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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胜负难分：当足球遇到独裁者 [打印本页]
作者: 朱小宝    时间: 2014-6-16 13:24     标题: 胜负难分：当足球遇到独裁者

对于足球运动在人们生活中的分量，英国的足球名宿比尔·香克利曾留下过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足球无关于生死，它高于生死。”香克利最辉煌的足球生涯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不知他是否想到，足球从来就和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一旦这样的政治又属于某个独裁者，那么足球就真正会关乎生死了。从斯大林、佛朗哥，到阿根廷的军政府，再到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莫不如此。
  1935年12月4日，在伦敦的白鹿巷球场，来访的德国足球队在开赛前集体行“纳粹礼”。尽管如此，他们仍以0：3负于英格兰队，独裁政治没有让德国足球战无不胜。​

斯大林：被流放的莫斯科中央陆军​

斯大林不是真正的足球迷，而且他在二战中失去了热爱足球的爱子瓦西里，这让斯大林对足球更不感冒，但足球作为集体性的竞技项目，却免不了成为其专制意识形态下的牺牲品。​

二战后，苏联百废待兴，到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时，神秘的苏联国家足球队才第一次出现在了国际大赛的比赛中。在那届奥运会上，苏联一路顺风顺水打入了半决赛，而他们在半决赛的对手则是南斯拉夫。​

当时的国际形势很多人都清楚，铁托手下的南斯拉夫并不愿意听从当时所谓的苏联老大哥的命令。因此在这场比赛中，更多的是政治上的冲突。那场比赛中，苏联队很快就以1：5落后于对手。当时很多人都认为苏联队快要被淘汰了。不过，当芬兰的现场广播员这样说：“不要低估了俄国人的实力，他们会让你们吃惊。”他刚说完这句话之后，苏联人便很快地连进4球，将比分扳成5：5。不过，在后面的附加赛中，苏联还是1：3输给了南斯拉夫。​

苏联队的这场失利给了斯大林相当大的震惊。此时已是“革命导师”的斯大林认为，苏联对南斯拉夫的失利，就是苏联“社会主义”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一次惨痛的失败。​

就因为这样，参加了1952年奥运会的那批苏联队队员遭到了斯大林的残酷对待，他们成为铁托的替罪羊。国家队归国后，斯大林就将拥有国脚最多的中央陆军队的队员全部流放到了西伯利亚。即使中央陆军队有着军方的背景，但斯大林一声令下，根本没人敢抗拒。​

幸运的是，随着1953年斯大林去世，这批中央陆军队的队员很快结束了流放生涯，并得到平反。​

佛朗哥：被枪毙的巴塞罗那主席​

西班牙的巴塞罗那俱乐部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足球俱乐部之一，百余年的俱乐部历史上，留下了太多传奇式的球星，克鲁伊夫、马拉多纳、罗马里奥、罗纳尔迪尼奥，一直到今天的梅西。​

加泰罗尼亚人称巴塞罗那队为“巴萨”，对于他们来说，巴萨从建队开始，就代表了加泰罗尼亚的精神，也是这一地区寻求从西班牙独立的象征，但这为球会带来了不少灾难。​

1925年，西班牙正处于里维拉的军事独裁时期，因为有一些巴萨的球迷向西班牙国歌发出嘘声，表达对当时政府的不满，巴萨被勒令关闭主场6个月。里维拉政权对巴萨的打击措施还包括：禁止在球场内使用加泰罗尼亚旗帜，全部会员资料都要由警方登记，俱乐部公告必须使用西班牙语……​

整个20年代，西班牙国内不同势力的对立和社会动荡一直持续，暴力事件在全国蔓延。1936年7月17日，西班牙内战打响，此时担任巴萨主席的是上任仅一年的约瑟普·索诺尔。索诺尔是土生土长的巴塞罗那人，其家族以财力雄厚和参与政治著称，早在1925年，他不顾里维拉对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的打压，成为巴萨会员。《巴萨，人民激情所在》一书的作者杰米·伯恩斯认为，索诺尔在这种情况下成为巴萨会员，是购买了一张通向加泰罗尼亚精神之源的门票，标志着他认可了同马德里威权主义进行的斗争。不过，索诺尔签到的实际上是一张地狱的门票。​

1936年8月，刚成为巴萨主席一年的索诺尔，冒着内战战火途经瓦伦西亚前往马德里，这次行程跟巴萨和足球都没有关系：他要跟有共识的政治人士举行会谈，还计划拜访参加马德里保卫战的加泰罗尼亚纵队的志愿者。这次他走上了不归路。​

8月4日，索诺尔一行到达瓦伦西亚，用了不到24小时便到了马德里，当地军方借给他一辆汽车，索诺尔前往当时已经成为战场的瓜达拉马山区。8月6日，在瓜达拉马山区，这辆挂着加泰罗尼亚旗帜的汽车驶进佛朗哥军队的控制区，索诺尔被认了出来并遭到逮捕。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他和同伴们被当场枪决。​

