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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邵京】记录与思考：农村有偿献血 [打印本页]

作者: 代启福 时间: 2014-4-21 11:09 标题: 【邵京】记录与思考：农村有偿献血

邵京：记录与思考：农村有偿献血

2014年01月22日 15:5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简介】邵京，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人类学中心研究员。电子信箱：shao_jing@hotmail.com。(北京100081)

　　【内容提要】中原农民有偿献血者中出现大批HIV感染是一种特殊意义的流行病学现象，同时也是新的经济文化中出现的社会现象。理解这一现象，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中国经济改革所带来的深远社会文化变更。

　　【关键词】HIV感染/有偿献血/农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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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好一年前，也就是2003年的10月，我在写一篇讲医学人类学的文章，想让医学人类学更多地参与改变现状的社会实践，而不只是满足于学术上的观察、记录与思考。当时我开始在河南农村艾滋病重疫区做田野考察，也很想在文章里谈疫区现状。可是，话到指端又打住了，结果整篇文章都是用国外的事说国外理论，只是在文章的结尾引了下面这则从网上抓来的旧闻，让读者自己去琢磨它跟我国中原农村献血者感染艾滋病之间的关系：

　　据报道，2000年9月，一群小猪在湖北省农科院畜牧场平安降生。它们外表看上去与普通的小猪没有区别，但据湖北省农科院副研究员郑新民介绍，这些小猪的血液里含有人体白蛋白。这是他们首次研制出的转白蛋白基因猪。他们将白蛋白合成的基因移入猪中，猪血里便可以含有人的白蛋白。白蛋白是一种重要的药品。目前，白蛋白完全从人血中提取，价格十分昂贵，每克白蛋白价格约为25～40元。让转基因猪代人长白蛋白则划算得多，一升猪血可提取50克的白蛋白，未来的养猪业可靠“猪血”获利。从理论上估算，这种养猪业的利润将是传统养猪业的150倍!郑新民预计，这种猪将在近几年内得到推广。

　　我上网搜索“人体白蛋白”，打头蹦出来的就是这条来自“中国养猪技术网”(“Sinoswine Expert”)的消息。

　　2004年的情形就大不一样了。河南省政府自己把话题摆到了桌面上，一个月前公布了对献血人员艾滋病感染状况普查的结果，并在疫区开始了大量的救助工作，也给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关注、参与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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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会生产人体白蛋白的转基因猪与艾滋病究竟有什么关系呢?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看看人体白蛋白是何等“重要的药品”，又是对谁重要。2003年交掉我的文章，我就又从北京赶回河南，在那里继续做我的田野考察。我走进一家紧挨着一个艾滋病高发村的县医院门诊大厅，墙上挂着一块已经十分陈旧的常用药品及常规检验、治疗的价格牌。毫不费劲就在牌上找到了“人体白蛋白”50毫升一剂300元，比它周围的药品的价格多一位数。没过几天，再去医院，价格牌已经更新，“人体白蛋白”不见了。

　　我走到另一县的另一个艾滋病高发村，在一位年纪才36岁却已经进入艾滋病晚期的病人床头，看见几个贴有“人体白蛋白”标签的小瓶。这位十分消瘦的感染者给我看说明书，说这是他家里最近借钱买来的“营养针”。从说明书上我却看不出这药跟营养有任何关系。十年前，他献血浆，以低价提供原料，用于提取生物制品，包括他现在以高价购买的成品“营养针”。

　　原料与成品的价差似乎是血浆生物制品市场的驱动力。常用的血浆制品有用于血友病的凝血因子和人体免疫球蛋白和人体白蛋白。凝血因子虽然是血友病患者离不了的药，但血友病发生率低而且稳定，这种产品的市场发展余地有限。具有市场潜力的血浆制品是后两种，而这些产品的广泛使用，则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医疗事业逐渐走向市场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受计划经济制约的老病、老药、老服务不能给医院带来更多的收入，医疗部门只有靠新病、新药、新技术、新设备才能开拓市场，增加收益。在市场规律支配下的医疗经济里，血浆制品起着与CT、核磁共振、腹腔镜手术和日益繁多的高价、高利新药完全一致的作用。血浆制品满足的首先是市场化医疗事业的需要，这种需要才是血浆制品市场的源动力。

