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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山曼]中国民俗学先驱钟敬文 [打印本页]

作者: karin 时间: 2008-9-18 22:40 标题: [山曼]中国民俗学先驱钟敬文

中国民俗学先驱钟敬文

《文汇报》2002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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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以百岁高龄去世的钟敬文先生（1903.3.30－2002.1.10），堪称是一位将毕生精力用于搜集、研究中国民间文艺和民俗文化的可敬的学人。他不到20岁就开始写作诗歌、散文，搜集民间故事与民间歌谣；青年时代就一本接一本地出版学术著作和散文集、诗歌集。郁达夫称赞他的散文“清朗绝俗，可以继周作人、冰心后武”。日本学者称他是“中国民俗学之父”。
热衷民间文化

中国现代学界的民俗学活动，发轫于“五四”前夜。当时，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们建立了歌谣征集处，《北京大学日刊》上也附有《歌谣选》。接着，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及方言调查会相继成立。一时间，歌谣、故事以及民俗等民间固有的文化资料在国内出版物上出现，成了常见的事情。

1927年秋天，钟敬文由岭南大学转至中山大学中文系，担任傅斯年先生的助教，并教预科的国文。这年11月1日，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创办的《民间文艺》周刊问世。以后，《民间文艺》改名为《民俗》，并创办了风俗陈列室，举办民俗学传习班，大量刊行民俗丛书，广泛发展会员。钟敬文从筹备民俗学会起，就全身心地投入了这份工作，他形容自己“磨牛似的奔忙”。但是1928年夏天出了一桩意外，他经手付印的苏州王翼之编的《吴歌乙集》，触怒了当时的校长戴季陶。戴以中间有“猥亵”的语句为由，强迫他离职。于是，钟敬文北上杭州。

这时郁达夫也已由上海迁到杭州，在城东租了一处庵堂做公寓，自称“风雨茅庐”。郁宅客厅里挂的是鲁迅先生的《阻郁达夫移家杭州》的条幅，这首诗末两句是：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钟敬文的寓所恰在郁宅近旁。当时郁达夫正闭门韬晦，因此极爱饮酒。一次，由汪静之相约，汪、钟两人一起访问了达夫先生。此后就常有郁达夫、钟敬文一同喝绍兴酒、聊天下事的场面。

钟敬文在浙江民众教育实验学校任教时，在那里开设了民间文学课，帮助办《民众教育季刊》杂志。1929年春，他在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兼课，与钱南扬、刘大白做了同事。杭州《民国日报》约刘大白主编副刊，刘大白就找钟敬文和钱南扬商量出一种民俗学刊物《民俗周刊》。这是杭州民俗学活动的开始。次年，成立了中国民俗学会，参加的人有钟敬文、钱南扬、娄子匡、江绍原等。学会的宗旨是：收集、研究民俗，同时从民族学、文化史和社会学等多角度对它进行考察。这时，除杭州之外，浙江的宁波、绍兴、湖州、永嘉，其他省份如福建、广东和四川等，都建立起民俗学会分会，各地分会纷纷出版民俗、民间文艺学刊物。所以，钟敬文后来总结这一段民俗学学术活动历史的时候，称之为继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民俗学运动后的第三次高潮。

东渡日本

1933年夏，习惯于书斋生涯的钟敬文，为了剖析和宣扬代表民众心声的歌谣，冒着溽暑离开杭州，前往千里外的南昌，在赣水流域新发掘出近百首民谣。

但也就是在这时，他深感自己在民俗学、民间文学理论方面根底太浅，亟待加深加厚。1934年，31岁的钟敬文与夫人陈秋帆一起，东渡日本深造。在东京，钟敬文经西村真次先生接纳，作了早稻田大学文学部的研究生，陈秋帆则进了法政大学文学部。钟敬文进早稻田大学攻读有两个目标：一是学习日本和欧洲民俗学的理论；二是进行中日民间故事、传说的比较研究。

1934年至1936年钟敬文留日期间，正是日本民俗学确立的重要时期。当时，对钟敬文学术上产生影响的老师有两位，一位是西村真次（1886－1943），另一位是松村武雄（1883－1969）。西村真次著有《人类学泛论》、《神话学概论》等书。钟敬文说，他的《中国的天鹅处女故事》，就是被西村的《天鹅处女故事研究》诱发出来的。他的《老獭稚型传说之发生地》也显然受了文化传播论思想的影响。这两篇论文都是献给西村的。松村武雄终生不懈钻研世界各国神话和比较神话理论，著有两大卷的《神话研究》。钟敬文留日期间多次与松村会面，并译述了他的论文《神话传说中的话根和母题》。

钟敬文还结识了东京的中国文学研究会主要成员实藤惠秀、增田涉和竹内好，并且应邀到中国文学研究会作了演讲。增田涉是鲁迅的友人，竹内好是鲁迅研究专家，他们与钟敬文常有往来。一天，钟敬文与夫人应邀到他们的日语教师（一位电台播音员）家吃饭。进门一看，屋子里摆满了几百个大大小小、新旧不等的日本木偶“鸣叫子”。他很是惊讶，一问才知道这位播音员正在搜集和研究这种民间玩具。这给钟敬文很大的触动。当时，一些日本学者正在研究流传于中国、越南、朝鲜等地的“老獭稚型传说”。但对这个传说，是各自独立的传播还是源于同一地方，其发源地到底在何处等问题，各家说法不一。钟敬文的研究独树一帜，一方面提供了国外学者所不曾发现的中国资料，另一方面则根据这些资料而作出比较明确的论断。他运用了神话学上的“传播论”的观点，将中国的这类同型传说与朝鲜、越南的传说作了内容和形式等各方面的比较，通过这些故事来考证它的发源地，最后认定，流布于中国、朝鲜、越南三个地方的同型式（老獭稚型）的传说，源于同一个地方，这个发源地就是中国。这篇论文修正了国外学者关于老獭稚型传说是各自独立的或其发源地为朝鲜或为越南的说法，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相当影响。