一周后，他的死讯传到巴塞罗那，各阶层普遍出现骚动。随后几个月里，流传着很多种说法，有人说他被投入监狱，还有人说他逃到了瑞士，但人们普遍认为他是被佛朗哥下令杀害的。直到上世纪90年代，索诺尔的尸体才被发掘出来。2009年，巴萨为他们昔日的主席迁移了坟墓，70年之后，索诺尔终于魂归故里。​

佛朗哥是个不折不扣的独裁者，但他同时又是一个超级球迷，他选择支持最强的球队——皇家马德里，他让皇马重新受封一度被取消的皇家封号，注入大量资金让其购买球星。而在西班牙国内，巴萨和皇马从来势不两立，加之索诺尔还是个坚定的左翼分子，政治和志趣两方面的对立，是索诺尔遇害的深层原因。​

巴塞罗那的球迷相信，是佛朗哥帮助皇马确保了所有比赛的胜利。1943年西班牙国王杯半决赛巴萨和皇马巅峰对决，第一回合巴萨主场3：0取胜，但一周后客场却离奇地以1：11的悬殊比分输给了皇马，由此，巴萨球迷坚信是赛前佛朗哥用枪顶着巴萨球员的头，受到死亡威胁的他们才输掉了比赛。

巴萨和皇马之间恩恩怨怨一个多世纪，这场比赛如此特殊，让人们不得不相信有佛朗哥的独裁意志在起作用。

阿根廷军政府：买来的世界杯冠军

在1978年6月25日第十一届世界杯的决赛场上，时任阿根廷总统豪尔赫·魏地拉（中）向胜利的球员竖起大姆指以示嘉奖。那时的阿根廷队员还不知道，他们赢得奖杯的背后，军政府进行了怎样肮脏的交易

1810年5月，阿根廷赢得了独立。然而，推翻了殖民统治，却并非意味着和平与建设的开始。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内，阿根廷国内对立的局面从未改观，特别是首府布宜诺斯艾利斯与各省之间，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经常发生纷争与冲突，阿根廷长期处于动乱和分裂的状态。每当政权不能正常更替，或是社会出现严重动荡时，权势集团就不得不把军队请出来收拾局面，军队常常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

1976年3月，陆军总司令豪尔赫·魏地拉推翻贝隆夫人自任总统，阿根廷军政府随之成立，它比智利的皮诺切特晚了两年多，但比后者有过之而无不及。大肆搜捕、严刑逼供、秘密处决，无所不用其极，许多无辜者被牵连受害。据民间组织的调查，有名有姓的“失踪者”（被捕后下落不明，据称大部分被秘密处决）达8000多人。阿根廷军政府处决疑犯的方式惨无人道，有许多是用麻袋装着从飞机上扔进沼泽地的。

面对国际舆论的口诛笔伐，阿根廷军政府自知理亏，正在这时候，1978年第11届世界杯在阿根廷举办，当局希望通过阿根廷足球队在本届杯赛上的表现为政府“正名”。这届世界杯对于他们的意义，就跟1936年奥运会对于希特勒一样重要。众所周知，希特勒也曾利用体育和运动员来替纳粹政权粉饰太平。

1978年6月14日，该届世界杯进入第二阶段比赛，阿根廷、秘鲁、巴西、波兰四队分在第一组。最后一轮，为了挤掉对手巴西，东道主阿根廷队必须净胜实力强劲的秘鲁队4球以上，才能参加冠军争夺战。舆论普遍认为，这种可能性极小。

6月21日，世界杯史上最让人怀疑的一场比赛开始了。阿根廷人攻势如潮，而在小组赛中有出色表现的秘鲁队却手忙脚乱，似乎不会踢球，甚至两次将球打在自家门柱上，秘鲁队前锋在阿根廷队空旷的球门前两次错过了极容易得分的机会。

秘鲁队在比赛中使用了四名没有比赛经验的替补队员，并在无任何明显理由的情况下，把一名防守队员调到前面充当进攻队员。更令人奇怪的是，秘鲁队领队——秘鲁军政府的首脑贝尔穆斯德的儿子命令，脱去正式的秘鲁队服，穿白衬衫踢球。

比赛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阿根廷队竟以6：0大胜，凭借净胜球优势，一场未败的巴西队被挤出了冠军争夺战。阿根廷随后在决赛中3：1击败荷兰，在本土捧起世界杯。阿根廷人民为胜利忘我庆祝，而其他人却纷纷指责它与秘鲁的那场比赛。

人们一直怀疑那场半决赛的真实性，但苦于没有证据，多年来它成了悬案。直到2001年初，秘鲁人经过23年的沉默，讲出了当年那场球赛的真相。英国作家大卫·雅洛佩将他对三名秘鲁国家队球员交谈的记录整理成书，出版了《比赛是如何偷走的》，揭露了这个惊天疑案。