　　弄清了血浆制品对谁重要，我们再来看看作为药品这些产品是如何重要。血友病患者需要经常使用凝血因子，这里没有选择的成分，其价格高低，在一定范围内也不会影响对它的需求。而人体免疫球蛋白和人体白蛋白就不一样了：一个是用于祛病，另一个用以进补，都常常用于其有限的适应症范围之外，具有很大选择成分。很多医生都还记得，使用这些血浆制品的时尚，正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原先这些药品靠进口，量少且价格昂贵，除少数享受全额公费医疗的领导干部外，一般病人难以问津。也正是如此，这些药品成了具有身份意义的高档“好药”。这些“好药”，一旦开始在国内生产，供给增加了，却无需降低价格来扩大市场需求，因为它已经成了具有反经济理性特征的“凡勃伦(Veblen)物品”：效不在对症，而在价高。在民主的市场经济下，财富也可以用来获取原来只有靠身份才能得到东西，当然也包括身份本身。接下来出现的就是一种更为有意思的经济现象，那就是，在医疗环境下，奢侈药品终究是药品，一旦在市场里立住脚，就会很快又变成必需品，也就是所谓“吉芬(Giffen)物品”。恐怕谁也不会认为垂死的艾滋病感染者把最后的钱用来打“营养针”是在消费奢侈品。虽然不能说这种转变完全由医疗事业的市场化所促成，但应该说，以市场为本的医疗事业正是这种转变的最大得益者。医疗必需品价高反而会刺激需求，这样好的生意谁会不做?

　　可提取人体白蛋白的转基因猪2000年在武汉降生。我们不禁要问，造就这种猪的研究者是怎么动起这个脑筋的?答案就在故事的时间和地点里。在20世纪90年代初火爆的“血浆经济”里，武汉是主要的原料加工地之一。后来发现单采所得血浆中有HIV病毒污染，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河南和中原其他省份大都关停了血浆采集点，这个经济就出现危机：产品的市场在，生产能力在，独缺可靠的原料来源。让不会感染HIV病毒的猪来替人献血，成本更低，来源可靠，还能让原来的农村献血者分得利益，这不能不说是个绝好的主意。原来，在这条当时很少会有人注意的消息的背后是一个当时没有多少人愿讲、敢讲的一个更大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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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现在总算说出来了，我不想在这里重复这个故事的细节。在河南疫区的村庄里，许许多多当年献过血浆的HIV感染都向我讲述了他们充满怨恨、悲哀和绝望却又那么雷同的故事。他们故事的雷同更能让我感受这场已经开始但远未落幕的悲剧的分量，这种分量是任何数字都无法承载的。

　　讲述这个故事的人不同，听到责怪也就不同。怨当地政府号召农民献血致富，并支持开办单采血浆站点，怪不法血头把地下血站搬进村里，叹农村经济落后，生活贫困。但不管怨谁怪谁，都无法把故事发生的缘由，故事里边的道理说清说透，也无助于我们现在来帮助感染者减轻悲剧给带来的痛苦。

　　农民靠种庄稼过活，究竟是什么原因会有如此众多的中原农民加入了有偿献血者的行列?2003年10月，我带着这个简单的问题到了河南的一个“艾滋病村”，在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家住下。

　　当时正是种小麦的时节。两夫妇都五十多岁，都是种地能手。村里人都在献血的那几年他们一家搬到武汉附近的一个农场，包下二百多亩地种，他俩无意中躲过了HIV感染。大儿子却没有这么幸运，一人先回到河南，在县城里找了一份临时工，去卖过一次血，结果染上HIV病毒，还没有发病。这个村大都是湖洼地，头一年夏天淹水，秋节绝收，虽不缺粮吃，却没钱花。他们家有8亩地，想赶季节种上小麦，正愁钱不够。地赖就得多下麦种，一亩下40斤种，值60元，犁地前上的化肥一亩50元，请农机站的拖拉机犁地、耙地一亩35元，算下来总共快到1500元。麦种不买，拿家里吃的麦子跟邻居兑，两斤换一斤，就可省下500元。化肥先借钱买上，种后再还，农机站的犁地钱只好尽量拖着。离霜降只差2天，总算把一切凑齐，可以种麦了。那天天还不亮，房东就把几袋化肥和一只竹篮装上平板车，我跟他们一起下地。丈夫挽着的竹篮，在长长一垄地里快步往返，另一手有节奏地从篮里抓起化肥撒到马上就要开犁的地里。

