历史上升到国家民族的意义。

  苏·腾布尔的另一个发现是电视观众并非传媒研究或观众研究常认为的单纯“消费者”, 而是每一个观众都将之看做个人的“我的历史”。那么什么是研究电视经验的最好方式?传媒的实践与传媒历史如何被回忆?电视在人类共享文化历史方面的功能是什么?苏·腾布尔说“今日电视呈现历史过程。通过电视我们看到人类的确创造历史。创造我们生活的国家的历史以及世界历史。但是如何理解这些相互之间的历史进程却不甚明了。”在美国也有学者用收集到的观众的心得和采访记录来回忆早期美国电视历史观众的经验,比如瑞伊·巴菲尔德2008年的《我们观众的话》(Ray Barfield,A Word From Our Viewers)。但是在苏·腾布尔看来这只是一本通俗读物,虽然有史料价值,与学术研究仍有差距。

  谈到自己在民族志研究碰到的问题时,苏·腾布尔分享了她的研究过程和研究经验。网络时代技术含金量虽高,研究数据看似容易收集,其实不然。这是许多研究者遇到过的问题。苏·腾布尔也不例外。为了收集电视的“大众经验”,她设立了一个网站,邀请观众投书谈自己的电视经验。此举自然受了当年洪美恩(Ien Ang)研究大众文化的启发(1982年洪美恩用42封观众来信开启的民族志方法已经成为文化研究的经典,借此写了文化研究的名著《观看“达拉斯”》)。然而响应者寥寥无几。这让她重思网络收集数据的可行性。于是通过广告预告,苏·腾布尔上了ABC广播的一个凌晨4点到5点的谈话节目。 50 分钟的节目里有15个人打进来电话谈自己的电视观看经验。她发现与之对话的这些人并没有代表性:他们中有上夜班的,早起的,甚至失眠的。于是她不得不再一次重新思考资料收集的途径以及方法的可靠性。

  总之澳大利亚电视史的写作对传统的“如何记录过去”是一个挑战。电视在构成人们记忆方面扮演了什么角色?在如何构成澳大利亚身份认同方面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不仅仅是澳大利亚关心的问题, 也是文化研究关心的问题。
作者: Robot    时间: 2014-9-20 16:25     标题: 书评精选 | 文化研究新转向(下)

  2014-06-15 王毅 中国图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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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文为《中国图书评论》2013年年度十佳书评,刊于2013年第2期

  作者单位:澳大利亚西澳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系

  二

  2012年11月12日,澳大利亚伊迪斯•考文大学的“创造性产业与创新”(CCI)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墨尔本的学者简森•珀特斯用一张张图表分析网民的“生命”:出生(发帖),青壮年(高峰期),死亡(发帖终止)……继而引发讨论的是“身份认同的终结” (the end of identity)。这或许是2012年一个值得回味的历史瞬间。对文化研究理论的探索、期盼、焦虑和爆发,都凝聚在一个典型的文化研究第二代的发言之中。尽管文化研究是否有第一代或第二代之分是个有待商榷的问题,不可否认的是一大批新人活跃在近年来的文化研究领域。研究者大多在大学接受过文化研究理论的教育或影响,其研究锐意进取,耳目一新。

  今日之大学,文化研究理论,纯理论研究都处于衰落之中。2006年的《新文化研究:理论探险》(New Cultural Studies: Adventures in Theory)一书曾做过理论抗争。主要来自英国的文学界,包括哲学和美学。“不要问文化研究可以为你做什么,而是你可以为文化研究做什么”。该书由两位英国学者加利•霍尔(Gary Hall)与克莱尔•伯查尔(Clare Birchall)主编,爱丁堡大学出版社出版。编者有感于理论的边缘化,反思诞生于英国左派运动的文化研究及其发展,探讨文化研究理论的地位与未来,理论与文化研究的关系。书中理论资源与研究对象大多来自英语世界之外的新一论家。主要有意大利的吉奥乔•阿甘本、法国的阿兰•巴迪欧、德国的弗莱德里奇•基德勒、斯洛文尼亚的齐泽克,以及出生于立陶宛的法国犹太哲学家伊曼努尔•列维纳斯。不过有时候文化研究理论上的“敌人”也出在自己的阵营。阿兰•巴迪欧是阿尔都塞的追随者。他却从根本上反对文化研究的身份认同理论。