钟敬文在日本期间，学得相当刻苦。有一次，东京遇上一场猛烈台风，马路上连电线杆和树都刮倒了，他却在图书馆中专心攻读了一整天，根本就没注意到外面发生的一切。除了上图书馆之外，他最喜欢到书市买书。钟敬文曾回忆说，自己在东京时，一大爱好就是买书。他有五分之一的时间是消磨在神保町、早大门前等书铺街及神乐坂等处的夜市上的。每当星期日，搭上电车直到神保町书铺街的头上，从第一间起，依家挨户地搜索下去，直到铺子穷尽的地方——也就是电灯射出黄光的时候了，才挟着一大包猎获品，又疲乏又兴奋地往回赶。那种滋味，是不容易形容的。当时，中国诗人柯仲平是钟敬文家的常客。钟敬文与他初次相识是1932年的秋冬之交，那时柯仲平刚从苏州监狱被保释出来。钟敬文熟悉他的诗剧《风火山》，也对他的壮伟胸襟相当佩服。钟敬文回国后，直到1949年7月，在北京的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上，两人才重新相会。

对于钟敬文留学期间的学术著作，日本学者加藤千代作过一个较完整的统计，其中有关民俗学的著述32篇。在日期间钟敬文还创作了一部数万字的取名《天问室琐语》的散文稿本，记下在日本期间的所见所闻和自己的感想。

从日本留学归来，钟敬文对民俗的对象范围有了更全面的理解。在学术思想上，他从早期的以文艺学、经济学观点观察民间文学，转向接受和运用英国人类学派、法国社会学派等理论，用比较科学的态度去从事民间文学的研究工作。

1937年5月5日至9日，钟敬文与同事施世珍共同主持，在杭州湖滨的省民众教育馆，举办了一次规模空前的《民间图画展览会》。展览会上共展出作品三千余件，大部分来自浙江，也有的来自江苏、安徽、绥远等省。展品大都为套色或单色的木刻印刷品。

创建民间文艺研究会

连续开了20天的新中国第一次文代会于1949年7月结束。虽然有欧阳山等人邀请他随军南下回广东去，但钟敬文还是决定留在北京。他向文化部副部长周扬提出了建立民间文艺专门机构的倡议。曾在延安帮助过说书艺人韩起祥的林山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再加上冯乃超、邵荃麟从旁帮助，钟敬文的倡议很快被答应了，周扬指派在文化部艺术局工作的蒋天佐和钟敬文一起筹备。这年冬天，老舍从美国讲学回来，也应邀参加了筹备工作。他热情极高，甚至建议把自己家的房子提供出来作会所。

1950年3月下旬，这个专门机构在北京成立，定名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80年代改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中设民间文学组、民间戏剧组、民间音乐组、民间美术组等。大会选郭沫若为理事长，老舍和钟敬文为副理事长，钟敬文被指定为实际主持人。民研会成立后不久，钟敬文就主持编刊了以发表理论研究文章为主的《民间文艺集刊》。刊物虽然只出了三期，因抗美援朝而停刊，但对于新中国的民间文艺学的研究及资料搜集、整理，起到了倡导和促进的作用。与此同时，钟敬文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开设了民间文学课程，编辑出版了《民间文艺新论集》。

抗美援朝期间，为了鼓励中国人民的爱国情绪，钟敬文组织力量，编印了一册《爱国主义与文学》的文集。稍后，他又领导一部分青年翻译了《苏联民间文学概论》、《现阶段的人民口头创作》等书。1953年，钟敬文在北京师范大学创建了“人民口头文学教研室”，并招收了我国第一批民间文学研究生。这些人后来成为民间文艺学的教学和研究骨干。1955年《民间文学》创刊，钟敬文写了发刊词，为民间文艺事业的发展描绘了蓝图，提出：“要动员更多的人手来参加发掘、整理工作。”钟敬文担任了《民间文学》、《民间文艺集刊》、《文学遗产》等杂志的编委，1956年夏秋之交的西北之行，更使他兴奋不已。那次同行的有冯至、朱光潜、常任侠、张恨水、孙福熙等。在两个多月的行程中，他们去了西安、延安、兰州、玉门和敦煌。每到一地，钟敬文都作有诗词记程，并有意识地收集各种有关民间文学的资料——口头的、文献的以及实物的。回到北京后，他请假住到碧云寺里（当时是全国文联的作家休养所），整理写作。

有一件旧事，使钟敬文终身难忘。30年代初，他住在杭州的时候，顾颉刚先生曾对他说：“希望钟先生潜心十年，写成一部精审的著作！”钟敬文将这番话看成是鞭策。后来，这部专著的题目也选定了，那就是《女娲考》（或作《从女娲神话看我国原始社会史》），钟敬文为此收集了不少资料。但在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接下来便是改造、管制了好几年，使他失去了作《女娲考》的条件。但在逆境中，钟敬文还是不肯放弃自己的追求，他选择了一片狭小的地带——中国近代民间文艺学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文革”结束后，劫后余生的民间文学和民俗学成了一个烂摊子。钟敬文参与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筹备恢复工作。1979年，教育部重新将民间文学列入高等学校文科科目，为应教材缺乏之急，经过一年奋战，完成了由他担任主编的30万字的《民间文学概论》。80年代初期，他还多次举办民间文学讲习班，为高校、研究所培养人才。1994年，钟敬文直接指导的博士生、四川姑娘杨利慧通过了答辩，她的博士论文题目就是《女娲的神话与信仰》。

摘自《驿路万里·钟敬文》山曼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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