　　一位老汉，蹬着小三轮路过，车上载着一个装得满满的旧化肥袋，见我坐在田头路边，便下车过来跟我攀谈。我把话题引到种地，他望着眼前一大块洼地，地里好几台拖拉机正在犁地，还有十来个正在撒化肥的村民，冒出这样一句话：“现在的麦都假，不好吃，吃了人都没劲。”他63岁。解放那年他正好10岁，当时的事他都记得。那时一人能分上五六亩地，一家就有三四十亩地。地多单产低，麦种自己留，不用买。年成好一亩也不过打一二百斤麦。就算三年收上一次，交罢公粮也够吃。犁用牛，或用人。地犁完了不种麦也成。种粟粟省事，打下高粮就吃杂粮馒头。他家住河东，那边地也是洼，比这里强不了多少，也经常淹。那时不怕淹，淹过地里留下淤泥，能赶上一道粪。那时种出的麦子和粟粟比现在强多了，好吃，吃了干活有劲。以前的人从地里挑红薯到家里，三百斤不在话下，根本不用车拉。现在的人干活哪能跟原先比!他的三轮车上装的是一袋麦，去县城磨面。这里的农民从地里打下的麦子，总是要先留足口粮，储在家中。把麦子换成钱再以钱去买粮吃，心里总是不踏实。

　　二十多年前从农村开始的改革，的确普遍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实行家庭承包后的头几年，粮食单产显著上升，大集体的时候每人才分得上几十斤麦的地方的农民，现在都是天天吃白面，很少吃红薯杂粮了。但是，农村绝对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能抵消农民越来越深地感受到的相对贫困。这种感受恰好被老汉的一个“假”字道出。平心而论，老汉的记忆并不可靠，吃不饱肚子的时候吃什么都好吃，没有机器干活自然要出力。但我觉得，老汉说的是口味，可是口味表达的却是别的感受。原本是人出力，地产粮。现在，人与地的这种直接交换当中又介入了别的东西：种子、化肥、农药、农机。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取代了人力，使其成为多余，最终使人也成为多余。多余的人却还是离不开地，多余的力必须换成钱，才能维系人与地交换。

　　房东种上麦后，我正好要回趟北京。进城到火车站，见站前广场满满地坐着、躺着返城打工的农民，有的去北京搞建筑，有的去山西挖煤，有的去南方进工厂，每人的行囊都是一个我早已熟悉的化肥袋。我毫不费劲就在窗口买到当晚去北京的快车卧铺票。我的担心完全多余，现在去北京的人群中没有几个会坐快车，更没有几个会买卧铺。慢车放人了，整个候车厅都动了起来，在车站工作员尖厉的手持喇叭声中缓缓地编成一道宽宽的人流，载着无数个不同颜色的化肥袋，涌向剪票口。他们很快就会消失在北京和各地的无数个工地，每天付出的体力绝不亚于在地里干农活。

　　我在北京有个精明邻居，两口子放着国家干部不当，下海开了个审计公司，靠家里的关系拉到几笔好活，挣到钱马上玩房地产，几套房倒来倒去，来钱比开公司还快。改革开放使我们的生活水平远远高于从前，也给我们社会带来了深刻变更。不同的人拿截然不同的资源来参与并得益于眼下正不断增长的经济。最大的得益者带到市场的是权力、技术、资金和社会关系;多数人没有这样的资源，他们是以体力、时间甚至身体作为资源进入这个经济。

