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色经典”小说中，标语与口号、遗书和情书以及英雄演说般的豪言壮语等，共同营造出一个无形的语言场。它在很大的程度上见证了新中国话语权的建构和巩固。
“红色经典”小说的语言场
在“红色经典”小说中有一个无形的场域历来没有引起研究者足够的注意和重视，那就是由无声的标语与口号、遗书和情书以及英雄演说般的豪言壮语等共同营造的语言场。人物的性格精神、小说的情趣格调以及要传达的思想主题等都通过这一语言场得以呈现和发展。透过这一具有“狂欢”性质的语言场，我们发现了隐遁在语言背后的是一个强大的话语权，它在很大的程度上见证了新中国话语权的建构和巩固。
在革命中，取得成功的暴力行动由少数消息灵通、装备精良和训练有素的突击队员去完成。但是，要争取一批忠诚可靠的同谋共事者和在群众支持下把行动善始善终地加以实现，却只能依赖在危机出现之前就开始的长期革命宣传。这种长期的宣传工作在很大的方面表现在标语和口号上，涂刷在墙壁上的标语和口号在“红色经典”小说中随处可见，这些无声语言构成了一个强大的语言磁场，牢牢地吸住了亲临现场的人和有如身临其境般的读者。
《保卫延安》的开篇即营造了这样一个巨大的“场”——
全边区人民紧急动员起来！/保卫共产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延安！/保卫土地！/保卫丰衣足食的生活！/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边区的军队指挥员、战斗员和后勤人员们！你们是站在最光荣的岗位上，全中国，全世界人民的眼睛都望着你们，他们把重大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毛主席、朱总司令所教导的一切，现在是实行的时候了！/我们要把蒋胡匪军埋葬在延安！/民主圣地延安是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回到延安来！/不做亡国奴，不做蒋介石的奴隶！/全边区的男女老少，武装起来，消灭敌人！/坚壁清野，饿死敌人，困死敌人！……
不可否认，“语言环境对于人的心智的成长是起着很大作用的。语言不仅限定思想的范畴，而且可以改变思想的性质。”标语口号的巨大作用再一次印证了“任何叙事策略和话语结构都不仅只是一种表述方式，而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就像罗兰·巴特曾说过的，“发出话语，这并非像人们经常强调的那样是去交流，而是使人屈服。”
“遗书”与“情书”
除了涂刷在墙壁上的标语和口号外，“遗书”与“情书”作为另一种形式的无声语言，也是英雄们表决心的重要语言方式之一。《野火春风斗古城》中，金环在牺牲前留下一封很长的遗书，字里行间既有对亲情难以割舍的真实情感，更包含了不少和她的学识与经历并不相符的、颇具政论色彩的“高调”。比如遗书中有这样一段充满了问号和感叹号的句子：
……我被捆绑进城了，敌人排列那样多的队伍，前呼后拥押着我走，是怕我逃跑吗？不是。敌人是要示威，我是他们示威的资本，我能装熊吗？我能当软骨头吗？当然不能。我得拿出颜色来，叫敌人达不到目的，叫市民们看看共产党干部的骨气！敌人，你夸什么胜利？你算算我们打西关司令部，你们受了多大损失，你们获得我这么个没出息的小卒能顶什么？就是从这个小卒身上，也未必叫你们尝到甜头。可是，即使我是个小卒，心里也很难过。我还年轻，受党的恩德太多，出力的机会太少。难道就这样早早的了此一生吗？
在这一连串的问句中，既有坚定果断的自问自答，也有对敌人不屈不惧的责问，还有为即将失去为党工作机会的惋惜和追问，这虽然都是金环的心理活动，却蕴含着“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力量。而遗书中下面这段心理活动则承接着上面的问句和感叹，完全书写出没有半点疑虑、惋惜和视死如归的坚定决心。这段话与其说是金环的心理活动，不如说更像她面对党和所从事的事业所作出的承诺和宣誓：
我不能瞒你们，我是受了严刑拷问，也流过血……请你们尽管放心，我不会给养活我长大的阶级、教育我成人的党、帮助并热爱我的同志们丢人。
敌人不是草包，他们能做到的事太多啦！他们能敲碎我的牙齿，能割掉我的舌头，甚至能剖腹摘出我的心肝；但他们只有一条不能，不能从我嘴里得出他们所需要的话。
……
