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藏学是一个起源于西方的概念，这当然指的是现代学术意义上的藏学，其实汉学又何尝不是呢？现代学术本来就是一个西方的传统，今天即使我们研究的是自家的学问，也不得不按照西方的学术规矩来做。西方尊称匈牙利学者乔玛（Sándor Krsi Csoma，1784-1842）为国际藏学研究之父，并把近代藏学的诞生归因于匈牙利民族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的结合。因为乔玛来东方的本意是要寻找马扎尔人的故乡，是要寻找今天匈牙利人的根，最终他却获得了英帝国主义者的资助，开始在拉达克学习藏语文，编写出了第一部英文藏文文法书和第一部藏英字典，催生了现代藏学。被尊称为中国藏学之父的是于道泉先生（1901-1992），他早年在北京追随爱沙尼亚男爵、印度学家钢和泰先生（Baron Alexander von Stal-Holstein，1877-1937）学习梵文和藏文，其后远赴法、德、英等国留学、工作，曾追随法国第一位藏学教授巴考（Jacques Bacot，1877-1965）等人深造，解放前夕归国，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开设藏语文教学课程，培养出了王尧先生等一批弟子，开创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藏学研究。如果这两位藏学之父的说法还算靠谱的话，那么，中国的藏学研究不但在时间上比西方的藏学研究起步晚了至少一百年，而且在学术传统上也应当与西方藏学一脉相承。有意思的是，乔玛是一位十分循规蹈矩的学者，他写的有关藏学研究的文章曾被当时人嘲讽为“马尾巴的功能”，但他留下的文法书和字典却为后世西方藏学研究的发展打下了基础。而于道泉先生则是现代中国学者中一位十分少见的性情中人，早年曾热衷于编写藏汉字典，后来又醉心于创制藏文打字机，终皆半途而废。他的固执曾让当年他在中研院史语所的老板傅斯年先生大为光火，但也奈何他不得。终其一生，他对正儿八经地做学问似乎并不很努力，却对由俄罗斯半仙Helena Petrovna Blavatsky（1831-1891）夫人创立的专事怪力乱神的灵智学（Theosophy）十分着迷，留下的最为人称道的学术作品竟是他在出国留学之前，还不到三十岁时翻译、出版的汉、英文《六世情歌》。
值得一提的是，多吉旺秋先生的老师，德国汉堡大学印度学、佛教学教授Lambert Schmithausen先生曾发表过一篇简短的书评，批评噶尔迈先生的名著《大圆满法——藏传佛教的一个哲学和禅坐法》（The Great Perfection: A Philosophical and Meditative Teaching of Tibetan Buddhism），指出了其书中出现的多处翻译错误。这是发生在两位大学者之间的一段学术佳话，即使像噶尔迈先生这样伟大的藏族学者，也会在翻译古藏文文献时出错，而指出他的错误的竟然是一位德国的语文学家。这段佳话可以作为凸显语文学训练对藏学研究之重要意义的经典例证。我相信如果在中国的藏族学者中也能够出现一位像噶尔迈先生这样既曾浸淫于藏族传统文化教育之中，又接受过严格的西方语文学训练的藏学大家，那么中国藏学主导世界藏学的日子就一定为时不远了。说到此让我想起了已故内蒙古大学教授、杰出的蒙古族学者亦邻真先生，他的存在曾经使中国的蒙古学研究彻底地改变了面貌。
当然，我们也不应该过分夸大藏学家的著作对普通大众的影响力，严肃的学术著作读者毕竟有限，其影响也是十分有限的，相反虚构的文学作品往往能产生巨大的影响。这里我举一个例子，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位自称洛桑·然巴（Lobsang Rampa）的人，连续发表了《第三只眼》（The Third Eye，1956）、《拉萨来的医生》（Doctor from Lhasa，1959）和《然巴故事》（Rampa Story，1960）等三部自传体小说，风靡一时，曾被翻译成很多种欧洲文字出版，很多西方人读了这三部小说以后从此就迷上了西藏和藏传佛教。当时欧洲的两位藏学权威，即英印政府的驻藏代表黎吉生和那位曾经在西藏住了七年的奥地利登山运动员Heinrich Harrer（1912-2006）见状急得直跳脚，他们死活都不相信这位洛桑·然巴真的是一位来自西藏的转世喇嘛，几次提出要和他当面用藏语对质，但都未曾得到后者的理睬，最终他们雇用了私人侦探，才发现这位所谓的“拉萨来的医生”实际上是苏格兰乡下的一位管子工，真名Cyril Henry Haskin。他连英国的国门都没跨出过，更不用说去过拉萨、西藏和日本了，所有的故事都是他闭门造车想象出来的。可是，虽然这位洛桑·然巴的真实面貌早已被揭穿，但至今还是有很多人相信他这几部小说中描写的西藏故事才是最真实可信的，至少它们比黎吉生和Harrer们的书要好看得多。人类不见得时时刻刻都想着去追求绝对的真实，而往往更喜欢相信他们自己愿意相信的那些东西，真实（truth）往往不如妙想（fantasy）更令人神往。
沈卫荣：你这个问题提得有点复杂，不知道我这一句两句能不能把它说个明白。我觉得藏传佛教今天在西方之所以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它既不是西方宗教宽容的表现，也不是“去宗教化”的结果，藏传佛教只不过是作为“一种可供选择的神坛”（An Alternative Altar）而被西方人暂且接受的，它最多不过是西方社会之“多元性”（Diversity），或者说是德国人喜欢说的所谓Multikulti Gesellschaft（多元文化社会）的一种表现形式。藏传佛教之所以受欢迎，除了是神话化西藏的直接结果外，它还依托于另外一个国际性的宗教背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特别是在冷战时代结束以后，西方延续了几个世纪的基督教传教运动面临了巨大的挑战，早已不得人心，西方社会开始转而倡导跨宗教和跨文化的对话，以减少东西之间、不同宗教和文化间的冲突，并增进它们之间的互相理解。事实上，由于受现实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制约，这样的对话就是在基督教和天主教之间甚至都难以进行下去，更不用说是在东西对峙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进行了，而最能和西方各种宗教团体进行这种跨宗教对话的就数和西方较少有直接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冲突的藏传佛教了。而在海外代表藏传佛教的宗教领袖又往往愿意放下身段，求同存异，为了迎合西方政治和宗教的需要、适应西方科技的新发展，不惜改变自己的部分宗教观念和立场，以求圆融与和谐，这使得藏传佛教成为世界各种宗教传统都乐于接受的最理想的对话对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藏传佛教才获得了西方人广泛的“包容”和友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