　　2004年五月夏收后，我正好又住进同一村子同一家人家。门道里堆放了十几袋新麦，是用农机站的收割机按每亩30元刚从8亩地里收上来的。主人对我说，今年风调雨顺，收上麦晒干每亩能有500斤，算是个不错的年成。我同他俩一起算了笔账，看看他们这一季净挣多少钱。结果是这样的：所有的现金开销加起来每亩是205元。农业税一亩60元，比起前几年的公粮加各种杂款要少得多。加起来折成麦是530斤，比地里收的还要多30斤。算下来还是亏本。谁都明白，年成稍有不如，种麦比买麦还贵。村里也有每亩打七八百斤麦的。即使那样，刨除花掉的钱，也不见得比打一二百斤强。在农村人们很少有人这样坐下认真地来算这笔账，但谁都知道现在这地是一点种头都没有。至于耗在地里的体力和时间，我常常听人说，那就只当是锻炼身体了。这种体力在新的经济里已经完全丧失了它的价值。

　　割罢麦，地里又显出更多的坟头。去过河南“艾滋病村”的城里人，写文章时会忍不住地要渲染一番他们那里看见的“乱坟岗子”。其实，能让他们注意到的多不是死于艾滋病献血者的坟。那村边坟地里的旧坟，后人经年添土、树碑、种树，才会变得显眼。村里这几年更多的是白发人送走黑发人，他们留下多是未成年的孩子。这些地下的棺木撑起的新坟，要等到下葬三年后的清明才开始上坟添土。若棺塌坟陷，无人添土，想在地里找到这些坟也不太容易。曾遇到一位老乡，家中堂屋供着个不知在哪个朝代做过按察使的祖先的牌位。说到坟，他跟我讲，阴宅主命，阳宅主养。我不及他文雅，心里想，努力不成功，就去怪祖宗。其实，我的阐释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祖先做官归田置地，害得后人落个当农民的命。他说的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一本正经的人类学家也一定会说：这是传统农业社会把人与地的交换人格化，变成的活人与死人的交换。2004年夏天我去了趟兰考，到2003年黄河决堤的洪泛区。河水载来的泥沙把外堤里望不到边的农田平荡成空旷的沙漠。那沙漠上我最先看到的人工痕迹，竟是两座用铁锹堆起的坟头。

　　但是，如果人类学执意要把今天的中原农村说成是传统农业社会，那只能是迂腐至极。改革开放早已把中国经济深深地嵌入了全球化的经济体系。这种经济的无止境的进步与发展是靠不断增长而且是无计划的消费来驱动的。那些做过计划，念够了马克思的经济学家，转过来又念什么亚当斯密，芝加哥学派不也大声疾呼中国经济要持续发展一定要扩大内需吗?既然如此，我们就没有什么理由硬是把中国如此众多的农民排斥在内需之外，让他们继续在乡间享受田园之乐。没有资源进入消费经济的农民也不会没有内需，只是他们要满足内需，比起别人障碍要多得多：就算知道种麦不及买麦，买麦的钱又从何出?

　　种过麦的地里又连茬施上化肥，喷上除草剂，播上黄豆、花生、玉米、芝麻。秋季种经济作物，这个名称现在用起特别恰当，指望的是从地里收钱。除了天灾，这些都是风险小的作物。弄好了，我的房东可以净得好几千块钱，但比种麦费工。一年下来，他们一家的收入也很难赶上北京一个出租车司机两个月能挣的钱。

　　单单是贫困是很难让这里的农民如此踊跃地卖血的。好多个艾滋病疫情比这个村还要严重的地方，地要比这个村好，种麦单产高，秋季不愁水淹，卖血都卖疯了人却不比这个村少。抽了血会伤身子，谁都心怵。有些当地方言管献血叫“输血”，输血叫“补血”。愿意“输血”的人越少，想“补血”的人就越多。这大概也能说成是经济规律。血制品当然也在其列，才会有所谓“滥用”的现象。生产血制品用的原料是血浆，可以“单采”(“采”字亦有收获的意思)。取走的只是“血里的水”，就像井水一样，多取也不碍，那时的说法是“借你的血用一用，再还给你。”没有本钱做大买卖的农民，终究还是做起了这无本小买卖。躺在床上，伸出胳臂，就是50元钱。村里当年“输”过血的人当中，有的还记得开始卖血的特殊理由，交计划生育罚款，给儿子盖房娶亲，给家里病人看病买药，买化肥种地。多数人只是见别人手头突然宽裕了，钱来得容易，也跟着去试试。到头来，真正靠卖血盖起房子的人家并不多。当年多出来的钱，除了让他们在新经济里做了一些日子的消费者，商店里看见想要的东西可以买了，馆子里看见想吃的可以吃了，别的什么都没有剩下。在这个新经济里，那从血液里离心出来，看上去不像血，反倒像啤酒的血浆，已经不再是完整的身体不可分割的部分，而是神秘地变成身外之物，可以兑换成任何身外之物的特殊商品。这种神秘却被这个经济中似乎是最为平常的道理所掩盖：血可以“借”，可以“还”，还带来不菲的利息。这才真正圆了物化(reification)的整个循环，彻底实现了没有本钱的人的经济价值。