敌人也想让我活下去，还答应叫我在物质生活上活好一点，只要从我身上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我想活，我知道“死”并不是个愉快的名词，它的含义里有痛苦。但我不能避开它而丢掉我最宝贵的东西，这些东西不用说作为一个党员，就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也是不能失掉的。这样，我的未来就可知了。青年学生们，同时代的青年们，未来的青年们，让我——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为你们的光明前途祝福吧……
在金环的这封遗书中，丝毫读不出遗书所惯常具有的悲情和绝望，我们感受到的除了力量还是力量。这是“红色经典”小说中书写遗书的一个普遍策略。
“情书”在很少谈情说爱的“红色经典”中并不多见，偶尔出现，也基本不具备情书热烈、甜蜜、私密性等特点，如《青春之歌》中林道静写给卢嘉川的一封情书：
我最亲爱的导师和朋友：在北平，在一九三三年的十月十九日我写这封信给你。可是，此时我不知你在何处，然而，朋友，我不能不写呵，我要告诉你，我已经坚决地和你走到一条道路上了。我已经战胜我身上那种可怕的小资产阶级的毒素——留恋旧的情感、无原则无立场的怜悯，而投身到新的生活中了。具体地说，我已经离开余永泽了。你就被捕了，我没有能够及时帮助你，这是我终生难赎的罪恶。但是，我没有被这种悔恨的心情压倒和吞没，所以，我不请求你的宽恕，我只想告诉你：你被捕了，但是，我又起来了。而且，我相信会有千千万万像我这样的青年也站了起来……
最后，我最敬爱的朋友，我还要向你说两句心里的话，从来不好意思出口的话……不要笑我，如果你能够见到这封信，那么，同时你会见到一颗真诚的心……不要笑呵，朋友！她不会忘掉你的，永远不会。不管天涯海角，不管生与死，不管今后情况如何险恶、如何变化，你，都将永远生活在我的心里。什么时候能够和你再见呢？我们还能够再见吗？……朋友，但愿我们能够再见吧！保重，你坚强的斗志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这封情书有很多耐人寻味之处，首先表现在林道静对卢嘉川的称呼上。在这段引文前，有这样一句话应该引起特别的注意：“‘卢兄：’她坐在桌前写了这两个字又把它抹去，接着再写下去就不提名道姓了。”“卢兄”与后面不提名道姓的称呼，诸如“导师”和“朋友”等相比，显然是更亲密和私人化的称呼。如果将这两类称呼做一个对应和对比分析的话，如“卢兄”——“林妹妹”、“导师”——“学生”、“朋友”——“朋友”，就会发现，林道静（实际上是作者）之所以将原本写上的“卢兄”这一称呼抹去，就是因为其潜在的对应词“林妹妹”和“卢兄”一样，是一个充满了情感色彩的词汇。当然，如果将这一称呼放在当下的情书书写中去考察的话，它根本不值一提，但在“革命”压倒一切的当时，那已经算是很大胆很“犯规”的了。另外，我们还在这封情书中发现了诸如“党”、“伟大的母亲”、“坚强的斗志”、“学习的榜样”等与惯常情书风格不协调的措辞，这些具有浓厚革命色彩的措辞使我们在阅读中往往会忽略甚至忘记这是一封私人情书。
英雄人物和天生的演说家
阅读“红色经典”时常常会有一种强烈的感觉，那就是英雄人物几乎都是天生的演说家。
据文学博士杨厚均的研究统计，《保卫延安》直接引用的人物对话达2424处，而其中正面英雄人物的对话达2295处，直接引用的英雄人物50字以上的大段说话达402处。团政治委员李诚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政治工作干部的典型代表，他经常并且很善于通过他的演说来鼓舞士气、激励斗志。对于他的演说水平，小说中有这样的评说：“战士们看见团政治委员，眼里都高兴得闪光。他们从心底里喜欢自己的政治委员，特别喜欢听他的讲话。因为政治委员讲话不光头头是道、句句占理，而且生动有趣。他好像带了好多适合每一个人的钥匙，他会巧妙地用这钥匙去开动每一个人的心窍。不管在什么场合，当他看着人们的时候，大伙都觉得他的眼光，又透进人的心里啦！的确，在团政治委员李诚眼里，每一个人的心都是一个小小的世界。他像一个科学家一样，时常在这个小世界的各个角落里，仔细地考察各种闪动着的思想和心理活动。”足见其政策理论和演说技巧之高超。
相比之下，周大勇这位13岁时就在红军长征时投了军的普通战士，这位“浑身汗毛孔里都渗透着忠诚”的“年轻的老革命”，在他从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连长和战斗英雄的成长历程中，其演说水平也提高得很快。一开始，周大勇觉得自己比起李诚来，仿佛缺乏一种什么东西。他问自己：“我缺少政治委员那充沛的精力吗？缺乏那明敏的看问题的方法吗？”想来想去也想不出名堂。“哦，今天会上张教导员说：‘周大勇，咱们政治委员的一举一动，你都在模仿啊！’真是这样？他独自笑了。”