  如果说“陪伴记忆”丰富了对电视和历史关系的理解。那么“身份认同的终结”则直接挑战文化研究的经典理论与关键词之一“身份认同”。自从斯图亚特•霍尔1990年发表关于文化身份认同理论以来,该理论便成为文化研究最具影响力, 争议性也最大的“经典”。如同一个爱惹事的孩子,麻烦从未消停。由全球化带来的关于“身份认同的危机”(a crisis of identity)的论争,持续整个90年代。各种论著数不胜数。从现代过渡到后现代,时空遭到挤压,生活节奏加快,人们由于工作的关系流动性加大,因而具有多重身份。然而伴随着21世纪新媒体的兴起及网络文化的普及,人们的身份在虚拟世界则常常被屏蔽。“身份认同的终结”会是未来文化研究最出彩的领域吗?会引发一个新的转向吗?一场人人翘首以盼的新的理论论争?这个命题可以引发无数的学术想象,因为其出发点和突破点是网络与虚拟世界。

  美国学者南希•贝姆(Nancy Baym)2010年发表的《数码时代的人际关系》(Personal Connection in the Digital Age, Polity Press),是一本对研究网络时代身份认同颇有参考价值的学术著作。南希•贝姆是最早关注及研究网络社区的学者之一。此书对数码传媒的角色进行批判性思考,从学术的角度研究互联网和手机建立起来的网络人际交流与人际关系。书中没有讨论政治、散居族裔、女性主义、同性恋、移民、少数族群……有的只是虚拟世界的“日常生活”。这在铺天盖地的新媒体研究中尤为难能可贵。网民的“日常生活”最容易被网络研究者忽略。

  南希•贝姆最初是研究粉丝的。她坦然地承认自己15岁就成了肥皂剧的粉丝。读研究生时除了学习就是看肥皂剧,然后上网进入粉丝贴吧聊天,当时是1984年。2000年她把多年当粉丝的经历和研究写成了一本书《打开电视,上网:肥皂剧,粉丝与网上社区》(Tune In, Log On: Soaps, Fandom, and Online Community, Sage Publications)。她用独到的民族志视角研究虚拟粉丝社区特点,总结为三个方面:“网上社区”(online community)、“观众社区”(audience as community) 和“社区实践”(community as practice)。南希•贝姆不仅把粉丝作为文本研究,更将粉丝作为社区研究,从而穿越了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疆界。为研究粉丝尤其是网络粉丝提供了一个范本。粉丝的出现导致“观众的终结” (the end of audiences),而“观众的终结”与“身份认同的终结”有异曲同工之妙。

  《数码时代的人际关系》虽不研究粉丝,但南希•贝姆在本书中提供的理论架构与数据不少都来源于她之前的网络“社会实践”。作为网络交流的同时代人,南希•贝姆可说是与科技发展同步的使用者,见证了科技的发展与网络人际关系的变化,所以她的研究资料翔实,引经据典,如数家珍。由于技术如互联网与手机的交流模糊了传统的个人与公众的交际界限,人们对虚拟与现实概念的模糊与不理解,带来了人们对身份认同(identity)与关系真实性的质疑。上网是个人交际还是公众交际?私密的与公开的交际界限以及空间与时间的界限如何界定?人们 (网民)的双重身份,即网上身份与网下身份为文化研究带来什么样的新问题?对于这些,南希•贝姆提出7个有助于了解网络人际交流的关键词或“概念工具”,分别是“互动” (interactivity)、 短暂结构(temporal structure)、 社交暗示(social cues)、 储存(storage)、复制性(replicability)、 联络(reach)以及移动性(mobility)。

  全书共分六章。第一章“人际交流的新模式”回顾互联网历史以及个人经验,阐述互联网和手机交流如何从边缘走向日常生活的中心,穿越时空界限为人们带来从未有过的交流新模式:超越面对面的多种声音、文字、图像;手机电话、手机短信、手机上网、电子邮件、网上聊天、贴吧、博客、播客、分享照片、录像;网上社交、多人游戏……这些新模式到底给人际关系带来什么影响?人们通常有两种态度。 一是感慨数码时代人际关系越来越浅薄, 因此焦虑。另一些人却认为新传媒带来更多的与陌生人交流的机会, 因而兴奋。二者都反映出社会关系的性质正在改变。第二章“理解新媒体”分析传媒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如何理解技术对社会建构的影响。特别讨论20世纪90年代关于技术决定论的论争:技术决定论者认为技术决定社会行为,而社会建构者认为使用新技术是社会因素的结果。南希•贝姆认为技术的使用由个人决定。技术从社会的边缘进入人们日常生活的中心为技术本身与社会都提供新意义。此外新技术的接受理论重上议事日程。有人担心新媒体会取代面对面的亲密关系。南希•贝姆指出当初电话出现时人们也曾担心来访的串门的人会减少。可见人们对新事物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第三章“数码空间的交流”探讨在新媒体语境中信息的交流, 包括网上人际交流与人际关系的真实性、人际互动的质量、新关系的形式、匿名的效果与后果。虽然数码交流产生于社会线索缺席的情况之下,但是不能认为可以取代面对面的交流。网上可以通过文字、照片、录像、图像等自我表现(representation)来传递友谊、亲密或表达强烈的情感。这是文字交流与面对面交流的混合。但背景的缺席使得网络上更容易造假,或创造出某种身份。第四章“社区与交际网”展现集体语境中人们的相互交流。网上的团体如何共享实践,虚拟空间的关系如何发展,关于自我他人关系的焦虑如何可以得到即时性的表达,以及被网络化的个人与集体主义(如潜水者)。

