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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王行坤]华夏概念与中国认同 [打印本页]

作者: Robot 时间: 2014-9-20 16:23 标题: [王行坤]华夏概念与中国认同

　　2014-07-04 王行坤中国图书评论

　　节选自《中国图书评论》2014年第1期，原文《2013年中国思想类图书关键词》

　　春秋大一统。那什么是大一统呢?在朱永嘉看来：“这里的大一统是指天下诸侯统一于周天子，这是指国家的统一，真正实现国家统一的，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的是秦始皇。”一般也认为，中国历史是分分合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合是常态，因为我们是大一统的嘛。但葛剑雄在《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修订版，商务印书馆)中却以精确的数据告诉我们，真正实现大一统的只有1759—1840年(共81年)的清朝，这是以历史上中国最大的疆域为范围，约占全部历史的4%;如果以基本恢复前代的疆域、维持中原地区的和平安定为标准，统一的时间为950年，约占全部历史的45%(这里全部历史指的是从秦始皇灭六国到清亡的历史)。

　　可见，统一也并非是中国历史的主流，而且在作者看来，统一也并非完全都是好的，分裂也并非完全就是坏的。当然，作者也指出，统一时的消极因素并非来自于统一本身，而是“政治制度，或者说用什么制度来实现统一，如何统一，统一到什么程度”;而分裂中的积极因素也不是因为分裂，“而是冲击、削弱旧制度的结果。”当然，如果有人以为葛剑雄是鼓吹分裂，那就大错特错了。在笔者看来，作者没有说出来的意思是，在大一统的国家内，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我们应该把统一与分裂替换成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问题，那就是，让地方的自主性和积极性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这也应该是我们对待边疆少数民族的态度。

　　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对“炎黄子孙”这个概念得出更为科学的认识。“华夏民族”“炎黄子孙”能够代表所有的中国人吗?显然不行，因为很多少数民族与炎黄或华夏都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必须寻找一个更具普遍性的概念。

　　王明珂的《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增订本，浙江人民出版社)所处理的也正是华夏认同的问题。在本书中，作者提出“究竟什么是中国人?”的问题，并使用“边缘研究”的方法，来考察华夏(中国人)的形成机制。

　　所谓华夏边缘就是不同于中原地区，被称为蛮戎夷狄的边疆少数族群。如果我们从汉族或者华夏中心主义的角度去看，这些少数民族都是“非我族类”，那么岳飞自然也就成了民族英雄。但是作者却指出，中国人的形成恰恰就在于中心吸纳边缘和边缘进入中心的互动过程中。换句话说，中华大地上虽有中心与边缘之分，但这是中国疆域内部的互动机制。

　　可以说，在晚清之前，中国人的身份意识并不明显，因为在那时，主要是华夏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交往互动，前者将后者边缘他者化，从而通过这种他者化来进行自我确证，而这种自我确证正是通过作者所提出的“集体记忆”和“结构性失忆”而得以形成。所谓的民族意识不过是华夏汉族的自我意识。

　　可以说，在晚清之前，中国还只是中国之中国，华夏汉族的身份通过其他少数民族而形成，还没有现代中国人的认同意识。而之后便是世界的中国，因为从那时开始，知识和政治精英都认识到其他国家和文明的存在，中国人必须在全世界的语境中认识自己。于是民族动员便不能只诉诸汉族，而要诉诸作为整体的五族共和或者后来的中华民族(人民)，这才有了现代中国人的认同。于是需要调动的集体记忆或结构性失忆又有所不同了。因此作者强调：“国家的统一可以依赖飞弹大炮来达成，民族感情却不能赖武力统一。”在统一的时候，也要考虑到资源竞争与分配问题，不然最后也会造成“人与人之间、人群与人群之间更激烈的族群冲突与阶级对立”。

　　除了边缘民族之外，再就是海外的中国人。如何认识这个群体，这是王赓武的《华人与中国：王赓武自选集》所要处理的问题。作者是“海外华人研究”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studies of overseas Chinese)的奠基人之一，之所以用海外华人这个术语，乃是区别于之前的华侨(sojourner)(一般默认他们虽侨居海外，但终归还是要归国的)或流散中国人(the Chinese diaspora，这个词有很强的犹太人色彩，并不完全适合于海外中国人)。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中国：文明与民族;中国与外部世界;移民地位。让当下中国移民成为问题的原因是移民地位的改变，在19世纪，移民以商人和劳动者为主体，而到了20世纪，则是以知识、学历与专业为基础的新移民。这些新的华人移民一方面需要完全融入当地社会和主流文化中，另一方面又希望保留中华文化的某些要素，这就构成了新移民在身份和意识上的张力。作者在《文明、皇朝与民族国家：中国的转型》一文中也指出：中华文化的确是长期思考、争鸣以及与草原游牧入侵者斗争的产物。作者也质疑夷夏之辨中那些华夏中心主义的优越话语，在国际性的国际体系中还有什么价值。言下之意是，如果古代中国是一种历史建构，那么，现代中国能够再造新的形象吗?这或许是我们全体中国人所要努力的方向——既不抱残守缺，也不东拼西凑，而是如作者所说：“建立在新的多种灵感资源基础之上的未来的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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