当年阿根廷为了确保那场对阵秘鲁的关键比赛能取得胜利，暗中花大价钱做了手脚。阿根廷军政府直接出面买通秘鲁政府，允诺提供500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帮助拮据的秘鲁政府渡过难关，并用船为秘鲁运去35000吨谷物。

在雅洛佩的新书出版后，秘鲁的《商报》也就此事进行调查。前秘鲁国家队成员奥博里塔斯说，1978年阿根廷和秘鲁之战背后有些古怪的事情，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而另一名秘鲁国家队前队员则透露说，当时不仅仅是阿根廷想贿赂秘鲁，连巴西人也打过同样的主意。当时巴西人许诺说，如果秘鲁在那场比赛中击败阿根廷，将其淘汰出局，他们就会把巴西里约热内卢的一块面积不小的土地赠送给秘鲁国家队队员。

今天魏地拉将军仍然健在，但自1988年他的独裁政权被新的民主政府宣布为非法以来，就一直被软禁在家。当年那场肮脏的比赛，虽未涉及人命，但魏地拉用金钱换来的胜利和金杯，乃至因此换得的民众好感，也无法为军政府独裁下冤死的无数亡灵昭雪。

乌代：罚失点球的惩罚

2004年7月28日，伊拉克奥委会某官员向外界展示乌代时期折磨足球运动员的“刑具”

萨达姆长子乌代1964年出生于巴格达，后毕业于巴格达大学法律系，获得博士学位。同他的父亲一样，乌代也堪称传奇人物。很长时间以来，乌代被认为是萨达姆政权的接班人，直到1996年，乌代被一群不明身份的枪手打伤致残。

自称是狂热球迷的乌代被认为是伊拉克足球的“教父”，他本人则身兼奥委会主席和足协主席两职。第一次海湾战争后，乌代一手创建了伊拉克国内联赛的体制，他所掌控的伊拉克电视台对欧洲联赛也经常进行直播。有意思的是，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该台对所有美国队参加的比赛也都进行了现场直播，同样处于他控制的《巴比伦报》还经常对美国队的表现作出评价，并得出结论：“美国足球比以往进步了许多。”

作为足协掌门人的乌代对伊拉克国字号球队的表现非常在意，他认为“国家队的比赛体现了伊拉克的尊严”。在他的带领下，伊拉克足球一直处于亚洲的前列，在国际足联的排名中经常超过中国队。不过，很少有人知道伊拉克球员为“国家荣耀”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2003年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之后，乌代对伊拉克足球界的独裁统治相继被曝光。他经常因为踢不好球而用严厉的手段惩罚球员，甚至用藤条抽打，拔掉手指甲等酷刑。为此一家总部设在伦敦的人权组织甚至将乌代告上了法庭，只因证据不足，调查不了了之。直到该年5月，阿根廷《号角报》报道了对伊拉克国家队球员的采访，舆论一片哗然。

根据国家队队员介绍，他们平时几乎每天都要接受乌代的训话。这位伊拉克足协主席甚至威胁要把他们的腿砍下来喂狗。没有参加训练的人，即使是因为照顾生病的孩子，或参加直系亲属的葬礼，也要被关进监狱。输掉或打平一场比赛，就会遭到电棍的敲打和往身上泼脏水。国家队的队员们终日生活在乌代的监视之下。球员在比赛中出现各种失误，都会根据其严重性受到惩罚，吃到一张红牌是特别不幸的事情。

2001年在约旦进行的一场世界杯预选赛中，伊拉克国家队与阿联酋国家队在90分钟内战成平局。规则规定应互罚点球决出胜负。伊拉克队中场队员扎伊尔口中念着祷告词，观众认为他无非是在为胜利祈祷，但事实上并没有那么简单。每一个伊拉克队员都清楚如果罚失点球的严重后果：忍受公众潮水般的羞辱，然后是长时间的禁闭生活和皮肉之苦。因此，只有3个伊拉克队员有勇气去罚点球，扎伊尔就是其中之一。

扎伊尔说：“当时，大部分队员甚至不愿碰一下皮球，但如果没有人挑起罚点球的担子，全队都会受到处罚。”结果，扎伊尔不幸射失了点球。两天后，国家队返回了巴格达。扎伊尔被召到了伊拉克奥委会的办公室。刚到那里，扎伊尔就被人蒙上了双眼，然后关进了一间单人牢房，一关就是3个星期。

人们似乎很难理解从未当过运动员的乌代为什么对足球运动如此着迷。据伊拉克国家队队员说，实际上他对足球一无所知。然而，乌代的步步高升却与足球有关：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试图利用足球赢得支持率。为此，他自己宣布担任伊拉克奥委会主席和足协主席。而在1996年遇刺受伤之后，乌代在仇恨的驱使下对表现不佳的球员用刑更是变本加厉。

在战火和独裁的阴影笼罩下，踢球对伊拉克人来说已是奢侈的事，但没有什么可以阻挡那个黑白相间的皮球对人们的吸引，2007年，满身创伤的伊拉克夺得了亚洲杯冠军，让世人肃然起敬。这也许就是足球最大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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