  第五章“新关系,新自我?” 研究新关系,新自我与数码身份认同。提出新的个人交际的形式与网络的社会性结构关系。网民如何介绍自己,网络上如何与人相交,如何展现自我等等。网络上比现实社会更容易打破社会等级去找到有共同兴趣的朋友。同时也不得不考虑网络朋友的真实身份,是否真如他们所述?网民可以通过许多社交暗示,暗示本人的身份,社会及文化等背景,但是不一定真实。研究表明多数人理想化自己的网络形象。不过即使是现实中的“面对面”,谁能说得到的形象就完全真实?即使近距离的现实交流,许多信息也会流失。第六章“关系发展与维系中的数码传媒”着重于网络人际关系的发展与维系, 以及网上关系的社会准则与信息共享。手机虽方便,如无原则,任何人都可以随时“入侵”别人空间, “占领”别人时间,如同突袭的军队。

  最后在结论中,作者回到虚拟世界的争论,认为没有必要将网络交流神秘化。虚拟与现实的交流不是对立的。大量的网络工具给人们提供了不同的交际经验与体验,虽然电子信息通常被认为空虚而无意义,但是新传媒的语境仍希望这一技术能将人们和他们的家庭、爱人与朋友联系在一起。

  三

  2012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人文研究中心公布其2014的年度研究主题为“现在上映:文化,判断与数码屏幕研究”(2014 Annual Theme: Now Showing: Cultures, Judgments, and Research on the Digital Screen)(http://hrc.anu.edu.au/2014VFprocess)。该主题旨在对数码屏幕的影响进行综合评价,包括文化、法律、政治、美学等方面的社会判断,再现(representation)与阐释, 以及这些判断的形成与惯例对人类未来对知识认知的影响。该研究中心如是说:“我们的文化充斥着壮观的视觉显示。从1895年第一次电影展示到网络,视频游戏与手机,一连串的屏幕成为创作、再生产与传送意义与情感的场所, 成为权力论争的关键媒介。这些媒介叠瓦状般地呈现于深刻的全球性文化变化之上,想象与理解人类社会的新方式之中,戏剧性地重新思考知识所构成和可能构成的方式。

  图像在屏幕上持续爆炸,吸引观众参与,由各种新的制作人制作的动画新想象和规范结构,创新途径层出不穷。这些发展的多重矛盾的影响全球无所不在, 然而其影响刚刚进入学术界(以及人们)的视野。什么愿景的人类正在被生产和制定?视觉知识的新方法如何影响现存的学科以及如何改变公众生活与学术生活的知识景观?”

  当年伯明翰将学术研究从象牙塔引向日常生活,从精英文化引向大众文化。这个创新的研究主题又从现实世界发展到虚拟世界,从文字扩展到图像。重新思考什么是“知识”,将该研究上升到了哲学思维的高度。

  最后推荐两部新书作参考。一是2013年元月出版的《新媒体动力指南》(A Companion to New Media Dynamics, eds. John Hartley, Jean burgess & Axel Bruns, WileyBlackwell, 2013) 。该书512页,收集了30多位学者的文章, 详细阐述了新媒体的起源、进化以及文化基础。是一部跨学科巨著,涵盖目前新媒体研究的三个层面:宏观或系统层面;中间或体制层面;微观或媒介的层面。

  另一部是《2012牛津文化社会学读本》(The Oxford Handbook of Cultural Sociology, eds. Jeffrey Alexander, Ronald Jacobs & Philip Sm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洋洋洒洒,818页。书中不仅分析社会学的文化方法,并从文化的角度分章讨论作为文化的经济、政治、传媒、种族、宗教、社会运动、移民、创伤、事件、物质、知识以及文化分类及争论。此书为传统主流研究的文化社会学的集大成之作,可与“非主流”的文化研究著作相互参照来读。也许主流与非主流并不是想象的那样泾渭分明。

  作者单位:澳大利亚西澳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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