　　医学界有人不爱听“物化”这个词，觉得这里颇有歧视与偏见的意味，不利于控制艾滋病的蔓延。既然这个社会里谁都在物化，拿你的生命换钱买东西使，教师、医生做得，那妓女拿阴道来挣钱怎么就低你一等?我想，谁在物化我管不了，谁被物化是非说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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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丧失了经济价值的生命该不该留?“输血”得了艾滋病的农民原来的那点神秘本钱又输在艾滋病上了。他们的生命该不该由社会用不仅昂贵而且会带来苦痛的抗病毒药去延长几年?提出这种问题，本身说明思维很难跳出将我们物化的经济理性，眼睛盯着的成本与效益，只不过这里“社会”代替了个人而已。其实对待这种思维，最好的办法是把“社会”还原成个人，如果“社会”可以决定放弃这种无价值的生命，谁能担保自己不成为下一个放弃对象?

　　HIV感染现在没有办法治愈，其有限的病程将死亡无可掩饰地推到病者眼前，剥夺了他们筹划与经营生命的意义。这就是所谓绝症。即使是非感染性疾病，只要无药可医，就可以让人避之若邪。这种恐惧正是我们所见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与偏见的根源，而污名化不过是人们在为歧视与偏见寻找借口。

　　我刚从垃圾筒找出我前天瞧了一眼就赶紧扔掉的一封信。信来自给我房贷的，说我如果还不到76岁，就可让我买他们优惠的人寿保险，要是我自己或我配偶在房贷到期前死亡，剩下的债就不用还了。信上有一份调查表，第一个问题是：“您有发过心脏病，有过心绞痛，做过心脏手术，中风过，有没有肺气肿或丙型肝炎?您是不是HIV阳性?”生命如果没有这些“残缺”，死者未实现的生命经济价值就可以转换成拥有的那部分房产。人寿保险不保人命，而是消费者以命为注行的赌。保险公司能挣钱是因为概率偏爱生命而不是死亡。不知写这封信的人是否知道英文“房贷”(“mortgage”)一词的词源，它是由“死亡”(“mort”)与“抵押”(“gage”)合成，直译成“赌命”更为恰当。如此不吉利的信自然迅速地进了垃圾筒。海德格尔说，没有终止的时间是虚幻的时间。我没活到76岁，更没有哲人明晰的勇气与平静，不想看见真实的时间。

　　但是，在以消费为动力的现代经济里，真正以人寿保护为业的医疗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一种经济活动，提供产品与服务，满足消费者需求。在此情形下，病者的生命可以丧失其价值，但疾病本身却又被赋予了经济价值。制造业早就发现，着意生产能成为传家宝的产品只会让企业死亡，不在产品掺入需要不断更替的服务，就不能长久不衰。按此推论，那些死不了、治不好的慢性疾病才最具有经济价值，当然消费者要有能力进行治疗。按眼下治疗水平，HIV感染本可以成为这样的疾病。其实，这种病已经开始在北美和西欧“正常化”了。通过抗病毒治疗，绝症变成了慢性感染。但在其他地方，绝大多数HIV感染者却无力进行同样的治疗。这么有价值的病可惜没有可以产生足够价值的人为依托。这是我们考察农村HIV感染者对疾病和治疗的体验的前提。

