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将1950年代的马克思史学视为“新正统形成时期”(the making of a new orthodoxy),所谓“新正统”即建立根据正统马克思学说的历史解释,以淡化1930-1940年代较具弹性的革命史学。经过思想改造时期后,于1950年代晚期到1960年代中期出现了“史学的革命”(historiographical revolution)。作者指出,这一时期史学界的代表人物包括胡绳,依据苏联史学模式,以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为中国近代史分期的准则,观察阶级斗争在外国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发展。孙守任则依据毛泽东的矛盾论,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来分期。金冲及则以“生产模式”作为分期的准则,以检视生产法则的发展史。最后胡绳的阶级斗争说胜出,乃“由于中国的革命论述向苏联的马克斯主义靠拢”(p.127),成为中国近代史的标准解释,且建立了中国史学的“新正统”。然而作者又指出“新正统”有其内部矛盾,中国近代史泰斗范文澜就不认同,毛泽东对历史的兴趣以及对范之信赖也是“新正统”的致命伤,随着现实政治的变化,“新正统”显得愈来愈不合时宜,最后演变到剧烈的“史学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有关这一段的论述,令读者起疑的有两端。其一,毛泽东是否真如作者所说,在百家争鸣的政策下,在1950年代的初、中期,全不干预有关历史议题的“自由论辩”(the free debate of historical issues)(p.124)?应该指出,百家争鸣下的百花齐放并不是要开出一百种不同的花,而是要开出一百种同样的花,不同样就是毒草,尚有自由辩论的空间乎?就“新正统辩论”而言,也不过是在狭隘的马克思框架里的争论,如果阶级斗争论是教条,社会矛盾论又何尝不是教条呢?
作者称近代史学者黎澍为“新启蒙思想家”(a new enlightenment thinker),因其曾大胆提出“西体中用”说,以为中国若不接受欧美资产阶级文化,只有灭亡(pp.193、194)。按“中体西用”说,虽嫌保守,仍然可行;然而“西体中用”无异全盘西化而后为中国所用,根本不可行,因中尚未用西体,中体已经灭亡。诚如黎澍所言全盘西化后中国才能迎头赶上近代西方(p.198),请问迎头赶上之后尚有中国乎?尚有中国文化乎?作者不宜顺黎澍之说而不加分析与评论。
此书大部分的内容是叙述“革命叙事”与“近代化叙事”,但在结论里用后现代的语气说,这两种叙事基本上是历史家集体想象的产品,旨在解释以及合理化他们所想要的发展。终于见到作者对这两大叙事都不满意,所以希望二十一世纪的历史家能摆脱“目的论”(teleology),去除历史必然论;据此,并提出他自己的看法,即“在时间内”(within time)与“无预设”(open-ended)的历史(p.267)。其意要从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来看个别史实多种可能的发展,当时人对正在发展中的事件的可能结果,未必如后来历史家之所见,故必须从广阔的时空背景中去解释中国近代史。同时近代史没有终结,仍在发展之中。“无预设”也就是要看历史发展的多重可能性,不能定命于唯一归宿;据此,共产革命的胜利亦非必然的结果。于是作者举了许许多多历史事件的另外可能性,例如没有日军入侵,中间力量不会愈来愈同情,仍然会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共产革命也就不太可能成功(p.270)。类此假设性的问题不过是一种游戏,著名的军事史家罗伯特·考利(Robert Cowley)在其所编的What If 一书中曾举出美国可能会输掉独立战争的十三种情况。然而,不论多少种失败的可能性,都不可能撼动美国独立战争与中国共产革命成功的既成事实。作者在结论里也讲了不少其他新议题,诸如中国在全球化世界的前景、立国目标,包括“和平崛起”、“伟大复兴”等等,似乎已溢出历史叙事的主题;不过,预测未来倒唯有依赖“想象”与“发明”了。作者能注意到西方中心模式之值得质疑,展望多中心世界的多元文化,以及中国将会有自己的近代化模式,可称有见识。