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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李世相]“潮尔”现象影响蒙古族器乐风格 [打印本页]

作者: Robot 时间: 2014-2-25 23:17 标题: [李世相]“潮尔”现象影响蒙古族器乐风格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2月21日第562期作者：李世相

　　【核心提示】近年来，随着学术界对蒙古族音乐中“潮尔”（chor）现象研究的扩展深入，这一北方草原音乐文化的独特现象，已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熟悉认识，它对北方草原文化的集大成者——蒙古族独特的音乐风格、审美观念，乃至对草原文化圈的探索，均有一定的启示。

　近年来，随着学术界对蒙古族音乐中“潮尔”（chor）现象研究的扩展深入，这一北方草原音乐文化的独特现象，已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熟悉认识，它对北方草原文化的集大成者——蒙古族独特的音乐风格、审美观念，乃至对草原文化圈的探索，均有一定的启示。

　　如果冒顿·潮尔就是胡笳的结论能够成立的话，则说明在汉代冒顿·潮尔就已发展到了非常高级的阶段，甚至我们可以说“潮尔”观念到了匈奴壮大时期（约公元前300年始）已在北方草原各游牧民族中形成，二重结构的音响观念已深深印在草原游牧人民的内心，并在音乐文化发展中显示其影响。通过浩林·潮尔与人类歌唱史中“啸”的比较，有专家学者得出以下结论：“这种演唱形式在文化人类学中具有特殊意义。它是人类幼年时在长声呼嚎中引发出的泛音旋律，以抒发内心情感的一种自娱性‘歌唱’，应属于人猿揖别之际。”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浩林·潮尔应归属于人类早期的音乐文化范畴，比胡笳可能更早、更远古一些。从浩林·潮尔至冒顿·潮尔的演变，可谓是人类对自然规律认知过程中的次“质”变，蒙古人的祖先已懂得了利用精巧的工具——乐器，来表达人声难以达到的艺术境界。

　　从冒顿·潮尔的人声吟鸣与管上取音的表现方式来看，此时的共振体是人声与器乐的混沌状态，虽然在后续发展中已有了“声”、“器”分离取向，但仍缺少器乐独立性（指发声方式）。音乐观念及形态联系与变化，可从以下几首乐曲的比较中明晰看出。

　　谱例1的形态较简单，比较原始，演唱中没用换气法，故结构较短小，可视为“原生期”乐曲。谱例2是浩林·潮尔兴盛期的乐曲，运用了换气法，形成三个乐句的规模，旋律形态已丰富多彩，曲调婉转悠扬方面不亚于冒顿·潮尔。

　　谱例3的笳曲，明显继承了浩林·潮尔的风格特征，因音区的移低等因素更具“人文”色彩，加之每次换气反复后的即兴式“变奏”，使表现力进一步增强。谱例4的笳曲中，则明显体现出“器乐化”倾向，节奏上也有向规律化方面的演进。标题性上具有了音乐形象的追求，表现范围明显扩展。

　　在以上比较中，还可得出以下结论：1.在追求二重结构音响的观念上二者一致，因借助乐器必定比单纯人声省力，因而冒顿·潮尔所奏乐曲在延续时间方面占优势。2.在冒顿·潮尔乐曲中，节奏观念已有“长”、“短”之分的萌芽，二者在共同保持曲调气息悠长特征的基础上，冒顿·潮尔曲调显然更具婉转曲折与多变性。3.旋律音域方面，二者有了明显差异，浩林·潮尔为纯泛音性旋律，音区扩展得更宽一些（十二度以上）。4.在旋律所处音区方面二者有着较大的不同。浩林·潮尔为纯泛音性旋律，声音一直处于b2—a3，不易听辨且易造成听觉疲倦。冒顿·潮尔借助管身音孔，改变振动体长短，从而较为自如地获得从e1—b2的五声音阶，该音区是人耳听觉的最佳音区，与现代歌唱音域吻合。5.二者在对旋律骨干音进行装饰的观念上相同，上下大二度、小三度装饰方式，与乌日汀道（长调）中的“诺古拉”装饰如出一辙。6.二者在自娱性与娱他性的观念上有了较大区别。冒顿·潮尔的娱他性明显增强，这引起在音量、音区、技巧、曲调形态等诸多观念上的演变。

　　总之，“潮尔”现象自从诞生之时，在以蒙古族为代表的北方草原音乐文化中一直延续着、演变着。它似一个无形的精灵，一直存活于穹庐民族的灵魂深处，飘荡在北方草原的辽阔天空。“潮尔”观念不但直接影响着蒙古民族的音乐形态、音乐风格，还在音乐审美观念、乐器制作等诸方面形成影响。

　　（作者单位：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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