　　幸好，艾滋病同其他慢病疾病不同。它是感染性疾病，你不惹它，它会找你，而且由人类最根本的亲密交往来播散。控制它的蔓延才成了社会的义务，政府的责任，其最具说服力的理由依旧是以经济为出发点的：如不及时控制，社会、国家将要承受经济重创，那时你就是不得艾滋病，也逃不过它的影响。给感染者提供治疗，以生的希望让他们主动接受检查，通过治疗降低他们在漫长的潜伏期感染他人的机会，目的最终是预防，这才是社会、国家能够接受的推理。曾经听一位专门研究政策的学者说，中国的艾滋病疫情并没有严重到国家要把有限的公共卫生资源不成比例地用在这个病上。他觉得这样做，似乎是在赶国际时髦，替外国人做事，既然外国人怕，那就让他们来出钱吧。他们是在出钱，出得并不那么爽快，缘由却跟我们自己怕了才愿意出钱没有什么两样。

　　于是，明知种麦比买麦贵但还得种麦的农村HIV感染者又遇到了新的两难。先头还不知道是什么怪病让村里的壮年人一个个倒下死去，一个村一天可以出两口棺材，后来知道这是他们十年前卖血浆染上的“血病”，国家给他们送来了救命的好药，还不要钱。可这“杀病毒”药却不能把病治断根，而是“像吃大烟一样”，吃了就不能断，断了更难受。知道这药贵，掏钱肯定吃不起，现在吃上了哪一天又要钱了，岂不更糟。接受这种无选择的药物依赖是需要有消费经济文化作准备。一位来自河南农村的作家朋友同我一起去一个村子，见我在跟那里的感染者讲解抗病毒治疗时不愿明确回答两个问题，还要几年才能研制出治断根的药，现在的药能延长几年生命，颇不以为然，怨我没有给病人足够生的希望。他建议我把台词改一改，把吃现在的药说成是让他们可以熬到吃将来的药。他比我更直接地摸到了那里病人的想法。在这想法背后，正是他们面对新的消费经济文化的困惑。不少病人把药领来存在家中不吃就不难理解了。他们只要一天不发病，不倒下，他们就会继续等待那能治断根的药研制出来。不少的病人，就是在这种等待中出现了在农村医疗条件下无法对付的严重机会感染，守着家里的抗病毒药，耗尽所有的钱去“输水”、买药、“打营养针”而死去。

　　所谓正统医院拿不下的病常常就成了传统坊医的生意，正因为坊医能点燃熄灭了的希望。我在河南走过的许多村子时，都可以找到把希望寄托于五花八门绝招偏方上的HIV感染者。那几个早先被媒体捅出来出了名的“艾滋病”更是备受财大气粗的新药开发商的宠爱，不仅慷慨地送去成箱的免费药，还出钱让吃他们药的病人去大城市住院瞧病做化验。一年前多在网上的一个论坛里，我读到过一个知情的见解，他认为最近上市的那家生产抗毒药的厂家的股票前景并不乐观，因为国内要吃这种药的人根本就买不起，产品不会有市场。拿出钱来投资开发新药的老板却更有信心，他们不信中国几千年的医学遗产里就真的找不到“攻克世纪瘟疫”的精华。弄成了，就算赚不到中国人的钱，外国人的钱总是可以赚它一把的吧。

　　有个村的村民拿到郑州一家保健品公司送来一种饮剂，说是能益气养血，健脾和胃，增强肌体免疫功能，有效杀灭HIV病毒，没有任何副作用。他们服了，食欲大增，身上有劲。可没过多久，除了脸胖，身上却掉体重，吓得他们把药拿到大城市做药检，结果发现这是一个健脾的方子再加上激素，并无别的高招。没吃完的药拿来拌饲料，喂牛、喂猪、喂鸡倒能派上用场。原先献血者集中的村庄现在又成了感染者集中地，他们的病如同他们献过的血浆，同样也是一种资源，是一种他们更无法控制的资源。

