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lliam T. Rowe Crimson Rain : Seven Centuries of Violence in a Chinese County Stanford: Stanfor
William T. Rowe
Crimson Rain : Seven Centuries of Violence in a Chinese Coun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史教授William Rowe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即以关于汉口商人社群的两卷本社会史著作《汉口:一个中国城市中商业和社会1796-1889》和《汉口:一个中国城市中的冲突和社群1796-1895》名世,两书堪称中国城市史研究当之无愧的巨著,后又直接参与了关于中国公共空间的学术辩论,2001年推出研究清代官员陈宏谋的《救世: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探讨儒家官员的经世思想和实践。Rowe 2007年刚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的《红雨:一个中国县份七世纪的暴力》(Crimson Rain: Seven Centuries of Violence in a Chinese County)则从地方史,民俗,大众文化等多个角度透视了暴力这一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持久现象。
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是,除开对仁义道德的宣传,儒家精英对待暴力的态度究竟如何?Rowe 指出,一方面社会的裂痕难以弥合,一方面国家与精英本身也从来没有放弃使用暴力。砍头成为最为广泛使用的的手段,以表达制止社会动荡的决心。清军一位将领曾在一天之内,就在麻城砍了两千多个太平军的人头。(213页)这立即提醒我们想到曾国藩的矛盾形象----一个典型的,理想的儒家政治家;一个以“曾剃头”闻名中外的屠夫。儒家的仁爱和暴力究竟如何统一起来?在这里,我感到与著者对民间暴力倾向的精彩研究相比,全书中对于国家暴力的论述稍嫌不足。事实上,民间暴力和国家暴力一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而且二者一直交互展开。张光直教授在《艺术,神话,仪式----古代中国通向政治权威之路》(哈佛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一书中,就曾以考古发现为基础指出,在史前中国的政治文化中,暴力就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另一个学者,Mark Edward Lewis 的《早期中国的合法暴力》(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更是详尽地剖析了先秦时代的政治暴力,甚至指出,黄帝本人就是个政治暴力大师。他认为,作为贵族的特征的暴力,正是在被国家合法化以后,才实现了社会化和平民化的过程。如果我们以民俗学的眼光研究探索民间的暴力崇拜,则也应当同样细致地分析国家暴力的仪式性质和象征意义及其理论依据----砍头示众和把人头悬挂在城墙上,正是一种公开的表演,其目的是为了宣示砍头这一暴力行为背后的国家权力,并对观众产生心理震慑。而国家也无时无刻不动用起宣传手段对反叛者加以妖魔化,一旦国家所憎恶的对象成为“妖孽”,则再温文尔雅的儒家官员也可以伸出铁拳予以重击,而儒家的仁爱从来不是无限和无条件的。事实上,太平军的砍他人头和他们的被砍头正是表现出在传统的政治文化框架内,看似敌对的双方所依赖的完全是同一套文化逻辑。除了“夺去鸟位”的帝王情结而外,就是不断地相互妖魔化,并以暴力和杀戮来发泄自己的情感,表现自己的力量。
正如汉娜·阿伦特在《论暴力》一书中反复强调的,暴力(violence)是权力(power)的表现和工具,是人治的产物,而权力则又是统治(rule)的工具。Mark Edward Lewis同样认为,暴力是威权(authority)的标志。阿伦特如此论述暴力和官僚集团的关系:“公共生活的官僚化程度越大,暴力的吸引力也就越大。在一个全面发展的官僚制度中,找不出一个人可以让你对他争辩,诉苦,施加压力。” 阿伦特所称的这种“无人”(Nobody)的统治事实上关闭了理性争辩的渠道。William Rowe 书中并未论及阿伦特,但把两书对照而读,发现阿伦特的政治理论或多或少地已经解释了Rowe 选择七个世纪长时段历史叙述的原因----暴力超越时代,是因为作为暴力真正根源的,掌握绝对权威的帝国官僚体系和意识形态超越时代地长寿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