正是在对“能说会道”的李诚的模仿和学习中，周大勇也逐渐能像他“崇拜”的团政委那样当众发表极具说服力和鼓动力量的演说了。《保卫延安》中的各级军队将领的演说般的豪言壮语，虽出自不同人之口，却有着惊人的相似，那就是坚定乐观的语调下，包含着同样的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无上敬仰和对敌人的深切仇恨，这种爱憎分明、势不两立的阶级情感激荡着战士为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冲锋陷阵甚至不惜流血牺牲。
此外，像《青春之歌》中卢嘉川在“嗷叫的枪声”中依然能镇定自如地“用低沉有节奏的声音”进行演讲、《红旗谱》中的江涛能站在大车上为反割头税做“如同霹雷闪电”般的演讲，等等。诸如此类的对人物“能说会道”本领的书写在“红色经典”中随处可见。
“能说会道”不仅是英雄自身修养的问题，还是关系到革命成败与否的大事，因此不仅是英雄，每一个普通的战士和革命者都要把“说”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来完成。难怪人们阅读“红色经典”时，对那些并没有读过多少书、讲起话来却头头是道并显示出极高政策理论水平的现象，会不住地发出“惊叹”。《红旗谱》中农民出身的朱老忠分析起革命形势来，俨然一位高瞻远瞩的革命家。就连《暴风骤雨》里赶车的老孙头，随着觉悟的提高，讲起话来也经常带些“革命路线”、“民主的世界”之类的新名词。
正如西尼亚夫斯基所感到的那样，正面人物（或英雄）几乎都爱高谈阔论，他们在岗位上和在家中，在做客或散步时，在临终的病榻上，都会反复申述他们的信仰及人类美好的未来。即使是高尔基也不能免俗，让那些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在作品中大声疾呼：“必须坚定。”
革命历史的语言盛宴
农民梁生宝也是熟练操持革命话语的典型，虽然作家曾声称，“许多农村青年干部把会议上学来的政治名词和政治术语带到日常生活中去，使人听起来感到和农民口语不相协调，这个现象是普遍的。”但著名学者严家炎先生一直认为这是梁生宝形象不可爱的原因之一，因为把生活中的一件极为平凡的事提升到理论的高度，是参加革命多年的干部都做不到的。余岱宗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这类“土改题材”的小说开始，至1970年代出现的《牛田洋》、《虹南作战史》，其中农民的形象，特别是农民干部的形象，已经能够自如地应用一整套阶级斗争话语进行日常言说。虽然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与现实中的人物总是存在着差距，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至少从农民形象的政治色彩越来越浓厚的变化来看，时代的意识形态对于普通民众掌握宏大政治话语的期待是不断加码的。
革命宣传使用的是公共话语，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形式，它都追求震撼与冲击效果。简短的形式（标语、口号）与强烈的情感诉求（号召、命令与允诺等）对受众心理产生一种“子弹效应”或“皮下注射效应”，直接影响他们的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形成所谓的政治文化。
“红色经典”小说中人物塑造“千人一面”的倾向，自然也表现在人物语言的单一化方面。在“红色经典”发生的文化语境中，就作家和他们笔下的英雄而言，政治概念已经被编织进他们的日常工作、生活和斗争中，成为他们日常言说的“关键词汇”，也是时代的权威意识形态发挥其功能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这种语言书写策略本身体现出一种对新中国光荣的革命历史的急切的言说渴望，而在这一语言场背后隐藏着的是强大新中国的宣言动机：新中国是强大的，这是由其光荣的革命历史天然地决定着的。
本网发布时间：2009-2-5 11:5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