　　正是在这样的村庄出现了最为严重的感染者大批退出抗病毒治疗的现象。在一个坚持服药的人还不到刚开始领药人数20%的村子的诊所里，我看到了不断来看病、取药、“输水”的村民，问他们在吃药没有，他们说在吃，吃的不是上海药(指抗病毒药)，是北京的“希望药”(其实是来自香港的一种中药冲剂)，上海药不敢吃，吃了就想吐，挺在床上下不了地，人家还说那药杀白细胞，“希望药”能增加免疫力，吃了还没一点事。而当我走进另一个村子的诊所，见那里冷冷清清，问村医那里还有多少人在服药，他说80%以上都坚持下来了，个别不能服药或反应严重的只好停了。这个村子不出名，没人吃“希望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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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是自然现象不假，但疾病的界定却是由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对其具有社会意义的体验来完成的，因此也不会是永恒不变的。应该说，人类对作为自然现象的疾病的认识及控制，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行为。与其他生物不同，人类是以文化的方式，而不是生物进化的方式，来驾驭(“征服”现在听起来已经不太时髦，不太“正确”)和适应自然的。我们不是猴子，不会以自然淘汰的方式来对付HIV病毒，更不该认为HIV病毒是在帮我们淘汰我们不愿意看见的人。艾滋病最初是在美国男同性恋人群中发现的，这一流行病学特征很快就被赋予社会意义，那些讨厌同性恋的人马上给这病起了个外号，叫“天怒病”。

　　后来，我们才发现，老天发怒时，眼睛并没有睁得很大。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社会，由于经济、文化的背景不同，HIV病毒的主要传播渠道和受其创伤的主要人群也相异。我们很难讲，因为单采血浆而染上HIV病毒的农民(绝大多数都是农民)是因为他们有什么道德缺陷，或者触怒了上苍。他们的“过错”是他们在我们日益增长的新经济里，成为了多余。没有本钱，社会资源也不多，要想参与这个经济，能够付出的只是“多余”的体力与身体。

　　采血点关停后，卖不了血浆的农民还是要外出打工。他们只是在发现自己体力不支时才意识到当年卖血浆的后果，退出打工者的行列。2004年初夏，我就在一个村子还没有收割的麦地里遇到这样一位农民。他正在用他的小拖拉机给麦地浇第三道水，麦子正在灌浆，不浇就减产绝收，粮食不够吃。麦熟前还得浇一道，一亩地浇水的柴油钱就要30多元。这个村是沙地，地漏要浇水，却可以种套种西瓜，但只能种晚熟的品种。前年他为了卖个好价钱，自己用车把瓜拉到新乡去卖，去了六七天，结果也只卖了8分一斤，回来差点死在路上，发烧，烂嘴，舌头发白。回来就去诊所“输水”，反倒赔了钱。农闲还是想出去打工，现在不比以前，不能干重活，带不回来钱。可现在什么都要投资，地里要投资，现在不花钱浇水，花到地里的钱一个都收不回来。孩子上学也要投资，不上学，出去打工也赚不来钱。他的大儿子也在地里干活，高中上了两年就没钱再上了。他知道自己有肺结核，去年到太原打工，没干多久就开始吐血。回来又花了不少钱治病。问他有没有艾滋病，他很平静地对我说，还没去查，不用查，肯定有。过了一个月，又见到他，他说刚去查了，有。他不说，你不会想得出这位四十刚出头的大个子农民已经染上HIV病。他没有被这随时会终结他的生命的绝症压垮。

　　跟他在地里谈了许多，他反复用“投资”一词。以投资、产出和效益为特征的经济虽然没有改变像他一样的农民的经济状况，但渗入了他的语言和思维。他们所能体验的不是投资的能力，而是不能投资的困窘。他们要是有钱拿去赚钱，会去卖血吗?

　　【参考文献】

　　[1]Graeber,David.2001.Towards an Anthropological Theory of Value:The False Coin of Our Own Dreams[M].Palgrave Macmillan.

　　[2]Farmer,Paul.2003.Pathologies of Power:Health,Human Rights,and the New War on the Poor[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3]Marshall,Alfred.1991[1890]Principles of Economics[M].Prometheus Books UK.

　　[4]Shao,Jing(邵京).2004."Between Talk and Action:The Critical Predicament of Medical Anthropology"(说与做：医学人类学批判的尴尬)[J].Horizons(《视界》)，Vol.13,pp.106～129.^NU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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